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环江西经济圈”，可能是每个江西人不可言说的痛。 然而回顾历史，江西曾经和江南省（苏皖沪）并称“两江”，王勃在《滕王阁序》里也写到：“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可见在历史上，江西是非常繁荣的。 那从繁荣到衰败，江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贸易线路的变迁，决定了江西的兴衰。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江西是一片没有开发的蛮荒之地，不仅经济落后，定居人口也少得可怜，西汉末年是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峰，江西境内也只有6.7万户、35万人，集中在鄱阳湖到南昌一带。 直到“永嘉南渡”以后，江西才迎来第一次爆发。 那时由于中原战乱不休，大量的世族和流民举家迁徙到长江以南谋生，东晋朝廷便在江西和福建设立江州，把一部分世族和流民安置在这里，而为了制衡长江上游的荆州，东晋把武昌也划入江州，做为建康和荆州的缓冲地区。 从此开始，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传入江西。 江西，逐渐和中原接轨。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江西只能发展成一个普通省份，根本不可能以繁荣著称，那江西的第二个爆发点是什么？ 答案就是——中外贸易。 隋炀帝开通的大运河打通了南北交流的渠道，于是从隋唐起，南北的人口物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流通，扬州和杭州等城市，也受益于大运河的经济效益，一直繁荣到今天。 同样是在隋唐时期，因为造船技术的极大进步，海上贸易也逐渐兴盛起来，那些阿拉伯商人便把金器和香料贩运到广州销售，然后采购茶叶、瓷器、笔墨等物品回到阿拉伯。 既然中国市场打通了，海外市场也打通了，如何打通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就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以北京为起点，经大运河到洛阳、开封、扬州便进入长江，然后自长江逆流而上可到鄱阳湖。 再从鄱阳湖西面进入赣江，经南昌、吉安、赣州进入章水，就能到江西南部的大余县。 从江西大余县走陆路到广东南雄，在这里进入浈江便能到韶关、广州，和阿拉伯商人进行交易，直接参与海外贸易。 这条贸易线最关键的，就是江西大余县到广东南雄的一段陆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宰相张九龄建议唐玄宗：“秦军征伐岭南时，在大庾岭修了一条八公里的陆路，现在已经荒废了，我们重修一下，就能把江西和广东联系起来。” 唐玄宗接受了张九龄的建议，命人重修了大庾岭古道，并设立驿站，让其成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南北通道。 这样一来，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章水——大庾岭——浈江——南海的交通线路彻底打通，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可以走向世界，海外的香料、金银器也能逆流而上进入中国市场。 中外南北就此联系起来。 这条贸易线的核心枢纽自然是广州，但必经之路却是江西。 所以随着中外南北的资本商品不断流动，江西也逐渐崛起为中国的经济重地。 2 江西的黄金时代，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长三角。 随着中外贸易线的出现，大量人口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迁居到江西，于是江西便有了充沛的劳动力，开发出大量的田地。 晚唐时期，江西就出现“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的盛况，每年为弥补国家财政缺额而征收的40万贯茶税，江西浮梁县就要上缴15万贯。 北宋给东南六路的漕粮定额是600万石，其中江西就要承担120万石，南宋更是提高到200万石，每年征收的1781万斤实物茶叶，江西就要交462万斤。 由此可见，江西的粮食生产能力有多强，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有多大。 如果你穿越回古代的江西，大概率不用担心闹饥荒，存活率比山河四省要高得多。 而在地区经济方面，江西更加出色。 景德镇的瓷器只要造出来，很快就能运到鄱阳湖，经贸易线销往中外南北的各个地方，非常方便。而瓷器畅销带来的利润，又促使景德镇的瓷器工艺精益求精，在这样的正循环之下，景德镇最终成为瓷器的代名词。 因为依赖水路运输，江西的造船业也发展起来，据一份流传下来的资料显示，北宋真宗年间，全国共造船2916艘，江西的赣州和吉安就造了1130艘，占据40%的份额。 商品流动也造就了大量的知名城市，例如鄱阳湖附近的九江、南昌、饶州都因为靠近贸易线而繁荣起来，吉安和赣州更不用说了，做为赣江沿岸的大城市，能提供衣食住行的便利，本身就是资本的汇聚点、商品的中转站。 就连现在不知名的樟树镇、吴城镇、河口镇，都因为具备了物资集散地的功能，和景德镇一起并成为天下四大名镇。 而城镇繁荣的背后，是完善的制瓷、造船、运输、餐饮、服装产业链，在这些产业链上谋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能水涨船高，获得丰厚的收益。 可以说，贸易线贯通江西以后，江西就没有一个地方不受益。 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必然会带动文化和教育。 汉朝时期，江西的经济不发达导致文化落后，也就没什么知名人物和朝廷高官，以至于能被史书列传的江西人只有三个，典型的文教荒漠。 但是到了宋朝，在地方经济崛起和科举兴盛的双重作用下，江西直接出了5442名进士，其中三人成为“唐宋八大家”里的大咖——欧阳修是紧邻赣江的吉安永丰人，王安石和曾巩是赣江以东200公里的抚州人。 要说他们三人的文化成就，和贯通中外南北的贸易线没有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明朝时的江西文教延续了以往的辉煌，在淮西勋贵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江西吉安人解缙、金幼孜、宜春人杨士奇逐渐成为永乐朝的重臣，手里的笔杆子决定着大明朝的走向。 后来解缙死于非命，金幼孜和杨士奇则辅佐了朱高炽和朱瞻基，在洪熙、宣德两朝位高权重。他们还利用职务之便，积极给江西的父老乡亲们谋福利，把江西的举人录取名额提高到50人，和北直隶并列全国第一，在制度上成为科举大省。 于是在明朝时期，江西出了10466名举人、17名状元、16名榜眼、22名探花。 这些人做官之后，又会积极提携江西的同乡晚辈，结果就是从朝廷到府县、从内阁到督抚都遍布着江西人，号称“朝士半江西”，地位最高的自然是嘉靖年间的严阁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的江西，相当于现在的江浙。 3 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诏书，下令关闭江苏、浙江、福建的海关，只保留广东海关做为对外贸易的窗口，称为“一口通商。” 乾隆皇帝的本意是把中外贸易限定在广州，方便朝廷管理和征税，但反过来看，“一口通商”事实上确定了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浈江这条贸易线的垄断地位。 垄断是暴利的源头，于是江西在“一口通商”的大背景下，获得了比以往更丰厚的利益，地区经济和封建王朝一起，走向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不过呢，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江西经历了最辉煌的百年后，便迎来最惨烈的衰落。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宣布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称为“五口通商。”…

宏大叙事指的是关于历史意义或人类发展经验的叙述，通常来讲，大国会通过描绘一个宏伟愿景来解释当前社会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并吸引其他中小国家追随。 自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世界范围内的宏大叙事大致呈现了两条主线。 “祖国母亲在召唤”是一座为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而设立的雕像，位在伏尔加格勒马马耶夫山上（即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著名的“第102号高地”）。雕像人物以怒吼的姿态面向波涛滚滚的伏尔加河，右手执剑，左手指向柏林，意在呼唤自己的英雄儿女冲锋陷阵。 主线A由苏联发起，在二战后的亚非拉解放浪潮中被推向巅峰。 A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革命意识形态，包含着救亡图存、追求国家与民族独立等精神内涵。 苏联方面还为此匹配了社会经济领域的“斯大林模式”，即通过国家强制指令的方式集中全力发展重工业，一切服务于革命或战争。 二十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A展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在综合力量远逊于对手的情况下压着B打。 以越战为例，尽管在美国人眼中它是一场大国代理人战争，但在越南人——尤其是北越人看来——这就是一场民族独立与解放之战。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越共内部爆发激烈分歧，当时越共获得了“一半的天下”，从此大家再也不用钻山洞、住茅草屋了。 然而出乎胡志明等温和派领导人意料的是，时任南方局第一书记的黎笋不但口头反对“协议”，而且直接向越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派遣自己回到南方工作。 平心而论，谁不知道留在河内可以吃香喝辣，安安心心当领导，享受胜利果实。 回到南方呢？那可不是简单的“艰苦”两个字能概括的，随时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就在这种显而易见的选择之下，黎笋带着一批亲信铁杆踏上了南方之旅，继续打游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按照那个年代的说法，叫“革命意志极其坚定”。 苏林（后排右二）一家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时的合影。苏父即出身自越共南方局，在统一前长期从事危险的敌后工作。 翻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将个人与家庭生死置之度外、一心追求国家民族独立的例子比比皆是。 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之下，民族解放浪潮席卷了非洲、中东、东亚和大半个东南亚，美国使出了包括直接军事干预在内的一切手段，也无法阻止主线A的前进。 七十年代初，华盛顿战略家们一度对美国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产生了怀疑，他们私下曾感慨：“苏联将赢得历史。” 1970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祖姆沃尔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起坐车前往费城出席一场军方的足球友谊比赛，二人边看着窗外的风景边聊天，好似一次郊游。 根据祖姆沃尔特回忆（1976年大选期间祖姆沃尔特回忆了该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基辛格遂否认），他们争辩了有关美国与苏联霸权竞争的宏大话题，基辛格认为： “美国已经像许多早期文明一样，度过了它的历史高潮，美国人缺乏坚持不懈地对抗俄国人的耐力，俄国人是‘斯巴达对我们的雅典’。鉴于这些趋势，我的工作是说服俄国人给我们最好的交易，美国要认识到历史力量对他们有利”。 1620年，100余名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来到北美新大陆。油画由欧洲画家William Halsall于1882年所绘。 主线B由美国发起，二战后成为西方世界的所谓“普世价值”。 美国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一路走过来，比较强调个体尊严、家庭价值、自由思想以及民主理念。 电视剧《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道：“梅乐斯（美国战略情报局远东协调主任，二战期间领导美国在华情报工作）对我说过，美国人之所以能打胜仗，因为他们的心里都有家庭。” B范畴的宏大叙事虽然比不上主线A那样振奋人心，但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具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产阶级群体来说，很有吸引力。 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战略界和学术界把B主线与高水平生活质量包装在了一起——尽管二者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与A主线针锋相对。 这便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竞争。 经历过早期的失利后，美国人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是在地缘政治的节节败退中获得了对苏意识形态竞争的胜利。 因为每新独立一个国家，苏联革命意识形态能够吸引的对象就少了一个——除非它还有未解放的领土或实施激烈干预的外部敌人，否则“斯大林模式”便成了屠龙之技，炮弹和AK-47总不能当饭吃吧？ 一个“苏联模式”下的政权必须不停地“奔跑”，决不能停下来休息。 因为它在底层制度设计上与和平建设、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等理念存在较大偏差，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种属性很大程度上也传递给了今天的俄罗斯。 渐渐地，美国人有些摸到门道了，原来华盛顿越是军事干预这些亚非拉政权，他们就越会靠拢到莫斯科周围，苏联模式也就越有吸引力。 反过来，只要让它们安安稳稳过几年太平日子，很容易在西方花花世界的吸引下产生分化，尤其是与苏联产生分化。 因此我们看到，自七十年代初结束越战之后，美国在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大规模用兵，直到海湾战争。 简单来说，主线A更多体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弱小国家们的精神诉求，在特定历史时期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但骤雨不终日。 主线B相对温和一些，在结合美国自身制度后，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部分社会群体中产生了比较持久的吸引力。 1927年的自由女神像 以一个宏观的视角来做下总结。 1945至1970年代，美苏两大阵营不仅军事层面剑拔弩张，两条宏大叙事主线A/B同样激烈交锋，苏联阵营在综合实力远逊于美国的情况下取得一系列战略成果。 1970至1980年代，随着美苏进入缓和期以及亚非拉解放浪潮基本告一段落，B主线逐渐占据上风，其有关“发展”部分的理念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 1990至2010年代，A主线与苏联一起退出了世界舞台，B主线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一些西方学者高呼“历史的终结”。 2010年代至今，人们渐渐认识到“美国模式”其实也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并不普适。 尽管遭遇了困境，但西方理论界暂时拿不出一套足以匹敌原论述的新论述，连修正起来都十分困难，B渐渐被各种“政治正确”所绑架。 中国意识到了历史机遇，开始将多年来融合A与B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希望借此形成一套新论述。 目前“中国模式”已经在部分发展中国家那里产生了吸引力，但距离曾经A或B的世界影响力尚有一定距离。

