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提到，刘青山、张子善在革命的后期不幸染毒，革命成功后毒瘾越来越大，普通鸦片已经无法满足毒瘾，他们开始注射吗啡、海洛因。
他们早已成了毒品的奴隶，已经变成了大权在握的行尸走肉，什么革命理想，什么家国情怀，什么党纪国法，什么道德底线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大权在握的瘾君子更是危险，什么没底线的事都能做，比如克扣救灾粮款，盗卖国家紧缺的战略物资，挪用抗美援朝机场建设专款等等。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在艰苦岁月扛住了敌人最严酷的折磨、经过了最严苛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革命成功后为什么光速堕落，归根结底是毒品闹的。
这锅还是日本的，因为自甲午战争开始，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实行了最恶毒的“以毒制华”“以毒品养战”“毒化中国”计划，对中国人民尤其是沦陷区人民，进行了断子绝孙式的摧残。
提起日本的血海深仇，我们常常会提起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遍布全国各地的万人坑、全国各地的大屠杀，3500万同胞遇难，往往忽视了日本对中国的毒害。
1939年二鬼子车阴轩曾对金井川、崔松茂等毒枭说：大日本帝国要求我们，要让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儿，使他们的体力衰退，意志消沉，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
这个白面就是海洛因。日军占领华北后，日本浪人和韩国二鬼子的贩毒极为猖獗，他们有的开设工厂制造海洛因和吗啡，在烟馆、洋行或药店贩售。
根据1937年国际联盟的报告，当时全球约90%的非法海洛因和吗啡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些毒品常由日本浪人监督生产。就这还是日本没有全面发动战争，在制毒贩毒上还没有放开手脚时。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全面启动了战争机器，同时也全面开启了毒化中国的计划。日军所到之处种鸦片、制毒品，弄得中国满街是烟馆（包括吗啡馆和白面馆）。
为了推广毒品、扩大销量，小日子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蛋总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跟良民证挂钩。日伪当局声称，吸食鸦片者，必是良民。
万一卡口被拦住了没带良民证，只要是烟民一律放行。很多人被日本的屠杀吓坏了，为了自保不得不吸食鸦片。
日伪当局，把鸦片制成各种样式，甚至称之为能治百病的长寿丸。有的日本商人为了拓展销路，把鸦片、白面注入普通香烟内，或者放入普通药物中，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上瘾。
他们甚至还对妇女下手，说这种药丸可以治疗妇科病。染毒之后，日伪当局又用毒品来控制这些妇女，让其卖淫，或者在烟馆做陪侍。
1938年6月25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更毒辣者利用发明之哑针，强迫人民注射，使其永久不能言语，形同残废，俾其役如牛马。”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毒化政策始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日本攫取了中国台湾。为了巩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削弱台湾人民的反抗，也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日本在台湾实行“以毒攻毒”的鸦片专卖政策。
他们打着禁烟的旗号，垄断了鸦片的种植、进口、制作、贩卖、消费全环节，将毒品价格提高了三倍，然后公开售卖，一方面企图摧毁台湾人民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攫取暴利。
1901年，台湾的鸦片专卖收入占了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42%，这为日本正在筹划的日俄战争提供了重要的财源。台湾鸦片的丰厚回报，也大大刺激了日本侵略全中国的野心。
日本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加来佐贺太郎推算：中国人口以4.2亿计算，假定其中有5％的人口即2000万人吸食鸦片，若沿袭台湾的办法，一年就能赚取5.54亿元的利润（相当于日本年财政收入的2.5倍）。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攫取了五个租界：天津日租界、苏州日租界、汉口日租界、重庆日租界和杭州日租界。这些租界是国中之国，更是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就拿汉口日租界来说吧，一设立就成为日本走私贩毒的大本营。他们在租界内售卖鸦片是公开的秘密，那里的大街小巷很多挂着戒烟馆、戒烟药品零售处的牌子，其实就是吸毒场所。
同样天津的日租界，也是日本毒化中国政策的桥头堡。到了上世纪20年代，这里的制毒厂已经有200多家，烟馆有500多家，经销鸦片、海洛因的销售点超过1000家。
其中从事海洛因制造的工厂，就多达200多家，这些工厂都是光明正大地营业。号称白面大王的陈昆元，在天津日租界开设了贩毒公司——康昌商行。
在天津，还有著名的烟土八大家，即元泰土药店、大有恒药店、信元土药店、同顺昌土药店、元泰裕土药店、顾记土药店、义记土药店、华记土药店等，都是兼营毒品批发和输运的大商铺。
日租界内生产的毒品，多由日本人和朝鲜人携带贩运至全国各地。1931年9月，天津公安局在自天津至北平的汽车中搜获日本人高山定三、太田米尧携带的白面450余两。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了沙俄，夺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权，开始在辽东半岛建立租界，立刻在东北实行毒化政策，以旅大为中心的辽东半岛，成为日本向中国内陆贩毒的大本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大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力度（备战），同时也向中国输入浪人、大批间谍和特务，他们一边进行毒品生意，一边刺探情报。日本的烟馆必然是日本的情报站。
