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重大改革措施往往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通俗解释，背后的核心思路是以渐进式改革防止既得利益者反弹，具体来说，就是在保留现有模式的基础上逐步试用新模式，培育增量。
等到增量远大于存量、改革被证明是成功的之后，存量模式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将自身角色进行弱化或转换。
这是一种阻力最小的方式，贯穿了过去四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历史上成功的改革都需要“开源”，节流只是权宜之计。
最近一段时间，面对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人们特别期盼“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而回顾过往，重大决策的出台往往是有脉络和征兆可循的。
简单来说，改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统筹性改革，另一种是边缘力量发起的探索性改革。
上级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最初的市场转型主要由“边缘力量”推动，典型的例子即土地承包责任制，再后来还包括乡镇企业、个体户等。
即使是深圳特区，建设过程中对于如何拓展政策范围也并没有一个明确指导规范，特区的“特”是下面积极争取、大胆尝试出来的。
待到“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之后，许多成果才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比如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
以“局部试点—经验总结—逐步推广”的方式展开实践，避免过早触碰既有利益红线，通过示范效应为制度创新赢得时间与共识。
最终，地方的先行者与中枢的改革者汇聚成强大合力，把探索变为主流。
1979年3月15日，上海电视台播放了一则长达1分钟的广告，品牌为瑞士“雷达表”。广告只有英文解说，再配上中文字幕，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外商广告。
两年前“供销社”曾在网络上突然爆火，官媒就此给出评论：“供销社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它从未离开，更谈不上回归，只是被舆论场再次关注而已” 。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一个探索阶段，那么自1990年代开始，自上而下的统筹性改革开始发挥主导性作用。
与前一时期相比，九十年代的改革更加体系化，核心成果主要有两个：对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积极争取加入WTO。
给两个核心成果配套的措施还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证券金融市场、国企改革、专业人才培养等。
为什么“边缘力量”在1990年代存在感有所下降呢？
第一，每当边缘力量探索出重要的改革成果或发展方向后，就会由更强大的体制内力量“接力”前行，形成一个“探索→收编→再探索”的循环。
例如：八十年代先由民营企业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然后九十年代进行国企市场化改革。
尽管成本控制等领域仍“卷”不过民企，但目前许多国企的市场化已经做得挺不错了。
某种意义上讲，是市场化改革巩固了国企在现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
第二，1990年代之前体制外的边缘力量处于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状态，正如小岗村农民那样，是不得不求变。
随着社会托底能力不断增强，“穷则思变”的逻辑不再适用，创业者往往是发掘了某个领域的机会，或得到了某路资本的支持，才予以探索。
以面临求职困境的广大青年朋友为例，愿意剑走偏锋、下海打拼的极少，大部分都希望追求稳定的体制内工作。
1992年首次申请营业执照时的马云。在国际形势紧张、安全考量上升的时期，政权通常希望把大型民间资本及重要新兴产业纳入统一资源调度。
第三，从本质上讲，边缘力量只能通过寻找“增量”破局，机会可遇不可求。
1990年代末至今，中国民间掀起的几股创新创业浪潮均具有明显的“增量”特征。
比如：以阿里、腾讯、字节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以淘宝、京东、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网络支付系统（与传统金融体系发生冲突后被限制），以顺丰等为代表的快递物流系统，以抖音、头条、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等，它们都是拓展了一块体制外新兴领域。
任何重大改革或创新首先要思考对原先利益结构的冲击。
中国最初的改革更接近一种“帕累托改进”——多数人受益、几乎无人受损，但越往后走坛坛罐罐越多，改革渐渐变成了“利益再分配”，约束也就越大。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尽管康熙帝心里早就排除了八皇子胤禩，但因个人年迈、掌控力下降等原因，不得不把接班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尽可能稳住“八爷党”。面对利益群体，一旦将其逼急，很容易引发剧变。
有朋友要问了，改革难道是必要的吗，有没有可能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持续增长呢？
经济增长和改革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有些折腾性质的改革措施反而会影响经济发展。
实际上，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尽管不再有早期那样的深层次改革措施，但中国经济却长期高速增长了二三十年，这里面主要由以下几股力量驱动：
WTO有160多个会员，都拥有庞大国际市场，也都宣称自己是市场经济，可真正发展起来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多。
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管理水平、民众受教育程度与勤劳程度是遥遥领先的，在这一基础上，只要肯按市场规律办事，就会源源不断地孕育出财富和创新。
中国内部对于“开放”的共识要明显大于“改革”，因为开放可以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直接带来外部增量。
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落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铁幕将它们隔绝于西方发达国家之外，无法引入资金、技术与先进管理体系，最终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被淘汰。
