特朗普想动中国在非洲利益？
美国突然在尼日利亚动武了，声称打击了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其实，美国这些动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有多个深层的政治目的，其中就包括想动中国在非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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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拉美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还没打，结果在非洲先开张了！
2025年12月25日，本应是全球基督徒欢庆平安夜的日子，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选择在这一天对尼日利亚西北部发动“强大且致命”的军事打击。美方宣称，此举是应尼日利亚政府请求，针对“伊斯兰国”（ISIS）恐怖分子的精准反恐行动。然而，若仅以“保护基督徒”或“打击恐怖主义”来解释这次突袭，未免过于天真。我们必须清醒看到：美国此次军事行动，表面是反恐，实质是一场围绕能源、关键矿产与非洲战略主导权的地缘政治博弈。
一、反恐只是幌子，资源争夺才是核心动因
首先，从时间点看，此次空袭绝非临时起意。据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权威报道，特朗普自2025年11月以来，多次公开指责尼日利亚政府“放任极端组织屠杀基督徒”，并威胁若不采取行动，将停止每年约5.5亿美元的援助，甚至“火力全开”进行军事干预。而恰在此时，尼日利亚国内两大战略动向引起美国高度警觉：
其一，尼日利亚炼油能力正迈向自给自足。作为非洲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长期依赖进口成品油，因其本土炼油设施老化，原油大量出口后又高价回购汽油。但2025年，由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丹格特炼油厂已接近全面投产，设计日处理能力达65万桶，一旦满负荷运行，不仅可满足尼日利亚国内需求，还可出口至西非乃至欧洲市场。这意味着尼日利亚将摆脱对西方石油公司的依赖，削弱美欧在非洲能源市场的定价权。
其二，尼日利亚稀土与关键矿产开发加速。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锂、锡、钽、铌等关键矿产资源，尤其在中部高原州和纳萨拉瓦州，锂矿储量位居非洲前列。随着全球新能源与半导体产业对稀土和锂资源需求激增，尼日利亚正加快与中、俄等国合作开发。尤其是中国，中国企业已经在尼日利益矿产方面投资了13亿美元，这对试图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的美国而言，无疑是不满意的。
因此，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空袭，实则是借机施压尼日利亚政府，在其能源与矿产政策上争取更大话语权，甚至逼迫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二、军事介入背后，是美国重返非洲的战略焦虑
更深层看，此次行动是美国最新非洲战略的关键一步。近年来，随着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深度参与，美国在非影响力持续下滑。2024年，美国被迫从尼日尔撤军，标志着其在萨赫勒地区军事存在的收缩，也标志着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而与此同时，中国与尼日利亚的防务合作却不断深化——据多方权威媒体报道，尼日利亚军队装备了不少中国制造的武器系统，包括JF-17“枭龙”战斗机、“翼龙-2”无人机和VT-4主战坦克。2023年，尼军方公开使用“翼龙-2”无人机精准打击博科圣地武装，展示了中国装备的实战效能。
面对中国在非洲安全事务中的日益活跃，美国是有些坐不住了。此次空袭，美军选择从几内亚湾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而非动用部署在科特迪瓦的MQ-9无人机，本身就传递出强烈信号：美国要展示其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重申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不可替代。正如美媒所言，这是“美国优先”逻辑下的又一次“顺势介入”——以反恐为由，行战略遏制之实。说白了，美国在非洲是想用最少的军事打击来达到最好的威慑效果，从而对冲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外交部虽承认与美方“安全合作与情报协作”，但强调行动基于“结构化合作框架”。这说明尼方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为什么美国自己先说是受尼日利亚政府邀请，后来又把相关内容删去了？就是因为，尼日利亚是被迫的，而美国是想把这件事做成尼日利亚邀请，结果被尼日利亚交涉后又删去了，否则尼日利亚揭了老底美国脸上也不好看。当然，美国显然希望借此打破这种平衡，迫使尼日利亚在安全上更依赖美国，从而切断其与中国在战略资源领域的合作纽带，说白了这就是强制性的上门“帮忙”，其实尼日利亚并不需要，谁没事希望别国在自己领土上越俎代庖呢？
三、宗教议题被工具化，服务于国内政治动员
不可忽视的是，此次行动还带有强烈的国内政治考量。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将福音派基督徒视为核心票仓。而美国右翼势力长期渲染“尼日利亚基督徒遭迫害”的叙事，几名共和党参议员更推动将尼日利亚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2025年9月，特朗普政府正式依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对尼实施制裁，为后续军事行动铺路。
但事实远比宗教叙事复杂。尼日利亚人口约2.37亿，穆斯林占53%，基督徒占45%，宗教冲突往往与土地、水源、族群矛盾交织。例如，北部牧民（多为穆斯林）与南部农民（多为基督徒）的暴力冲突，根源在于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竞争，而非单纯的宗教仇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多次指出，将此类冲突简单归因为“宗教迫害”，不仅失实，还可能激化对立。当然，历史上西方国家喜欢打着宗教的名义去行抢夺资源之实，这应该也是美国试图在尼日利亚抢夺资源的一种借口而已。
特朗普选择在圣诞夜发动打击，正是为了最大化国内政治效果——既兑现对福音派的承诺，又塑造“强人总统”形象。然而，这种将国际反恐议题工具化的做法，不仅无助于解决尼日利亚的安全困境，反而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引发更多平民伤亡。但是，就特朗普而言，既然对未来中期选举有利，对他国有害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中国的战略定力与破局之道
面对美国在非洲的步步紧逼，中国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我们始终坚持尊重主权、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在尼日利亚，中国不仅提供先进武器装备用于反恐，更投资建设铁路、港口、炼油厂等基础设施，助力其实现经济独立。
老战友们应该都记得，占豪在以前的文章中就分析过：谁真正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困与动荡，谁就能赢得非洲的未来。美国靠军事威慑与政治胁迫，或许能一时得逞，但无法赢得人心。以美国现在的策略，仅仅试图用简单的军事打击就想在非洲抢资源，根本不可能如愿，因为生意终究是需要产业和人才去运作的，美国有这些吗？而中国通过实实在在的发展合作，正在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美国简单粗暴的发射炮弹能做成生意吗？不可能的！
历史反复证明，和为贵，有和才能有深化合作，才能共商、共建、共享，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在非洲这片充满希望的大陆上，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为旗帜，与广大非洲国家携手前行，共同抵御霸权主义的侵蚀。
美国空袭尼日利亚，绝非一次孤立的反恐行动，而是其全球战略收缩背景下，对非洲资源与影响力的最后挣扎。战友们必须看清这场博弈的本质——它关乎的不仅是尼日利亚的命运，更是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中国唯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在这场百年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中国需要做的是需要加快自己在全球的军事影响力，尤其是与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带剑经商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强化的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 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用野蛮之力。
很多人很羡慕美国的霸权，动不动就说美国怎么就可以这样那样的，实际上这些看法都是有偏颇的。我们看看美国近些年的霸权，就是从苏联解体算起，实实在在也就维持了30年而已，现在连美国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全球霸权了。为啥美国的霸权没有维持几年就要瓦解了？而且衰败的速度还远超想象？比美国没有全球霸权之前衰败的速度快太多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盛极而衰，就是不讲道义的霸权对他国有多用力，就会遭遇多大的反弹之力。
坦率说，也正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才有更多机会反其道而行之建立起来与美西方霸权完全不同的中国王道思想下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级的治理思想体系！就像美国，都那么大国家了，全球利益那么多，却去抢他国几船的石油，这种恶性影响给美国带来的坏处远比好处多得多，这不这件事就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了，美国又被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摁在地上摩擦了！
当前大国博弈，已经是图穷匕见，拼的绝对不止是力量了，更多的是智慧，即如何用政治智慧与国家能力一起来达到更大的目标。未来些年，压根也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会出现大得大失的大变化，我们保持耐心，多看就能看懂！至少，现在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战略体现在微观都愚蠢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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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越南通讯社消息，12月17日，河内国际会议中心。越南首富、Vingroup（温纳）集团总裁范日旺与德国西门子交通集团全球执行长迈克尔·彼得举行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架构协议》签约仪式。
这成了越南高铁项目一则大新闻，越南通讯社甚至将其置顶，越南网友的兴奋之情也快要溢出手机屏幕。
雄心勃勃的越南南北高铁大动脉似乎已经触手可及。
德国《商报》宣称，“这一合作不仅标志着越南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更是西门子打入东南亚市场的敲门砖，具有扭转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略意义”。
“中国出局”、“德国成功击败竞争对手”这类标题在网上也随处可见。
然而，仅仅过了八天，越南网友的兴奋就变成了愤怒，首富范日旺被骂成了“骗子”、“间谍”、“圣诞骗局”……情绪反差之大，犹如坐过山车。
因为在12月25日，Vingroup集团突然宣布，他们已正式向政府递交文件，撤回对“南北高铁”项目的投资登记/参与申请，退出投标。
范日旺的理由是Vingroup要专注于其它项目，比如大型体育场、钢铁厂、新能源企业……
但外界并不相信他的解释，随着退出竞标消息的宣布，Vingroup集团股价暴跌，单日就蒸发了18亿美元。
Vingroup是在今年5月提出竞标。此后其与西门子公司的种种动作都在表明，该集团几乎是铁定的中标者。
现在范日旺突然撂挑子，这个天坑谁来接盘？
Vingroup退出的真正原因是越南政府无法满足它的条件：
全长1540公里的越南南北高铁项目，资金高达673亿美元，企业自筹20%资金，其余80%由国家金融机构提供为期30年的零利率贷款给它。
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政府要给范日旺提供500多亿美元无息贷款，让他用30年，而政府要去用高利率去吸收国外资金来填补空缺。高铁成不成还两说，但每年利息就要20亿美元左右。
高铁如果能建成，那也算是有收获。但如果烂尾了呢？私人企业是一点事没有，而政府只能接盘，这些亏损最终要由越南人民承担。
也就是说，越南决策层是在最后阶段拒绝了Vingroup集团的财务方案。而范日旺这个买办，一无资金渠道，无二自有技术，所以立刻跳船。
越南政府现在还嘴硬，说一家企业退出，并不影响明年1月的招标工作。
这纯属自我安慰，因为其它竞标者的条件也跟Vingroup集团类似。
越南一直在用高铁项目玩“二桃杀三士”，一个女儿许配十八个老公。
目的就是“空手套白狼”，看看有谁能为它提供低息贷款、提供技术转让，用别人的资金和技术建成越南高铁。
“二桃杀三士”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很多国家都在玩，这并不奇怪。
而越南高铁的问题要远比“二桃杀三士”更复杂，而且也没有本事玩，所以它会遥遥无期。
越南的算计
越南的狭长地形，非常需要一条连通南北的高铁，这也是越南人多年的梦想。
高铁，不但能加快越南国内客运和货运的速度，而且能大大降低物流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能与中国连通，大大提升出口贸易量，实现经济良性发展。
泛亚铁路网概念提出后，成为了越南融入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好机会。
但越南判断失误，它想尽量在中国之外寻找能帮助其建设南北高铁的伙伴，德国西门子就是这样来的。
Vingroup集团用两条铁路作为诱饵钓住西门子，12月17日签约的项目当中，一条是“河内至广宁”线路，全长121公里，一条是胡志明市内部一段约54公里的线路。
越南引进了Velaro Novo高速列车和ETCS-2信号系统，西门子也同意在将来进行技术转让。
这两条短线，西门子是赚不到钱的，但它为什么要合作？因为西门子想通过Vingroup集团拿下南北铁路这个超级项目。
Vingroup集团则想借助西门子的牌子说服越南政府答应其财务条件，拿下南北铁路项目。
各方都不傻，这里充满了利益算计。
西门子已经料定，越南高铁在技术上将被西门子体系锁死。所谓技术转让，西门子是绝不可能将核心技术转让给越南的。
越南多雨潮湿，将来光是更换零部件和维修的费用，都够西门子连本带利捞回来。
泛亚铁路网的建设，实质上就是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但越南并不想甘心让中国成为主导者。
因此它明知加入泛亚铁路网的重要性，却一直举棋不定。
然而，当老挝通过跟中国老老实实的合作，开通中老铁路后。泛亚铁路就可以通过万象到曼谷一路延伸下去，越南面临被边缘化。
于是，越南今年就急了。5月，温纳集团成立子公司VinSpeed，由范日旺家族持股65%，越南投资集团（VIG）持股35%，拉来西门子，给人一种南北高铁志在必得的印象。
关键是，其它跟越南谈判多年的竞争对手对这出大戏心如止水。
因此，越南政府出于急于求成的心态也只能硬上了。
西门子的背后是德国及欧盟，只要它们拿下越南南北高铁，那么，今后几十年越南高铁都必须跟着德国标准走。
这就涉及到了越南的地缘政治问题，以“河内至广宁”短线来说，它是采用德国标准的，这脱离了地缘政治现实。
“河内至广宁”短线靠近中国，但它的轨距和信号标准无法与中国标准的铁路顺畅连接。
这条铁路必然面临着地缘、物流、财政、技术等问题，走向了越南发展经济初衷的反面，变成一座孤岛。
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越南南北高铁也将变成一座超级孤岛。
德国是北约国家，它的技术标准就是地缘政治分界线，也是经济贸易分界线。跟中国铁路连接的国家，将来只能绕开越南，而泛亚铁路网的东中西三条线路中，老挝所在的“中线”就会变得格外重要。
而原先被认为最有经济发展潜力的“东线”（河内-胡志明市-金边）重要性则在下降。
中国怎么会相信一个北约国家？这事关国家基建设施数据共享等敏感问题，中国肯定会对西门子掌控的核心代码和数据信息流非常警惕。
这样一来，中越边境“智慧口岸”迅速通关（并网，快速交换数据）就很难进行，即便越南南北高铁建成，也可能要回到人工查验。
越南把高铁交给西门子等于是给自己设了一道“技术墙”，两边无法互通。
火车在中越边界过境，还得增加许多工作量，比如“双模信号接收模块”、“边境换车头”等等，商家的物流成本也必然增加。
那么，谁还愿意去走越南高铁呢。结果会怎么样？越南高铁盲肠化。
更何况越南南北高铁现在是对外“空手套白狼”遇到了内部“空手套白狼”，国之大计变成了一场利益游戏。
8天兴奋劲过去后，这下好了，折腾了20年的越南高铁计划又遥遥无期了。
虽然参与投标，退出投标，是企业自身的权利。但如此儿戏，也是全球罕见。
越南把这种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去交给一个首富去做，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范日旺不就是一个超级买办吗？买办又怎么靠得住？
这场闹剧，是给越南高铁梦的一记响亮耳光。
高铁项目变成一地鸡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越南政府这里。这几年越南把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全部拉了进来，来回折腾，机关算尽太聪明！最后发现，最惨的人竟是自己。
“二桃杀三士”不是这么玩的，再玩下去，只会玩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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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
在中华民族星河灿烂的历史长卷中，总有一些坐标，因其划时代的伟力而永恒璀璨；总有一些思想，因其穿越时空的光芒而历久弥新。
毛泽东，这个与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名字，不仅代表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更代表了一种改天换地的实践、一套体系完备的思想和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他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史诗；他的思想，是永不枯竭的源泉。
今天，我们驻足回望，不仅是为了缅怀那段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峥嵘岁月，更是为了从他那深邃的智慧与非凡的实践中，汲取继续前进的磅礴力量。
一、伟大革命家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伟大革命家。
他的革命生涯，始于一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至暗时刻。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山河破碎，前途茫茫。诸多救国方案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又接连黯然退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峡谷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中国社会，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需要道路。
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成功的革命模式似乎只有城市武装起义一途。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曾效法此路，却付出了惨痛代价。就在革命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深刻剖析和对农村的深入调查，以惊人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识，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
这一道路的核心，在于认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土地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他领导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这条道路的开辟，其最大成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来源、战略基地和前进方向问题，将革命的根基深深扎入了中国最广阔的土壤——农村和亿万农民之中。它不仅仅是军事策略的转变，更是政治战略的颠覆性创新。
通过土地革命，共产党获得了千百万农民“铜墙铁壁”般的支持；通过根据地建设，积累了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通过长期的农村斗争，锻造了一支与人民血脉相连的人民军队。
正是沿着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才能积蓄力量，最终以农村的汪洋大海包围并攻克了城市的反动堡垒，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革命生涯的巅峰之作，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一次伟大飞跃与成功实践。
二、伟大政治家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的历史角色从革命家向建设新国家的伟大政治家深刻转变。