2025年度，俄乌两军交战的核心战场无疑是在顿涅茨克州，而在顿州战场上的核心自然是红军城战区。 为了能够拿下红军城城市群，俄军中部集群数次增兵，成为俄军兵力最多的战略集群；而乌军为了能保住这块要地，也是集结了空降突击、亚速军团、突击部队、海军陆战队等拼死据守，应当说打得确实是相当惨烈。 经过了一整年的殊死交锋，俄军最终基本占据了红军城城市群；而之所以用基本一词是因为俄军尚没有建立绝对的外围屏障，乌军也未放弃投入尖兵反冲击，因此在该城市群的北缘地带仍有乌军活动。 当然，以大势而言乌军已经不具备在红军城战区跟俄军进行战役级争夺的能力；而红军城之后，战事总还要进行，那这仗可能会怎么打？关键点又是什么？ 展望2026年的俄乌战局，这是不得不令人思考的问题，本文咱们就来聊聊红军城之后的战事前瞻。 一：战略迷思 俄乌战争，到底是打什么？ 我们可以说这是晚来了30年的苏联内战，也可以说这是俄罗斯跟西方集团较量的间接战场，但不管哪一种定义都改变不了一点：俄军是过来占地，而且没打算再切回去的。 它开出来的价码是： A：克里米亚半岛谈都不用谈，这里甚至只能作为谈判的背景板； B：要吃下完整顿巴斯，即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全部； C：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两个州在法理上宣称了占领，但实际上可以谈，即不在俄军实控范围之内的土地，它也可以不要； D：在上述区域之外的占领区，也可以作为谈判条件来交换。 但是请注意，C点和D点可以用来交换的前提是乌军需要撤出顿巴斯地区，说到底还是为了拿到完整的顿巴斯来服务的。 而乌军可能会撤出顿巴斯吗？ 三个字：不可能，起码以眼下的战场形势和国际局势而言，乌军不会撤出，并以此为条件交换俄军不再攻打赫尔松、扎波罗热二州的剩余区域，以及拿到其余俄军占领的边沿地带。 因此在这种前提下，2026年的俄乌交锋必然还是立足于打。 那在俄军无论如何都要必吃顿巴斯的情况下，战局的核心当然还在这边；而且因为卢甘斯克州那边只剩下百分之零点几的“最后一口”，现在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打卡点”，就大势而言已不值一提，所以所谓的顿巴斯战场，其实也就是顿涅茨克战场。 当然，经过了将近4年的苦战，俄军在顿州战场的控制区也终于从三分之一提升到了五分之四略多的水平。 那剩下不到五分之一的顿州区域内，都还有些啥呢？ 很不巧的是，乌军在顿州控制区的核心——斯拉维扬斯克城市带依旧基本在其手中。 在这条城市带上分布有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士科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捷尔任斯克等人口在数万至十余万不等的城市。 以大众日常对城市的理解，这些最多不过是些小县城罢了，但在乌克兰地界，其城区范围普遍较大，而且又是多年来的堡垒化地带，还集结了重兵守备，所以自然不是唾手可得之物。 在这条城市带上，俄军只吃下了捷尔任斯克城，目前正在攻打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可以说其主体尚在。 斯拉维扬斯克城市带之外，主要就是分布在T-0515公路沿线，以多布罗皮利亚为首的城镇带了。 这条线到州界处大约有四五十公里长，期间分布着若干人口数千，大者万余，最多则是2.8万余人（即多布罗皮利亚城本身）的一系列城镇，其体量不足以跟斯拉维扬斯克城市带相比，但作为其侧后之犄角，可以作为乌军在顿州存在的另一小核心。 除了上述两条线，以及由此辐射到的小村小镇外，乌军在顿州另外还保有北顿河以北的红利曼城一隅；不过这里已支离破碎，难成体系，只能勉强居于第三位置。 所以说要解决顿涅茨克的乌军，红利曼这边自不必说，西部集群第20和第25集团军在今年将其拿下即可；这两个集团军的作风比北边的兄弟部队要好，完成任务倒也可以期待。 而在顿州的主战场上，南部集群负责攻击斯拉维扬斯克城市带；中部集群负责攻击多布罗皮利亚方向，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两条线都很难打。 尤其是就南部集群的作战方向来说，在南边啃到了康城，东边终于啃下了塞城和恰城之后，已经触及或者说将要触及乌军控制区的核心。 在这些区域内，乌军经营已达10余年之久，工事的坚固和复杂程度是空前的。 之前俄军新任的南部集群司令梅德韦杰夫就严重低估了本区作战的艰难程度，曾向普京立下军令状，称要在2025年12月中旬就要吃下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大部。 可现在2026年的1月都快结束了，南军实际上连康城的三分之一都没吃下，还是普京在塞城之战结束后给梅德韦杰夫台阶下，故意误把他在康城的军令状“挪”到了塞城之上，也算是为这个关系户解了围。 可是纵然有上峰替自己解围，对面的乌军可不会给自己面子，这仗自然还需硬打。 以2026年的作战来说，南军的任务当然艰巨，强攻是少不了的，但只依靠本部的强攻肯定也不行，必须要有两翼友军的配合作战。 简而言之，俄军在总体战略上收拾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还是会依照“三面包围”的部署来打，南军只是啃正面的，但不能把任务都丢给人家。 在北翼方面，西部集群主力一部的任务显然不是仅仅吃下北顿河以北就完事了；在战略上需要该部在完成河北任务后，渡过河去切断伊久姆方向对斯拉维扬斯克的直接支援，这是至少要办到的。 当然如果西军给力的话，再往西打，进一步压迫顿州乌军的补给线，这自然最好，不过暂时先别抱这么高的期望。 所以说，俄军更需指望的其实是中部集群这一线。 简而言之，中部集群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作战，不仅仅是为了在这个方向继续吃下顿州的领土；关键还可以通过包抄侧后的方式，来助力南军解决斯拉维扬斯克城市带。 所以对中部集群来说，2026年的任务当然是艰巨的。 二：中军的形势 咱们再回看中部集群本部的状况。 截止目前为止，俄军中部集群所辖的部队大致为： A：中部集群本部所属第2集团军，该部下辖第15摩步旅、第30摩步旅、第27摩步师（原第21摩步旅升格）； B：中部集群本部所属第41集团军，该部下辖第35摩步旅、第55摩步旅、第137摩步旅、第74摩步师（原第74摩步旅升格）； C：中部集群本部直属第90坦克师、第201军事基地； D：第51集团军，该部下辖第1摩步旅、第5摩步旅、第9摩步旅、第110摩步旅、第114摩步旅、第132摩步旅； E：第68军第39摩步旅； F：海军步兵第40旅、第61旅、第55师（原第155海步旅升格）、第120师（原第336海步旅升格）、第177团； G：空降军第76空突师。 此外，中部集群还指挥若干动员团、独立志愿者单位，以及可以指挥部分南部集群第20摩步师、第150摩步师的个别团作战。 即便考虑到其中有些师是刚扩编，力量还没有到位的因素，上述的战斗部队也可折合出大约25个战斗旅来。 毫无疑问，中部集群的兵力是目前俄军各大集群中最强的，而且的各部的质量也都不错，没有特别弱的单位。…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遭受的各种抹黑和污名化，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性舆论战，而且在时间上持续了几十年。 特别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至今都被各种夸大负面，否认正面，颠倒主流与支流，以偏概全的舆论操作手法以及各种成分含量不同的谣言缠绕着。这种做法坚持至今，目的就是为了21世纪的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负面印象，并凝结为坚固的思想钢印。如此一来，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腐朽堕落与反人类，只要资本主义的话语权能在舆论上把社会主义描述得比资本主义问题更多，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用这样的诡辩逻辑维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这种手法，在资本主义的政治选举中很常见，不管自己有多少糟点，只要能抹黑对手，自己就仍然有机会胜选。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就把资本主义选举的这套肮脏手段，用文学手法进行辛辣的讽刺。 妖魔化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逻辑手法，让人们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就得出社会主义已经永远不可能成功，马克思主义完全过时，历史已经终结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等结论。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确实有很多人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可能性，就是用20世纪社会主义遇到的重大挫折作为主要论据。他们的逻辑链条也确实是：既然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了，那么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就更不可能实现了。 资本主义因为“美国斩杀线”话题而声名狼藉，资本的宣传机器就更会加大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抹黑力度。 上篇文章《当马斯克都开始走近马克思，创造更大的人间奇迹就为时不远了》着重分析了，未来阻碍人类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进入更高社会阶段的限制因素，是主观条件，而非客观条件。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很有可能在20年到50年（也不排除会在更短）的时间里具备，但主观条件何时成就不好预计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客观评价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为其正名。这件事，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人类不能从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挫败感中走出来，那么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开启的客观条件即使很快就可以成熟，也会因为主观条件的欠缺而运动被推迟。处于资本主义斩杀线的人们也会因为找不到历史进步的方向，而沉陷于资本主义宣传机器、宗教以及毒品的多重麻醉中选择忍耐，一些人就要在沉默中消失。 要理解21世纪大变革的必然性，不但需要了解21世纪的资本主义，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变化过，而且还需要了解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地位，还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打工人的待遇。美国劳动者最惬意的时光和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美国正在带领资本主义阵营跟苏联率领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那段时间。 客观评价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不需要避讳其问题和缺点，反而要把问题及原因讲透。这无损于21世纪社会大变革的必然性，反而有利于人们摆脱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心理阴影，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与20世纪社会主义存在的显著差别。 这种显著差别，主要是马恩预言的经典社会主义与20世纪真实发生的特殊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两个世纪之间条件的巨大差异。前者，距离共产主义更近，后者，不但距离共产主义更远，甚至距离经典社会主义的入口还有一段距离。 这些条件的不同，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差别。 客观条件，主要指生产力水平是否到了私有制不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且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的程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否达到了绝对不相容的地步。主观条件，则主要是指劳动者整体的阶级意识是否已经具备，而不只是一部分先进人物才具备这样的思想觉悟，大变革只是一小部分人在推动，大部分人只是跟随，哪边赢就站哪边。 显然，20世纪的主客观条件都没有达到上述内容中理想的状态。 马恩在那个著名宣言中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毫无疑问是为绝大多数人牟利的独立运动，但是不是绝大多数人有意识主动参加的运动，就要打个问号了。 毕竟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或绝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说是在客观条件极不成熟，主观条件也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革命爆发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出现在资本主义链条相对薄弱的环节。