而中国自入世以来，不管发生怎样的风吹浪打，始终拥抱全球化，成功借助全球化完成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国家崛起的战略目标。
过去一段时间，国际上出现了“脱钩”“小院高墙”“关税壁垒”等一系列声音，有人调侃全球化即将变成半球化，可即便按照极端场景去考虑，中国也足以凭借科技与工业实力稳拿第一道围墙内的市场，同时争取广大中间地带市场。
近几年“自力更生”重新被高层提起，这跟开放是不矛盾的。
自力更生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1960至1970年代，当时这样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外交处境十分孤立，跟美国阵营、苏联阵营关系都不好。
目前由于高科技领域竞争围堵加剧，部分尖端行业又回到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上，但这仅限于部分尖端行业。
互联网曾经被一些体制内人士视为洪水猛兽，它不仅牵扯到如水银泻地般的海量信息冲击，还是首个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关键行业。
但现在看它反而成为中国的一大优势——中美是全球唯二拥有大量互联网企业和相关人才的国家，创造了海量财富。
有了这次成功经验之后，中国对于新科技的态度愈发开放，在无人机/低空经济、AI、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政策均十分积极，探索力度大于管制。
从深层次讲，政策层面其实尤其重视新科技，希望调整脚步，把经济实力迅速转变为综合国力。
美团无人机在深圳中心公园开通市属公园首条无人机配送航线，2024年5月。低空经济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人住的不是高层小区，而是美国那种house社区，无人机送外卖、送快递可能早就普及化了。
回到一开始的话题——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往往是有脉络和征兆可循的。
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说，只要经济能够持续增长，财政压力不明显，改革的迫切性就比较有限。
作为一种高度风险性的政治举动，改革很难“锦上添花”，只能靠“背水一战”，因此，观察重大改革措施，首先要观察体制内的现实压力情况。
对于边缘性探索改革来说，需要相对宽松的管制环境和增量曙光，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个“小切口”逐步往体制内延伸。
即边缘性探索改革的路线往往是“新领域开拓→增量扩大→倒逼政策更新”（注：新领域通常管制偏少，与“新领域开拓”相对应的措施还有“旧领域去管制”）。
换句话说，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改革，谁掌握科技革命主导权，谁就拥有了一部分推动变革的权力。
1994年北京街景。当时中国大城市街上跑的乘用车基本都是进口车，外加少量合资车，车型普遍落后欧美和日本一代。
东方政治人物的责任感要普遍高于西方政客，真到了不破不立的那一步，中国人行动之迅速、决心之大，往往超出外界想象。
1981年，张五常教授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做探讨。
彼时国内主流经济学家还普遍沉迷在“东欧经济学”的框架内思考改革，以南斯拉夫“双轨制”等作为研究对象，而张五常认为，市场经济最终会成为中国经济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选项。
可即便乐观如张五常，也认为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可能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
然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十一年后中国就敲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并在此后三十年间创造了罕见的奇迹。
1994年的上海南京路。在今天的上海市政府网站上，仍然能够查到《1994年市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其中第一条是“改善城市交通设施”，包括内环线浦西段高架道路建成通车、地铁一号线贯通等。
在他看来，人人都有直觉，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即使没有受过教育，也知道床沿处可能发生坠落风险，桌椅处可能发生碰撞疼痛。
做重要的判断时，人往往依赖直觉反应，而不是复杂的逻辑推理或条缕分析。
所谓日常学习和思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地修正、校准直觉的过程，最终变成一种不必显性推演的本能反应——这也是为什么某些人“看似不假思索”的判断，实际上却是千锤百炼之后的结果。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长期在地缘、经济、文化环境中会逐渐形成一种生存策略和思维模式，并在重大历史节点处体现出来。
以1980年代为例，领导层事实上敏锐捕捉到了社会基层经济活力的变化：乡镇企业兴起、个体户扩张、沿海开放城市日新月异。
这些变化虽然尚未升华成系统性的理论解释，但直觉上已经表明市场机制在中国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需的。
2002年11月，即将卸任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香港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期间他出席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演讲。
“我记得1998年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戈尔对我说：‘听说你很崇拜Mr. Greenspan（格林斯潘，时任美联储主席，《帝国的杠杆极限》）？’
我听了不太高兴。我说：‘我很尊敬Greenspan先生，愿意向他学习，但是他在美国干得很好，到中国来不一定干得比我好。’
我在中国搞经济半个世纪多了，五十多年了！中国经济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听得出来……”
经济学中有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叫“羊群效应”，简单来说，如果人们质疑某项决策，即使它是对的，也很难实行，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反之，如果人们普遍相信某项决策，即便它存在缺陷，也会因为多数人的积极参与配合而取得相当的效果，即群体的信念和行动会反过来塑造结果。
与1980、1990年代不同，经历过几十年的全球化与市场开放，今天的中国社会已高度敏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精英，都能够准确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顺势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