打碎一个旧世界固然需要雷霆万钧之力，但建设一个新世界，更需要高瞻远瞩的智慧与制度构建的匠心。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迅速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其政治上的最大成就，莫过于领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一成就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
首先是国体与政体的确立。
早在1949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阐明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清晰界定了“人民”的范围与“专政”的对象，对人民实施民主，对敌人实施专政，为中国政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此基础上，他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毛泽东是这一制度最早的探索者和倡导者，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到抗战时期的“三三制”参议会，再到对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论述，他始终致力于探索一种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组织形式。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伟大跨越。
其次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
毛泽东创造性地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在总体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创举。
最后是领导核心原则的强化。
毛泽东深刻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他确立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原则，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予以保障，确保了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
这一系列根本性、奠基性的政治制度设计，如同为新中国这座宏伟大厦浇筑了坚不可摧的地基与梁柱，使其能够经受住风浪，稳步走向未来。
三、伟大军事家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与其政治智慧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双翼。
他并非科班出身的职业军官，却深谙中国古典兵法之精髓，更能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在他的指挥下，人民军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
在其辉煌的军事生涯中，1935年的“四渡赤水”战役，被他本人称为“平生最得意之作”，堪称其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体现，也是世界战争史上运动战的典范。
这场战役的背景极端凶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经历惨烈的湘江战役，兵力从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士气受挫，疲惫不堪。而蒋介石则纠集了多省军阀及国民党中央军共150多个团，4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压来，企图将中央红军“聚而歼之”。
红军身处绝境，突围求生希望渺茫。
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毛泽东展现了惊人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他充分利用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地区山川交错、河流纵横的复杂地形，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实施高度机动的作战。
战役之初，红军一渡赤水，意图北进；遭遇阻截后，毛泽东果断决策“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杀回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此后，红军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成功调动敌军主力向川南集结；当敌军部署被打乱后，红军主力突然四渡赤水，急速南下，兵锋直指蒋介石坐镇的贵阳。这一“攻其所必救”的妙棋，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从而巧妙地实现了“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略意图。
最终，红军乘虚疾进云南，威逼昆明，迫使敌军再次调整部署，红军则抓住金沙江防线空虚的战机，以强行军速度全线渡江，彻底跳出了40万敌军的重重包围。
“四渡赤水”战役的意义，远不止于军事上的脱险。它使红军彻底摆脱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更重要的是，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争哲学，以及“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的高超指挥艺术。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观看了“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后称赞：“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这场战役，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鲜活注脚，也成为世界军事史上永载史册的经典战例。
另外，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决战，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指挥艺术，也是其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作为伟大战略家和战役指挥家的超凡胆略。
以辽沈战役为例，这场决战的关键点在于战略方向的选择：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前线指挥员一度倾向于较为稳妥的长春。但毛泽东胸怀全国战局，从战略全局出发，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关门打狗”，先打锦州，封闭东北敌军撤往关内的通道。
他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
这需要巨大的战略魄力，因为攻打锦州意味着我军要腹背受敌，进行一场艰苦的攻坚战。然而，毛泽东洞悉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士气低落的本质，也坚信我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能力。
战役进程完全按照他的预见发展：锦州攻克，东北大门被锁死，随后长春守敌动摇，廖耀湘兵团被歼，东北全境迅速解放。这一决策，不仅迅速改变了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力量对比，更为全国战局的加速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
一是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不为一城一地得失所惑，始终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改变整体战略态势；
二是高度灵活的战术原则，正如他所言“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
三是军事民主与集中指挥的完美结合，他既强调“敢让离炮火最近的人作决策”，充分尊重和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如在淮海战役前采纳粟裕的建议），又能在关键时刻集中决策，一锤定音；
四是对人民战争力量的绝对信念，正如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正是这种将政治、军事、民心融为一体的高超战争指导艺术，使他能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
四、伟大理论家
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最宝贵、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无疑是他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其思想包括了一系列的巨著，包括但不局限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还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巨著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化著作。
这不仅仅是其个人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内容丰富，涵盖革命、建设、军队、党建、文化等方方面面。而其精髓与活的灵魂，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贯通的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正是这三个核心原则，使得毛泽东思想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永恒的生命力，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我们依然能不断感受到它穿越时空的对照与指引。
首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直指形式主义与本本主义的要害。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辛辣地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一生倡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反观当下，我们社会中是否依然存在“拍脑袋决策”、“文牍主义”、机械执行上级指示而忽视本地实际的现象？一些地方出现的脱离地方发展水平和群众需求的“形象工程”，或是盲目照搬外国模式而水土不服的管理实践，正是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毛泽东思想警示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解决问题的钥匙永远藏在具体实际之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其次，“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揭示了一切力量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民。
毛泽东坚信，“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他要求全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行动。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惩治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化解基层矛盾，本质上都是对“群众路线”的继承与发展。
当一些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材料，与群众距离渐行渐远时；当某些政策出台后因缺乏群众基础而推行受阻时，重温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教诲，无异于一剂清醒剂。它提醒我们，政治智慧的最高境界，是向人民群众学习；执政合法性的最坚实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
最后，“独立自主”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它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命运自主权。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顶住国际压力，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在建设时期，他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领导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某些领域存在的“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的需求，“独立自主”的原则愈发彰显其战略远见。它并非意味着闭关锁国，而是强调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与当前我们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在精神内核上完全相通。
结语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正如一座巍峨的丰碑，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上。
他作为伟大革命家，开辟了通向胜利的正确道路；作为伟大政治家，奠定了千秋基业的稳固制度；作为伟大军事家，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不朽典范；而作为伟大理论家，他留下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灵魂，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毛泽东犹如一座永恒的坐标，矗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我们缅怀他，不仅是回顾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
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在他奠基的事业中，千千万万的后来者正承继着他的遗志，将他未竟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当新时代的曙光洒向神州大地，当中国式现代化的画卷徐徐展开，我们可以告慰这位伟人：您当年畅想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成为现实；您期盼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正在变为生动的实践；您毕生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
毛泽东——这个与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直至那伟大复兴的梦想，在中华大地上灿然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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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接《对过去五年的战略复盘》。
区别于前文通过“事件描述”来解释中美战略行为，本篇试着切入一个更深的维度，即战略思想演变，由此读者朋友们可以自行对未来的轨迹做出判断。
1、
2019年1月4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优先（即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糟，这里有更好方法”的文章。
这篇文章可是大有来头，我们仔细看它的两位作者，分别是安东尼·布林肯和罗伯特·卡根。
布林肯不用介绍了，这位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也非等闲之辈。
卡根1984年至1986年间即活跃于里根政府，曾担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演讲稿撰写人，此后他长期在一些智库机构担任要职，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还担任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外交政策顾问。
2016年2月，在特朗普赢得“超级星期二”后（即将获得共和党提名），卡根公开退出共和党，改为支持希拉里。
言归正传，在布林肯和卡根联合撰写的这篇文章中，他们以一个宏大视角批评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文中写道：
“大多数美国人对二战后美国所承担的全球角色的容忍度，随着苏联解体开始消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无论谁在2020年当选，都很难逆转‘特朗普趋势’，（这股思潮）很可能在他之后仍旧存活下来。
然而，这位总统（指特朗普）将面临一个越来越危险的世界，看起来更像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终结……结果是一场更为严重的全球大火。”
如此表述显然是在暗示特朗普容易把世界引向二战一样的结局。
前白宫幕僚长凯利（John Kelly）在书中透露，特朗普曾对他说：“希特勒做了一些好事，比如重建了经济。”另外，特朗普也多次对希特勒控制纳粹高级军官、确保属下忠诚表示钦佩，并询问凯利该如何办到。
特朗普会造成混乱，那么布林肯和卡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排在第一条的叫“预防性外交与威慑”，文章将其解释为积极外交和军事威慑的结合，里面公然宣称“必须用威慑来补充外交”，称“武力可以成为有效外交的必要辅助”。
文章最后写道：
“世界并不能自我治理，如果美国放弃在塑造国际规则中的领导角色，那么将发生两种情况之一：其他大国介入，以促进他们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推动世界，而非我们的利益；或者更可能的是，世界会陷入混乱和冲突，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吞噬我们。”
2、
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长期存在两种鹰派：一种是自由鹰派，另一种是保守鹰派。
自由鹰派多为民主党人，早期代表包括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总统，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威尔逊提出的“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为民主战斗”。
与一般印象不同，民主党总统的“好战”程度其实丝毫不亚于共和党总统，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乌克兰战争等，民主党政府都曾大举介入。
自由鹰派有个特点，他们喜欢给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披上一层“高大上的外衣”，讲究“道德优势”，同时充分利用美国主导的北约等多边机构，协调盟友一起下场。
与之相较，保守鹰派早些年主要存在于共和党内，尤其是布什父子时期，保守鹰派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
保守鹰派崇尚单极主义和“美国例外论”，往往无视多边机构和国际法，捍卫霸权的意志非常坚定。
在2020年之前，美国的自由鹰派和保守鹰派分别存在于民主党、共和党之中，二者形成了各自的政策基调与宣传机构。
表面上存在分歧，根本理念是一致的。
我们甚至可以用阴谋论的观点来理解，两党轮流上台其实给了美国更大的灵活性，比如民主党也想办掉萨达姆，可盟友们不同意，于是就让单边主义色彩浓厚的共和党去做，做完了民主党再回来修补与盟友关系。
2003年1月，小布什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向美国陆军士兵讲话，对伊拉克战争做政治动员。
无论自由鹰派还是保守鹰派，都属于建制派政治人物。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他身边其实聚焦了很大一批共和党保守鹰派人物，如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顿等。
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外交政策领域跟白宫高级官员及内阁成员的冲突尤其严重，他启动的叙利亚撤军、阿富汗撤军以及跟朝鲜谈判等事务，保守鹰派都是反对的，蓬佩奥就是破坏特朗普跟朝鲜达成协议的关键人物之一。
2020年8月27日，近300名共和党前官员宣布支持拜登，他们指责特朗普缺乏领导力，称选拜登才符合国家利益。
这批共和党建制派官员多活跃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实际上就是美国保守鹰派的核心骨干。
随着拜登成功赢下大选，原属共和党的保守鹰派官员也大量进入美国政府，他们事实上跟自由鹰派发生了“合流”。
而一开始提到的那篇合作文章，某种意义上就是民主党自由鹰派（布林肯）与共和党保守鹰派（卡根）大合流的前兆。
值得一提的是，卡根的妻子Victoria Nuland（纽兰）是拜登任内布林肯的副手，曾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排名第三）、代理常务副国务卿（排名第二）。
