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遭受的各种抹黑和污名化，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性舆论战，而且在时间上持续了几十年。
特别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至今都被各种夸大负面，否认正面，颠倒主流与支流，以偏概全的舆论操作手法以及各种成分含量不同的谣言缠绕着。这种做法坚持至今，目的就是为了21世纪的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负面印象，并凝结为坚固的思想钢印。如此一来，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腐朽堕落与反人类，只要资本主义的话语权能在舆论上把社会主义描述得比资本主义问题更多，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用这样的诡辩逻辑维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这种手法，在资本主义的政治选举中很常见，不管自己有多少糟点，只要能抹黑对手，自己就仍然有机会胜选。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就把资本主义选举的这套肮脏手段，用文学手法进行辛辣的讽刺。
妖魔化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逻辑手法，让人们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就得出社会主义已经永远不可能成功，马克思主义完全过时，历史已经终结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等结论。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确实有很多人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可能性，就是用20世纪社会主义遇到的重大挫折作为主要论据。他们的逻辑链条也确实是：既然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了，那么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就更不可能实现了。
资本主义因为“美国斩杀线”话题而声名狼藉，资本的宣传机器就更会加大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抹黑力度。
上篇文章《当马斯克都开始走近马克思，创造更大的人间奇迹就为时不远了》着重分析了，未来阻碍人类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进入更高社会阶段的限制因素，是主观条件，而非客观条件。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很有可能在20年到50年（也不排除会在更短）的时间里具备，但主观条件何时成就不好预计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客观评价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为其正名。这件事，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人类不能从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挫败感中走出来，那么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开启的客观条件即使很快就可以成熟，也会因为主观条件的欠缺而运动被推迟。处于资本主义斩杀线的人们也会因为找不到历史进步的方向，而沉陷于资本主义宣传机器、宗教以及毒品的多重麻醉中选择忍耐，一些人就要在沉默中消失。
要理解21世纪大变革的必然性，不但需要了解21世纪的资本主义，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变化过，而且还需要了解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地位，还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打工人的待遇。美国劳动者最惬意的时光和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美国正在带领资本主义阵营跟苏联率领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那段时间。
客观评价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不需要避讳其问题和缺点，反而要把问题及原因讲透。这无损于21世纪社会大变革的必然性，反而有利于人们摆脱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心理阴影，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与20世纪社会主义存在的显著差别。
这种显著差别，主要是马恩预言的经典社会主义与20世纪真实发生的特殊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两个世纪之间条件的巨大差异。前者，距离共产主义更近，后者，不但距离共产主义更远，甚至距离经典社会主义的入口还有一段距离。
这些条件的不同，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差别。
客观条件，主要指生产力水平是否到了私有制不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且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的程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否达到了绝对不相容的地步。主观条件，则主要是指劳动者整体的阶级意识是否已经具备，而不只是一部分先进人物才具备这样的思想觉悟，大变革只是一小部分人在推动，大部分人只是跟随，哪边赢就站哪边。
显然，20世纪的主客观条件都没有达到上述内容中理想的状态。
马恩在那个著名宣言中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毫无疑问是为绝大多数人牟利的独立运动，但是不是绝大多数人有意识主动参加的运动，就要打个问号了。
毕竟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或绝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说是在客观条件极不成熟，主观条件也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革命爆发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出现在资本主义链条相对薄弱的环节。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先进国家，因为血槽还比较厚，有能力出让部分利润，对本国劳动者进行整体安抚，收买劳动者组织的上层，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治和军事资源也比较强，阻止了革命的发生。
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西欧，特别是德国曾被寄予厚望，但德国并没有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到二战之前，德国的两次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都失败了。
在主客观条件都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当革命不是唯一的选择，不革命社会也能维持运转，革命成功的难度就很大。革命要成功，不但需要具备一般的条件，还需要具备极为特殊的条件。
这些条件在客观方面，就是在资本主义链条的某些薄弱环节和边缘地带，旧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力还比较弱，比如1917年2月革命之后的俄国，沙皇被推翻，新上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很弱，因为苏维埃的存在，国内同时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当时的帝国主义主要列强还在忙着打一战，一开始也没有精力干预俄国政治。
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满清的统治被推翻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国内军阀林立，不同政治势力的割据让国内存在着一些力量比较薄弱的
区域，这就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
