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闲生:人事是阳谋|2026-01-25
在体制内，人事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人事动向反过来也可以解释（甚至预判）绝大多数问题。
本篇继续以《大明王朝1566》中的故事为引子，展开讨论。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中，有这样一个很关键的片段——嘉靖帝与他安插在浙江的“情报总监”杨金水之间的对话。
背景是胡宗宪拒绝按照朝廷和严世蕃的要求推行“改稻为桑”，严世蕃遂越级指挥浙江布政使、按察使实施“毁堤淹田”，试图倒逼改稻为桑。
怎料胡宗宪还是不就范，用雷霆手段逼迫浙江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江南织造局总管太监杨金水联名上奏，要求朝廷暂缓政策推行。
作为受严党提携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态度让嘉靖有些困惑，于是便询问杨金水：“你觉得胡宗宪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杨金水给出了三点解释：第一，胡宗宪身为封疆大吏，担心百姓失去土地闹事，他担不起责任；第二，裕王府那个谭纶总在他身边，应该受了些影响；第三，他对严阁老感情还是深的，但对小阁老做事总不以为然。
职场之上，下级回答上级提问时首先要搞清楚领导的大思路，以此作为汇报的“主干”，然后再用一些“枝叶”信息——比如领导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或具体数据——作为佐证或填充。
杨金水的第一点解释就是“主干”，剩下两点则是“枝叶”。
在围绕“改稻为桑”的博弈中，裕王和徐阶、高拱、张居正最妙的一步棋，是以辅助抗倭为名向浙江派遣了裕王府詹事（相当于王府总管兼顾问）谭纶，之后谭纶又举荐了海瑞和王用汲到杭州做知县。
这步棋起到了两个关键作用：第一是让严党不再信任胡宗宪，第二是阻碍严党用任何可能的“灰色手段”来推行改稻为桑。
对于谭纶到浙江起到的影响，胡宗宪曾直言不讳地予以揭穿——
简单来说，并不是谭纶给胡宗宪带来了影响，诱导或迫使他拒绝改稻为桑，而是胡宗宪自己本身就反对这一政策。
可一旦谭纶被派到了浙江——无论他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所有人都会认为胡宗宪可能受其影响。
正常情况下，胡宗宪可以把一些争议性意见拿去跟严嵩、严世蕃私下讨论，可身边有了谭纶后，只要胡宗宪提出反对意见，就会被怀疑打算投靠清流，严世蕃越级指挥便是这么来的。
如同下围棋一样，这个子只要落到你身边，哪怕它一动不动，也会发挥作用，靠近权力中心的“静子”本身就是力量。
翰林院出身、书生气十足的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曾问胡宗宪，为何不能向皇上明言，得到了一句“事非经历不知难”的回复。
人在官场也好，职场也罢，身不由己是常态——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角色范围内发言，说“框架内的话”，办“框架内的事”。
官场中极少有独行侠，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对于重大事件的表态，对方首先会定位“你是谁的人”，而不是“你是谁”。
海瑞之所以能够发挥远超知县的政治能量，是因为浙江官场知道他是裕王和清流派举荐的空降干部。
胡宗宪之所以不能直接向上阐明改稻为桑不可行，是因为他已经被动卷入了裕王与严党的政争——裕王府派遣谭纶到浙江的举动被严党视为有意争取胡宗宪。
当一项政策（如改稻为桑）被赋予了广泛意志后，事物如何发展具有自身规律，个人往往无能为力。
在剧中，谭纶曾告诫海瑞不要过度反对改稻为桑，应将痛击严党作为一切任务的出发点，只不过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海瑞没有被说服罢了。
朝廷在浙江的博弈共牵扯到三方：清流派、严党和司礼监，这里面清流和严党是水火不容的，司礼监则有部分回旋的余地。
司礼监在浙江地方上的两位代表是总管太监杨金水和御用官商沈一石，在沈一石被抄家前，二人有过这样一段复盘性质的对话。
官场里有一个不能说的潜规则，那便是搅和进去的人越多越安全。
人多意味着程序复杂、责任分散，即使出问题也是集体决策，是“会议研究的结果”，“我只是执行环节之一”。
程序正确，结果可以讨论；程序错误，结果再好也危险。
当严党官员意识到改稻为桑可能有风险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司礼监驻浙江的机构给推到前面。
在杨金水看来，如此简单的把戏沈一石按说应该能看清，在他的质问下，沈一石给出了解释。
沈一石汇报过程中深谙“金字塔原理”，他对杨金水的每一次问话都是先回答结论，再拆开来分析，这种回复领导的方式混职场的朋友可以试着学习一下。
不得不说，作为官商的沈一石眼光十分毒辣，从严世蕃派高翰文（翰林院出身、形象好、学者气息浓厚的官员）来浙江做杭州知府这一任命中，他迅速意识到严党心态起了变化。
改稻为桑还是要改，但办事过程中也不能让清流抓住把柄，所以不能再重用何茂才这种胆大包天的愣货。