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先进国家，因为血槽还比较厚，有能力出让部分利润，对本国劳动者进行整体安抚，收买劳动者组织的上层，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治和军事资源也比较强，阻止了革命的发生。 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西欧，特别是德国曾被寄予厚望，但德国并没有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到二战之前，德国的两次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都失败了。 在主客观条件都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当革命不是唯一的选择，不革命社会也能维持运转，革命成功的难度就很大。革命要成功，不但需要具备一般的条件，还需要具备极为特殊的条件。 这些条件在客观方面，就是在资本主义链条的某些薄弱环节和边缘地带，旧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力还比较弱，比如1917年2月革命之后的俄国，沙皇被推翻，新上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很弱，因为苏维埃的存在，国内同时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当时的帝国主义主要列强还在忙着打一战，一开始也没有精力干预俄国政治。 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满清的统治被推翻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国内军阀林立，不同政治势力的割据让国内存在着一些力量比较薄弱的 区域，这就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 这些条件的主观方面，首先是要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治组织，能够承担起领导革命的任务。这种政治组织在当时的世界有很多，但能够领导本国革命走向胜利，需要党内出现那种至少几百年一遇的天才级伟大人物。这个人不但能写出伟大的著作，为革命准备了至少适合本国国情并能够指导本国革命实践的先进理论，还需要他成为党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以他为核心，打造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和纪律性，并有高度决策水平和执行力、行动力的团队，作为行动的领导核心。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特殊条件而取得革命成功。很多本来发展情况也不错的共产主义组织，如法共，在二战之后掌握了法国境内主要的自主军事力量；以及印尼共，党员发展到几十万人，却没有发展自己的武装，都因为缺乏这样的人物，而功亏一篑。一些小国，比如古巴，也因为有杰出的人物，避免出现重大原则性错误，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革命也成功了。 20世纪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对领袖的崇拜，其实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迎合了一种客观的需求。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就需要这样的特殊人物出现，才能补充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客观条件的不足。举个并不恰当的例子，这种伟大或杰出人物的作用，就如同阿根廷足球队有了马拉多纳，就具备在世界杯比赛中夺冠的实力，没有马拉多纳，进八强都难，梅西在阿根廷足球队中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他们的个人实力和临场发挥，在关键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他们和没有他们，他们个人的状态好与不好，会让整个球队宛若两支队伍。 因为20世纪革命条件的不成熟，成功的偶然性增加，胜利的必然性降低，就需要有这样的特殊人物出现在特定的时空里，才能降低偶然性，提高必然性，甚至把偶然性转变为必然性，把不可能便成可能。没有列宁，十月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接近于零。有了列宁，十月革命就获得了历史必然性，就成功了。中国革命，同样如此。 20世纪爆发革命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成功的比例并不高，就是因为20世纪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掌舵，才能抓住有利的因素，把握难得的机遇，但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在需要时就会出现。 因为20世纪革命的条件太苛刻了，成功的难度无法想象，对错误的容忍度极低，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就可能让一切努力快速归零。这种特殊的条件，不但要求团队领袖确保组织不能出现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而且，还必须有那种能够超越时空，洞悉未来的能力，具有世界顶级也是历史顶级的战略和策略水平。在很多历史关头，他必须根据有限的信息，在众多可能的选择中，找出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很多时候，他们眼光超前，却缺少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人，要在体验孤独的同时，想办法说服决策团队的大多数。 20世纪初，俄国能够取代德国等欧洲国家，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因为有列宁，后来是斯大林。党内有他们和没他们，比阿根廷有没有马拉多纳和梅西的差别还要大不知道多少倍。特别是列宁，凭一己之力把俄共和苏共的理论水平推到当时世界的巅峰，超越了第二国际的那些理论家。列宁离开之后，苏共即使党员人数增加了很多倍，整体的理论水平也达不到列宁在世时的高度，实际的理论水平反而随着领导者的更替而出现逐代递降的趋势，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忍不住假设，如果列宁多活二三十年，苏联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在苏共党内也是排名靠前的，但是和马恩列毛相比，还是差了一个等级，特别是辩证法水平与上面几位有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出现前期过于软弱，失之于宽，等问题变得严重之后，又力度过猛，失之于严的情况。 革命的条件越不成熟，对领袖的要求就越高。比如，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比俄国更不充分，城市无产者的力量也微弱得多，就需要有一个至少能够同时担当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几个角色的人物。恰好中国在那个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个伟大人物，革命就在很不成熟的客观条件下成功了。本来就连斯大林都不看好中国革命，他甚至不相信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能够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山沟里出不来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也不能怪斯大林眼光不行，实在是因为中国革命难度比“十月革命”又大了太多。 沙俄毕竟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化比较中国远为发达，在当时的特殊时间点上，国内存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立的特殊局面，当时只需要一个世界顶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说服党内同志，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理解，同意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最大的卡点就解决了，再加上水平二三流的军事指挥团队基本就可以基本保证革命成功。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死亡人数是个位数。起义后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说“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后来有调查说当晚共伤亡6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说：“当时只死了一个人”，米高扬则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而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世界顶级的理论家、革命家，还需要世界顶级的军事家。这个顶级还不是在同代人物之间的比较，而是要放在几百年至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上进行的比较。 强调20世纪革命中的领袖的特殊作用，并不违背群众观点。群众的阶级意识和自觉性越不成熟，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就越是以相对的消极和被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组织和领袖的要求也就越高。反之，对领袖的要求就会降低，群众会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影响历史进程。 看到这里，也不要因此就认为十月革命就很容易。说服党内同志，同意在沙俄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连工业化都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纠正党内决策团队大多数人的认知，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性与可行性的难度也是历史顶级的。在理论方面，统一思想到正确的轨道上，是极为艰难的，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此不太理解的人，可以想想左倾路线在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和失败之后，遭遇多大的损失，后来的统计是红区损失了90%，白区损失了接近100%，几乎等于要从零开始了。为了说服党内同志，伟人作出多少努力，最后还是在革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在前有拦截后有追兵，被几面合围，只有一线生计的时候，他才有了重新出山的机会，革命前途才重现光明。理解这个过程的实际难度，可以想想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 当然，十月革命还有其他难点，布尔什维克既要面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打击，还要面对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样以代表工人利益自居的孟什维克的反对，以及自我标榜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右翼的破坏，他们在苏维埃里面的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布尔什维克。何况，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只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革命之后还要面对十几个国家的外部军事干预以及与白军长达三四年的内战。 老话说“打江山易，坐江山难”。革命的起步都如此之难，更大的挑战是在革命之后。 既然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产生的必然是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不成熟到什么程度呢？举个并不恰当的例子，与马恩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相比，比7个月的早产儿还不成熟。我们都知道，早产儿出生之后，是需要进保温箱进行精心的特殊照料。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建立之后，却没有保温箱可以待，反而因为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面对最苛刻的现实考验。 回看苏联历史，十月革命虽然造成的人身伤亡数量极少，但后来的内战却极为艰难而残酷，内战胜利那一年，苏俄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幅下降。当时的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能够维持多久，谁也心里没底。十月革命政权的存续时间超过巴黎公社的那一天，列宁还搞了一个纪念仪式。当时的社会主义就像疾风骤雨中的烛光，随时都有可能被扑灭。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到一年，列宁就遭遇暗杀，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十月革命后第七年，列宁就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苏联。在他离开的时候，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孤岛，内忧外患无法尽数。外部的威胁仍在，而内部的分歧却随时可能让革命按下停止键。 当时党内的路线斗争充满了火药味。一旦选错了路线，就一切都要回到解放前。我们现在用上帝视角复盘当时布共的路线斗争，托洛茨基的超工业路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不断革命论”会让苏联因提前严重失血而亡。