纽兰被认为是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和“以乌制俄”策略的主要推手，当时她担任奥巴马政府欧洲及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
2013年11月，纽兰亲赴基辅为抗议者分发食物。马斯克曾发文称：“没有人比纽兰更能推动这场战争”。
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国务卿克里（右一）、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和助理国务卿纽兰（女）。
在拜登领导下，美国外交政策达成高度共识。
2022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俄罗斯被定义为“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中国则被点名“对北约价值观、利益和安全造成挑战”，并首次宣布将集体应对中国造成的“系统性挑战”。
当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首次参加北约峰会，“亚太北约”呼之欲出，连印度也发出考虑与北约共同建立所谓“印太海上安全联盟”的声音。
至此，美国两党传统建制派官员的对华、对俄政策基本固定，只是大家没有料到特朗普竟然东山再起，还拉起了一整套新的力量班底。
3、
特朗普第一任期与第二任期从政治概念上来说截然不同。
第一任期是特朗普本人与传统共和党建制派发生“融合”，他是依托于共和党体制存在的；第二任期则是依托于MAGA运动，重新打造出了一套新政治秩序。
MAGA有自己的“思想家”和舆论推手，从根本上区别于此前民主共和两党的指导思想，它同时反对所有传统建制力量，在人员构成层面跟美国传统盟友之间联系也很少——欧洲和日本对他们均感到陌生。
具体到本篇关心的外交政策领域，MAGA具有更鲜明的民族主义属性。
2018年，在一场位于休斯顿的集会上，特朗普这样向民众解释其外交政策：
“全球主义者只顾全球利益，不怎么关心自己的国家，而我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懂吗？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没错，就用这个词！”
然后台下狂热的听众就开始一起高喊：“USA！USA！”
特朗普遭枪击后握拳，全场民众高呼“USA！USA！”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政治其实出现了一明一暗两条冲突线。
“明线”是中美国力变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冷战延续下来的俄罗斯同北约的地缘战略对抗——这条线跟民主党时期相比没有变化。
多出来的“暗线”则是西方世界内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阵营同基督教右翼保守阵营之间的斗争。
为什么大家感觉特朗普有点亲普京呢？
因为二人同属于基督教保守主义一方，欧洲的许多右翼政要，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法国在野党领袖勒庞、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在野党领袖魏德尔等，也都在该范畴内。
而美国民主党、欧洲主流建制派政党以及各种所谓的西方主流媒体，则属于光谱的另一方。
翟东升引述过一位来华交流的欧洲右翼政客的话：“双方（指西方内部两大阵营）无法调和、无法妥协， 最终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
站在中方角度，我们与西方建制派在维护全球化方面存在共识，跟MAGA在尊重常识以及其他一些保守主义观念领域存在共识。
因此国内既有亲民主党的声音，也有支持特朗普“拨乱反正”的声音。
4、
至此，美国形成了两条外交政策路线。
“路线A”即合流之后的大建制派，其核心思路有四条：
1）强化美国对北约的领导地位，以北约（或其他美国能够掌控的组织）而非联合国作为对外干涉的首要机制；
2）尽可能团结西方范畴内的盟友，同时暗中削弱盟友的战略自主意识，培养对美国的依赖；
3）充分利用作为既有霸权的地缘政治优势，拒绝承认主要竞争大国对敏感区域的主权或安全诉求，以此施压挑衅对方；
4）充分利用作为既有霸权对当今国际秩序的主导优势，实施融合经济、金融、信息的混合战争。
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要用十年时间“竞赢”中国。
所谓“竞赢”，其实就是复制美国对苏联的胜利，让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落后于美国，最终退出大国竞赛，自己主动认输。
“路线B”则是新崛起的MAGA阵营，其思路也概括为以下四条：
1）认可世界秩序将经历剧烈重组，混乱将成为常态，不再执着于全球干涉，重点巩固西半球霸权；
2）支持盟友实现战略自主，减轻美国对外安全保障负担，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让盟友自生自灭；
3）希望与欧洲、美洲同理念的右翼力量建立精神纽带——在描述了欧洲“民族认同和自信丧失”的同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也提到“庆祝欧洲爱国政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4）以立竿见影的短期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或虚无缥缈的长期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的高峰，第二任期同样不会停止。
对于中国来说，MAGA带来的临时性“礼包”是西方阵营被分裂，但只要民主党上台，重新整合并不是什么难事。
除此之外，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将淡化，国家利益斗争则会加剧。
从利益角度讲，美国对华关系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当前已极少有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大型美国企业。
在美国排名前三十的大公司里，只有苹果和特斯拉在华销售额达到总销售额的15%以上，其他全部在5%以下，大多数甚至接近于零，如谷歌、亚马逊、Meta等科技巨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分开理解，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美企拥有巨大吸引力，典型例子就是黄仁勋游说白宫放开H-200芯片销售；但另一方面，在当前没有在华重大利益的情况下，美国富豪和CEO们也不太可能反对任何白宫的强硬政策。
事实上，许多美国大企业是支持政府对华实施限制或制裁的。
以智能手机为例，华为曾对苹果构成强力挑战，因为美国制裁华为，禁止向其出售高端半导体芯片，使得苹果压力大大减轻。
再以电动车为例，目前特斯拉在美国市场一家独大，如果不是因为对中国电动车施加100%关税，特斯拉也未必会过得如此舒坦。
简单来说，MAGA“斤斤计较”的作风在减缓中国地缘政治压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一系列新问题，尤其是涉及商业利益的矛盾。
从本质上讲，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转移，这一点在特朗普任内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特朗普跟中国达成为期一年的贸易协议其实有点回去“闭关修炼”的意味，待修补完美国的弱点后，他还会张牙舞爪回来的。
2020年3月15日，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与“美利坚”号两栖作战大队在南海演练远征力量作战。
实际上，倘若不是意识到军事对抗美军占不到便宜，特朗普也不介意对华发起军事威胁——2020年为了赢得连任，特朗普曾提出过军事打击中国南海人工岛的想法，以制造“十月惊奇”，逆转赢得大选胜利。
只不过这一危险想法被当时尚且稳健的五角大楼给制止住了。
话说越战期间的1973年，美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此举是为了缓解国内反对海外战争的声势。
现代政权中，采用义务兵制的国家往往更反战，而采用志愿兵制的国家则对局部战争不那么敏感，毕竟战争牵扯不到自己或亲人。
考虑到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历史上几乎从未遭到过外国军队的侵略，也从未遭受过大规模平民伤亡，其对于打一场小规模高科技战争的态度较其他大国更为草率。
5、
最后谈一下俄罗斯。
近现代历史上，俄罗斯曾跟欧洲进行过多场大规模战争，对手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俄国人在心理上并不畏惧与欧洲进行军事对抗。
不仅如此，在二战前美国力量没有深入欧洲大陆的时候，俄罗斯在与欧洲的争斗中经常占据优势，败少胜多。
但自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俄罗斯在与美国的争斗中屡屡居于下风，战略上从未赢过美国。
正因如此，俄罗斯不仅在“明线”对抗中冲到了第一线，在“暗线”对抗——也就是分化欧美内部两股力量的斗争中——同样表现得异常积极。
站在2025年即将结束的关口，称西方世界开始瓦解显然为时尚早，我们只能说发生了一些裂痕。
尽管欧洲已经意识到特朗普政府完全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而牺牲欧洲，可无奈于还没有做好摆脱美国的准备，只能用一种战术性拖延的方式先哄住特朗普。
所谓“瓦解”，至少要发生有国家旗帜鲜明离开北约、废除跟美国军事同盟条约等标志性事件。
反过来说，只要西方阵营没有彻底分裂，中俄两国就不能分裂，因此从根本上讲，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仍在拜登塑造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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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了好几天，美国五角大楼新版《中国军力报告2025》总算是出来了。
这几天我在筹划一部新的长篇志怪小说，没时间去关注这些事情，毕竟这个时代有的是事情需要去关注。但老本行不关注也不行，关于这份姗姗来迟的报告，我一向倾向于认为它顶多算是某种宣传工具，主要作用是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争取国会拨款而已。阅读这份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洞悉美军下一个年度军费开支的主要去向，因为他想要争取什么，必然就是他需要什么。
当然，考虑“史密斯专员”的腰包也是必然的。
所以，你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你要看他没说什么。
太平洋西岸地区的不对称军力格局已经形成，美国正在谋求一种以前独属于中国的“不对称优势”，以求在军事实力天平逐渐倾向中国的时代里，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维持一种不对称平衡，以更少的军费投入，最起码维持美国军事力量有序撤离、维持西岸“盟友”基本稳定，并尽可能维持住其全球驻军体系，这才是这份姗姗来迟的报告真正想要说的话。
这份报告有几个非常诡异的点：
一是绝口不提2025年5月之后的事情。包括震惊全球的印巴5.7空战，以及福建舰服役等等。对惊艳亮相的六代机也几乎没怎么提，就提到个“2035年之后才会服役”；
二是对解放军人事变动分析并不全面，有仓促赶工的迹象；
三是内容中提到“2024”的次数，远高于提到“2025”的次数。
简而言之，这个报告一改过去美国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常态，不光是仓促赶工的问题，而且草台班子味道很浓，显得水平非常低，拼凑的痕迹很明显。
个中原因，值得品味。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篇报告至少反映了美国内部存在以下几大问题：
一、战略方向持续混乱：
特朗普主导的新门罗主义，与民主党主导的霸权主义冲突愈加激烈，但逐渐转入水面之下。特朗普第二任期双方斗争开始从台面上转入台面下，美国国家战略斗争体现的是各自根本利益的争端；
二、对华战略判断严重失误。美国国内智囊团队，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中国战略判断极为低劣，几乎不存在能够准确判断的人，正确的、精准的对华判断无法进入政策层面，官方采信的智囊团充斥着欺世盗名之辈；
三、对华情报站陷入全面被动。美国在华情报网效率极低，长期培育的在华利益代言人和情报“暗桩”急速边缘化，这个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反渗透反间谍措施，根子还是在于美国内部利益冲突极大干扰了正常的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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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扑面而来的是特朗普政府“草台班子”味道，远超“太阳”味的马屁精气息躲都躲不开。
报告提到“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达到了多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战争部将支持各方努力巩固这一进展。我们将采取的部分措施是，与解放军扩大军事沟通渠道，重点关注战略稳定以及更广泛的冲突降级和局势缓和。我们还将寻求其他途径，明确表达我们的和平意愿。”
和平不和平咱们再说，动不动吹特朗普几乎成了现在美国官方文件的固定格式，教大家一个区分特朗普和“将军”的好办法：比较谦虚的那个是“将军”。
很显然特朗普所谓的“最佳中美关系”是在贸易战、关税战中被中国狠狠抽了一顿老脸之后的结果。全世界都眼睁睁看着中国跟美国打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对等关税战，一丁点都没有让步，完全是同步升级、超限反击，是特朗普自己“TACO”了认怂回家撤回一切关税战措施。
但人家那草台班子真的就能给吹成“胜利”，不得不服气。
关税战之后美国的地位实际上相当被动，这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活生生把美国打出来的拳头给憋了回去，后续的内伤在所难免。而中国一方年底干脆迎来了有史以来（指全人类）最可怕的贸易顺差：1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是全球贸易秩序因为美国大打贸易战关税战陷入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拿下了几乎全世界一大半的贸易顺差。
也就是说，特朗普这一顿七伤拳，每一拳都结结实实打自己身上了。
这话看起来就格外的讽刺了。
令人作呕的马屁背后是特朗普根本“输不起”的现实，特朗普政府的容错率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丁点现实挫败都会立马转化为对他个人的、山呼海啸一般的进攻，因此才会有这种极其不符合美国政治传统的公文马屁。所谓“从从容容”和“连滚带爬”的区别而已。
现实挫败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尽管一人包揽了党、政、法三权，是美国历史上少数同时拿下了白宫、国会和法院的极权总统，但他已经事实上被架空。他上任以来一事无成，调停俄乌冲突失败、调停巴以冲突失败、关税战失败，甚至发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都失败了。前面几个都还好说，毕竟远在地球另一头，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特别说明问题。
委内瑞拉可是近在美国眼皮子底下！
他主导推动美国国防部改名叫“战争部”，召回美军全军高级将领训话，得来的结果就是他甚至没办法策动一场针对南美弱国的军事行动。委内瑞拉这事儿雷声大、雨点小，背后反应的现实是特朗普政府无法指挥调动军队，即使以美军现存存量实力的一小半，碾压委内瑞拉做到不接触无伤打击，都不难。为什么甘愿被全世界嘲笑，也没法真正发动打击？
战争部长指挥不动战争部而已。
可见，特朗普主导的美国国家战略——新门罗主义，即放弃全球化，撤回美洲后花园并打造一个实力堡垒维持美国存在，即便是标志性的攻打委内瑞拉，也不允许他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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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讲，一个美国总统的第一任期往往主要用于巩固团结地位、争取全面协同，第二任期才是大展拳脚的时候。毕竟第一任期需要考虑第二任期的选票，往往不会大张旗鼓的施展抱负；第二任期不需要考虑连任问题，才可以放开手脚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跟第一任期中间隔了一个拜登，这事儿就尴尬了。
民主党方面很明显不可能放弃其全球利益体系，尤其是中东、欧洲，这才是特朗普调停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失败的原因。就算他在巴以方向做了很多很多妥协，以色列也根本没想过放过他，依旧四处出击，完全不顾他稳定中东的努力。
搞清楚这一点，你就明白了这个《中国军力报告2025》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夸大中国战略武器威胁，为加强本土军事部署提供借口。
2、渲染“2027攻台论”，为撤回第一岛链驻军提供借口。
煞有介事的对比“两岸军力”，这有什么好对比的？一个省怎么跟一个大国比军力？哪怕是一个战区，那也是纯粹扯淡的事情，贵州省军区有那个胆子跟南部战区比宝？
这种“对比”真正的指向是要强调第一岛链驻军已经没有了必要性。所谓“2027攻台”论的立论核心是解放军要到2027年才能完成对台军事斗争准备，这种臆测完全是外行话，稍微知道点解放军的都明白，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是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做好了的，只不过是代价大小、方式不同。
仅就“对台方向”而言，这个报告列出的数据完全是错的。
以陆军为例：
集团军数量、空突旅数量、空降旅数量全部是错误的，是把别的方向的战略预备队都给算进去了，至少有2个集团军、3个空降旅实际上是别的方向的战略预备队，而空中突击旅数量算少了。这些战略预备队并不会直接参与对台军事行动，而主要是应对“计划外”的军事威胁的。当然，对台军事斗争中需要动用的部队也远远不是所谓“战区”级别的，是明确肯定会抽调别的部队的。
至于部署灵活性更高的海、空军，这个报告说了等于没有说。
简单点说，这个军力猜测完全是胡说八道。
3、故意扭曲解放军新质战斗力，为特朗普的自己人捞钱。
不提福建舰服役，故意忽视歼-36试飞进度，故意忽视5.7空战一边倒碾压性优势，是为了给特朗普自己推动的F-47项目安排资金。
早在2024年成都附近就有网友观察到过黄皮子“银杏叶”试飞，进入2025年度四川盆地内部就频繁听到莫名“爆炸”，实际是重型飞机音爆，流出的图片里歼-36已经有了空军低可视度涂装了，还继续渲染所谓的“2035年服役”，实际上是为特朗普自己的F-47争取时间和经费。
你要说歼-36、歼-50这些六代机最早2027、28年就能服役，那美国还搞个啥？你特朗普第一任期又在搞个啥？砍F-22是图个啥？
这个报告在解放军新质战斗力方面很明显就是在一手文过饰非，一手大肆要钱。美国空军新质战斗力生成缓慢甚至在倒退，像5.7空战那种一体化超远程不接触打击能力，他现在想都没法想，当然只能不提。六代机中国占据先机，这是自1940年以来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也只能按照“技术验证机”的套路来文过饰非，顺便为自己推动的战斗机项目要钱。
这不开玩笑呢？技术验证机有必要涂低可视化涂装？
3
美国的对华战略判断已经彻底跑偏，对华情报站已经陷于瘫痪，这是这份报告透露出来的真相。
身为全球霸权的美国莫名其妙一股“被害者妄想”的德性，中国始终将最大战略对手安在美国头上不假，但琢磨的可不是“取代美国”，而是“驱逐美国”，这一点都能判断失误是我没料到的。
中国并没有全球部署军事力量的需要，至少在特朗普有生之年里根本不会考虑这一点。
对解放军2050年之前的“从属地位”丝毫没有认知，至少到2050年之前，中国不可能将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实力发展的重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在2050年之前，甚至在2150年之前中国都丝毫没有任何必要性把军力建设作为核心工作来做，强大的制造业实力足够维持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何必要浪费资源在建立庞大军队上？
等下一个挑战者出现再说这事儿也不迟。
美国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崛起模式套中国的现实，为中国“安排”了大量海外基地，纯属搞笑了。解放军对于维持一支全球部署的军队毫无兴趣也没有太大必要性，一支快打快收、具有快速干预能力的军队就是上限了，没必要搞这种全球部署。
对解放军的战斗力发展模式也是驴头不对马嘴，以美元计价的国防预算支出与实际购买力之间差距甚大，根本无法解释解放军战斗力的快速增长究竟来自何处。
按照评价购买力测算，考虑社会主义制度下部分计划经济因素影响，综合中国国有企业和“军民融合”发展因素，以及民政、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动委这些涉军单位资金经费等，合理的中国军费规模，按照美国军费标准统计，口径应该已经在绝对数量上与美国军费水平持平；
同时，考虑军费利用效率、双方沉没成本以及科研人员薪酬待遇差别，制造业成本差距，解放军“等效”美军军费，应该已经高于美军50%以上了。
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军战斗力在衰退，装备在老化，而解放军战斗力暴涨、新装备层出不穷。
基于以上几点，这个报告的核心要点其实就没什么意义了。
美军海军舰艇目前缺编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以上，各战位值班人员长期过度疲劳、左支右绌，军人招募极为困难，甚至出现大批量黑帮分子入伍的现象，根子在于美国战略目标完全不切实际，在透支国力维持一个空架子。战略判断失误、对华情报战失败，固然有受到既得利益捆绑的原因，但明摆着的事实也不容忽视：
假想敌搞错了。
美国现在正在犯一个军事上最大的错误，搞错假想敌。第一层意思是搞错了假想敌对象，把老张看成了老王；第二层意思是把假想敌的实际情况估计错了，把张飞当成了李逵。
