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前文通过“事件描述”来解释中美战略行为，本篇试着切入一个更深的维度，即战略思想演变，由此读者朋友们可以自行对未来的轨迹做出判断。
2019年1月4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优先（即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糟，这里有更好方法”的文章。
这篇文章可是大有来头，我们仔细看它的两位作者，分别是安东尼·布林肯和罗伯特·卡根。
布林肯不用介绍了，这位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也非等闲之辈。
卡根1984年至1986年间即活跃于里根政府，曾担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演讲稿撰写人，此后他长期在一些智库机构担任要职，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还担任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外交政策顾问。
2016年2月，在特朗普赢得“超级星期二”后（即将获得共和党提名），卡根公开退出共和党，改为支持希拉里。
言归正传，在布林肯和卡根联合撰写的这篇文章中，他们以一个宏大视角批评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文中写道：
“大多数美国人对二战后美国所承担的全球角色的容忍度，随着苏联解体开始消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无论谁在2020年当选，都很难逆转‘特朗普趋势’，（这股思潮）很可能在他之后仍旧存活下来。
然而，这位总统（指特朗普）将面临一个越来越危险的世界，看起来更像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终结……结果是一场更为严重的全球大火。”
如此表述显然是在暗示特朗普容易把世界引向二战一样的结局。
前白宫幕僚长凯利（John Kelly）在书中透露，特朗普曾对他说：“希特勒做了一些好事，比如重建了经济。”另外，特朗普也多次对希特勒控制纳粹高级军官、确保属下忠诚表示钦佩，并询问凯利该如何办到。
特朗普会造成混乱，那么布林肯和卡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排在第一条的叫“预防性外交与威慑”，文章将其解释为积极外交和军事威慑的结合，里面公然宣称“必须用威慑来补充外交”，称“武力可以成为有效外交的必要辅助”。
“世界并不能自我治理，如果美国放弃在塑造国际规则中的领导角色，那么将发生两种情况之一：其他大国介入，以促进他们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推动世界，而非我们的利益；或者更可能的是，世界会陷入混乱和冲突，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吞噬我们。”
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长期存在两种鹰派：一种是自由鹰派，另一种是保守鹰派。
自由鹰派多为民主党人，早期代表包括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总统，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威尔逊提出的“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为民主战斗”。
与一般印象不同，民主党总统的“好战”程度其实丝毫不亚于共和党总统，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乌克兰战争等，民主党政府都曾大举介入。
自由鹰派有个特点，他们喜欢给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披上一层“高大上的外衣”，讲究“道德优势”，同时充分利用美国主导的北约等多边机构，协调盟友一起下场。
与之相较，保守鹰派早些年主要存在于共和党内，尤其是布什父子时期，保守鹰派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
保守鹰派崇尚单极主义和“美国例外论”，往往无视多边机构和国际法，捍卫霸权的意志非常坚定。
在2020年之前，美国的自由鹰派和保守鹰派分别存在于民主党、共和党之中，二者形成了各自的政策基调与宣传机构。
我们甚至可以用阴谋论的观点来理解，两党轮流上台其实给了美国更大的灵活性，比如民主党也想办掉萨达姆，可盟友们不同意，于是就让单边主义色彩浓厚的共和党去做，做完了民主党再回来修补与盟友关系。
2003年1月，小布什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向美国陆军士兵讲话，对伊拉克战争做政治动员。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他身边其实聚焦了很大一批共和党保守鹰派人物，如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顿等。
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外交政策领域跟白宫高级官员及内阁成员的冲突尤其严重，他启动的叙利亚撤军、阿富汗撤军以及跟朝鲜谈判等事务，保守鹰派都是反对的，蓬佩奥就是破坏特朗普跟朝鲜达成协议的关键人物之一。