这些条件的主观方面，首先是要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治组织，能够承担起领导革命的任务。这种政治组织在当时的世界有很多，但能够领导本国革命走向胜利，需要党内出现那种至少几百年一遇的天才级伟大人物。这个人不但能写出伟大的著作，为革命准备了至少适合本国国情并能够指导本国革命实践的先进理论，还需要他成为党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以他为核心，打造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和纪律性，并有高度决策水平和执行力、行动力的团队，作为行动的领导核心。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特殊条件而取得革命成功。很多本来发展情况也不错的共产主义组织，如法共，在二战之后掌握了法国境内主要的自主军事力量；以及印尼共，党员发展到几十万人，却没有发展自己的武装，都因为缺乏这样的人物，而功亏一篑。一些小国，比如古巴，也因为有杰出的人物，避免出现重大原则性错误，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革命也成功了。
20世纪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对领袖的崇拜，其实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迎合了一种客观的需求。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就需要这样的特殊人物出现，才能补充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客观条件的不足。举个并不恰当的例子，这种伟大或杰出人物的作用，就如同阿根廷足球队有了马拉多纳，就具备在世界杯比赛中夺冠的实力，没有马拉多纳，进八强都难，梅西在阿根廷足球队中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他们的个人实力和临场发挥，在关键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他们和没有他们，他们个人的状态好与不好，会让整个球队宛若两支队伍。
因为20世纪革命条件的不成熟，成功的偶然性增加，胜利的必然性降低，就需要有这样的特殊人物出现在特定的时空里，才能降低偶然性，提高必然性，甚至把偶然性转变为必然性，把不可能便成可能。没有列宁，十月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接近于零。有了列宁，十月革命就获得了历史必然性，就成功了。中国革命，同样如此。
20世纪爆发革命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成功的比例并不高，就是因为20世纪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掌舵，才能抓住有利的因素，把握难得的机遇，但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在需要时就会出现。
因为20世纪革命的条件太苛刻了，成功的难度无法想象，对错误的容忍度极低，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就可能让一切努力快速归零。这种特殊的条件，不但要求团队领袖确保组织不能出现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而且，还必须有那种能够超越时空，洞悉未来的能力，具有世界顶级也是历史顶级的战略和策略水平。在很多历史关头，他必须根据有限的信息，在众多可能的选择中，找出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很多时候，他们眼光超前，却缺少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人，要在体验孤独的同时，想办法说服决策团队的大多数。
20世纪初，俄国能够取代德国等欧洲国家，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因为有列宁，后来是斯大林。党内有他们和没他们，比阿根廷有没有马拉多纳和梅西的差别还要大不知道多少倍。特别是列宁，凭一己之力把俄共和苏共的理论水平推到当时世界的巅峰，超越了第二国际的那些理论家。列宁离开之后，苏共即使党员人数增加了很多倍，整体的理论水平也达不到列宁在世时的高度，实际的理论水平反而随着领导者的更替而出现逐代递降的趋势，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忍不住假设，如果列宁多活二三十年，苏联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在苏共党内也是排名靠前的，但是和马恩列毛相比，还是差了一个等级，特别是辩证法水平与上面几位有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出现前期过于软弱，失之于宽，等问题变得严重之后，又力度过猛，失之于严的情况。
革命的条件越不成熟，对领袖的要求就越高。比如，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比俄国更不充分，城市无产者的力量也微弱得多，就需要有一个至少能够同时担当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几个角色的人物。恰好中国在那个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个伟大人物，革命就在很不成熟的客观条件下成功了。本来就连斯大林都不看好中国革命，他甚至不相信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能够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山沟里出不来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也不能怪斯大林眼光不行，实在是因为中国革命难度比“十月革命”又大了太多。
沙俄毕竟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化比较中国远为发达，在当时的特殊时间点上，国内存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立的特殊局面，当时只需要一个世界顶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说服党内同志，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理解，同意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最大的卡点就解决了，再加上水平二三流的军事指挥团队基本就可以基本保证革命成功。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死亡人数是个位数。起义后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说“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后来有调查说当晚共伤亡6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说：“当时只死了一个人”，米高扬则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而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世界顶级的理论家、革命家，还需要世界顶级的军事家。这个顶级还不是在同代人物之间的比较，而是要放在几百年至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上进行的比较。
强调20世纪革命中的领袖的特殊作用，并不违背群众观点。群众的阶级意识和自觉性越不成熟，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就越是以相对的消极和被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组织和领袖的要求也就越高。反之，对领袖的要求就会降低，群众会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影响历史进程。
看到这里，也不要因此就认为十月革命就很容易。说服党内同志，同意在沙俄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连工业化都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纠正党内决策团队大多数人的认知，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性与可行性的难度也是历史顶级的。在理论方面，统一思想到正确的轨道上，是极为艰难的，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此不太理解的人，可以想想左倾路线在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和失败之后，遭遇多大的损失，后来的统计是红区损失了90%，白区损失了接近100%，几乎等于要从零开始了。为了说服党内同志，伟人作出多少努力，最后还是在革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在前有拦截后有追兵，被几面合围，只有一线生计的时候，他才有了重新出山的机会，革命前途才重现光明。理解这个过程的实际难度，可以想想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