美国真正假想敌在全球部署带来的利益绑架，掏空美国实力维持空架子；中国即使作为假想敌，美国也没能正确估计其实力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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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认为“反腐未打击解放军军力发展”，这话听着都搞笑，原因是2023年美国炮制了一份漏洞百出的所谓“泄密文件”，内部人一看简直大牙都要笑掉。除了一些浅层次的、半公开的、驻地附近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的所谓“秘密”，剩下的都是些胡说八道，就这也能在这些小报嘴里变成“惊天泄密”。
他们自然愿意相信“CIA天下无敌”，这是他们舒适区。
2025年12月25日，央视新闻频道深度报道了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工作情况，相关视频网上都能看到，电磁弹射器近距离工作画面清晰可见。令人意外的是，这套峰值功率数千千瓦的大型电动设备，近距离噪音低到了不合理的程度。
记者就站在电磁弹射器轨道旁边不到1米的位置；
动子急停更是让人惊掉下巴，瞬间刹停几乎没有任何震动，声音都没有，话筒就放在动子停止点旁边30厘米，也只有轻微的动静。
要知道福建舰服役之前，网上铺天盖地的可是“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失败”的谣言！
要是美国还有点最基本的情报能力，也不至于搞这种注定打脸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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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五角大楼《中国军力报告2025》，说了些什么不重要，没说的几个东西，5.7空战、福建舰、六代机，才是绝对重点。
这说明：
1、美国已经没有对标的武器系统；
2、美国打算利用这些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狠狠捞国会一笔；
3、对外，美国还得维持最基本的体面；
4、就连一份军力报告，也是美国权力斗争的焦点。
特朗普真正想要做的是新门罗主义，缩回美洲当老大，抛弃日韩、台湾自生自灭，最后捞他们一笔；
民主党真正想要的是继续掏空美国维持全球部署，直到完成财富转移，扔下美国自生自灭。
这个报告真正反映的是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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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一个瘦削颇似林肯的人物，个子比一般的中国人高，背有点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眼睛大而锐利，鼻梁高耸，颧骨突起。
一眼看上去，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张极其精明的知识分子面孔，但是几天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得到验证。
我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是在傍晚，他正沿着土街走着，没戴帽子，正同两个青年农民谈天，还不时地打着手势，样子十分亲切。
我没认出他来，直到别人指给我看——尽管南京当局出25万元悬赏他的首级，毛泽东仍若无其事地和其他行人一块走着。
我同他谈了许多晚上，涉及范围很广，我还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故事。
毛泽东的生平故事是整整一代人的包罗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动向根源的一个重要指南。
永远不会有什么中国的“救星”，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你的确可以从毛泽东身上感到某种命运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一闪即逝的，而是一种坚实牢固的根本活力。你从这个人身上无论感到多少非凡之处，皆出自他集中并表达千百万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迫切要求，所达到的这种出神入化的境地。
如果他们的“要求”和正推动他们向前的运动是能够使中国恢复生机的动力，那么在这样一个深层的历史意义上，毛泽东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
1
1951年11月，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向来爱雪的主席不让卫士扫去庭院中的落雪，自己也不忍心踏踩。
他经过陈旧褪色的廊檐，走出菊香书屋后门，沿着中海散步。
他专拣雪厚的地方走，有意放平脚步，有节奏地踩着积雪，入迷地倾听着脚下发出的“咯吱咯吱”的碾雪声，他觉得这声音非常悦耳。
走着走着，精神愈发饱满，兴趣盎然。
忽然，主席向相随而行的李银桥发问：
银桥，你贪污了没有？
李银桥稍微有点吃惊，怎么扯到这上了？
但很快地坦然回答：
没有。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不贪污，还要节约。比如给我洗衣服，领口袖口擦擦肥皂，其他地方一捋一揉就行，不要用很多。
知道了。
家里的支出要有计划，吃饭不许超支，衣服不经我允许不能做新的。
是。
你喜欢雪吗？
喜欢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李银桥曾经有过回忆：
随着主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限制。
如果我说一句“主席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少”这样的话，许多人也许会不相信，可事实上就是这样。
这种现象，从主席进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间越来越严重。
过去在延安、在西柏坡时，只要主席愿意，他就可以带着身边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秘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时，社会环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虽然我们当时面临的是蒋介石的几百万猖狂的反动军队，但主席的安全却十分保险。
那时，人民和主席之间无任何距离，他可以穿着布鞋、挽起袖子，同老农一起捏粪团、掏泥块，乡亲们也可以提起篮子给主席送红枣和小米，亲热得很哪。
可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的双脚迈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围墙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主席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怎样地加强他行动安全的建议，也没有这方面的表示，所有后来对他实行的警卫规定都是中央定的。
主席有一次见不到群众，气的对我说：“银桥，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让我接触群众，是不行的嘛！”
他只能在我面前发几句牢骚，希望得到我这个卫士长的一点同情。每逢这时，我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他诉说，也不去打断他的话。
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出出心头气，这样也许会好受些。
虽然我内心极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动上也必须站在中央的纪律一边……
“主席，请坐下，我给您梳梳头。”这是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梳头能平静一个人的情绪。
多么可怜的毛泽东啊！我当时梳着梳着，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泪。
"银桥，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担点事该有多好啊！”有一次，我说着竟“哇”地哭出了声。
主席则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两眼溢满泪花，什么话都没说……
说实话，主席革命一生，有过许多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但真正了解他内心世界的人极少。平常，他与那些并肩战斗的领导同志是从不谈他个人的内心痛苦与忧郁的。
我是他的卫士长，又朝夕相处，加上他老人家总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时有什么心里话爱跟我唠叨。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替一个伟人去解决什么，但却愿意静静地聆听他老人家发泄心中的各种情绪。
回望银桥同志回忆中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那天，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结束后，工人和农民开始了胜利大游行。
当群众一波又一波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腰鼓声声中，他们齐声向着天安门成楼上的毛主席高喊：
毛主席万岁！
主席则站在城头上不断地挥手，喊到：
人民万岁！
当工人方队走过主席台前高喊“毛主席万岁”时，他高声回道：
工人同志万岁！
当农民方队走过时，他又是高嗓门地呼唤：
农民同志万岁！
开国大典的当天夜晚，主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中南海正在举行欢闹的国宴，高朋满座，推杯换盏，气氛热烈，而主席并没有参加，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进屋后，他一言不发，在卧室里安静的一个人抽烟，脸色凝重。
大喜的日子里，作为新中国、崭新的人民政权的最高领袖，主席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警卫和工作人员见状，心生疑虑但也不便去打扰，只能在外面候着，看着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仿佛思绪漂泊远方。
许久之后，卫兵实在等不下去，走进来问：
主席，想吃点什么？
他自言自语道：
这革命的果实，得来不容易啊！
卫兵这才明白主席心中的失落和感慨，以及他为什么在礼花齐放的大庆之日堕入惆怅。
卫兵安静了一会儿后便安慰他：
如果牺牲的战士们都还活着，他们也会为今天的开国大典，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这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果。
接着又继续对说：
主席，您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喝点粥吧？
他则答：
不饿，没胃口。
卫兵把热好的麦片粥端给他，劝他吃几口，他也听话得吃了几口，方才感觉到饿，最后竟然大口大口喝了两大碗。
吃完后，就看书去了，直到凌晨6点还未睡，后来吃了两片安眠药躺在床上，可还是睡不着，又让卫兵给拿了两片安眠药，但卫兵说没有多余的——保健医生为了他的身体，每天最多只给两片。
就这样，直到10月2号早上八点多钟，这位新中国的国家主席、亿万人民的领袖才沉沉睡去。
众人皆在欢庆、共度革命胜利时，他却在想些什么呢？
2
建国后的十年即50年代，是他发表文章最少、但发表讲话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国后不久，他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他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1953年，终于是对一些财政干部发了火：
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我看我得经常出去走走！
罗斯·特里尔曾认为：
毛泽东的战友们没有一个可以写出城楼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段铭文。因为，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周恩来，曾对主席非常欣赏的拉美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也有过直接的负面评价：
他是盲动主义者，他竟然不要党的领导…他主张到处点火…
但是在极为认可格瓦拉同志革命理念的主席看来，坚持所谓“党的领导”和“对组织的忠诚”，首先要取决于党组织自身是否变质、是否依旧红心滚滚。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国民党时说的：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因而，一生作为革命者的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造反有理！
建国不至二十载，1967年1月6日，《文汇报》的文章曾得到已74岁高龄的主席的称赞，该篇文中有刊：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
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这样的革命思维，正是主席本人、也是中国革命的启蒙导师列宁所语：
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他曾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是1911年时，他还曾强烈主张让此人当总理——康有为。
但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主席最终的观点是：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两面性及实践受挫，进一步暴露了青年主席在自我塑造前夕的思想矛盾，促使他下决心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彻底清算。
1920年9月到10月下旬，就在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理论上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际，他组织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并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开始发生方向引领。
1920年11月底，27岁的他撰写了大量书信和文稿，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对多年来的实践和思想做了一次总体性的自我剖析，清理了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
在哲学世界观上，清理了二元论哲学和“圣贤救世”历史观的影响，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
在主导思想上，深度清算了曾经占据思想结构主导地位的改良主义、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对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坚决否定；
在奋斗目标上，割除了过去曾经坚持的零星解决、局部改良的目标，正式喊出要通过“根本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口号；
在革命道路上，扭正了“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教育革命”等温和革命主张，明确提出要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
在政治运动的组织领导上，打破了过去过度依靠学术组织、民间组织领导的做法，逐步清晰要建立一个以主义为引领的政党组织；
在斗争方式上，破除了过度依赖理论批判、集会游行、上书请愿等合法斗争方式的思想，坚定了根本改造、彻底革命的思想；
在发展视野和实践空间上，取代了曾经提倡的画地为牢、封闭自治的陈旧思维，形成了必须要树立国际主义并反对殖民主义的认知。
这种思想上的自我清算，是青年主席头脑风暴转变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既标志着旧思想结构的解构与终结，也标志着新思想结构的建构与开始。
在给向警予同志的信中，他总结了一年来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
社会改良主义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年来，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费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但知音绝少，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各种改良主义的设想提出来，但是都没有根本的大影响和大改变。
由此他认识到：当时的湖南和全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
青年的他最终依靠的还是中国千百年被残酷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亲自找到了那条通往困苦但也指向光明的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而这条路，始终贯穿了他的一生。
周遭熙攘人来人往，唯有坚持「继续革命」的他是不变的，从未及而立，到年逾耄耋。
3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次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过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
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只不过，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他点明“约五千名右派”，后来却打出了五十五万人之多……
还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二十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同时，吸收党员的标准也开始侧向技术性人才。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
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小平同志的回忆显然是极为客观又真实的。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但自会议一开始，主席率先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题目同与会同志讨论，进一步升华了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
次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党内的政治风向走势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会上，主席继续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的批评，提出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全会公报上，主席还特地写进了这样一段话：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他还提出：
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第二年的杭州会议上，主席再度由发扬阶级斗争精神、警惕修正主义而赞扬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运动：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
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
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
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
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
他当时还风趣地说拿《红楼梦》举例，借冷子兴之口分析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尽无一个”，贾家就是这样垮下来的。
主席之所以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是因为防止干部集团的官僚化，继而防止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
故而，主席会把干部劳动问题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
再一年后，党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
运动期间，他在北京同威尔科克斯有过一场深刻的谈话，格外忧心忡忡：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
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
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也来到中国，主席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
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
随后，主席顿了顿，面情严肃地问金日成：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同志认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主席倒是给金日成鼓了鼓劲：
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金日成又追问：
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
主席回答：
