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盐贩出身的吴越太祖钱鏐任镇海节度使，占有两浙十三州，此即吴越国的前身。
公元907年6月，钱镠被封为吴越王，正式建国，设朝廷百官。
待到960年北宋建立，一个新的中原王朝冉冉升起，此后几年间，吴越王钱俶（钱镠孙子）不停地把各种奇珍异宝送给宋太祖。
史书记载：宋太祖回复，“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太平兴国三年，诏俶来朝，俶举族归于京师，国除。
这个故事的精髓在于宋太祖那句话——“此吾帑中物尔”，这原本就是我钱库里的东西罢了，还用得着你来献吗？
从外交角度评估，特朗普团队达不到拜登团队的水平，后者给人的感觉是一招一式有章有法，从理论、意识形态、执行步骤都非常精密。
特朗普政府看似是在为美国争取地缘政治利益，实则并没有。
就以吞并格陵兰岛和收回巴拿马运河为例，过去几十年历届美国政府都没有提这一想法，甚至还主动“归还”了巴拿马运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0年，美国以防止纳粹德国使用格陵兰岛为由出兵占领该岛，当时纳粹德国占领了丹麦本土，时任丹麦驻美大使与美国达成秘密协议，授权美方保卫格陵兰岛。
从1941年开始，美军陆续在岛上修建多个机场、气象站和广播电台，并依托该岛在北大西洋猎杀德国潜艇、营救己方人员。
设想一下，如果再次爆发大战，格陵兰岛第一时间就会被美军抢占，甚至丹麦将主动邀请美军入驻防卫，此时美国不但不用支付任何道德或外交成本，还能收拢人心。
2024年，“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在格陵兰岛的努普卡格鲁亚峡湾与其搭载的海鹰直升机。近期美国一些网站的下注赔率显示，特朗普吞并格陵兰岛的概率已达到三成。
1990年1月3日（跟马杜罗被绑架同一个日子），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向美军投降，被即刻押往佛罗里达受审。
巴拿马国防军遭到解散，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常备军的国家。
美国入侵巴拿马的目的是保住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但在拉美国家的激烈反对下，外加1992年大选中老布什败选、克林顿上台，新政府最终决定按期移交，条件是“运河永久中立化”。
“永久中立化”和“解散巴拿马国防军”为特殊时期美军立即接管巴拿马运河区扫清障碍，换言之，这些地缘政治要地本就是美国的瓮中之物。
历届美国政府用一种更隐蔽的伪装方式获得了其控制权，可特朗普偏偏要撕下那层遮掩的道德面具，显然称不上高明。
同样道理，中国周边的蒙古、中亚、中南半岛等地，他们的资源在特殊时期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为我所用。
当对方同意修建中蒙铁路、中国-中亚铁路、中-老-泰铁路、中越铁路时，这里面是隐含着做出一些地缘政治表态的，即愿意在天下有变的时机向中方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并接受庇护。
特朗普政府似乎并不理解这种国际政治里的默契，亦或许他们知道，但迫切希望取得外交“成果”来对内交差，所以硬要把大家心知肚明的牌掀开。
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的很多行为都是在拉低美国的“道德感”，他抢了许多原本就可以随时变现，甚至能够以更好方式变现的利益。
这并不是一种进取型行为，反倒暴露出其偏保守、守成、落袋为安的心态。
要说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外交有何“创新”之处，当属把胁迫性外交理念发挥到极致。
特朗普并非第一个入侵敌对国家并考虑予以掌控的总统，布什政府早在2001年的阿富汗、2003年的伊拉克，就制定了复杂的战后管理计划。
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不愿意向委内瑞拉派遣地面部队，他甚至没有足够的兵力派去当地，因此其任务更为复杂，那就是胁迫委内瑞拉政客尽可能服从美国意愿。
胁迫外交的好处是不改变对方政权结构，不承担治理成本；坏处是不如直接管理有效，一旦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或注意力分散，被胁迫的一方随时可能跳反。