当然，十月革命还有其他难点，布尔什维克既要面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打击，还要面对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样以代表工人利益自居的孟什维克的反对，以及自我标榜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右翼的破坏，他们在苏维埃里面的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布尔什维克。何况，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只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革命之后还要面对十几个国家的外部军事干预以及与白军长达三四年的内战。
老话说“打江山易，坐江山难”。革命的起步都如此之难，更大的挑战是在革命之后。
既然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产生的必然是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不成熟到什么程度呢？举个并不恰当的例子，与马恩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相比，比7个月的早产儿还不成熟。我们都知道，早产儿出生之后，是需要进保温箱进行精心的特殊照料。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建立之后，却没有保温箱可以待，反而因为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面对最苛刻的现实考验。
回看苏联历史，十月革命虽然造成的人身伤亡数量极少，但后来的内战却极为艰难而残酷，内战胜利那一年，苏俄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幅下降。当时的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能够维持多久，谁也心里没底。十月革命政权的存续时间超过巴黎公社的那一天，列宁还搞了一个纪念仪式。当时的社会主义就像疾风骤雨中的烛光，随时都有可能被扑灭。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到一年，列宁就遭遇暗杀，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十月革命后第七年，列宁就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苏联。在他离开的时候，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孤岛，内忧外患无法尽数。外部的威胁仍在，而内部的分歧却随时可能让革命按下停止键。
当时党内的路线斗争充满了火药味。一旦选错了路线，就一切都要回到解放前。我们现在用上帝视角复盘当时布共的路线斗争，托洛茨基的超工业路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不断革命论”会让苏联因提前严重失血而亡。而布哈林坚持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先农业后工业，先轻工业再重工业，慢吞吞的工业化路线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一条死路，因为不能快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国防，就无法挺过纳粹德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的路线虽然不完美，但在这几条争论的路线中，无疑是最优解。迅速叫停新经济政策，通过公有制的模式，集中社会盈余，利用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危机，以飞一般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苏联当时苦是苦了点，但除非列宁还活着，还有可能（也只是可能）找到更好的选择，否则，当时的苏共也没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苏联当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设想第一次变成具体的实践，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先例。有失误是正常的，没有失误才是不正常的。苏联能够用两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只要抛开双标，就知道这是多么非凡的成就。
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不但为卫国战争，也为世界打赢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虽然当时美国的工业整体实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美国在二战初期是两边卖军火，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得到过美国的支持。1931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通过贸易向日本提供的战略物资（如石油、钢铁、机床），占日本侵华战争所需原料的很大一部分。以1937年为例，日本进口的军事原料中，54.4%来自美国，包括92.9%的铜、91.2%的汽车及零件、60.5%的油料和59.7%的废钢铁，这些物资直接转化为日军的武器用于侵华战争。所以，美国的议员司克脱和中国的教育学家陶行知都说过，日本在中国每杀害100万人,就有54.4万人是死在美国帮凶之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事实上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帮凶，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直言：“美国实际上是日本在华侵略战争的重要同盟”。
而当时世界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落幕的英国，为了大陆均衡政策，和美国一起松绑对德国的限制，对纳粹上台之后的德国发展军备采取纵容态度，后来为了让德国对付苏联，又放任德国入侵捷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绥靖主义。
对抵抗法西斯作出最大牺牲的，在欧洲战场是苏联，在东方战场是中国。苏联对世界战争法西斯的实际贡献也是最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公认为二战的转折点。中国则牵制了日本陆军最主要的精锐。
所以，苏联实现工业化具有世界意义。虽然工业化过程中人民付出过很大的代价，但救了更多的人。20世纪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世界反法西斯最坚决的力量。苏共不用说了，法共在法国，希腊共在希腊，南共在南斯拉夫，中共在中国都是抵抗侵略的中流砥柱。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抵抗意志整体是软弱的。蒋介石从不抵抗到开始抗战，也是被逼抗日，相对积极地抗战了一年多时间，后面又改为消极抗日了。
没有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不知道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子。
即使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出发，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来一个否定了之。何况，共产主义运动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自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消失，社会主义就失去了辩护能力，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共产主义就被污名化+符号化。美国对政敌最有力的指控之一就是把他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这种指控一旦被证实，既影响到竞选资金，又能影响到美国人的选票。
想想多么讽刺，当年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苏联红旗落地，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国从顶层到底层，举国同庆。苏联消失了，社会主义在舆论上也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洪水猛兽，美国打工人的好日子也正式到头了。
苏联在存续期间，问题确实有很多，苏联的社会主义有很多不符合马恩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与预测，这倒也不是马恩错了，也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不该出现，而是20世纪社会主义是在一种很不成熟的条件下诞生的，这种不成熟的条件导致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20世纪建立的也只能是一种不可能成熟的社会主义。如果用马恩关于经典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去进行衡量，整个20世纪，全球还没有国家真正跨越经典社会主义的门槛。