是打了预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轻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
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1000万人。我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1/65，就是65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4
我们常说“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
中国文明传统的世界观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为政治秩序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
与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国的世界观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国家，达到与“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所高呼的、几乎是与传统儒纲大逆相悖的“人民万岁！”
在毛主席和当年的那一批纯粹的“老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割裂了人民，权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门阀封建的世袭代际，都是共产党人的对立面。
还是回到青年时。
早在1912年，19岁的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他讨论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
这就集中表现为底层百姓不相信国家法律和政策，因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是法律是违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他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岁的他写下了宏伟呐喊：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这样的雄心，与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他？
因为他终归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他是不变的。
哲学家南怀瑾有深刻体会：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
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
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把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改造为平等社会，他把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改造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过分析：
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不发生于中国的一个原因。
青年时期的主席不大可能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时年20岁上下的这位图书管理员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却惊人地一致。
他彼时已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一群体极容易对外投降卖国；又由于官僚阶层的封建性，这一群体也极容易对内形成家族垄断、门阀世袭。
这些，主席为之战斗抗争了几近一生。
从盛清至晚清，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须被放弃的事实，终究不可逆。
进入20世纪，是深入基层、走访农村、看遍工厂、踏尽铁路、阅绝典籍、发动运动等一系列尝试都切肤深怀之后的主席，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
他们依旧是剥削阶层与“上流人士”，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洞悉到这一层，再看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的论述便很好理解：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同时，也才更能明晰历史为什么呼唤「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5
在年轻时的他看来，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
这三者，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必须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
也就是《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基于此，主席终其一生不相信官权，他只相信权力只有为群众掌握，国家共同体的阶级景观才不会被分化和打破——恰似青年时的他不相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这种把人等同于“动物”的思想，却与主席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主席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也就是自他毅然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退学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自修持续了半年之久。
1936年，他在陕北同斯诺谈话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47年4月，转战陕北的途中，他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的竟然是他的画像。
他问女主人：
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
大嫂回答：
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同志，你们从延安来吧？借问咱的毛主席，他可好呀？
当时那位大嫂，并没有认出，进来讨水的人就是毛主席本人……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从三皇五帝到工农红旗招展，他在革命路上一遍又一遍告诉黎民百姓：
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
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人民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
当一个15岁的农家女面对国民党的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的时候……
一个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毛主席率领的共产党人的战斗感动了上苍——这个上苍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前文提及的建国后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他还曾在会上说：
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
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靠这个酸菜！
在那次讲话里，他还说出那句著名的话：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1965年8月3日，重上井冈山后三个月有余，主席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马尔罗问：
我认为在毛泽东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淡然回答：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克思曾有认为：
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
但是，只有中国的毛主席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农民起义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对立面兴起一座工农堡垒，宛如在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
在1927年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倾向已十分显著。
当时年轻的他在《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阶级自己。
革命力，变成了最底层被压迫群体的「自为力」。
在他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这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名言：
共同体的守护者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一个令人啧啧称赞的历史性景观亦由此出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被主席运用成为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农民阶层的革命长枪。
并且，他不仅获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数十年之后几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决心姿态捍卫中年时创造的这份成功。
从这一点来说，主席掀起的武装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运动，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抗争思维。
在他的眼里：我们不要在取代王侯将相，而是需彻底覆灭统治世界几千年的所谓王侯、所谓将相。
明晰了这一点，才更能够体会那句：
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艾萨克·多伊彻曾经指出：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他？
因为只有在他的视界中，自古乱中国者，非夷狄也——自东汉起，中国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其中的“产”即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
因此，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他会大力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如果不重视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那么，这本书，就将成为诸位的来日之祭。
他会严肃指出：
在历史上，朴素的社会战胜“文明”的社会，不脱离生产与战斗的体力劳动者战胜脑力劳动者，下等人战胜上等人，农村人战胜城里人，乃至边疆战胜中原，这也是一条规律。
因为有知识的人未必有热情、意志和信仰。因此，文明的进程不仅是一个提升劳动者“素质”、文化水平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热情、信仰与意志力的过程。
不仅劳动者要知识化，提升自己的素质，知识者也要向劳动者学习，提升自己的素质。
1959 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说：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
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愚蠢些。
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1965年5月在井冈山上，主席更是悠悠感叹：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
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后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他主动问道梅白：
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
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主席笑着称赞说：
不错，你读书不少。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
6
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
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与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当年10月3日，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领导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他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再度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接下来怎么办？
他真的几乎要没有办法了。
秘书员王力同志有过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
方壮猷先生也有过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
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
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
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
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
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党羽”，也没有什么“集团”，他只剩下一条路，一条已显陈旧却依然闪闪发光的“老路”：依靠工农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他的孩子们。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冈山：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他畏惧过吗？从来没有。
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哪怕他知道，一生胜仗无数的自己，这一次恐怕是不会赢的……
正如那个大名鼎鼎的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1967年元月1日发表的《通告》中竟然声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又如主席自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所叹：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建国立业近三十年后，主席非常“毛泽东式”的又一次捍卫了公平——他不允许社会主义周期性的“自行消亡”。
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前辈都曾畅想过共产主义的终点，然而站在导师们肩膀上的主席，却看到了终点后新的起点。
1971年，78岁的他对同志们这样说道：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跋
1939年初秋，延安的一天，主席要到延安马列学院做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召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要他们四人去杨家岭接毛主席。
马列学院离杨家岭十来里路，延水河上的一座桥处于这段路程的中点上。
而走到延水河桥头，四个人愣住了：对面匆匆而来的不正是主席吗？他的布鞋面上已蒙上了一层黄土了……
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
主席抢先搭话。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邓力群回答。
主席笑了笑，幽默地说：
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四人则答：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主席听罢，扬起手摇了摇：
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你们这四个人，那么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
大家都笑了，主席自己也笑了，接着说：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
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用我们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什么是“延安作风”？
所谓延安作风，就是1940年2月主席在延安说的：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五年后的1945年4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没两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排出了歌剧《白毛女》，随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泪水和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
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的手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但主席在台下却说：
不，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1915年6月，他对湖南一师的同学说：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
1927年6月，他对秋白同志说：
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1935年1月，他对李德同志说：
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1946年6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1949年3月，他对全体中央委员说：
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1956年11月，他对邓小平说：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1958年5月，他对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同志们说：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66年1月，他对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等同志说：
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
1966年6月1日，他对胡志明说：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啊……
斯里兰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曾在主席逝世后写下这样一首诗，特摘于此：
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
我的现在幼小的儿子问爸爸：
毛泽东……是谁？
我要回答：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没有逝世，毛泽东决不会逝世，
也没有人能把他除名青史。
生老病亡，人生有常。
毛泽东不是尘世的过客，
而是先进思想的化身，指引你我的解放。
他不仅仅属于中国，
他，属于全世界，
他，心怀全世界，关心我，也关心你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是权贵的敌人。
我决不说，永远不会说
毛泽东在世时，曾经……
而是说：毛泽东正在……
马克·吐温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堪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极端精英主义的信奉者——对哈耶克的追捧，对所谓“知识经济实质是垄断利润”的谀颂，对中国工人农民的长期妖魔化，对民族利益的漠视和对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发乎内心的真诚拥抱……在今时今日的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