而布哈林坚持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先农业后工业，先轻工业再重工业，慢吞吞的工业化路线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一条死路，因为不能快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国防，就无法挺过纳粹德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的路线虽然不完美，但在这几条争论的路线中，无疑是最优解。迅速叫停新经济政策，通过公有制的模式，集中社会盈余，利用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危机，以飞一般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苏联当时苦是苦了点，但除非列宁还活着，还有可能（也只是可能）找到更好的选择，否则，当时的苏共也没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苏联当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设想第一次变成具体的实践，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先例。有失误是正常的，没有失误才是不正常的。苏联能够用两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只要抛开双标，就知道这是多么非凡的成就。 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不但为卫国战争，也为世界打赢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虽然当时美国的工业整体实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美国在二战初期是两边卖军火，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得到过美国的支持。1931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通过贸易向日本提供的战略物资（如石油、钢铁、机床），占日本侵华战争所需原料的很大一部分。以1937年为例，日本进口的军事原料中，54.4%来自美国，包括92.9%的铜、91.2%的汽车及零件、60.5%的油料和59.7%的废钢铁，这些物资直接转化为日军的武器用于侵华战争。所以，美国的议员司克脱和中国的教育学家陶行知都说过，日本在中国每杀害100万人,就有54.4万人是死在美国帮凶之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事实上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帮凶，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直言：“美国实际上是日本在华侵略战争的重要同盟”。 而当时世界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落幕的英国，为了大陆均衡政策，和美国一起松绑对德国的限制，对纳粹上台之后的德国发展军备采取纵容态度，后来为了让德国对付苏联，又放任德国入侵捷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绥靖主义。 对抵抗法西斯作出最大牺牲的，在欧洲战场是苏联，在东方战场是中国。苏联对世界战争法西斯的实际贡献也是最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公认为二战的转折点。中国则牵制了日本陆军最主要的精锐。 所以，苏联实现工业化具有世界意义。虽然工业化过程中人民付出过很大的代价，但救了更多的人。20世纪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世界反法西斯最坚决的力量。苏共不用说了，法共在法国，希腊共在希腊，南共在南斯拉夫，中共在中国都是抵抗侵略的中流砥柱。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抵抗意志整体是软弱的。蒋介石从不抵抗到开始抗战，也是被逼抗日，相对积极地抗战了一年多时间，后面又改为消极抗日了。 没有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不知道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子。 即使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出发，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来一个否定了之。何况，共产主义运动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自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消失，社会主义就失去了辩护能力，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共产主义就被污名化+符号化。美国对政敌最有力的指控之一就是把他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这种指控一旦被证实，既影响到竞选资金，又能影响到美国人的选票。 想想多么讽刺，当年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苏联红旗落地，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国从顶层到底层，举国同庆。苏联消失了，社会主义在舆论上也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洪水猛兽，美国打工人的好日子也正式到头了。 苏联在存续期间，问题确实有很多，苏联的社会主义有很多不符合马恩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与预测，这倒也不是马恩错了，也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不该出现，而是20世纪社会主义是在一种很不成熟的条件下诞生的，这种不成熟的条件导致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20世纪建立的也只能是一种不可能成熟的社会主义。如果用马恩关于经典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去进行衡量，整个20世纪，全球还没有国家真正跨越经典社会主义的门槛。 根据马恩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至少应该包括：社会范围内已经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彻底改造，社会所有制在社会范围内已经建立，商品和货币已经消失，国家开始消亡，国家的界限也开始消失，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存在，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也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主要是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 但实际上，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并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更强大了，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淡化，社会主义国家还因为国家利益而出现摩擦和冲突，社会主义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即便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比较密切，苏联还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但从社会主义的整体来看，社会主义还是以国家为边界，分割为一个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体系。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改造，也表现为一种未完成的或者是过渡的状态。 首先，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改造是一种未完成的过渡形态，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分，全民所有制也只是简单采用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种国家所有制应该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演进中的过渡形态，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的低级形态，本身也保留了某些资产阶级产权的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没有消失。 虽然传统意义的剥削阶级已经在形式上被消灭，但国家所有制必然带有资产阶级产权的部分遗留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直接结合，而是借助于国家这个实体作为中介，结合的程度取决于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程度。 大量旧社会的特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不但按劳分配是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上还没有办法做到按需分配，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实行的工资制等级差别，也不能准确体现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只是按劳分配的一种粗略的低级形式。 当时在制度设计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作为基础，工农构成人民的主体，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授予执政党，“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但在实际中，按照伟人的观察，苏联只是保证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还没有真正实现，“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当时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就让知识分子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旧社会的特殊地位和特权，社会主义又对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形成一定的限制，在政治上他们已经失去了相对于劳动者居高临下的地位，所以，他们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但又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相对不那么高。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困扰始终的难题。知识分子实际掌握着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导致文化领域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难点。…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遭受的各种抹黑和污名化，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性舆论战，而且在时间上持续了几十年。 特别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至今都被各种夸大负面，否认正面，颠倒主流与支流，以偏概全的舆论操作手法以及各种成分含量不同的谣言缠绕着。这种做法坚持至今，目的就是为了21世纪的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负面印象，并凝结为坚固的思想钢印。如此一来，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腐朽堕落与反人类，只要资本主义的话语权能在舆论上把社会主义描述得比资本主义问题更多，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用这样的诡辩逻辑维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这种手法，在资本主义的政治选举中很常见，不管自己有多少糟点，只要能抹黑对手，自己就仍然有机会胜选。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就把资本主义选举的这套肮脏手段，用文学手法进行辛辣的讽刺。 妖魔化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逻辑手法，让人们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就得出社会主义已经永远不可能成功，马克思主义完全过时，历史已经终结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等结论。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确实有很多人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可能性，就是用20世纪社会主义遇到的重大挫折作为主要论据。他们的逻辑链条也确实是：既然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了，那么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就更不可能实现了。 资本主义因为“美国斩杀线”话题而声名狼藉，资本的宣传机器就更会加大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抹黑力度。 上篇文章《当马斯克都开始走近马克思，创造更大的人间奇迹就为时不远了》着重分析了，未来阻碍人类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进入更高社会阶段的限制因素，是主观条件，而非客观条件。