比如目前这个“没有马杜罗的马杜罗政府”，它显然称不上亲美，充其量只是“不反美”，并愿意在关键利益上（石油）屈服于美国。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被美情报部门评估为“务实”“有能力掌控局面”且“熟稔石油行业”的关键人物，被各方推为临时代理人。
对委内瑞拉如此，对欧盟、乌克兰、俄罗斯亦如此，甚至换到关税领域，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式也是基于胁迫性思维。
这种做法或许能够“破”掉不想要的关系，但很难“立”起来对美国发展有利的关系，更不要说构建层次分明、高效合作的国际供应链。
在国际贸易里，积极主动地对接跟被迫对接是截然不同的，效率、风险都有天壤之别。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它们接受这种胁迫产生的有利商业条件时非常犹豫，因为随时都可能翻脸，搞不好竹篮打水一场空。
纵观美国构建全球霸权的历史，“顺我者昌”是最核心的招牌，能够让跟随自己的国家一起致富，是赢得支持的根本。
只可惜如今美国已经失去了“顺我者昌”的本领，它开始不断向盟友索取经济利益、向周边国家索要领土或自然资源，这绝非一个冉冉升起的霸权国家所做之行为。
1947年冬天，欧洲笼罩在残酷且绝望的氛围里，那年气温骤降到创纪录的水平，大雪覆盖了被战争摧毁的城市，成百上千万欧洲人瑟瑟发抖地住在帐篷和破损的建筑物里。
就在此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布了规模浩大的“欧洲复兴计划”——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可以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资金。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欧洲人认为这是美国的“光辉时刻”。
1948至1949年柏林危机期间，在西柏林陆路交通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美国不计代价、依靠空运维持了250万人的日常生活。
除食品、煤炭等必需物资外，美空军甚至连圣诞树都一起送去了西柏林，最终一举坚定欧洲追随美国对抗苏联的决心。
1949年4月，也就是柏林危机结束前的一个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告成立，西欧国家同意让渡部分军事主权，主动邀请美军入驻。
西柏林重建期间，背后挂着“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大标语。
柏林危机的经典画面：众多西柏林居民站在一片废墟上对美国运输机翘首以盼。
在海权兴起之前，世界上的强国基本是陆权国家，陆权国家以人口、幅员面积为主要国力指标，占领更多的毗邻土地意味着能够组织更多的资源。
海权兴起后，海洋航线取代陆地道路成为新的“交通大动脉”，海洋霸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调度资源，力量逐渐压倒了陆权。
以今天的中国为例，国内制造业其实存在“两头在外”“双重依赖”的风险。
所谓“两头在外”，即产业链上游严重依赖外部原材料，下游则依赖国际销售市场——这种格局很容易受到冲击。
历史上，海洋霸权对陆地的深入通常存在一个极限，而且需要沿海国家积极配合，迄今为止英国和美国最大胆的尝试是抵达阿富汗，但均以失败告终。
截至目前，美国几乎所有海外军事基地都位于大陆边缘地带，如西欧、中东、韩国，考虑到美陆军规模不断收缩，事实上已不具备入侵并掌控一个中等国家的能力。
典型例子即委内瑞拉，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跟“后马杜罗政府”谈判，试图与当地旧武装合作以维系秩序。
遭美国拦截的“贝拉1号”油轮。俄罗斯每个方向的出海口事实上都被美国封锁住了，如厄勒海峡（圣彼得堡）、土耳其海峡（黑海沿岸港口）、日本海（海参崴）等。
在深入陆地力量严重受限后，美国开始频繁动用海权国家的“杀手锏”——海上拦截与封锁。
封锁可以直接打击当事国经济命脉，促使其内部生变，虽然见效时间慢（美国海军部署在委内瑞拉沿海超过半年时间），但军事投入小，风险可控。
历史上，沿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地带包抄竞争对手，始终是海权国家压箱底的战略工具。
