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可选的舰队军港不多，无外乎旅顺、威海、青岛三地。
与今天北海舰队以青岛、旅顺为两大母港不同，1880年前后李鸿章给北洋水师挑选军港时，定的是威海和旅顺。
其中，威海为北洋水师提督府驻地及主要停泊母港，旅顺为重要维修保障基地和副港，两大基地一南一北扼守渤海要冲，拱卫京师。
1894年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北洋水师实际上已经沦为清廷斗争的焦点，其内部腐败问题不断涌现，遭到各种各样的弹劾。
9月，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水师主力护送陆军增援朝鲜驻军，17日返航时，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双方爆发激烈海战。
此役北洋水师致远、经远、超勇三艘巡洋舰被击沉，扬威舰被济远撞沉，广甲号逃逸搁浅自毁，共计损失5艘巡洋舰，余舰均受不同程度损伤；而日本联合舰队虽有多艘军舰重伤，但无一沉没。
黄海海战结束后，北洋水师试图返回旅顺船厂修理，可船坞工人大部分逃跑，以致维修进程缓慢。
11月，日军从陆路逼近旅顺，北洋水师在船只未修复的情况下被迫离开旅顺港，返回威海卫基地。
11月26日，清廷下令革去丁汝昌职务，交刑部治罪——“待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只不过还没等到治罪日本人先打来了，丁汝昌服鸦片自杀（鸦片是当时军中用来代替麻醉剂的），至此旅顺、威海两大基地全部沦陷。
甲午战争期间，大家印象深刻的只有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的黄海海战，其实战争持续了近一年，从海上到陆地都是战场。
之所以将黄海海战放到聚光灯下审视，一方面是因为其激烈与悲壮，另一方面也是对比衬托的缘故——这几乎是中日两军唯一一场局面上势均力敌的血战，人们对北洋水师的失败感到非常惋惜。
事实上，驻防朝鲜半岛和辽东的清朝陆军在面对日军进攻时打出的表现比北洋水师差得多，主帅叶志超临阵逃脱，残兵败将一路狂泻过鸭绿江，日军从平壤之战获胜到占领朝鲜全境仅用了一周时间。
陆战崩盘使得战略要地旅顺很快直面来自日本的威胁，1894年11月旅顺陷落，京津门户洞开。
尽管甲午战争中日军一度占领旅顺，但最终拿下这座关键军港的却是俄国人。
1895年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大清拿出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之后沙俄借口“保护中国”，派海军强占旅顺，并与清廷签订一份25年的租借协议。
此举大大激化了日本与俄国之间的矛盾，为十年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伏笔。
1905年初，全国动员的日本人经过多次自杀式总攻冲锋，终于再次拿下俄军防守的旅顺口。
短短十年间，中俄日三国在这座远东要塞前留下无数遍野横尸，彼此间造就起血海深仇。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继承了沙俄在中国南满地区的所有特权，包括对旅顺的租借条约。
相对沙俄，日本更加贪婪，他们认为25年的租借期实在太短了——1915年与袁世凯谈“二十一条”时，其中一条便是要求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延长至99年。
国际形势变化之快往往超出人们预料，仅仅三十载过后，天下大势就完全改观。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中，罗斯福向斯大林开出了优厚的出兵条件，正式文件名称叫做《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
在这份没有当事人中国参与的协定中，美国擅自将苏联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等条件许诺给莫斯科，然后苏美两国一明一暗给国民政府施压，逼迫其就范。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认领了雅尔塔协议中出卖中国利益的所有条款。
其附属文件《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中苏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三十年（实际由苏联单独使用）。
1945年的“八月风暴”军事行动中，苏联红军157万大军攻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摧枯拉朽般横扫日本关东军。
许多苏军高级将领心目中，这是对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场复仇之战。
沙俄末年，随着旅顺战役和对马海战的失败，俄国人一路丢掉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当时远东地区一度日本占领，最终赔进去半个库页岛（《如果日本进攻西伯利亚》）。
1945年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伊凡诺夫以旅顺警备区司令身份接受当地日军投降。