由此回望主席昔日“继续革命”理论下的阶级范畴，毫无疑问是一场关于未来事态的「现在表现」，本质上是反对精英权贵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立足于“防腐拒变”，制止握有权力者在社会上建立优势地位和制造阶层分化的努力，进而破坏主席既定的平民主义的发展路线，甚至葬送革命的成果……
从这一点看，近九十年前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的感触是分外精准的：
我很怀疑毛泽东能否赢得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的尊敬，也许也不完全是因为他有异乎寻常的头脑，而是因为他个人的农民习性。
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也许会认为他太粗俗……有一天，我同毛泽东谈话时，我看见他漫不经心地解开裤带，摸索某种寄生虫好像是虱子……
巴莱托要是生活在近似的环境中，他也有可能稍做一点搜索。但我敢肯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脱去裤子——就象我同林彪谈话时毛泽东所做的那样——那天小窑洞里闷热极了，毛泽东脱了外裤躺在床上，仔细地研究了二十分钟墙上的军事地图不时被林彪打断，他问了几个日期和名字，意在核实一下，毛统统知道。
他随便的习惯与他对个人外表的全不在意正好相符——尽管他要打扮得像巧克力包装盒上的将军或《中国名人录》里的政治家的照片那样，也容易得很。
在长征途中，除了有几个星期生病之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徒步走了六千英里的绝大部分路程。
如果他向国民党“叛变”，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这一点也适用于大多数红军指挥员。
若非了解中国历史上用“银弹”收买造反者的手段，你很难估量这些共产党人十多年来坚持他们的信仰有多么牢固。
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他？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与“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第一人，前无古人。
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官僚主义者、特权集团和个人利益集团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因此，只有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挑战旧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官国”腐朽体制。
无论是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始终顽强地与各种形式的官僚特权（生活特权、政治特权，特权思想、特权作风）作不懈的斗争，带领党和人民严厉打击各种脱离群众、侵害群众利益的特权集团、官僚集团的滋生和蔓延。
主席尖锐地指出：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美国学者鲍大可曾评论：
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缅怀主席也是感恩导师的日子里，不想多谈那段空前浓墨重彩的十年，以被不可教也的宵小之徒又用以泼墨暗戕。
但是我很想表达一种理解。
通过那样一个十年的尝试，一种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试验，它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道枷锁：这个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必须始终让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打败了谁——从而，我们绝不可以回过头来蜕变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个敌人。
主席通过这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甚至，主席在带领并教育亿万人民进行思想再造、进行“第二次建国”——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们才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根基性的历史工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让经济过于如后世编纂的谣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溃”。
严格从学术和程序的角度，“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这其实不难体会，不做过多展开了。
因而，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
“继续革命”其实是防御性的、焦虑的、悲观的，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胜利的“永久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建议在世界范围内越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则认为任何革命力量都受到迅速退化的威胁，领导人都不禁为特权而动心，并成为剥削者，尤其是当他们本身往往出身于旧的统治阶级，受到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时。
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定期重新开始革命，从暗中篡权者手中重新夺权，动员人民，他们的积极性能增强生产财富的能力。
从着青灰衫持书，到穿中山装遍步，主席从来没有放松过立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前进。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进京赶考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战友觉得可以“交卷”了，也总会有一些同志觉得早已“走到头”了，可以“歇一歇”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还要走下去。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要为人民前进一天。
只要他还在走着，哪怕步履蹒跚、扶仗执拐，哪怕话都说不利索、笔都拿不熟络，人民就会被他保护着。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八十三载的生命，六十余年的革命。
前三十年革命拯救肉体，后三十年革命解放灵魂。
他有过私欲吗？他有过私情吗？他有过私财吗？他有过私军吗？他有过私敌吗？他有过私党吗？
他什么都没有。
一生为「公」，一生为「民」。
行尽帝王将相伟业，却革尽帝王将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来多少君王梦寐的潮头之巅，却毫无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而是旋即扭转枪口，将千军万马调集、挥师向自己进攻！
八十三载，这幅悲壮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直线的，他从来没有走过回头路——历史周期率的周而复始，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主席一生的敌人。
他从来没有半点触摸过他曾反对过的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分毫抛离过他曾拥护过的话语。
不论上山还是下山，不论同伍众僚遁入华贵，还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独，到挣扎着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双手还在颤抖，滴漏着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总是想给同志们、给战友们、给年轻人们、给孩子们，给这个党、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多留下一些东西。
一生痛失七亲，血脉付诸革命，连儿子都推上了战场，那也是他唯一一次使用“特权”……
族谱之中，难寻半笔权贵；
拂袖转身，留下一个中国。
约瑟夫·伊谢里克曾把列宁和毛主席这两位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领袖作了区别，他认为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但是中国的毛泽东则更敏锐和深透，他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里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层。
用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悼念主席时说的一番话对我们也许同样有启发：
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远的挑战。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毛主席，人民想您啊！
中国浩浩汤汤千年长史，看看您生前帝王谱，看看您身后四十年——朝权更迭，星河斗转，一个领袖想流芳百世，最轻松的做法就是远离底层百姓，去讨好精英阶层、去讨好那些拿着笔杆子的人。
否则，纵然齐天之伟业，也依旧身后骂名滚滚来。
然而只有您，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龙鳞的少年们作对！
我们喊您万岁，您却说“人民万岁！”
您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您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您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您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您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您说：“你们怕民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百万我都不怕”
您说：“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您说：“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您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
一把手枪指向敌人，一把手枪瞄准自己。
您离开了，这把掉落的手枪，我们捡起来。
我们倒下了，我们的身后依然会有人继续握住它。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人民万岁，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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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年终岁尾，斩杀线一词火了。说的是美国有一套隐形规则，只要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突然恶化，无法给资本带来更多的价值，就会被无情斩杀。
有朋友不服气，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移民去美国。很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很深的美帝思想钢印，对美帝的认识还停留在20-50年前，那阶段美帝还处在上升期。
美帝经济是债务驱动型的，从国家到个人，都背负着巨额债务。这种经济有个前提，那就是只能走上坡路，只要未来的资金流增长或者稳定，那都没问题，会与斩杀线保持平行，或者渐行渐远。
一旦经济出现了问题，开始走下坡路了，债务链条就会崩断，很快触及斩杀线。美帝已经在走下坡路，实体经济已经被掏空了，高科技也正在被掏空。高科技公司一裁员，就有无数人被斩杀。
20-50年前润美国的，的确是有利可图。咱不说别的，就说上世纪90年代去美国刷盘子，一个月攒下一半的收入，也能顶国内踩缝纫机拧螺丝好几年，而且那会儿美国的物价还便宜。
问题是从911开始，美国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疫情以来物价猛涨。相反中国经济从911开始坐上了高铁，两个国家相向而行，这个时候润美国，不能说是1911年入宫当太监，也得说1900年入宫当太监。
当然，美国再烂，也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能不断从中国之外的国家吸血，比拉美、印度、非洲甚至欧日韩的机会要多得多。假如一个年轻人，在人工智能领域颇有建树，但工作机会基本上只在中国和美国。
就算不是高科技人才，到美国开开大货、干干装修、搞搞采摘、贩贩毒品，卖卖皮肉，种种大麻，也比在亚非拉国家挣得多得多。
他们润美是正常的，人都往高处走。就好像动物界，修仙能修成太监，也可以光宗耀祖，起码成人形了。
问题是你在中国，本来就是个人，是个功能健全的人，目标肯定不是修炼成太监。当然了，真修炼成了咱得嘴硬，坚决不能承认后悔，还得到处宣扬当太监的好处。
还需要注意，有的人润美是迫不得已，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丁义珍。还有一部分人去美国，是想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想去萝莉岛什么的。
美国，依然是那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应该庆幸生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但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无数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帮我们争取来的。
近代以来尤其民国时期，中国人迎来了五千年来的至暗时刻。所以啊，我们的爷爷辈其实挺厉害的，能活下来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在斩杀线上闪转腾挪的英雄。
他们这代人，从一出生就要开始闯一条条斩杀线，要连续突破四大死亡威胁的关口——战争、灾荒、瘟疫、匪患，最后还要扛起三座大山的压迫，在斩杀线上走钢丝。
为啥说一出生就要闯斩杀线呢呢？因为民国时期新生儿的死亡率20%（学术上喜欢用千分比，咱不学术），这一关要斩杀掉五分之一的人。
生下来以后，就要面对各种瘟疫的侵袭，要躲天花、躲霍乱、躲鼠疫、躲百日咳、躲麻疹、躲脑膜炎、躲小儿麻痹。（以下文章改自2020年12月25日的旧文）。
据统计，民国年间仅传染病造成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疫情就达59次之多。其中1932年的霍乱，光陕西省就夺走了20万条生命。
民国时期总共四五亿人，南方有一千万人深受血吸虫病的折磨，一亿人受到威胁，插个秧都要冒着被感染的威胁。还有一千六百万肺结核患者，这可是民国第一大慢性杀手。
（血吸虫病患者）
由于民国时期军阀忙于混战，没有闲工夫去统计病死人数，所以说这是一笔糊涂账，反正是瘟疫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室九空。
也由于没有完善的防疫和救治体系，瘟疫来了只能听天由命、自求多福了，说难听点就是等死。
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不一定是怕死，而是不知道瘟疫这次会带走哪一位亲人，全家人似乎在一起经历一场死亡游戏。
所以中国人为啥喜欢“团团圆圆、平平安安”这些词，现在来看是一种常态，在当时却是一种稀缺资源。
躲过了瘟疫，还要防止灾荒。根据学者们的统计，民国九年（1920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间，死于灾荒的人口数达1800 余万。
整个民国期间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巨灾75次，10万人以上的18次，50万人以上的7次，100万人以上的4次，1000万人以上的1次。其中1932年的霍乱，光陕西省就夺走了20万条生命。
就河南来说，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分为水灾、旱灾、蝗灾、震灾、风灾、冷灾、雹灾等，各种灾害轮流交替，连个喘气的机会都不给。
民国37年的历史，河南有灾害记载的年份有35年，累计受灾1780多个县，其中遭受水灾的县有681个，旱灾858个，蝗灾226个，平均每年有一半的县，在遭受自然灾害。
旱灾发生的年份是1920年、1928~1930年、1936~1937年、1941~1943年，几乎都是席卷华北和黄淮的大旱灾，只不过河南受灾最重。
1920年的旱灾，覆盖了华北五省绝大部分地区，成片的土地颗粒无收，农村经济崩溃，五千万农民沦为难民，全国至少饿死50万人，其中河南就饿死了30万人。
为了度过饥荒，卖儿鬻女的事情时有发生。河南安阳一带，卖儿卖女都论斤称，一斤大洋能买15斤。妇女按80斤计，姑娘以70斤计。
在河南叶县，两块大洋就能买一个小男孩，一块大洋就能买走一个小女孩。
一块大洋能干什么呢？能换四五斤粮食。粮食也是硬通货，20斤可以买走一个黄花大闺女，几个馒头就可以领走一个孩子。
你还别嫌便宜，有时候为了孩子的活路，只要你肯要，即可拱手把孩子相赠。如果免费也没人领，爸妈也无力养活，心一横直接把孩子投到井里遗弃了。
山东不少地方的农民因“无力养子”，甚至“投诸井中”，陵县附近之井，“竟至湮塞”。有的直接把孩子毒死，省得活受罪。
水灾发生在1921年、1931年、1935年和1938年。1921年的水灾，把黄河以南90多个县全部泡在水里，房屋被毁、庄稼绝收。
1931年的水灾，全省82县受灾，五千万亩耕地被淹。不过这次水灾受灾最重的不仅有河南，还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苏。
1931年的水灾超过了98年的水灾，当年中国的几条主要河流如长江、珠江、黄河、淮河等都发生特大洪水，多处堤坝溃堤。
受灾范围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二，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起江苏北部，西至四川盆地。（下图是1931年高邮水灾航拍图）
死了多少人呢？直接造成40万人死亡（淹死），由于次生灾害（饿死、疟疾等流行病）300多万人死亡。
这次水灾之后是1938年的洪水，纯属微操大师常凯申的杰作，他为了迟滞日军的进攻，炸开了黄河的花园口大堤，直接造成了河南、安徽、江苏2000万人受灾，480万人倾家荡产，70万人被淹死。（花园口航拍图）
有一首河南民谣，精准描述了当年的惨状，用河南话念更有味儿：“老蒋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好不容易挨过了水灾，从1941年开始，降雨偏少，到1942年形成了旱灾。1942~1943年的旱灾，把中原变成了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电影《1942》就是以此为背景。
1942年春开始的干旱，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水井干涸、河水断流，人畜饮水困难，粮食绝收，1943年又演变成了蝗灾，连野菜树叶都不给老百姓留。
有一位美国记者白修德，记下了当时的惨状。1942年夏秋，人们已经开始吃树皮草根，还没到年底，树皮已经被剥光。
还有人收集鸟粪，淘吃里边未消化的草籽，还有的则干脆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最后甚至开始吃土。
灾民不断有人饿死，开始出现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逃荒。大约有数百万人逃出了河南。我一个舅舅，就是姥姥一家逃荒在外时生的。
逃荒的风险系数比较大，因为那么多饥民，为获取有限的生存资源，竞争也很激烈。不计其数的人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下图中，一位妇女嘴里吃着不能消化的稻草，奄奄一息。
倒在路上之后，可能就惨了，因为可能沦为别人口中的食物。1943年在郑州市，成群的乞丐吃死者的尸体。
饥饿带来的恐惧，让人失去了理智，很多人争抢食物打的头破血流，还有人入室抢劫。倒是少有强奸犯罪，因为实在没有力气。就是有人有想法，只要给一口吃的就搞定了。
这次饥荒，河南的人口从3000万锐减至2100余万，较为可靠的分析结果显示，其中至少有300万人是被饿死，另有500余万则迁徙到了山西、陕西等地，还有一百万病死或失踪。
在民国时期，人吃人的现象几乎每年都在发生。民国的《大公报》《民国日报》《申报》《晨报》的报道屡见不鲜，因为这根本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
1930年，甘肃大旱，最后发展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妇女儿童的肉，家居当饭菜，外出当干粮。当地税务机关检查行李，常发现人腿在包裹中。
于是税务机关的人追问怎么回事，当事人的回答令人垂泪：本人子女之肢体，若不自食，亦为他人所食。
也有人不愿意人吃人、不愿意卖儿鬻女，也不愿意逃亡的，他们选择了全家人集体自杀。这种情况下，活着比死了还需要勇气。
1934年，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六省旱灾。安庆城外五十里谷桥地方，农人一家八口，因绝食多日，毫无办法，合家同时服毒自尽。
总之，各种灾害交替发生，可以说民不聊生，我们的祖辈或曾祖辈能挺过这一关，实属不易。有人肯定会好奇，这时候政府在干嘛？我来一一解答。
先说1920年的华北五省大旱。其实没有这场大旱，华北地区老百姓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从1916年，大大小小的军阀战争就没停止过。
这里是南北军阀交战的主要战区，备受摧残。1920年旱灾发生了，直系和皖系军阀正忙着争夺北京政权，这就是1920年7月14日爆发的直皖大战。
为了打仗，他们不但不赈灾，反而更加疯狂地对灾区征收苛捐杂税。1920年4月，民国河南政府一口气把田赋征到了1935年，一次性征了15年的税。
因为军阀混战，为政者自己也朝不保夕，说不定几天后这地盘就丢了，必须趁着在任的时候抓紧搜刮地皮，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仗打完之后，直系和奉系共掌北京大权，然后开始了赈灾。1920年8月底，徐世昌下令给河南、直隶（河北）、山东、陕西各拨款2万元。
2万元什么概念呢？当时赈灾需要资金保守数字是1.2亿，但是寥胜于无，有总比没有强。