根据马恩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至少应该包括：社会范围内已经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彻底改造，社会所有制在社会范围内已经建立，商品和货币已经消失，国家开始消亡，国家的界限也开始消失，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存在，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也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主要是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
但实际上，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并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更强大了，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淡化，社会主义国家还因为国家利益而出现摩擦和冲突，社会主义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即便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比较密切，苏联还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但从社会主义的整体来看，社会主义还是以国家为边界，分割为一个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体系。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改造，也表现为一种未完成的或者是过渡的状态。
首先，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改造是一种未完成的过渡形态，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分，全民所有制也只是简单采用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种国家所有制应该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演进中的过渡形态，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的低级形态，本身也保留了某些资产阶级产权的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没有消失。
虽然传统意义的剥削阶级已经在形式上被消灭，但国家所有制必然带有资产阶级产权的部分遗留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直接结合，而是借助于国家这个实体作为中介，结合的程度取决于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程度。
大量旧社会的特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不但按劳分配是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上还没有办法做到按需分配，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实行的工资制等级差别，也不能准确体现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只是按劳分配的一种粗略的低级形式。
当时在制度设计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作为基础，工农构成人民的主体，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授予执政党，“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但在实际中，按照伟人的观察，苏联只是保证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还没有真正实现，“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当时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就让知识分子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旧社会的特殊地位和特权，社会主义又对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形成一定的限制，在政治上他们已经失去了相对于劳动者居高临下的地位，所以，他们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但又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相对不那么高。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困扰始终的难题。知识分子实际掌握着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导致文化领域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难点。
苏联的的政治和经济，实际还处于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状态，表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向社会主义的低级形态过渡的特征。伟人也在晚年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又说，“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因为建立在特殊的条件之上，所以在实践中一直面临着一个理论的困惑，一方面宣布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货币、商品交换等前社会主义的痕迹，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甚至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毕竟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先是诞生在沙俄这个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后来又
扩展到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边缘的地带，出现在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相比马恩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物质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表现出更多不成熟的特点，带有更多旧社会的痕迹和特征。这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过渡期，才能进入到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但苏联到最后，也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阶段，中间还走向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歧路。
同时，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外部要面对还具有实力优势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内部还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方面，内部还有大量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小生产，“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即使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的部分，也会因为旧社会的巨大历史惯性，而带有很多前社会主义的特征。