2025年12月，《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特种部队于11月在印度洋登上一艘从中国出发开往伊朗的船只，查获了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货物，在销毁货物后将船只放行。
2026年1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千里追捕“贝拉1号”油轮（临时改为俄罗斯籍，但美方不承认换籍操作），不仅扣押了船只，还要把船员逮捕到美国受审。
叠加之前传出的特朗普政府有意在马六甲海峡组建执法舰队、拦截伊朗油轮的消息，种种行为其实就是特朗普政府在向潜在竞争对手发出威慑信号。
在古代，欧洲人第一次看到的大海是地中海，那里风平浪静，岛屿众多，不需要太高超的航海技术就可以驾驭。
与之相较，中国人一开始向海洋拓展时看到的是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征服太平洋的难度无疑比地中海要大得多。
因此中华文明在成长的“幼年期”便对海洋产生了一定的挫折感，加之外围没有足以威胁中国的海上力量（对比迦太基之于罗马），中国的海权思维始终以防御性为主，把海洋作为保护陆地安全的屏障。
即使在实力突飞猛进的当下，因缺乏足够海外军事基地与远洋作战经验，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仍高度集中于“第二岛链”以内和南海地区。
对于美军在印度洋航路上的封锁拦截，尤其是第五舰队十分活跃的阿拉伯海水域，中方其实没有太好的应对策略。
中国周边部分航线。海军的任务除了台湾和撑起沿海防御空间外，就是保护这些航线的安全。
从一个笼统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这样勾勒过去十年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国际秩序主轴。
美国意识到当今国际秩序已经对自己不利，维系单极霸权的可能性越来越低，遂试图求变。
这一过程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着不同的思路，外交政策与内政被选举揉搓到一起后，形成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路线。
民主党希望团结西方世界，恢复阵营对抗格局；特朗普秉持“新帝国主义”思维，追求立竿见影的利益。
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前者力道更强——乌克兰战争是标准的大国代理人战争，发生在亚欧大陆腹地，在美方视角下具有战略进取性质（试图拖垮俄罗斯）。
而委内瑞拉事件并不具备这样的影响力，它是美国在美洲范围内发起的一场尚不彻底的“秩序维护战争”。
与武装力量全球部署的美国不同，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因缺乏军事盟友和海外基地，地缘政治影响力主要局限在周边，美俄在乌克兰交锋属于“硬碰硬”，在委内瑞拉则属于“一边倒”。
丹麦首相称：“如果美国攻击另一个北约国家，那就意味着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将彻底不复存在。”丹麦很可能高估了欧盟对格陵兰岛一事的支持力度，还活在自己的想象中。
根据布林肯的“餐桌-菜单论”，我们不妨把国际秩序想象成一张餐桌，画面大致是这样的：
“桌子旁边原有的座位早已坐满，中国是这张桌子上的新客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一个仅次于主人的位置。房间里的氛围骤然紧张，几位熟客开始叽叽喳喳。
此时一位叫俄罗斯的客人试图掀翻桌子，但桌子只是摇晃了几下，随后房间里充满各种指责与争吵声。
向门口处望去，外面排着长长一队等待上桌的人，这让囊中羞涩的主人头疼不已，渐渐萌生了上厕所开溜的心思。可离开房间之前又有些不甘心，想着如何往兜里再揣几盒烟……”
今天的国际秩序并非像1945年那样是一张白板，可以从头重建体系，当前秩序是单极、双极和多极三种结构的复杂混合，有着各种既得利益者和跃跃欲试的挑战者，实际上处在一种似变未变的状态。
但“似变未变”的局面不会永远持续，它往往以一场系统性军事（一战/二战）、地缘（苏联解体）或经济危机告终。
秩序过渡期间，有些机会主义思维较强的国家或政客喜欢浑水摸鱼，这其实不重要，因为最后的大洗牌会重新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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