胡宗宪有句意味深长的名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
其含义可以理解为，想要做到实事求是非常困难，实事求是意味着追溯源头、厘清责任，而许多人、许多事情都不能深究，也不能展开讨论，否则便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在沈一石看来，清流把海瑞调到改稻为桑和毁堤淹田的“当事县”做知县，是有明确意图的，海瑞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民的名义》里的侯亮平，他领到的政治任务就是“刀刀见血”。
一般来说，体制内中下层官员的行事作风是“小事不糊涂，大事要糊涂”，海瑞和侯亮平显然都不属于这一类，他们出现在政治漩涡里本身就是一个明确信号。
沈一石这段解释的逻辑很直白：改稻为桑注定是要失败的，任何深度牵扯进该事件的浙江官员都跑不了，时至今日我们想抽身也没用了，趁着你杨公公进京汇报不在浙江，我把剧情按下“快进键”，说不定能保住你。
剧情至此，杨金水对于朝廷还存有幻想，当他知道沈一石是有心保护自己后，又对其习惯性画了几个饼。
可沈一石已经确信自己的命运——既然贱买农民的田地推行不下去，自己这个天下第一富商必然会被权力抛弃，成为遭受劫掠的对象。
只不过沈一石这些年来左右腾挪、艰难支撑，早就是一个空架子。
他在遗书中写道：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备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补国库之亏空否？诸公见此账目必将大失所望也！兹附上简明账目一页于后，望诸公览后另想良策，为前方筹募军饷，或可减罪于朝廷。否则，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有沈一石这位裱糊匠在，当地财政与织造局尚勉强能够运转，现在账本送给你们，你们拿去跟朝廷解释吧……
官场的文化、生态与权力结构，在各个层级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事情也在润物无声中发生着改变。
从横向看，体制内不同级别的官员对于自身职位及工作性质认知大不相同。
多数高级官员已经摆脱了传统物质需求，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出发点；中级官员热衷于晋升，有些晋升无望便开始寻求物质享受；下级官员则更多是把职位当成一份工作来干，仍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困扰。
所以“李达康”理解不了“孙连城”，“孙连城”也理解不了信访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并不在同一个生态位上。
即便上级知道下级的困难，有时候也不以下级感受作为决策的首要考量。
面对这种局面，基层执行者的行为会变得十分复杂，以海瑞所在县的县丞田有禄为例，我们很难定位他是个好官还是坏官，只能说是一位夹缝中求生存的官员。
朝堂之上所有宏伟的政策蓝图，最终都落到了“田有禄们”身上，他们明知执行起来有难度，却又不得不执行。
从纵向看，一个王朝、一届任期、一位官员，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权力结构同样存在很大不同。
我一生都忘不了退休那天的情景，宣布干部调整的大会结束后，我之前提拔的那些亲信、铁杆，包括那么多老乡，一下子就涌到了新的董事长面前，争相效忠表态。
我内心极度失落，不知自己是怎么从会场走回办公室的。这种被冷落感觉也许是失去权力的 “落差”使然，抑或许是记忆有误。过了一个年，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删掉了三分之二的人，你说可笑不可笑……
之前介绍过一个“真实权力=职权+自然权+附加权”的公式，当时很多朋友把注意力放在“自然权”上，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权力”。
以回顾历史的视角看，“自然权”多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或其他高风险环境下。
枪林弹雨、命悬一线之际，某位才华卓著的将领带着下属们十几年出生入死，于内部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坚固的尊卑秩序。
可随着战争年代那批带有英雄光环的人物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职位越来越大于人，体制一步步向现代治理机构转型。
对于王朝早期之后的绝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的权威来自于现职以及曾经担任过的职位，而不是个人的辉煌履历（也不太可能再拥有那种辉煌履历），两者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大的趋势是，随着和平年代时间推移，制度本身的力量会明显压倒个人，权力最终将变成系统中某个节点的功能。
直到制度本身无法应对危局时，才需要下一个“英雄”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