9月中旬，随着灾情的加剧，徐世昌再次补充了更多的措施，要求内务部、财政部会同地方政府一起筹集救灾资金。
同时政府开始跟土豪劣绅谈判，希望他们平价出售粮食。对于个别地方，实行减税（注意不是免税），额度视灾情减免20~70%，没减的部分可以缓交。
10月16日，北洋政府设立了赈灾处，12月1日，通过发行赈灾公债，借款384万元，分发给各省。与此同时，还在社会进行募集、向外国银行贷款。
然而没想到这微不足道的赈灾款，也成了军阀眼中的肥肉。北洋政府向日本借款500万元，其中200万不知下落；直系首领曹锟，直接侵吞赈灾款300余万元。
其余的款项，虽然名义上用于灾民，但是很大一部分被北洋交通部以“以工代赈”的名义把持，给自己的利益集团修路。
同样还有1929年河南的旱灾。当时，蒋介石先后发动了蒋桂大战和中原大战，河南都是主战场，把成熟的麦子给糟蹋了，加重了灾情。
为了筹集军费，刮民党新军阀对河南灾区加强了摊派，在灾区征款4041.5万余元，征发粮草合4850.5万余元，征发车辆牲畜合4484.4万余元。
1931年，长江、淮河、黄河、珠江全国性洪水，一亿人沦为灾民，然而蒋介石却不顾人民死活，忙着围剿中央苏区，问题是也没打赢啊。
这次大洪水成因中，暴露出来了贪腐问题。国民政府1928年开始在湖北每年征收1000万元，作为堤防积存金，其实只有1928年修筑孙家拐大堤用了一些，余款应该有2000万。
但是蒋介石挪用50万作为军饷，宋子文以军费的名义动用了1000万元，其他的被地方官员和水利局长贪污了350万元，剩下的创建了川江龙公司倒腾鸦片……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年汉口丹水池铁路堤坝溃决时，身为省主席的何成濬和督军徐源泉，警备司令夏斗寅等人正在打牌，闻讯后漠然视之，继续打他们的牌。
1931年，何葆华为汉口市市长兼任两湖防汛主任。当年长江进入汛期时，他将防汛麻袋每个提价1.5元，并改变麻袋的豆、沙比例，从中大肆贪污，张公堤因而溃口，大水冲入汉口市区。
有些灾荒其实就是军阀导致的。比如1926年底，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了筹集500万军费，下令把黄河大堤的护堤柳给砍了，辛辛苦苦几十年的堤防，一招被毁。
1938年，微操大师直接扒开了花园口，河南、安徽、江苏的两千万人沦为灾民，千里沃野变成了一片泽国。
蒋介石这一招也被日军学会了。1939年日军“以水代兵”，掘开河北运河、槐河、沙河、卫河等河堤后，又在豫北武陟掘开了沁河，滔滔大水一泻千里，万里沃野尽成洪流。
你说这政府能指望的上么？不增派苛捐杂税就算烧高香了。就这样，我们的祖辈，逃过了灾荒，还要面对战争。
抗日战争，中国军民的总伤亡是3500万人，而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以及国共内战，总伤亡也在2000万人以上，合计至少5500万人。
不要以为你不当兵就没事了，要知道军阀和国民政府会抓壮丁的，日本人所到之处也经常滥杀无辜。
我们的祖辈不光要学会躲子弹，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土匪。由于活不下去，很多人选择了当山大王，当起了土匪。
有人统计过，到1937年时河南全省大小土匪加起来还有四十来万，居全国各省之首。全省108县，没有一个村不被土匪祸害的，有时候一天之内一个村子土匪能来三波。
匪患严重的湘西地区，在解放前后共有土匪武装和其他反动武装 200余股，人数超过十万。
全国有多少土匪呢？毛主席曾估计，中国的土匪有两三千万，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5%。其实土匪越来越没出息，啥都抢，包括咸菜疙瘩。
四川有个土匪当了俘虏，审讯者问他为啥当土匪。他回答说，如果他们愿意剖开他的肚子，他当土匪的原因就在胃里。
好奇的执行官在处决俘虏以后真的剖开了他的肚子，结果发现他的胃里除了草，别的什么也没有。
有的人只是为了一口吃的，有的人却成了地方恶势力。比如湘西这个地方，陶渊明曾经描述过的世外桃源，在民国时期成了群魔乱舞的人间地狱。
湘西有一大悍匪，名叫彭春荣，外号彭叫驴子。他曾经向当时负责湘西治安的军统头子沈醉送过一份厚礼——马鞍及笼头、缰绳。
只不过，全部用人皮制成，鞍子四周用人的大拇指甲镶成一圈边饰。沈醉的母亲是个信佛的人，知道这件事后心神不宁，责令沈醉将马鞍烧毁，并烧纸安慰死者。
张大治（又名张平）是湘西一带的著名的杀人魔王，一次在农民家逼烟土税，张大治一把抓过几个月大的婴儿，用刺刀将婴儿钉在了墙上观赏婴儿四肢颤动，狂笑取乐。
张大治爱吃猪舌，不管谁家杀猪都要把猪舌献给他。有一年，沅陵一姓向的农民，春节杀猪忘记给张平留着猪舌，被张大治抓到李家洞问罪。
张大治一刺刀戳进向某的嘴巴，把人家的舌头给割了，然后又一刀刺向大腿，使向姓农民痛得惨叫，几天后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而死。
所以当地也有一首民谣：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水见张平，浑浊不清；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他为患湘西的10余年里，仅亲手杀死、勒死、活埋的群众就达3000多人，强奸更是家常便饭，连他婶婶都不放过。
就这种货色，1943年竟然入了刮民党。你说这个刮民党怎么能不烂透，根本就是军匪勾结、警匪勾结。
竟然能被宋希濂收编，成为国军暂编第11师少将师长，隶属国军十四兵团，但他依然为祸乡里。
1949年8月，解放军来到了这里，很多罪恶不太重的土匪武装，纷纷接受改造，有的甚至加入解放军，最后走上抗美援朝战场，成为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
一个叫做金珍彪的战士，这个人就是湘西土匪出身，他在一次战斗中，在战友都牺牲的情况下，一人坚守阵地，独自击毙165名敌军，战后荣获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的荣誉。
但是张大治自知罪孽深重，所以准备负隅顽抗。终于在1950年7月，被解放军击毙在稻田中。
张大治被击毙后，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奔走相告，自发地买来鞭炮在政府驻地和解放军驻地庆祝，感谢人民政府、感谢解放军为老百姓除去了大害。
有胆大的百姓将张大治的脑袋割了下来送到县城，然后挂在中南门悬首示众，最后被人扔进了沅江。
湘西的土匪，刮民党十几万大军几十年都无法剿灭，根本原因就是刮民党军官养寇自重，到最后发展为军匪一家，合伙欺负老百姓，老百姓唯一的希望就是解放军。
（下图中，解放军战士在湘西张贴剿匪宣传单：土匪不肃清，大军不收兵）
我爷爷曾经给我讲起过老家的一个大土匪——扈全禄。
这个人杀人如麻、无恶不作，为患十年间共杀害了5000余人，奸污妇女多达数百人。杀人手法令人头皮发麻——枪崩、砍头、活埋、铡刀铡、锅煮、油烹、大卸八块、投河……
这样一个人却成了日本和国军拉拢的对象，日本来了投靠日本，日本不行了投靠国军，成了国军少将旅长。
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盼着亲人解放军。1949年5月扈全禄被解放军活捉，他自知恶贯满盈，知道解放军肯定饶不了他，在枪决之前畏罪自杀。(下图是扈全禄当年的大院）。
所以蛋总为啥说，我们的祖辈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在斩杀线上走钢丝的英雄，他们能挺到解放军来，能挺到新中国成立，本身就很不容易了。
现在你是不是理解为啥解放军叫“解放”军了，是不是对“水深火热”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是不是知道新中国为啥叫“新”中国了？是不是知道为啥说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了？
新中国让我们的祖辈获得了新生，也不用怕土匪了，也不怕灾荒了，更不怕战争了，最神奇的，瘟疫也被逐渐摆平了，总之，帮我们的祖辈扯掉了斩杀线。
也就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是从新中国才开始的。从新中国开始，中国人才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命运的主人。
因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刮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后来又陆续战胜了美帝，战胜了病魔，战胜了自然灾害。后来毛主席又带领中国人民，一起搞工业化，打造锁血挂。
“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豪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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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我应邀讨论新世界秩序下的中欧关系。他开场便说：“过去几周发生的一系列事态，表明世界秩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他所说的事态，包括印巴空战、美国单边关税政策以及中美在瑞士的贸易谈判。在我看来，过去半年的许多事件，的确可以支持他的上述判断，世界硬实力的天平，正在向中国倾斜。
（ 图片来自AI生成，内容来自新书《还得是中国》 金灿荣等著 ）
2024年12月26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在同一时间试飞两款六代战机，震撼整个世界。此前不久的珠海航展，我也去了现场，各种外贸版的战斗机、无人机、导弹，各种雷达和反无人机装备，先进武器装备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当我仰望天上各种飞行表演时，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甚至出现审美疲劳，连歼-10C这样先进的四代战机，也只能待在角落里。似乎只有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以及未露面的轰-20这样的战略机型，才能激起大家的兴趣。
中国六代机试飞，引发国际关注。成飞试飞歼-36，沈飞试飞歼-50，前者形如一片银杏叶在空中飘飞，而后者形如一只雨燕高速冲刺，印证了军迷的“颜值即战力”之说。中国两架不同型号的六代机同步试飞，深深刺痛了美国，立即抛出六代机F-47的PPT。这让我想起1999年5月7日，美国出动B-2幽灵轰炸机，投下5枚精确制导炸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年我们只能在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游行，那时候真没办法，我们技不如人。如今我们的战机研发，代差竟然可以反超美国，把落后的帽子甩到美军头上，心中感慨万千。
春节期间DeepSeek（深度思考）横空出世，全球迎来“DeepSeek时刻”。这个时刻，不是我们喊出来的，而是最先由西方用户试用并炒作起来的。整个美国都慌了，华尔街科技股暴跌。中国用很低的成本，实现不亚于美国先进的模型算力，并率先向全球开源，把美国AI界逼到了墙角，使其感受到了深重危机。目前美国的AI工程师一半都是华人，占比多到什么程度呢？有人跟我开玩笑：美国的AI圈里，随时可以叫上几个人打掼蛋。
（ 图片来自AI生成，内容来自新书《还得是中国》 金灿荣等著 ）
再看2025年5月的印巴空战。
这次空战，驾驶中国战机的巴基斯坦空军完胜驾驶法国战机的印度空军。据说这也是二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超视距实战对抗。中国战机原本在世界军工舞台上没多少曝光度，歼-10C战机在中国的军机序列中，属于相对落后的机型，但这次印巴空战，让全球战略界对中国战机刮目相看。我请教了专业人士，此次空战战果，并不说明我们的歼-10C和枭龙战机就比法国阵风战机强多少，而是体现了中国军工体系化战力的强大。我们的预警系统、机载雷达的探测距离，霹雳-15空空导弹的射程和末端加速，以及预警雷达、飞机、导弹之间的数据链沟通和协同，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
战况明明一边倒，印度媒体仍然嘴硬不认输，反而丧事喜办，大搞胜利庆典，还谴责全世界媒体联合起来说谎。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几乎是透明的，如此掩耳盗铃，印度未来很可能面临更彻底的军事灾难。
印巴空战在西方引发恐慌。阵风战机是欧洲的王牌战机，竟然在中国四代战机面前不堪一击。如果中国的五代机上场，会是什么结果？美国的F-22和F-35能否扛得住，都是一个问题，这是美欧军事专家最担心的事情。
（ 图片来自AI生成，内容来自新书《还得是中国》 金灿荣等著 ）
再看2025年4月特朗普实施的单边关税政策。
中国是首个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国家，5月的瑞士谈判有所缓和，6月在伦敦再谈，美方发现中方丝毫没有服软的意思，便消停了不少。以斗争逼让步，以实力求和平，以前那种崇美、恐美的声音基本消失了。与2018年相比，中国对美依赖度已经明显下降，整体对美出口份额也下降了不少，央行基础货币扩张也不再单纯依靠外储增量。而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度，并没有真正下降。
未来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国债正由公认的无风险资产变为风险资产。国债收益率居高不下，约有5万亿美元巨资正在撤离美元资产，转向欧洲和亚洲。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不排除美国以关税为条件，要挟各国在购买并持有美债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也不排除美国在欧洲策划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抬高非美区域的风险溢价，从而驱动数万亿美元回归美元资产。
（ 图片来自AI生成，内容来自新书《还得是中国》 金灿荣等著 ）
特朗普政府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最近有一段视频被人翻出来热炒，这是我在2019年录制的视频，网友写的标题很吓人，说什么“神预测”了“特朗普2.0”推出的新一轮关税政策，只是恰好被我说中了而已。其中包括征收10%的普遍关税，对钢铝和汽车等战略性产品加征特别关税，对欧洲、日本、越南等国征收的关税等。特朗普的动机，夹杂多种因素，他本人的真实意图，是减税筹款，但他说给选民听的，是推动美国制造业回归。特朗普身边的幕僚则是试图塞入私货，迫使其他国家追随美国，对付中国。
我们先要搞清楚对方的意图，才能对症下药。
过去6年间，我反复呼吁，对于中美贸易关系，我们不应追求低关税原则，甚至无需“对等关税”，只需要捍卫非歧视原则即可。换言之，只要加拿大、墨西哥、欧日韩越等国家和地区商品卖到美国，他们面临的关税水平与对华关税差不多，我们完全可以给予美国优惠的关税税率。驱动美国提升对其他各国的关税水平，更利于中国确立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地位。
中国硬实力的反超何以实现？硬实力包括军事力量和经济产业力量。中国在制造业规模上早就超越美国，但是在质上还存在差距和短板。近年来，我们遭遇的“卡脖子”现象便是具体的例证。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成功落地，“卡脖子”的高端芯片问题也会在未来不久解决。
（ 图片来自AI生成，内容来自新书《还得是中国》 金灿荣等著 ）
如果把中美竞争比喻成期货市场的多空对决，中国这个多头主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加杠杆，仅仅靠自己的资本在做多；而美国这个空头主力，则拉了一帮散户为空头壮声势。一旦多头发力，空方阵营将陷入“空头杀空头”的逃跑与踩踏场景，美国的众多小弟将会反水换边，其中有一部分国家，不排除向多方献上投名状的可能，从而形成轧空的惨烈局面。
硬实力的天平，正在向中国倾斜。我们在分析和研判局势的时候，需要实事求是、客观冷静，而不是为了鼓舞士气，凭空高举高打，造成战略误判和盲动。中国的战略界需要思考一系列问题：该如何以强者的姿态，从实力优势地位出发重构中国的对外战略？该如何借助硬实力优势，转化和延伸我们的软实力？600年前的郑和舰队，曾经在印太地区拥有绝对的硬实力优势，但最终结果是陷入自废武功、天予不取的结局。以史为鉴，我们如何避免重蹈明朝海军的覆辙？
国家在苦难中辉煌。家国筋骨相连，国家的每一次战略选择，都跟我们的社会、家庭和个体密切相关。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我们的职业与生意，也许正在经历阵痛，历经迷茫，但这是暂时的，我们的好日子，将在下一场国家胜利中得到延续。
我们这代人，有幸见证一场风云激荡的百年变局，有幸经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历史进程。处于“大争之世”的中美两国，到底该如何相处，双方都很焦虑，都在死盯着对方。在国家心态上，美国比我们更紧张，美国是守成大国，要守成，必先锚定对手，必先压制新兴大国，日思夜想而愤懑于胸，言行举止变得蛮横无理。一个大国如此歇斯底里，如此毫无章法，美国在战略上早乱了方寸。这是霸权坍塌前的典型症状。
国际格局的维稳和解构，如同地壳内部的板块挤压，当力量均势失去平衡，最终要在地表找到一个能量破口，轻则熔岩喷发，重则地震海啸。
中美之间需要一张谈判桌，双方都需要喘息时间和战略补给。但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在强权霸凌面前，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妥协求合作则合作亡。中美关系可以好起来，但是仅仅靠“修修补补”“打针吃药”终究解决不了问题，到了该动手术的时候了。放眼整个世界，能把老式霸权抬上手术台的，还得是中国。
任何一个霸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反霸凌的底气与担当何在？如何破解经济低潮中的各种掣肘因素及民生困局？希望这本《还得是中国》能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
《还得是中国》这本书是金灿荣政委领衔，我和丁一凡等学者联袂书写的。全书全球视野带大家厘清中美博弈的本质和未来走向，给读者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世界格局的稀缺分析框架。在信息爆炸、众说纷纭的今天，本书能帮助大家建立起一套观察国际大势的坐标系，摆脱焦虑与迷茫，看清国家前行的逻辑与个人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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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爱囤积大豆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大豆储备最高的国家。
中国的大豆产量很低，绝大多数的大豆都依赖进口，每年全球一大半的大豆都是中国买的。
地球上的大豆只有两个买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其他国家。
我们不怎么产大豆，基本靠买大豆过日子，但我们粮仓里储备的大豆数量是绝对意义上的冠绝全球。
为什么中国这么喜欢储备大豆？
因为我们以前被坑的太惨了。
2001年之前，中国多次申请加入WTO均被美国拒绝，拒绝的理由中最难谈判的一条就是中国必须签署《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美国开放中国的粮食市场。
美国主要的出口粮食作物就是小麦和大豆，美国要求我们全部开放，而我们即便谈判折中也最少要开放一个，如果一个都不开放那美国就会阻挠我们加入WTO，只要有一个国家不签字那中国就进不去，何况这个拒绝的国家是美国。
经过反复权衡和谈判，中国最后对美国开放了大豆市场，保留了小麦市场。
因为大豆虽然价格高但是产量低，主要用途是产油产肉，即便出问题也最多是吃不上肉，而小麦属于主粮，保留小麦市场能确保中国人能吃饱饭的底线。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并遵守条约对美国放开了中国的大豆市场。
然后铺天盖地的美国大豆瞬间摧毁了中国的大豆种植业。
美国大豆是转基因大豆，本土还到处都是黑土地，直接导致大豆产量特别高，成本特别低，每年还能领到美国财政部的农业补贴，这直接导致美国大豆具备碾压性的价格优势，漂洋过海运到中国的到岸价都能比中国大豆的价格低一半。
在巨大的价格差距面前，很快就没有大豆企业愿意收中国大豆了，而面对大豆价格爆降，农民也不愿意亏本种植，很快中国的大豆产量就开始急速降低。
2002年，中国大豆产量巨幅下降。
2003年，中国大豆产量只剩下加入WTO前的零头，全国的大豆企业都在购买美国大豆。
等中国不再种植大豆后，美国粮商就开始骚操作了。
2003年8月，离美国大豆收获还有1个月的时候，美国农业部突然发表声明，说旱情将会导致大豆大幅减产，然后每个月发表一次公告，连续4个月将大豆的预期库存调低。
在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刺激下，全球大豆价格开始飙升，迅速从2300元/吨暴涨到了4400元/吨。
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中国大豆的价格，但种植大豆需要时间，这短短几个月我们是变不出大豆来的。
4400元/吨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等于是把预计中的成本翻了一倍，中国大豆企业拒绝接受，于是就开始减少进口量，用库存的大豆应付日常生产，指望着过一段时间大豆价格回落下去，因为有传言说美国政府会对暴涨的大豆价格进行介入，所以很多大豆企业选择了观望。
2003年中国对美国的大豆进口量骤减接近一半，这还是建立在大豆价格从8月才开始暴涨的前提下。
中国大豆企业不愿意买价格暴涨后的大豆，怎么办？
货都在我手上，你自己也没产量了，你说不买就能不买？想的美哦。
收割，即将开始。
2004年3月，美国农业部宣布不会对大豆进行增产，此消息公布之后全球大豆价格应声暴涨，迅速上涨到了5500元/吨，而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这个时候中国的大豆企业终于恐慌了，因为撑了半年之后自家仓库里库存的大豆已经用完了，这大豆价格再怎么没完没了的涨下去那可怎么办啊，越晚买就越吃亏。
在恐慌之下，库存大豆耗尽的中国豆企纷纷迅速和美国粮商签署了巨额的大豆长期采购合同，签订的采购额是一个天文数字。
中国的大豆企业几乎悉数落网，没有一个跑得掉的，因为大豆的供应掌握在美国粮商手中，我们这边确实没有大豆了。
等中国的大豆企业全部签了合同之后，美国粮商就开始收网了，因为其他国家的采购量只是小鱼小虾，主要盯着的肥肉就是中国豆企。
中国豆企全签了高价大豆采购合同之后，美国农业部突然公布了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说，美国为了考虑民生，为了考虑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将制定政策鼓励大豆生产。
第二个消息说，之前公布的大豆库存数据有问题，属于工作人员的统计口径有误，实际上没有那么缺大豆，请大家不要恐慌性抢购大豆。
悲天悯人，爱民如子，谁也不能说美国农业部做错了什么，至于工作人员的统计失误他们内部已经对几个办事员给予了警告处罚。