日本还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事侵入了青岛，并迅速在青岛建立殖民统治，公开实行鸦片专卖，成立了大日本鸦片局，把青岛作为毒化中国的又一根据地，从事鸦片和毒品的走私、制售等。
1916年，青岛鸦片的输入量是1913年的7.3倍，占当年全国海关输入总量的28.02%，占全国总价值的32.36%。就这还只是公开的，更多的是以军用品名义输入的。
日军将鸦片输入青岛后，利用其控制的胶济铁路，将鸦片运送到山东各地、上海以及长江流域各省市。在胶济铁路沿线，每个站都有一两座小房子，门口挂着什么洋行的照片，里边一定住着日本浪人。
这些日本浪人，日夜忙碌销售毒品。《申报》1918年1月13日报道：“胶济铁路沿线的潍县，有日人所设店铺四家，皆售吗啡针。”
1918—1922年，日本陆军出兵西伯利亚期间，将鸦片产地沿海州控制在自己手中，强行征购鸦片，以“军用物资”名义运进青岛。
1931年日本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帷幕。1932年到1945年间，伪满洲国的罂粟种植总面积不会低于10069200亩，鸦片总产量在2亿到3亿两之间。
日本还在伪满设立了很多毒品工厂，其中有两个规模比较大，一个在奉天，一个在热河的承德。此外还有一个哈尔滨鸦片分析模范所。
奉天海洛因工厂，每天能生产100公斤海洛因和吗啡。承德工厂专门生产吗啡，产品多运往北平、天津进行再加工或中转。
伪满3000多万人口，瘾君子多达300多万。伪满自己的统计，仅1938年就有15万人死于吸毒。1937年上半年，仅哈尔滨一地就发现1485具瘾君子的尸体。
1933年3月，日本占领热河。1934年，日本强迫热河省种植罂粟60万亩。此外日伪当局还在奉天、承德等地设立大型毒品加工厂， 加紧制造各种毒品， 并在各地遍设毒品零卖所和大烟馆。
随后日本继续向华北渗透，1936年日本及朝鲜人，在河北省开设的烟馆已经多达700余家。七七事变发生后，华北大片国土沦陷，日本开始变本加厉地推行毒华政策。
日军进入北平城之后，很多犯人被处死，唯独烟犯被释放了，因为这对日本来说都是有用之人，要依靠他们替日本人销售毒品。
到了1939年3月，北平的烟馆增加到了500多家，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和红丸随处可以买到。到了1945年吗啡馆增加到了3000余家，比饭馆还多。
天津本来就是日本毒化中国的桥头堡，沦陷之后日本更加肆无忌惮。1939年有白面洋行1000余处，制毒工厂200余所。
很多天津同胞被毒品所害，甚至包括两三岁的婴儿，都染上了吗啡依赖。据不完全统计，1945 年天津人口约 170万人，被毒化者则超过六分之一。
许多瘾君子因吸食毒品至形如枯槁，最终暴尸街头。一些烟民在吞云吐雾中耗尽了财产，一贫如洗。更多的人则认贼作父，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识的亡国奴。
著名卫派河北梆子艺人“金刚钻”王莹仙就是在日占天津时期沾染上了毒品，长年嗜毒导致她中年之后百病缠身，体力衰竭，四十多岁就难以应付频繁演出。
为拼凑毒资，她又不得不终年带病登台。后在演出时体力不支，猝然晕倒在后台，惨然离世。死后竟连买棺木的钱都没有。
很多日伪官僚也沾染上毒品，带头吸食。伪天津市财政局局长王砚农就吸食鸦片多年，平日上午在家吸烟，下午才抽空到机关看看，下属为投其所好也多次向其赠烟。
山西也是日本毒化政策的重灾区。烟馆充斥山西城乡，无论多么偏僻的乡村，都能买到鸦片、吗啡和海洛因。晋北太谷等县，全县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成了瘾君子，80％的伪政权公务员都吸食鸦片。
事实证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政治战争，也是一场“毒品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民所受毒品的伤害和损失，或许不亚于战争直接带来的灾难和损害。
日本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名状的伤痛。某些人在特定日期特定场合穿着和服、穿着日军军装，只要是个中国人，都会感觉受到了冒犯。然而某些法学家却认为，穿和服是每个中国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
所以新中国的含金量再次提升了，新中国成立后，仅用时三年就彻底根绝了毒品。很多原本不可能戒掉的毒瘾，也完全戒掉了，原因是根本买不到。
新中国为什么能够禁毒成功，一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方法得当，走好了群众路线，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发起了一场针对毒品的人民战争。
改革开放后，毒品犯罪有所抬头，但是依靠国家的严厉打击，依靠公安、社区、卫生等部门的配合，我们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范和监控体系，把毒品违法犯罪控制在低水平状态。
但现在，一批收受西方毒害的法学家，认为吸毒是个人自由，涉毒犯罪量刑过重，想逐步毁掉我们的毒品防控体系，想毁掉新中国的禁毒成果，可以说是其心可诛，必将遗臭万年。
这些法学家，言必称“发达国家”如何如何，言必称“跟世界接轨”，言必称“国际社会”如何如何，言必称“人权与人道”，殊不知中国是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没有之一，中国是禁毒最成功的国家没有之一。
他们的观点荒唐可笑，哪见过学霸向学渣靠拢的。他们本质上还是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软骨头，甚至我怀疑他们拿了西方的黑钱，属于拿钱办事。
然而这些法学家有的已经在很关键的岗位上了，值得我们警惕。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野心必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