2020年8月27日，近300名共和党前官员宣布支持拜登，他们指责特朗普缺乏领导力，称选拜登才符合国家利益。
这批共和党建制派官员多活跃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实际上就是美国保守鹰派的核心骨干。
随着拜登成功赢下大选，原属共和党的保守鹰派官员也大量进入美国政府，他们事实上跟自由鹰派发生了“合流”。
而一开始提到的那篇合作文章，某种意义上就是民主党自由鹰派（布林肯）与共和党保守鹰派（卡根）大合流的前兆。
值得一提的是，卡根的妻子Victoria Nuland（纽兰）是拜登任内布林肯的副手，曾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排名第三）、代理常务副国务卿（排名第二）。
纽兰被认为是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和“以乌制俄”策略的主要推手，当时她担任奥巴马政府欧洲及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
2013年11月，纽兰亲赴基辅为抗议者分发食物。马斯克曾发文称：“没有人比纽兰更能推动这场战争”。
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国务卿克里（右一）、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和助理国务卿纽兰（女）。
2022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俄罗斯被定义为“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中国则被点名“对北约价值观、利益和安全造成挑战”，并首次宣布将集体应对中国造成的“系统性挑战”。
当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首次参加北约峰会，“亚太北约”呼之欲出，连印度也发出考虑与北约共同建立所谓“印太海上安全联盟”的声音。
至此，美国两党传统建制派官员的对华、对俄政策基本固定，只是大家没有料到特朗普竟然东山再起，还拉起了一整套新的力量班底。
特朗普第一任期与第二任期从政治概念上来说截然不同。
第一任期是特朗普本人与传统共和党建制派发生“融合”，他是依托于共和党体制存在的；第二任期则是依托于MAGA运动，重新打造出了一套新政治秩序。
MAGA有自己的“思想家”和舆论推手，从根本上区别于此前民主共和两党的指导思想，它同时反对所有传统建制力量，在人员构成层面跟美国传统盟友之间联系也很少——欧洲和日本对他们均感到陌生。
具体到本篇关心的外交政策领域，MAGA具有更鲜明的民族主义属性。
2018年，在一场位于休斯顿的集会上，特朗普这样向民众解释其外交政策：
“全球主义者只顾全球利益，不怎么关心自己的国家，而我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懂吗？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没错，就用这个词！”
然后台下狂热的听众就开始一起高喊：“USA！USA！”
特朗普遭枪击后握拳，全场民众高呼“USA！USA！”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政治其实出现了一明一暗两条冲突线。
“明线”是中美国力变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冷战延续下来的俄罗斯同北约的地缘战略对抗——这条线跟民主党时期相比没有变化。
多出来的“暗线”则是西方世界内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阵营同基督教右翼保守阵营之间的斗争。
因为二人同属于基督教保守主义一方，欧洲的许多右翼政要，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法国在野党领袖勒庞、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在野党领袖魏德尔等，也都在该范畴内。
而美国民主党、欧洲主流建制派政党以及各种所谓的西方主流媒体，则属于光谱的另一方。
翟东升引述过一位来华交流的欧洲右翼政客的话：“双方（指西方内部两大阵营）无法调和、无法妥协， 最终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
站在中方角度，我们与西方建制派在维护全球化方面存在共识，跟MAGA在尊重常识以及其他一些保守主义观念领域存在共识。
因此国内既有亲民主党的声音，也有支持特朗普“拨乱反正”的声音。
“路线A”即合流之后的大建制派，其核心思路有四条：
1）强化美国对北约的领导地位，以北约（或其他美国能够掌控的组织）而非联合国作为对外干涉的首要机制；
2）尽可能团结西方范畴内的盟友，同时暗中削弱盟友的战略自主意识，培养对美国的依赖；
3）充分利用作为既有霸权的地缘政治优势，拒绝承认主要竞争大国对敏感区域的主权或安全诉求，以此施压挑衅对方；
4）充分利用作为既有霸权对当今国际秩序的主导优势，实施融合经济、金融、信息的混合战争。
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要用十年时间“竞赢”中国。
所谓“竞赢”，其实就是复制美国对苏联的胜利，让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落后于美国，最终退出大国竞赛，自己主动认输。
“路线B”则是新崛起的MAGA阵营，其思路也概括为以下四条：