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苏军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等大批重装部队开进旅顺大连，红海军太平洋舰队一部也随之入驻。
9月初，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等多名高级将领齐聚旅顺口，祭奠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沙俄官兵。
华西列夫斯基向一众高级将领传达斯大林口谕：“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四十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为四十年前牺牲在这里的父兄们报了仇。”
图片摄于1946年3月的沈阳。当时苏联人管辖下获准营业的商铺必须悬挂斯大林画像。
从1945年8月开始，旅顺大连的军事防务由苏联接管，时间跨度长达十年。
这十年又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 国共内战时期（1945至1949），第二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1949至1955）。
苏军占领旅顺大连后，虽然名义上是中苏共管，但实际却成了苏联单方面的军事管制区。
因为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实力太过悬殊了，要是美苏共管，那是真正的共管，比如在柏林的局面。
现在斯大林把海陆空重兵往旅顺大连一摆，国民政府再派部队过去岂不成了苏联手里的人质？老蒋还没傻到这个份上。
而且苏联骨子里根本就没想着分一杯羹给国民政府，连设立航空站的要求都一口拒绝，更别提军舰登陆了。
1945年9月，随着东北局组建与大量干部军队出关，国共东北内战一触即发。
10月初，韩光同志奉东北局之命赴大连——时年33岁的韩光是东北抗联出身的干部，曾赴莫斯科培训学习，还有驻疆办工作的经验。
经过一番交涉，苏联明确提出由我方派人组建旅大地区的党委和政府，于是韩光被就地任命为首任大连市委书记。
在韩光主持下，大连市委和旅大市政府的组织班子迅速搭建起来，旅大地区逐渐演变成一块受苏联保护的革命根据地。
之后几年间，旅大地区充分发挥其工业基础优势，与哈尔滨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成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战场上两大重要的军需补给基地，到后期甚至可以供应华东前线。
除此之外，大连还承担了部分高级将领的疗养工作，一些受伤的将领会到大连由苏联专家进行治疗。
位于大连的“八七疗养院”原为日本高级将领兴建的别墅群，1945年之后由我方接收。
旅大地区这种重要且特殊的作用国民党当然知晓，1946至1948年间，国民党军试图通过封锁禁运的形式逼退苏联，一如柏林危机期间莫斯科的想法。
苏联则组织军舰由海参崴出发，经朝鲜中转向大连补给粮食等各类物资。
军事层面，1945年国民党新一军等主力部队赴东北时是先乘船到秦皇岛，再乘火车到锦州、沈阳，辽沈战役期间逃跑的方向则是营口，因为辽东半岛的南端相当于被苏军给锁死了。
旅顺大连作为战略要地与优良军港，事实上几乎没有经历战火摧残，完整无好的交到了新中国手中。
1949年底，大连市内有轨电车线路共11条，由大连市交通公司负责运营。
1950年中苏谈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联在绝大部分问题上都很爽快，交涉到最后，唯一实质性影响双边关系的问题只剩下中东铁路与旅顺。
一方面，这是莫斯科自沙俄时期开始的特殊利益，是沙俄海军和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出海口。
另一方面，很多苏军将领把中东路与旅顺视作1945年出兵中国东北的“战利品”，是鲜血换来的酬劳，白纸黑字写入了《雅尔塔协议》。
还有更现实的一点——新中国当时根本没有海军，站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角度，旅顺确有必要布置强大的海上力量来与美国海军周旋。
“（雅尔塔协议）哪怕改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法律借口。（对于旅顺港驻军和中长铁路问题）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
这种表里不一的提议没有得到中方接受，与现状相比，中国更加看重“大义的名分”。
换言之，中方也认为现阶段依靠中国自己的海军力量无法保障北方海疆安全，苏联驻军旅顺对整体局面是有利的。
但法律性质的条约必须重签，苏联需明确宣布将从旅顺撤军，具体执行情况两边可以再商量。
因为新中国是以“不承认一切旧时代不平等条约”为出发点起家立国的，如果美国英国都撤了，单单留下一个苏联，新政府该怎么向国民解释呢？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苏双方在“废旧约签新约”的问题上僵持了很久。
最终结果大家都清楚，作为一代枭雄的斯大林抱定了拿下中国的决心，以不惜掀翻《雅尔塔协议》桌子的姿态废除1945年与国民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条约附属文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规定，苏军撤出旅大的过渡时间为三年，即1952年年末。