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很有可能在20年到50年（也不排除会在更短）的时间里具备，但主观条件何时成就不好预计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客观评价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为其正名。这件事，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人类不能从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挫败感中走出来，那么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开启的客观条件即使很快就可以成熟，也会因为主观条件的欠缺而运动被推迟。处于资本主义斩杀线的人们也会因为找不到历史进步的方向，而沉陷于资本主义宣传机器、宗教以及毒品的多重麻醉中选择忍耐，一些人就要在沉默中消失。 要理解21世纪大变革的必然性，不但需要了解21世纪的资本主义，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变化过，而且还需要了解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地位，还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打工人的待遇。美国劳动者最惬意的时光和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美国正在带领资本主义阵营跟苏联率领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那段时间。 客观评价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不需要避讳其问题和缺点，反而要把问题及原因讲透。这无损于21世纪社会大变革的必然性，反而有利于人们摆脱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心理阴影，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与20世纪社会主义存在的显著差别。 这种显著差别，主要是马恩预言的经典社会主义与20世纪真实发生的特殊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两个世纪之间条件的巨大差异。前者，距离共产主义更近，后者，不但距离共产主义更远，甚至距离经典社会主义的入口还有一段距离。 这些条件的不同，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差别。 客观条件，主要指生产力水平是否到了私有制不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且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的程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否达到了绝对不相容的地步。主观条件，则主要是指劳动者整体的阶级意识是否已经具备，而不只是一部分先进人物才具备这样的思想觉悟，大变革只是一小部分人在推动，大部分人只是跟随，哪边赢就站哪边。 显然，20世纪的主客观条件都没有达到上述内容中理想的状态。 马恩在那个著名宣言中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毫无疑问是为绝大多数人牟利的独立运动，但是不是绝大多数人有意识主动参加的运动，就要打个问号了。 毕竟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或绝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说是在客观条件极不成熟，主观条件也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革命爆发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出现在资本主义链条相对薄弱的环节。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先进国家，因为血槽还比较厚，有能力出让部分利润，对本国劳动者进行整体安抚，收买劳动者组织的上层，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治和军事资源也比较强，阻止了革命的发生。 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西欧，特别是德国曾被寄予厚望，但德国并没有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到二战之前，德国的两次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都失败了。 在主客观条件都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当革命不是唯一的选择，不革命社会也能维持运转，革命成功的难度就很大。革命要成功，不但需要具备一般的条件，还需要具备极为特殊的条件。 这些条件在客观方面，就是在资本主义链条的某些薄弱环节和边缘地带，旧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力还比较弱，比如1917年2月革命之后的俄国，沙皇被推翻，新上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很弱，因为苏维埃的存在，国内同时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当时的帝国主义主要列强还在忙着打一战，一开始也没有精力干预俄国政治。 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满清的统治被推翻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国内军阀林立，不同政治势力的割据让国内存在着一些力量比较薄弱的 区域，这就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 这些条件的主观方面，首先是要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治组织，能够承担起领导革命的任务。这种政治组织在当时的世界有很多，但能够领导本国革命走向胜利，需要党内出现那种至少几百年一遇的天才级伟大人物。这个人不但能写出伟大的著作，为革命准备了至少适合本国国情并能够指导本国革命实践的先进理论，还需要他成为党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以他为核心，打造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和纪律性，并有高度决策水平和执行力、行动力的团队，作为行动的领导核心。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特殊条件而取得革命成功。很多本来发展情况也不错的共产主义组织，如法共，在二战之后掌握了法国境内主要的自主军事力量；以及印尼共，党员发展到几十万人，却没有发展自己的武装，都因为缺乏这样的人物，而功亏一篑。一些小国，比如古巴，也因为有杰出的人物，避免出现重大原则性错误，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革命也成功了。 20世纪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对领袖的崇拜，其实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迎合了一种客观的需求。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就需要这样的特殊人物出现，才能补充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客观条件的不足。举个并不恰当的例子，这种伟大或杰出人物的作用，就如同阿根廷足球队有了马拉多纳，就具备在世界杯比赛中夺冠的实力，没有马拉多纳，进八强都难，梅西在阿根廷足球队中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他们的个人实力和临场发挥，在关键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他们和没有他们，他们个人的状态好与不好，会让整个球队宛若两支队伍。 因为20世纪革命条件的不成熟，成功的偶然性增加，胜利的必然性降低，就需要有这样的特殊人物出现在特定的时空里，才能降低偶然性，提高必然性，甚至把偶然性转变为必然性，把不可能便成可能。没有列宁，十月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接近于零。有了列宁，十月革命就获得了历史必然性，就成功了。中国革命，同样如此。 20世纪爆发革命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成功的比例并不高，就是因为20世纪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掌舵，才能抓住有利的因素，把握难得的机遇，但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在需要时就会出现。 因为20世纪革命的条件太苛刻了，成功的难度无法想象，对错误的容忍度极低，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就可能让一切努力快速归零。这种特殊的条件，不但要求团队领袖确保组织不能出现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而且，还必须有那种能够超越时空，洞悉未来的能力，具有世界顶级也是历史顶级的战略和策略水平。在很多历史关头，他必须根据有限的信息，在众多可能的选择中，找出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很多时候，他们眼光超前，却缺少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人，要在体验孤独的同时，想办法说服决策团队的大多数。 20世纪初，俄国能够取代德国等欧洲国家，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因为有列宁，后来是斯大林。党内有他们和没他们，比阿根廷有没有马拉多纳和梅西的差别还要大不知道多少倍。特别是列宁，凭一己之力把俄共和苏共的理论水平推到当时世界的巅峰，超越了第二国际的那些理论家。列宁离开之后，苏共即使党员人数增加了很多倍，整体的理论水平也达不到列宁在世时的高度，实际的理论水平反而随着领导者的更替而出现逐代递降的趋势，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忍不住假设，如果列宁多活二三十年，苏联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在苏共党内也是排名靠前的，但是和马恩列毛相比，还是差了一个等级，特别是辩证法水平与上面几位有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出现前期过于软弱，失之于宽，等问题变得严重之后，又力度过猛，失之于严的情况。 革命的条件越不成熟，对领袖的要求就越高。比如，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比俄国更不充分，城市无产者的力量也微弱得多，就需要有一个至少能够同时担当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几个角色的人物。恰好中国在那个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个伟大人物，革命就在很不成熟的客观条件下成功了。本来就连斯大林都不看好中国革命，他甚至不相信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能够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山沟里出不来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也不能怪斯大林眼光不行，实在是因为中国革命难度比“十月革命”又大了太多。 沙俄毕竟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化比较中国远为发达，在当时的特殊时间点上，国内存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立的特殊局面，当时只需要一个世界顶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说服党内同志，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理解，同意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最大的卡点就解决了，再加上水平二三流的军事指挥团队基本就可以基本保证革命成功。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死亡人数是个位数。起义后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说“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后来有调查说当晚共伤亡6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说：“当时只死了一个人”，米高扬则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而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世界顶级的理论家、革命家，还需要世界顶级的军事家。这个顶级还不是在同代人物之间的比较，而是要放在几百年至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上进行的比较。 强调20世纪革命中的领袖的特殊作用，并不违背群众观点。群众的阶级意识和自觉性越不成熟，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就越是以相对的消极和被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组织和领袖的要求也就越高。反之，对领袖的要求就会降低，群众会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影响历史进程。 看到这里，也不要因此就认为十月革命就很容易。说服党内同志，同意在沙俄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连工业化都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纠正党内决策团队大多数人的认知，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性与可行性的难度也是历史顶级的。在理论方面，统一思想到正确的轨道上，是极为艰难的，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此不太理解的人，可以想想左倾路线在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和失败之后，遭遇多大的损失，后来的统计是红区损失了90%，白区损失了接近100%，几乎等于要从零开始了。