1）认可世界秩序将经历剧烈重组，混乱将成为常态，不再执着于全球干涉，重点巩固西半球霸权；
2）支持盟友实现战略自主，减轻美国对外安全保障负担，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让盟友自生自灭；
3）希望与欧洲、美洲同理念的右翼力量建立精神纽带——在描述了欧洲“民族认同和自信丧失”的同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也提到“庆祝欧洲爱国政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4）以立竿见影的短期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或虚无缥缈的长期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的高峰，第二任期同样不会停止。
对于中国来说，MAGA带来的临时性“礼包”是西方阵营被分裂，但只要民主党上台，重新整合并不是什么难事。
除此之外，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将淡化，国家利益斗争则会加剧。
从利益角度讲，美国对华关系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当前已极少有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大型美国企业。
在美国排名前三十的大公司里，只有苹果和特斯拉在华销售额达到总销售额的15%以上，其他全部在5%以下，大多数甚至接近于零，如谷歌、亚马逊、Meta等科技巨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分开理解，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美企拥有巨大吸引力，典型例子就是黄仁勋游说白宫放开H-200芯片销售；但另一方面，在当前没有在华重大利益的情况下，美国富豪和CEO们也不太可能反对任何白宫的强硬政策。
事实上，许多美国大企业是支持政府对华实施限制或制裁的。
以智能手机为例，华为曾对苹果构成强力挑战，因为美国制裁华为，禁止向其出售高端半导体芯片，使得苹果压力大大减轻。
再以电动车为例，目前特斯拉在美国市场一家独大，如果不是因为对中国电动车施加100%关税，特斯拉也未必会过得如此舒坦。
简单来说，MAGA“斤斤计较”的作风在减缓中国地缘政治压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一系列新问题，尤其是涉及商业利益的矛盾。
从本质上讲，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转移，这一点在特朗普任内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特朗普跟中国达成为期一年的贸易协议其实有点回去“闭关修炼”的意味，待修补完美国的弱点后，他还会张牙舞爪回来的。
2020年3月15日，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与“美利坚”号两栖作战大队在南海演练远征力量作战。
实际上，倘若不是意识到军事对抗美军占不到便宜，特朗普也不介意对华发起军事威胁——2020年为了赢得连任，特朗普曾提出过军事打击中国南海人工岛的想法，以制造“十月惊奇”，逆转赢得大选胜利。
只不过这一危险想法被当时尚且稳健的五角大楼给制止住了。
话说越战期间的1973年，美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此举是为了缓解国内反对海外战争的声势。
现代政权中，采用义务兵制的国家往往更反战，而采用志愿兵制的国家则对局部战争不那么敏感，毕竟战争牵扯不到自己或亲人。
考虑到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历史上几乎从未遭到过外国军队的侵略，也从未遭受过大规模平民伤亡，其对于打一场小规模高科技战争的态度较其他大国更为草率。
近现代历史上，俄罗斯曾跟欧洲进行过多场大规模战争，对手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俄国人在心理上并不畏惧与欧洲进行军事对抗。
不仅如此，在二战前美国力量没有深入欧洲大陆的时候，俄罗斯在与欧洲的争斗中经常占据优势，败少胜多。
但自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俄罗斯在与美国的争斗中屡屡居于下风，战略上从未赢过美国。
正因如此，俄罗斯不仅在“明线”对抗中冲到了第一线，在“暗线”对抗——也就是分化欧美内部两股力量的斗争中——同样表现得异常积极。
站在2025年即将结束的关口，称西方世界开始瓦解显然为时尚早，我们只能说发生了一些裂痕。
尽管欧洲已经意识到特朗普政府完全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而牺牲欧洲，可无奈于还没有做好摆脱美国的准备，只能用一种战术性拖延的方式先哄住特朗普。
所谓“瓦解”，至少要发生有国家旗帜鲜明离开北约、废除跟美国军事同盟条约等标志性事件。
反过来说，只要西方阵营没有彻底分裂，中俄两国就不能分裂，因此从根本上讲，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仍在拜登塑造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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