海参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冻港，冬季需要破冰船才能出海。
计划不如变化快，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将中国推向了热战第一线，从台湾海峡到渤海湾都直接面对着来自美国的海空威胁。
此般形势下，中方不得不请求苏联延长在旅顺口的驻军，以协助保卫北部海疆安全。
斯大林知道这是中国人有求于苏联的时候，于是在撤军期限到来前的1952年4月复电中国称：
“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口符合您的愿望，不过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指延缓撤军）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简而言之，斯大林希望延缓旅顺驻军的要求由中方明确提出，并以正式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便有了1952年9月的《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
不同于1950年的协定，上述换文没有明确约束撤军时间，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为期限。
众所周知，二战后对日缔结和约的问题十分复杂，当时美国单方面主导了整个缔约过程，新中国完全被排除在外，甚至直到今天苏联/俄罗斯也没跟日本缔结和平条约。
按照这样的说法，中国收回旅顺将受到严峻挑战，遥遥无期。
日本首相吉田茂签署《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8日。中国政府自始至终不承认该和约。
人事变动往往是形势变动的先兆，随着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签署，东北亚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之前两大阵营剑拔弩张的态势有所改观。
1954年9月底，尚未完全掌权的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典，此番赫鲁晓夫携带了“超级大礼包”，其中一个便是主动归还旅顺。
尽管苏共高层中许多人强烈反对归还旅顺基地，但赫鲁晓夫仍坚持己见，他表示，没有这些实际内容，苏联派如此高级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典将变得毫无意义。
其中，伏罗希罗夫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和立法首脑，重要文件必须有他的画诺，因此赫鲁晓夫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伏帅勉强签了字。
收拾好“超级礼包”的赫鲁晓夫如期踏上北京之旅，大获成功。
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双方在北京发表《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公报指出：“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
视察完军港之后，赫鲁晓夫提出竖立纪念碑的要求，中方表示反对任何跟沙俄相关的纪念碑，但可以修建体现新时期中苏友好的纪念物。
归还的时间谈妥后，又牵扯到基地设备装备等细节问题。
从1945年开始，苏联不仅接收了大量日本人留下的基地设施，还自带了不少先进装备（1955年撤离时海陆空三军总兵力约12万人，巅峰期有30万驻军）——这些对新中国来说弥足珍贵。
如果苏联一股脑打包带走，只留下一个空白的基地，那收回旅顺的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重建也遥遥无期。
于是中方便试探性询问，希望苏军撤出时将基地设备和岸基炮兵等武器全部留下。
赫鲁晓夫很大方，他表示所有的基地设备都可以无偿移交中国，只是重武器装备需要中方象征性支付一部分费用，否则他也很难向苏联国内交代。
我方选择性有偿接收的苏军武器装备包括各类飞机、舰船、火炮、坦克与自行火炮、汽车、雷达等，无偿接收的基地设备包括营房150余万平方米（不包括地方代为接收的商业企业）、机场设施、修理厂修理所、仓库、医院等。
不仅如此，苏军还组织人员专门帮助我军官兵熟悉各种设备的操作方法，待全部培训完成后才履行签字接收手续。
作为送别苏军时必要的“面子工程”，中方于1955 年3月动工了一座“苏联红军胜利纪念塔”，塔高45米，寓意1945年战胜日本关东军。
旅顺撤军事件的圆满解决在中国国内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看到了与苏联“实实在在的友谊”，中苏关系由此迎来一波小高潮。
从1955年4月6日零时起，旅大地区一切防务正式交由我军负责——这是从清朝末年以来旅大地区首次由中国军队完全驻防，一晃已是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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