为了说服党内同志，伟人作出多少努力，最后还是在革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在前有拦截后有追兵，被几面合围，只有一线生计的时候，他才有了重新出山的机会，革命前途才重现光明。理解这个过程的实际难度，可以想想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 当然，十月革命还有其他难点，布尔什维克既要面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打击，还要面对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样以代表工人利益自居的孟什维克的反对，以及自我标榜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右翼的破坏，他们在苏维埃里面的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布尔什维克。何况，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只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革命之后还要面对十几个国家的外部军事干预以及与白军长达三四年的内战。 老话说“打江山易，坐江山难”。革命的起步都如此之难，更大的挑战是在革命之后。 既然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产生的必然是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不成熟到什么程度呢？举个并不恰当的例子，与马恩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相比，比7个月的早产儿还不成熟。我们都知道，早产儿出生之后，是需要进保温箱进行精心的特殊照料。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建立之后，却没有保温箱可以待，反而因为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面对最苛刻的现实考验。 回看苏联历史，十月革命虽然造成的人身伤亡数量极少，但后来的内战却极为艰难而残酷，内战胜利那一年，苏俄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幅下降。当时的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能够维持多久，谁也心里没底。十月革命政权的存续时间超过巴黎公社的那一天，列宁还搞了一个纪念仪式。当时的社会主义就像疾风骤雨中的烛光，随时都有可能被扑灭。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到一年，列宁就遭遇暗杀，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十月革命后第七年，列宁就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苏联。在他离开的时候，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孤岛，内忧外患无法尽数。外部的威胁仍在，而内部的分歧却随时可能让革命按下停止键。 当时党内的路线斗争充满了火药味。一旦选错了路线，就一切都要回到解放前。我们现在用上帝视角复盘当时布共的路线斗争，托洛茨基的超工业路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不断革命论”会让苏联因提前严重失血而亡。而布哈林坚持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先农业后工业，先轻工业再重工业，慢吞吞的工业化路线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一条死路，因为不能快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国防，就无法挺过纳粹德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的路线虽然不完美，但在这几条争论的路线中，无疑是最优解。迅速叫停新经济政策，通过公有制的模式，集中社会盈余，利用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危机，以飞一般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苏联当时苦是苦了点，但除非列宁还活着，还有可能（也只是可能）找到更好的选择，否则，当时的苏共也没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苏联当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设想第一次变成具体的实践，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先例。有失误是正常的，没有失误才是不正常的。苏联能够用两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只要抛开双标，就知道这是多么非凡的成就。 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不但为卫国战争，也为世界打赢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虽然当时美国的工业整体实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美国在二战初期是两边卖军火，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得到过美国的支持。1931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通过贸易向日本提供的战略物资（如石油、钢铁、机床），占日本侵华战争所需原料的很大一部分。以1937年为例，日本进口的军事原料中，54.4%来自美国，包括92.9%的铜、91.2%的汽车及零件、60.5%的油料和59.7%的废钢铁，这些物资直接转化为日军的武器用于侵华战争。所以，美国的议员司克脱和中国的教育学家陶行知都说过，日本在中国每杀害100万人,就有54.4万人是死在美国帮凶之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事实上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帮凶，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直言：“美国实际上是日本在华侵略战争的重要同盟”。 而当时世界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落幕的英国，为了大陆均衡政策，和美国一起松绑对德国的限制，对纳粹上台之后的德国发展军备采取纵容态度，后来为了让德国对付苏联，又放任德国入侵捷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绥靖主义。 对抵抗法西斯作出最大牺牲的，在欧洲战场是苏联，在东方战场是中国。苏联对世界战争法西斯的实际贡献也是最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公认为二战的转折点。中国则牵制了日本陆军最主要的精锐。 所以，苏联实现工业化具有世界意义。虽然工业化过程中人民付出过很大的代价，但救了更多的人。20世纪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世界反法西斯最坚决的力量。苏共不用说了，法共在法国，希腊共在希腊，南共在南斯拉夫，中共在中国都是抵抗侵略的中流砥柱。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抵抗意志整体是软弱的。蒋介石从不抵抗到开始抗战，也是被逼抗日，相对积极地抗战了一年多时间，后面又改为消极抗日了。 没有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不知道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子。 即使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出发，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来一个否定了之。何况，共产主义运动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自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消失，社会主义就失去了辩护能力，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共产主义就被污名化+符号化。美国对政敌最有力的指控之一就是把他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这种指控一旦被证实，既影响到竞选资金，又能影响到美国人的选票。 想想多么讽刺，当年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苏联红旗落地，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国从顶层到底层，举国同庆。苏联消失了，社会主义在舆论上也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洪水猛兽，美国打工人的好日子也正式到头了。 苏联在存续期间，问题确实有很多，苏联的社会主义有很多不符合马恩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与预测，这倒也不是马恩错了，也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不该出现，而是20世纪社会主义是在一种很不成熟的条件下诞生的，这种不成熟的条件导致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20世纪建立的也只能是一种不可能成熟的社会主义。如果用马恩关于经典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去进行衡量，整个20世纪，全球还没有国家真正跨越经典社会主义的门槛。 根据马恩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至少应该包括：社会范围内已经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彻底改造，社会所有制在社会范围内已经建立，商品和货币已经消失，国家开始消亡，国家的界限也开始消失，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存在，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也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主要是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 但实际上，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并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更强大了，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淡化，社会主义国家还因为国家利益而出现摩擦和冲突，社会主义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即便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比较密切，苏联还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但从社会主义的整体来看，社会主义还是以国家为边界，分割为一个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体系。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改造，也表现为一种未完成的或者是过渡的状态。 首先，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改造是一种未完成的过渡形态，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分，全民所有制也只是简单采用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种国家所有制应该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演进中的过渡形态，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的低级形态，本身也保留了某些资产阶级产权的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没有消失。 虽然传统意义的剥削阶级已经在形式上被消灭，但国家所有制必然带有资产阶级产权的部分遗留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直接结合，而是借助于国家这个实体作为中介，结合的程度取决于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程度。 大量旧社会的特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不但按劳分配是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上还没有办法做到按需分配，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实行的工资制等级差别，也不能准确体现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只是按劳分配的一种粗略的低级形式。 当时在制度设计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作为基础，工农构成人民的主体，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授予执政党，“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但在实际中，按照伟人的观察，苏联只是保证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还没有真正实现，“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当时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就让知识分子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旧社会的特殊地位和特权，社会主义又对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形成一定的限制，在政治上他们已经失去了相对于劳动者居高临下的地位，所以，他们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但又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相对不那么高。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困扰始终的难题。知识分子实际掌握着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导致文化领域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难点。…