但这两个消息发布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大豆的价格就从5500元/吨爆降至2200元/吨，回到了这轮疯炒大豆价格的起点。
然后所有的中国豆企全都傻眼了，自己刚签完巨额的大豆长期采购合同，要是按合同约定的高价采购那会亏的一塌糊涂，如果不按合同采购那不仅自己刚支付的保证金没了，还要支付天价的违约金。
违约金设定的非常高，但按合同采购高价大豆亏的更多。
权衡利弊之下，大量中国豆企选择了违约，因为即便被扣除了保证金还要支付天价的违约金，算下来也比高价采购大豆亏的要少。
很快美国的四大粮商就联手起诉中国豆企违约，要求中国豆企支付400多亿人民币的赔款，如果不支付那就要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大豆禁运并在WTO起诉中国。
那可是2003年的400多亿。
经此一役，中国豆企元气大伤，在一年内陆续破产，除了个别国字头的豆企抗住了其他几乎全死了。
2003年，中国共有1000多家大豆加工企业。
2004年底只剩下了90多家还活着，其中64家为外资控制，中国豆企仅剩30多家且大多数为国企。
短短一年时间中国豆企就被灭杀了97%，这一场大豆战役中国豆企可以称得上是全军覆没。
大出血的不仅有中国豆企，还有中国豆农。
2003年底大豆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4000元/吨以上，这个价格对中国豆农来说已经是利润丰厚，2004年3月更是飙升至5500元/吨以上。
看到这个价格后，中国豆农都红眼了，于是纷纷在4月份大豆的种植季节开始种植大豆。
结果过了没多久，美国农业部突然发了公告，然后大豆价格迅速暴跌。
到6月的时候，大豆价格就只剩2200元/吨了，但此时中国豆农已经把大豆都种下去了，离收获时间只剩2个月。
你继续种植大豆到收获，会亏损惨重。
你把种了一半的大豆挖出来，亏损会更惨重，因为农季已过，你种不了其他东西了。
等到了8月底，中国大豆大丰收，产量飙升，但此时的大豆价格已经被牢牢焊死在了2200元/吨上，多一块钱都卖不出去。
2004这一年，中国的豆农大面积亏损，面对满仓满库的大豆欲哭无泪，一年亏掉了好几年的积蓄，从此再也不敢种植大豆。
中国从豆企都豆农都在2004年损失惨重，中国大豆产业从上游到下游被美国粮商借此全部垄断了。
美国农业部说自己只是不小心统计错了数据口径，只是在衡量是否增产的政策时犹豫了一下。
而美国的粮商说，自己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下的普通企业，没有干涉价格的能力，自己也只是个老实人，老老实实的按合同办事而已。
是的，美国农业部和粮商都没错，都是老实人和好人，做的事情都完全合法合规，我们反正是哑口无言。
但从事实结果来看，美国粮商在极短时间内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大豆行业，从此彻底垄断了中国的大豆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自己一点成本都没有付出，最后还赚了几百亿的违约金收入，代价仅仅只是让政府发了几张公告而已。
别管他们嘴巴上怎么说的，我们只看最后的实际结果是什么样的。
2004年美国粮商把我们吃干抹净吃的满嘴流油，要是吃上瘾了过几年还这么玩一遍那该怎么办？
毕竟最低价格的大豆生产掌握在美国粮商手里，最大规模的产量也掌握在美国粮商手里，美国粮商拥有对大豆的绝对定价权，他们可以随意玩你。
虽然中国的大豆确实打不过美国大豆，也不可能违反WTO协议来禁止美国大豆，但我们不能任由美国大豆这样搅风搅雨的随意从中国收割财富。
2004年，趁着美国粮商把大豆价格打至2200元/吨的低位，意图彻底摧毁中国豆农时，中国政府出手了，委派中储粮建立大豆储备仓库，大量收购大豆。
中国豆农种的大豆，中储粮收，美国卖过来的进口大豆，中储粮也收，只要是低价大豆中储粮全收，在最短的时间里建最多的现代化大豆仓库，然后把所有仓库全部填满。
2005年，中储粮继续收大豆。
中储粮是暗中收储，没人知道中储粮在04~05年这两年到底收了多少大豆送进了仓库。
如果美国粮商安分守己，那中储粮库存的大豆并不会发挥作用。
但美国全面接管中国大豆产业后仅仅只安分了1年，第二年就开始作妖了。
2006年，美国粮商再度开启大豆战，以美国遭灾，大豆减产为由，美国粮商不断收窄大豆出口量，不断推升大豆价格。
呵呵，这么巧啊，你们家的大豆这又减产了，这减产的也太频繁了吧，我们一买你们家的大豆，你们家就遭遇天灾啊。
美国粮商说美国大豆减产了，说美国灾情严重，这个我们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即便你千辛万苦证伪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美国大豆不卖就是不卖，你能怎样？
但和2004年不同的是，我们这次手里有了大豆储备，中储粮仓库里摆的满满当当。
美国把大豆价格推升到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高度后，中储粮就开始开仓放大豆，以10天为一个单位有序的抛售大豆，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平价销售。
美国粮商一看就笑了，全球大豆都在我这里，你给我玩抛售大豆砸价格？
你撑死就买了2年大豆做储备，进口量和产量在那里摆着，你仓库里不可能有多少大豆。
你卖，你继续卖，我看你手里能有多少货。
中储粮开仓放大豆之后，大豆价格还在不断的疯涨，美国粮商继续推升价格。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急不躁，继续抛售大豆，而且慢慢提升抛售频率。
豆价越高，我们抛售的越频繁。
一开始是10天一抛，后来是每周一抛，最后是3天一抛。
美国粮商也不急不躁，你继续抛，抛多少我接多少，我倒看看你仓库里有多少大豆还能抛下去。
04年只是吃了一堆小鱼小虾，还没消化一年就饿了，既然中储粮这头大鲸鱼自己主动送上门那我就不客气了。
于是这第二次的大豆之战一口气打了两年，持续到了2008年底。
美国粮商严密控制大豆出口量，始终维持大豆的高价，硬顶了2年都没让价格跌下来。
这控制价格的能力，佩服，真的是厉害，不愧是粮食巨头。
第一次大豆之战中国豆企只扛了半年就跪了，04年3月份签约上钩，看来其实还是识时务的，要是咬着牙不上钩那美国粮商真能让你2年都得买高价大豆，你不可能撑的了2年。
但这足足2年的时间，中储粮的大豆居然还没抛完，连绵不绝的始终在抛，没人知道中储粮手里到底还剩多少大豆储备。
04~05年中储粮到底暗中吃了多少货至今都没人知道，这短时间内急速吃货填粮仓的能力，同样佩服，真的是厉害，不愧是储粮巨头。
第二次大豆之战能打足足2年这么久，就是因为碰上了高手对决，双方互不退让，看谁先扛不住。
但2008年，金融危机降临了，席卷整个欧美的所有金融市场，粮食市场也跟着崩盘了。
在大豆价格崩盘之时，中储粮不仅不松手，还趁机痛打落水狗。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之前，中储粮放出消息说，中国的大豆储备太多了，很多大豆已经在仓库里放过期了，因变质不适于食用，有意向寻找养殖企业合作当成养殖粮使用。
看看，都过来看看，我们这大豆太多了，多到都在仓库里放变质了，如今只能拿来喂猪。
消息传出后，大豆市场的最后一口气泄了，价格雪崩。
2008年底，大豆价格降到了历史低点，中储粮开始暗中大量收购大豆，把前两年高价抛空的仓库全部填满了。
我们赢下了第二次大豆之战，但中储粮并没有放松警惕，因为第二次大豆之战我们能赢是借了金融危机的东风。
如果不是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金融市场，极大增加了美国粮商的资金压力和控盘成本，那第二次大豆之战会再持续几年，最终鹿死谁手那还真不好说，中储粮未必一定能赢美国粮商，因为当初留给我们储备大豆的时间窗口期只有2年，实在是太短。
所以赢下第二次大豆之战后，中储粮继续疯狂修大豆仓库，继续疯狂储备大豆，最终把大豆储备量提升到了一个让其他国家看起来觉得“丧心病狂”的程度。
没人知道中储粮到底有多少大豆储备，这是绝密，但外界任何一家的估测值都是一个让粮食炒家看了之后能眼前一黑的数字。
从此，美国的粮商再也没敢发动第三次大豆之战来拿捏中国。
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粮食减产，11个国家和地区暂停对中国出口大豆，但中国的大豆供应安全依然岿然不动，国际粮商连试探中储粮的兴趣都没有。
中国刚加入WTO对美国开放了大豆市场，美国就隔三差五的天灾，大豆两三年就要大减产一次。
中储粮修好大量大豆仓库后，美国的天灾突然没了，大豆年年稳定丰产，啥洪水和旱情都影响不了美国大豆的产量。
咋就这么巧呢，真的是好巧啊。
万万没想到，中储粮的大豆仓库居然有控制美国天气的作用，堪称天气控制机，你说厉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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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将正式启动。
上述新闻就是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海南封关，封关不是封岛，而是指将海南岛全岛建成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施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这种安排类似于国外的自由贸易区，就是设置一个独立于原有海关的特殊的自由贸易区的模式。
那么，海南自贸区建立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选择在12月18日全面封关呢？
01
强链固链
这次政策出来以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目前的政策对哪些国家影响最大。受冲击最大的自然是越南为首的东南亚转口贸易国家。大约从2014年开始，中国本土企业大量迁移到越南，到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这种迁移就开始加速。
在迁移过程中，因为美国单独对中国加征关税，导致国内中低端产业链只能转移到越南为首东南亚国家，这里低廉的劳动力、土地价格以及远低国内的关税，使得来到这里的中国企业蓬勃发展。这些制造业企业原本利润大约在15%—20%，但绕开美国的关税以及降低的人力成本，使得他们可以从越南转口到美国，这样就规避了美国制裁，保住了海外市场。
同时，大规模转移带来了国内产业链分散以及弱化，越南利用招商引资将中国产业链吸收以后开始反向对付我们，比如越南接受中国钢铁产能承接后开始对中国输出的钢铁产品反倾销，在学会了全套产业链以后反过来封锁我们产业，这等于断了中国钢铁从越南绕道美国的贸易通道，越南掌握技术以后开始断中国后路，占领原本属于中国的美国市场，类似的国家还有印度，他们从中国进口大量光伏、无人机等零部件，组装以后开始贴上印度制造标签出口欧美。用中国的产品抢占原本属于中国的市场，窃取资金同时窃取技术。
因为美国高关税一直存在，国内中低端内卷严重，只能被迫从越南、印度这种关税洼地出口，但长期下去，市场被侵蚀，对方还会以市场换技术强迫技术转让，慢慢地，市场没了，技术没了，之前原本国内配套产业链下的下游企业和相关就业就会逐步枯萎。
这种趋势早在2023年就已经引起国家重视，所以，2023年“强链固链”正式被提出。国家对越南、印度等国家开始了反击，从禁止光伏、无人机零部件出口等着手，阻止两国抢夺中国出口市场。
2025年，为了吸引更多外资，已经准备在越南国内开设更多自贸区。很明显，这是在进一步撕扯中国产业链。堵不如疏！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独立于本土的、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区。海南封关就是针对越南、印度这些截胡中国产业链国家量身定做的。从海外进口到海南的原材料0关税，加工以后直接出口同样不征收出口关税。这样，中国国内企业就不用绕道越南出口国外市场，从海南就可以直接完成进口加工－出口零关税，等于将越南等国家原本给予中国企业的优惠从海外转到了中国国内。
工资之外，越南土地成本也在飞速发展。越南岘港和胡志明市房价已经涨到2.5万到2.8万一平米，工业地价自然水涨船高，更让中国企业难堪的是越南的土地制度，持有买卖土地必须使用越南人身份，等于所有企业的房子和地实际上都掌握在越南手里。土地在人家手里，工厂财富也就捏在人家手里！
工资和土地成本上涨，物流、物价等自然随之上涨。更具重大意义的是越南从12月15号正式生效282号法令，法令背后是越南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目前越南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已经跌破2.0，按照这个趋势，2034年越南人口就将停止增长，最早2045年越南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所谓人口红利彻底消失，越南用十年时间走完了日韩70年的路，各种征兆说明越南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萎缩时代，未来基础设施升级和养老都会拖累本国增长。这样的国家成本和未来都已经不再适合产业链转移。
对应的，则是海南的高效，这里不仅税收低，而且基础设施完善，背靠中国本土，这里有最低的成本、最高效的物流和中高端制造业加工。这些优质条件都远不是越南所能比拟。只要重新迁回海南，那么之前带出去的产业链、就业和资金就会重新回归国内，这就是强链固链！
从效果上看，海南自贸区对标的是低端和初级制造业，是阻止其他国家过河拆桥，打击中国制造业同时落井下石。我国并不反对与其他国家区域协作，但如果好处占了又卸磨杀驴，我们是不同意的。中国主导的国际产业链，必须是以我为主，中国还未完全爬升到高端产业链，被人半渡击之，就会变成瘸腿。
既然越南等国已经准备建设自贸区，以税收补贴甩开我们，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打造本国的自贸区，将可能的损失用于补贴国内企业，将就业、技术和利润留在国内，避免了产业链流失又重新控制产业主导权，一举两得！
02
税收成本更低
如果说越南各项成本飙升还只是温水煮蛙慢慢侵蚀中国制造业企业利润的话，那么，特朗普关税对越南制造业的打击则更加致命。在几年之前的文章笔者就说过，越南作为小国难以抵御美国压力，中国企业出海一旦越南政府跪下，那么，中国工厂将遭遇风险。这种风险现在终于到来。
有什么影响呢？看看印度就知道了，高关税下外资暴跌98%，卢比币值自由落体式下降，经济增长全面放缓。越南和日本也步了印度后尘，本币贬值导致物价暴涨，全面提高了当地中国企业原材料等运营成本，本土企业全面转入亏损。在日本企业同样明显，比如上篇文章说过日本丰田在华公司盈利，在北美公司亏损到停工就是最具体表现。
日本在华企业和北美公司天差地别的根源在中国挡住了美国贸易压力，其他国家没有挡住，高关税下，原本迁移到越南、印度的企业的关税洼地就消失了，中国本土因为关税最低，且物流、产业链价格都是最低，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对比就知道，现在投入海南自贸区做外贸是成本最优解！
03
给外资一条活路
谁堵死了外资活路呢？自然是美国。从1992年开始全球贸易快速发展，但到了2018年却遭遇了美国逆全球化的贸易摩擦。美国关税大棒+高利率政策下，全球物价飞涨各国货币纷纷贬值，除中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全球贸易遭到重创，连德国企业都开始逃离本土。
当人民币币值稳定，解放军军力足够遏制美军的时候，中国就成了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后捍卫者。如果放任特朗普这样的随意撕毁自由贸易协议，然后随意对他国加征关税，那么，全球经济必然重回100年前的弱肉强食。当中国可以提供最安全环境、最稳定货币以及最强大军力保护的航运，那么，中国也就成了全球自由主义最后的执剑人！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进入中国的外资也就更多。
以德国企业为例，如果他们的高端制造业引入海南，就可以借助原材料和出口零关税实现对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直接绕开了美国干扰，而不是像软弱又反智的德国绿党一样顺从美国损害德国企业利益。从海外建立德国制造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受美国的胁迫，因为他们的产品“中国制造”，要施加压力就去跟中国政府谈。
越来越多企业进入这里，就可以将本国特色加工与中国产业链对接，将高科技研发基地搬到海南，实现对其他国家出口同时不会被卡脖子，从纸糊的房子搬到钢铁堡垒内，意义非常大！海南自贸区正在实践便利外资进出的外汇资金池建设，产业进入中国则必然带动资本进入，然后与深港澳优势结合，这里就能成为面对全球的自由贸易旗舰！
04
降低人力成本
据新华社报道，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当天上午，5位外籍人士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政务服务大厅“涉外服务专区”分别领取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给外籍人员发放工作和居留许可，显然是方便外资企业在当地灵活使用本国或者雇佣的数量劳动力，目前看，很多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公民的工资水平明显比国内低很多，比如巴基斯坦工人国内平均工资在700元左右，我中东、中亚地区多使用两国工人，提供居留许可，可以灵活对接外资，方便对方降低用人成本。
同样的，岛内中资企业也可以使用外国劳工，降低简单劳动成本，对劳动密集型和利润单薄的加工业企业是巨大利好。这显然比使用越南、印度等国工资已经起来的工人更加合算。结合本土高技术人才，可以实现高中低搭配，显著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又不会被越南等国卡脖子。
05
截胡外贸订单
近两年来，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本币连续贬值，贬值以后国内原材料、土地、人力和物流费用同样上涨，不仅吃掉了企业利润，还丢掉了成本优势，进而丧失国际客户。日韩等国可以将中高端加工制造业直接转移到海南，不仅可比日韩本土公司降低10%税收，还能直接从海南进口所需原材料，因为不用进入日韩海关，节省了大量关税还省下了海路运费，而货币贬值可以用日韩与人民币本币互换解决，人力、土地和物流费用远比日韩国内低很多，这样，不仅降低了成本，也能保住国际订单，而不是被中国内地企业抢走，只不过是从日韩企业变成了海南外资企业。
日韩的主要贸易伙伴大部分位于西侧，海南正位于日韩去往西部市场的必经之路上，这么安排等于将本土的工厂迁移到了更加靠近东南亚、中亚、南亚以及非洲市场的贸易路线上。跟十年前中国企业迁往越南一样，现在的日韩企业迁往关税更低的海南也就顺理成章！
【会取代新加坡和高云城吗】
海南自贸区有这么多好处，那它会取代新加坡和高云城吗？
答案是部分可以取代，整体取代不可能。
部分取代指的是原本属于新加坡的航运、来料加工可以取代。比如，日韩东南亚前往欧洲、中东乃至非洲的贸易可以部分取代，涉及初级原料的深加工也可以取代，但整体取代新加坡的地区金融中心、自由港恐怕却不大可能。
新加坡和高云城之所以成为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靠的核心政策是金融自由化、零税率、英属海洋法系以及多元共存移民政策。
我们挨个分析就明白这些条件海南目前还不具备。金融自由化，试点该政策俄罗斯、阿根廷都陷入经济困难，上海自贸区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成果不错，但这么多年并未取代新加坡和高云城。近年来，零税率起来的金融航运中心的迪拜，依靠的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零税率政策，长期推行会出现财政和税收减少的窟窿，迪拜近年来将企业所得税从0提高到9%就是基于这一考虑。英属海洋法系则是对接英美传统贸易强国制定规则的无缝衔接，中国属于大陆法系，法律法规融合需要很长时间。多元共存就是移民文化下各人种广泛共存，中国并未放开移民政策，短期内落地不大可能。更大的挑战则来自土地所有制，英系海洋法系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私有财产包括土地完全属于个人，才能真正吸引全球资本踏踏实实地沉淀在当地，新加坡、迪拜、高云城都是如此，有了土地资金才能长期生根，这方面显然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政策配套。
【海南适合哪些行业】
了解了海南的政策和定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利用其优势，血饮认为以下几个行业前景广阔。
01
来料加工
来料加工，核心在利用海南加工业和国内配套优势，可以将原材料产地和销售地甩在两头，只截取海南相对其他国家加工业的优势，就可以取长补短，在低关税下对其他国家商品是降维打击。这一政策对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加工极为有利，可以将产品以零部件形式进入海南，然后在当地高技术加工，然后再转出口。通俗的理解就是直接使用中国的加工技术实现产品增值，海南就是飘在南海上的一座巨大的技术加工厂。
这个加工厂对原材料加工再出口是零关税，同时，在海南加工升值30%出口内地是免征关税的，只要进入海南的产品进入海关之前完成前端70%加工，然后在海南境内完成剩余30%加工就可以直接进入国内市场，这样就能获得利润又合法降低税收成本，不仅直接打击了走私行业，还将利益让渡给了合规企业。这就是截拳道的连消带打。
02
双环套月
为最大程度减少税收获得更高收益，采用自贸区套自贸区的方式，具体操作是，在海外零关税自贸区完成前端初级加工，然后再进海南自贸区，因为都是零关税，这样省下的关税就是企业利润，如果海外自贸区正好位于沿海，利用最廉价的海运就可以实现不进入陆地内部的海上直达运输，这样的自贸区目前沿着“一带一路”有很多，大家可以按照贸易种类灵活配置，当前经济内卷厉害，谁能配置的最优质谁就能挣到最多的钱，这就考验个人能力了，感兴趣的也可以加入血饮知识星球，共同讨论！
03
跨境仓
来料加工，自然是大量原材料进入，无论是仓储还是加工都需要大量的仓库，在杨浦等地区设立跨境仓，将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04
低耗能组装
海南自贸区电费比较贵，所以，这里并不适合像新加坡一样建立大型电解铝以及化工企业，但这里可以从事塑胶、钢材加工等附加值提升比较多的中高端加工，一个理想的路径是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钢卷卷材加工以后向中亚和中东国家出口，这样解决了生产国技术工艺不足，只能出口低端产品的弊病，以海南这个海上建工厂加工以后快速返销或者直接出口就近国家，都是能快速获利的赚钱途径。
05
服务业
这里的服务业指的是为从内陆迁移到海南的企业提供落地服务的相关行业，海南来料加工对技术要求高，税率低，这样，内地高科技企业就会大量迁移到岛内，企业的各项配套服务就比较多，比如交通、培训、法律等，也是快速获利的低门槛行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海南自贸区封关其实就是建立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它是一个比东南亚国家更有税收和加工优势的海上加工厂，它“飘”在南海上，将之前中国企业出海锚定的国家从固定的越南、印度变成了灵活的、由我们掌握的海上自由加工厂，对比下，它比周围国家更有性价比，有人民币和解放军保护，能够让我国企业在我们的羽翼保护下安全成长，这是一个创世纪的伟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