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宣布，香港和记黄埔控股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运营运河两端港口的特许权合同，属于“违宪”；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强卖巴拿马港口未果后的备用方案，事发突然，也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今天戎评就和大家说说这件事。 【巴拿马运河事件再起波澜】 一、这是一次标准的“法律战”操作 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时机来得太巧了，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巧合，也没有人觉得这是巴拿马“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在戎评看来，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有美国在捣鬼。 如果单看裁决文本，很容易被带进“违宪审查”“司法独立”的大坑里去。关于长和集团运营巴拿马运河一事，有这么几个基本事实：首先，长和集团拿下相关特许经营权，从来都不是暗箱操作，而是通过正式程序取得，时间可以追溯到1997年。其次，在此后近三十年里，港口运营情况良好，历届巴拿马政府也多次对合同进行审查，且在2021年完成了新一轮的长周期续约。这就证明，这份合同的合法性一直得到巴拿马政府的确认，而是长期处于被认可的状态。 如果合同真的存在根本性违宪的缺陷，为什么在此前近三十年里，从未被巴拿马的司法体系追究？为什么偏偏在资产出售进入关键阶段，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时间窗口，才突然被“发现”？事实的真相，不是合同出了问题，而是合同的对象“不合时宜”了。 在这次判决的背后，美国从来没有藏着掖着。国务卿鲁比奥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巴拿马，而且他还把话说得很清楚，港口授权“必须重新审查”；总统特朗普也不止一次威胁说，当初就不应该把港口还给巴拿马。 美国这么说了，巴拿马的最高法院“凑巧”就发现了合同的“违宪”问题，这是法院的独立判断吗？并不是！是美国先在政治上定调，巴拿马才从司法层面补上手续，所谓“违宪”，只是一个足够好用、又不需要动用军舰的借口。美国不需要证明你做错了什么，只需要证明你“站错了位置”。这就是典型的法律战，用司法外衣完成政治清场。 【这次“审查”是美方的要求】 二、港口只是幌子，美国真正盯上的是中国 去年的时候，长和集团准备打包出售43个港口，在国内引发了舆论哗然；中国商务部门依法启动审查程序，明确指出这类交易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不能简单按商业逻辑处理，并要求在关键资产上保持中方的实质性控制权。正是这一步，直接掐断了美国资本“顺手接盘”的路径。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对特朗普团队而言，围堵中国的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见效。如果资本并购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必须立刻换工具。于是我们才看到了这次所谓“违宪裁决”的出现，它是美资强买失败之后，顺势推出的“Plan B”。 这一逻辑，和特朗普的“唐罗主义”高度一致。所谓“唐罗主义”，说穿了就是三点。第一，美国不再容忍中国在关键区域形成长期存在。第二，不追求规则的合法性，只追求结果有效性。第三，能用最低成本解决的问题，绝不升级到更高风险手段。 在这种思路下，巴拿马只是被选中的一个试验场。通过当地司法系统否定既有合同，可以一次性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直接剥夺中方企业的合法经营基础。第二，让相关资产瞬间贬值，降低美资未来接手成本。第三，对其他国家和企业形成震慑效应，告诉他们什么叫“站错队的代价”。 在这一逻辑下，巴拿马港口的问题并不特殊。它和美国针对中国芯片产业、能源项目、通信网络、海底电缆的打压，本质上是一回事。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阻断中国通过商业和投资方式，嵌入全球关键系统。 美国要做的，不是让中国“守规则”，而是让中国“没位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还会用反垄断、市场竞争等经济理由包装，现在干脆直接亮出“国家安全”的牌。一旦贴上这个标签，合同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完备，都不再重要。只要被认定为“战略风险”，就可以随时推倒重来。 从这个角度看，长和的港口并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站得太稳”。近三十年的持续运营，巨额投入，深度融入当地物流体系，这些在正常商业逻辑下是优势，但在美国的战略视角里，恰恰构成了必须清除的理由。 在戎评看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巴拿马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实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这意味着美方的做法，将不再局限于巴拿马，也不再局限于拉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只要被美国盯上的中国资产，都可能面临类似的风险，比如希腊的港口等等。这是一种更激进、更彻底的围堵方式，美国已经不满足于“限制中国”，而是想决定“中国能在哪里出现”，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巴拿马运河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三、这一刀下去，砍的不是中国一家 有戎友要问，如果巴拿马政府最终按这份裁决强行回收港口，并交给美方背景的运营者，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首先，戎评要说的是，这么做的后果，受损的绝不只是中国。如果巴拿马政府屈服于美国，第一个被破坏的，就是全球航运体系的基本信任。巴拿马运河承担全球约5%的海运贸易，它不是普通水道，而是世界贸易的主动脉。运河本身是通道，但真正决定效率和调度能力的，是两端港口。 当这些节点被美国以“战略安全”的名义牢牢攥在手里，航运规则就不再是中性的。哪怕美国不动用任何行政命令，仅仅是“具备这种能力”，就足以让所有参与者重新评估风险。这种风险不是写在纸面上的，而是会渗透进每一条航线、每一份保险合同里的。 其次，国际投资环境会遭到实质性破坏。近30年的合法经营，超过18亿美元的持续投入，说废就废，说违宪就违宪。这等于公开告诉所有投资者，只要政治风向变了，你过去遵守的一切规则都可以被推翻。 拉美地区本就极度依赖外资改善基础设施，现在却用这种方式砸自己的招牌。制度稳定性一旦被政治化，资本不会讲情怀，只会算账。风险溢价上升，融资成本提高，最终买单的，只能是当地经济和普通民众。 至于巴拿马自身，短期或许能换来美国的政治支持，但长期损失远大于收益。一个物流枢纽最重要的资产，是中立和可信。一旦被贴上“地缘政治工具”的标签，这种信任就很难再修复。 【“唐罗主义”不是解决美国问题的“良药”】 四、美国已经不装了，我们需要仗剑行商 正如前文说的，这件事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在戎评看来，更危险的是，把这件事当成个案来处理，那就是严重的误判。美国在西半球的动作，已经进入明牌阶段。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无论多合规、多低调，只要进入关键节点，就会被美国视为威胁。 现在的区别在于，美国已经不再费心维护“多边主义”的体面。它不讲规则是否公平，只讲手段是否有用；不管法律是否稳定，只管结果是否符合战略目标。司法、金融、外交，甚至军事手段，都是工具箱里的选项。 我们原本以为，只要守规则、讲合规，就能在大国博弈中独善其身。现实已经证明，在关键地带，身份就是一种原罪，继续用“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的旧认知去判断风险，只会一次次踩雷。我们的海外布局，不能再只算经济账，而必须把政治对抗强度当成硬指标，否则类似的事情还会反复出现。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一个事实：规则从来不是免费的。没有力量托底的规则，只是一纸文本；没有反制能力的克制，只会被当成软弱。 没有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我们的经济就无法继续平稳运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海外利益对我们至关重要，不能只靠律师函来保护，也不能只靠外交辞令来周旋，更不能指望对方讲良心、讲契约精神。真正能让“自由贸易”成立的，从来不是文件，而是力量。历史上所有海上贸易体系，背后站着的，都是军舰。 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捍卫国际贸易的合理规则；如果有些国家不愿意跟我们讲规则，那么我们当然也有必要纠正他们的行为，帮他们讲规则！

2026年首个正部级老虎出炉，1月29日，“救火队长”孙绍骋官宣落马。 孙绍骋曾任内蒙书记，叠加去年落马的王莉霞，内蒙成为二十大以来首个前党政一把手双落马的省份。 至此，2026年首月已有七位中管干部被查，之前六位分别是田学斌、李旭、顾军、张建龙、杨宏勇和包惠。 话说，这位孙绍骋不仅职务高于其他六人，履历更是极其炫目，堪称近年来最勤奋的“救火队长”。 2014年，山西省委发生塌方式腐败，五名省委常委落马，孙绍骋临危受命，出任山西省委常委，重塑山西官场。 2017年，民政部爆发部长李立国、副部长窦玉沛的系统性腐败案件，孙绍骋再次临危受命，以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身份回到民政部主持工作。 之后，伴随国土资源部即将被整合为自然资源部，孙绍骋再次火线提拔担任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以加强党对部门改革进程的绝对领导，将“生态文明”与“绿水青山”融入土地管理。 2018年，面对更为巨大的压力，孙绍骋再次临危受命，出任新组建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首任部长，并兼任了一系列的重磅职务。 2022年，孙绍骋转任内蒙书记，进入“封疆大吏”行列 ，负责延续矿产资源“倒查二十年”这个中央极其重视的工作。 但，就是这么一个曾经的救火队长，最终还是成为了“两面人”。 孙绍骋1960年出生，山东海阳人，山大毕业后长期在民政部门工作，从科员一直干到副部长，2012年，破例被外放回老家山东担任副省长，从此开启了他开挂一般的人生，直到2025年9月，卸任了内蒙书记，赴全国人大担任副主任委员。 对于孙绍骋的落马，坊间普遍关注的是跟他搭班子的内蒙主席王莉霞，王莉霞25年8月落马，孙绍骋极为罕见的9月退休，使得大众普遍认为孙绍骋极可能是深陷矿产腐败。 对此，政事堂判断，矿产腐败可能只是其中一环，更多要从孙绍骋的简历中一探究竟。 1999年开始，孙绍骋便开始担任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副局长，此后一路晋升优抚安置局局长，分管优抚安置局的副部长，并在2011年兼任了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 按照惯例，全国双拥办的两名副主任，由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局长与总政群工部部长共同担任。这种长达十余年的业务往来，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18年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时，他被认为是最合适的部长人选之一。 2018年，在经历了六年外放救火后，孙绍骋回归，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并担任首任部长，由于新部门接收了来自军委政治工作部的部分职能，孙绍骋也兼任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可以说，他这一连串的兼任职务中，充满了细节与故事…… 正如1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中所说，党中央决定对孙绍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强意志，释放了反腐败一刻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又多了一条发财的新路子，而且不是天才真想不出来这么牛的新路子。 据央视报道，1月30日特朗普以特朗普集团法人的身份，起诉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索赔100亿美元。 特朗普向美国政府提出索赔的理由，是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未能建立完善的技术和安全监控系统，导致前国税局承包商查尔斯·利特尔约翰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并泄露了特朗普多年的纳税申报表等税务记录。 特朗普提交的诉状称此事证明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存在系统性安全漏洞，直接导致了泄密事件的发生，给特朗普及其家族造成了“声誉和经济损失”，使其蒙受“公众羞辱”。 特朗普方的律师援引《联邦侵权索赔法》等法律，认为政府应为雇员的“疏忽或错误”承担责任，故索赔100亿美元。 100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过于夸张了，但这件事特朗普还真是占理的。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纽约时报》获得从国税局系统中泄露的数据，披露了特朗普多年的纳税记录，瞬间引爆了舆论。 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的数据，特朗普在2016年和2017年仅共缴纳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而在此前的15年中有10年未缴税，理由是亏损巨大，抵消了利润。 《纽约时报》还称根据特朗普集团向国税局的申报数据，特朗普旗下多家公司陷入经营困境，理由是其在第一任期内向这些公司投入的资金多于实际提取的资金。 这是双杀，两头杀，要么特朗普承认自己偷税漏税直接完蛋，要么承认自己经营不善，给人以能力不行的恶劣印象。 2020年的时候，这个新闻曾经引发过舆论风暴，甚至导致民主党议员采取法律行动推动特朗普公开税务信息，最终使得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2022年公开了特朗普连续六年的税务记录。 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集团曾经因此事名誉大损，这个事实阐述的是没错的。 但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团的纳税信息，美国政府是无权对外披露的，就算《纽约时报》说的都是真数据那也不行。 事后扔出来背锅的是临时工，说这是政府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聘用的一个合同工查尔斯·利特尔约翰，利用公司为国税局工作的机会获得了“类似正式工作人员”的系统访问权限，非法获取了特朗普的纳税信息，然后把数据给了《纽约时报》。 他在庭审中承认，自己应聘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找机会进入国税局工作的目的就是获取特朗普的税务数据。其律师辩护称，这一行为源于一种“深切的道德信念”，认为美国公众有权了解这些信息。 对的，这事确实违法，但这个违法的事情是临时工干的，而且是承包商的临时工干的。 已经严厉惩罚了，这个承包商的临时工在2024年已经很干脆的认罪并被判处五年监禁了，所以此事到这里就翻篇了。 2025年特朗普上台了，他坚定的认为这个临时工只是“替罪羊”，幕后主使另有其人，但没有证据。 2026年1月，特朗普命令团队把美国政府给起诉了，认为国税局有法律义务“配备完善的技术、员工筛查、安全与监控机制”来保护报税表和相关报税信息，防止此类非法行为发生。而该局早已被警告存在系统性漏洞，却一直未能修补，造成特朗普的“私人和机密信息”被“一名叛变、出于政治动机的员工”非法向左翼媒体泄漏。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表示，他们将“继续追究那些伤害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人的责任”。 等会，2026年1月这个时间点，执掌美国政府的不是特朗普吗，特朗普怎么能把特朗普政府给起诉了呢？ 对啊，就是因为执政美国政府的现在是特朗普了，所以特朗普才会去起诉美国政府的。 根据美国法律，特朗普本人作为特朗普集团的法人代表，确实有资格起诉美国政府，就算扣掉特朗普，只让特朗普集团以企业身份去起诉也是没问题的。 根据美国法律，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有权任命各级政府官员，然后特朗普任命的政府官员有权去执掌国家政府。 美国的财政部长，是特朗普的心腹斯科特·贝森特。 美国目前的代理国税局局长，还是特朗普的心腹斯科特·贝森特。 美国的司法部长，是特朗普的心腹帕姆·邦迪。 所以贝森特完全可以代表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干脆利落的认罪，然后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们判决原告胜诉，然后贝森特依据法院判决直接下令给钱。 全程合法合规，没有一处是违背美国法律的。 原告是特朗普的人，被告是特朗普的人，法官也是特朗普的人，而且流程完全合法，这官司包赢的。 程序正义懂不懂，事实不重要。 类似的事情去年底特朗普已经干过一会了，找了个由头起诉美国政府，然后赔给了自己2.3亿美元，尝到甜头后这次直接起诉美国政府索赔100亿。 既然美国法律没有白纸黑字的写明不能自己告自己，那堂下的本官就可以状告本官。 如果这种事可以的话，那以后的私企老板可以先签合同聘用自己，在合同上约定一个天价违约金，然后直接把自己违法开除，然后自己状告自己，然后依据劳动法索赔天价违约金。 拿到违约金后，老板自己再重新入职公司，再签一份天价违约金的合同，然后再把自己违法开除。 这样企业就不用纳税了，所有利润都已经赔光了。 流程上其实是完全合法的，完全的程序正义，但实际上谁敢这么玩谁一定会被收拾死，哪怕在美国也一样，因为裁判不认这个，直接来一句“根据事实综合认定”就把你废了。 但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控制美国政府后就执掌了解释权，把裁判也变成了自己，那这游戏就可以玩了。 其实这反而说明特朗普是个明君，因为他明明可以直接从预算里拿钱的，结果还非要走个官方流程。 懂公是好人呐，做事真的太讲规矩了。

太炸裂了，现在北美懦夫的名号简直就是威震全球，面对特朗普的御林军，美国人为了保命，纷纷选择了集体下跪。 我跪着抗议，你还敢杀我吗？ 是真的字面意思上的跪，而且是跪在地上爬的哪一种，还把护照缠在头上当护身符，生怕被ICE开枪打死了。 就是这一阵子，美国人把下跪玩成了顶流的行为艺术，把全世界看懵了，各个城市的美国人争先恐后的下跪。 玩得最出圈、最离谱的，还得是明尼阿波利斯。 因为这地方被特朗普的御林军重点关照，ICE横行霸道一言不合拔枪就射，天天上街胡乱抓人。 于是1月27号那天，当地气温到了零下23℃，冷得哈口气都能冻成冰碴子，而大约上百名抗议者裹得跟粽子一样，前胸后背全贴满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ICE。 他们齐刷刷跪在结冰的马路上，一步一挪地往前爬，把主干道堵得水泄不通，救护车都别想过。 更搞笑的是，这帮人全程低着头爬，脑袋恨不得埋进冰缝里，连抬头瞟一眼路边巡逻的ICE特工都不敢，生怕一个眼神不对，就成了枪下亡魂。 这爬行姿势还相当讲究，标准的膝盖着地、双手撑冰，动作整齐划一，跟经过专业训练似的，估计私下里不知道排演过多少遍了。 就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老哥老姐们在雪地里跪爬的同一时间，西雅图联邦法院前也没闲着，一大群人也正跪着朗读美国宪法。 一堆人齐刷刷跪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捧着美国宪法，跟捧着圣经似的，声情并茂地朗读着里面的自由条款，庄严得跟教堂做礼拜一样。 他们读得那叫一个声泪俱下，一把鼻滴一把泪，时不时还停下来振臂高呼，喊着宪法万岁、自由永存、停止ICE。 要知道，西雅图这地方以前也闹过不少幺蛾子，当年黑命贵最火的时候，还搞过所谓的自治区，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结果ICE一上门执法，那群勇士立马树倒猢狲散，跑得比兔子还快。 现在倒好，连抗议都只能跪着来…… 这边明尼阿波利斯跪爬、西雅图跪读，纽约那边也不甘示弱，整出了跪举护照的花活。 不知道是谁带的头，一群纽约人揣着美国护照，跑到人流量最大的地铁口，一跪就是一片，跟下饺子似的，手里高高举着护照，活像举着免死金牌，一边抗议，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不停的说：我是美国公民，别开枪！我有护照，别杀我！ 更绝的是，有人嫌举着护照太累，胳膊酸了扛不住，直接找根绳子把护照缠在头顶，勒得额头通红，活像戴着个蓝色的紧箍咒，生怕ICE特工看不见，把自己当成非法移民给崩了。 反正现在全美国各个城市，都在流行这一套，有事没事先跪下，用下跪来抗议特朗普的御林军随意开枪射杀无辜民众。 那有人就问了，他们为啥非得跪着抗议？站着抗议不行吗？ 行啊，当然行！前提是他们怕不怕死。 但凡有人敢站着抗议，ICE那帮人根本不废话，上来先喷一脸辣椒水，呛得眼泪鼻涕直流，然后拳打脚踢，揍得鼻青脸肿。 但凡还敢动一下，那拔枪就射，清空弹匣，妥妥的5秒10枪…… ICE可不会讲什么道理，管你是无辜路人还是抗议民众，只要不顺眼，就把人往死里弄，你是不是美国公民根本不重要，别管你有没有错，弄了再说！ 这下子可真要了美国人的命了！ 要知道，他们可是全球最爱玩行为艺术的主，不管出了啥事儿，标配流程就是举牌子、点蜡烛、送鲜花，情绪上头了再趁机搞一波零元购，抢点手机电脑还有驴包啥的，俗称北美抗议四件套。 以前这套玩法屡试不爽，不管是抗议警察暴力，还是反对法规政策，只要四件套一上，总能博点眼球、混点流量，标榜自己捍卫了正义，反抗了暴政。 结果现在好了，特朗普可不是什么善茬，人家ICE根本不吃你这一套。 你敢抗议？你敢反对万税爷和他的御林军？ ICE直接掏枪：劳资弄死你！ 你敢跟他们谈自由、谈人权？ ICE那帮人听了都笑得合不拢嘴，估计肚子都能笑疼，说自由？人权？那玩意儿是个啥？我们老大特朗普都说了，他就是法律！ 结果这就真把美国人给难住了，他们最爱玩的四件套，现在根本不敢玩了！毕竟ICE的子弹不长眼。 以前搞零元购，警察最多抓进去关几天，现在敢在ICE面前晃悠，直接一枪给你崩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咋办？那自己也不能啥也不干吧？他们是最爱行为艺术的美国人啊。 要不说美国人都是小机灵鬼呢，没几天就琢磨出了新套路:下跪抗议！ 他们的逻辑贼简单：以前ICE看到抗议人群，第一件事就是把人按在地上跪着，现在我们不劳烦您动手，自己主动跪下抗议，你总不能对着一群跪着的人开枪吧？ 这要是传出去，全球不得骂死你？ 而纽约的美国人更是聪明绝顶，他们琢磨着：ICE不就是整天查非法移民吗？那我直接把护照贴在头上、缠在脑瓜顶，明明白白告诉你我是美国合法公民，我还主动跪着，姿态摆得这么低，我看你还找啥理由来杀我！ 在他们看来，这波操作堪称完美，简直是天才级别的构思！ 美国人还得意洋洋地互相炫耀：你们看，我抗议了，我反抗了，我为正义发声了，我这是为自由做贡献！而且我还聪明地跪下了，他们根本杀不了我，气死ICE那帮孙子，哈哈哈！你们看我多聪明？ 简直是把又怂又能装这五个字演绎到了极致，既保住了小命，又给自己找了个正义使者的台阶下，完美避开了所有风险。 这边美国人自我陶醉得不行，中国网友在网上看了直挠头，忍不住发帖灵魂拷问：你们美国人咋这么懦弱？ICE都乱杀无辜了，为啥不拿起枪反抗，反倒一个个跪着求饶？这操作我是真看不懂！ 这话一出来，美国人大吃一斤，一脸你懂个屁的表情，说你知道啥啊？下跪怎么就懦弱了？这明明是最高尚的反抗行为！我们这是在用下跪捍卫正义，用卑微的姿态对抗强权，这格局你根本不懂！ 你先别晕，也别觉得美国人是嘴硬，他们现在是真这么想的！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得从2020年警察跪杀弗洛伊德那事儿说起。 当时佩洛西带头，领着一群民主党高层，齐刷刷跪在地上摆拍，美其名曰说是为正义下跪；再后来拜登当了总统，更是把下跪当成了标配，不管是地方招灾了还是参加活动，有事没事就双腿一软跪下去，仿佛下跪能解决所有问题。 这波操作直接给美国人看呆了，三观都被刷新了，瞬间觉得以前那套举牌、点蜡烛、送花、零元购的北美四件套不香了，又老套又危险，哪有下跪来得简单直接、还能博眼球？ 从那以后，美国人算是彻底解锁了下跪抗议的新技能，把下跪从屈辱的象征硬生生包装成了高尚的反抗。 下跪，就代表了正义，代表了反抗……. 以前搞四件套，还得担心被警察抓、被催泪弹喷，现在倒好，只要一跪，既能上热搜、博同情，又能大概率保住小命，简直是性价比之王。 他们还真把这当成了正义之举，觉得自己跪着就是在反抗，就是在改变世界，全然忘了以前吹过的自由不屈的牛皮。 只是原来黑命贵的时候他们还是单膝下跪，现在吓傻了，都是双膝下跪了，技能升级了！ 那他们的枪呢？ 哎，他们的枪是专门到学校打小学生用的…… 有个美国网友还在网上一本正经地科普：下跪不是懦弱，是智慧！我们用最温和的方式表达最强烈的愤怒，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宣布，长江和记公司持有的巴拿马运河两岸港口特许经营权合约无效，属于“违宪”。 简单的说，就是长和在1996年竞标获胜，2021年续签的巴拿马运河两个关键港口的特许经营权合同被判决无效。 巴拿马政府马上要把这两个关键港口的运营权收回去。 这也就意味着长和原本想把包括这两个港口在内的43个港口打包出售给美国贝莱德财团的计划，也将宣告破产。 看上去这是冲着美国人去的，可实际上呢，你抽丝剥茧，会发现这份判决完全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咱们把时间线给梳理一下。 这件事的起因是在去年3月份，长和突然出来宣布要将分布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卖给美国的贝莱德财团。 这其中就包括了位于巴拿马运河的两个关键港口。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表示了高度关注。 因为在海运时代，每一处港口，不仅关系着供应链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的通畅，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港口网络的布局与运营能力，更是会直接影响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地缘博弈的主动权。 它主要有三大作用。 1，港口是经济命脉的核心支撑。 即便现在，铁路和航空运输大力发展，但是，全球90%以上的货物贸易，60%的石油运输仍然依靠海运完成。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 增长的越快，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就越畅旺。 2，临港产业带。 依托港口的物流运输优势，发展出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化工新材料、铝精深加工、机械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农林产品等重点产业集群。 发展经济的同时，带动大量的就业，同时吸引外贸投资。 3，军事战略的支点网络。 美国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被称作世界警察，不仅是因为美国有11艘航母，更重要的是保障航母背后的港口。 美国依托全球170多个军事港口构建前沿存在的战略，可以快速响应全球各地所发生的危机，可以给本国海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 这些商业化的港口，自然也就成为了美军的海权投射平台。 4，战略通道。 就比如瓜达尔港和达尔文港，就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通道，为什么这几年美国一直联合印度和澳大利亚在这两个港口上跟我们搞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现如今大国竞争背景下，港口的归属，会直接影响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地缘博弈的主动权。 所以当时有一些人出来洗地说长和出售港口给美国人，这是人家正常的商业行为，我们不要去干涉之类的言论，完全就是在胡扯。 于是，2025年3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回应长和将与贝莱德签署的港口交易协议：将依法进行审查，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大家注意用词啊：“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