所以，20世纪社会主义一直处于尚未完成过渡的特殊形态，充其量是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部分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会带有更多的不成熟特点，出现很多问题，乃至遇到严重挫折，都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即使剥削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已经被推翻，但各种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却不会马上消失，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被批判的比较多，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的力度却很不够。其实就社会整体范围而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从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到农民以及一部分工人，都是更为普遍的存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大部分人的灵魂触动并不很大。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占了主体地位，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取得像社会主义经济那样的主流地位，而是处于剥削阶级观念的对立冲突中，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包围中。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不应该只是指经济方面的作用，与小生产相对应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消解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旦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就会快速生产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
站在21世纪的时间点上，回溯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重大挫折，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倒退不是偶然发生或个别现象，这种挫折不是发生在局部，而是影响了全局。
我们只有敢于承认这一点，才能真正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总结经验，继续前行。
回顾历史，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走的是直线。期待历史演变走直线，那是一种直线机械思维，不切实际。私有制社会形态的更替，都需要经历过那么多曲折和反复，何况是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历史性跨越。一帆风顺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背辩证法的。
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已经成为严重的思想束缚。在21世纪社会大变革的客观条件越来越具备的情况下，人的主观条件还受制于20世纪。
人们不敢承认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整体的挫折，所以就无法摆脱精神枷锁和理论包袱，推动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加速到来。我们只有先大大方方地承认挫折，并且不回避挫折的全局性以及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我们才能从20世纪中的挫折中走出来。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遇到整体性（非指全部）的重大挫折？
这个问题上的分析文章用汗牛充栋形容都不够了，分析角度是琳琅满目，分析结论是各种都有。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整体性的重大挫折，就跟20世纪发生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一样，都表现出一定的概率，这不能用出现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进行解释，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挫折会以一种普遍性和近乎整体性的方式出现。把失败的原因说成是戈尔巴乔夫和赫鲁晓夫的责任，都不能说清楚更接近本质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赫与戈的出现同样是具有不低的概率。整个苏东都倒下了，说明这并非小概率事件。
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阵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同时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就是这么辩证。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在此可以温习一下：必然性总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的必然性。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的偶然性。
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个结论没有问题，但还可以表述地更具体、更完整、更辩证。同样，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发生也具有历史的某种高概率，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而且，共产主义运动挫折发生的高比例，是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小概率之间，其实存在某种映射的关系。分析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高概率，就要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小概率中寻找原因。
所谓的小概率，是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主义组织，但最后革命取得成功的，只有少数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挫折的大概率，是指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历史的倒退。
怎么理解“必然性”很重要。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自然不能如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必然性那么严格，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性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发生的概率。
已经发生了的重大历史事件，自然是包含必然性的，何况，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发生在苏联，在东方的中国也发生了。这当然无法纯粹用偶然性来解释。
必然性也不应该光有质的规定，也应该有量化。同为必然性，发生的概率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以当时一系列极为特殊的条件为前提的。这个我们是在本文的前面分析过的。其中，这个极为特殊的主观条件，就需要具备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才能弥补主客观条件的不足。
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在十月革命之前，对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开始，认为不具备的才是多数，主要理由是在俄国发动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且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
如果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里面没有一个叫列宁的同志，十月革命就大概率不会发生了，再好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列宁是辩证法真正的大师，他没有僵化的理解并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
为了说服党内同志，当时那叫一个苦口婆心。列宁认为俄国的特殊条件，发动十月革命是完全有可能胜利的。列宁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是绝对规律，社会主义革命不容易在先进国家发生，反而应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有更大的可能。1915年8月，列宁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首次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当时俄国条件的极端特殊性，前面已经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俄国还没有充分展开，俄国老百姓当时要求的土地、和平、面包，一个也得不到解决，俄国像随时可以点燃的柴堆，一点火星就可能产生燎原之势。在推翻沙皇过程中就建立的苏维埃，具有了一定的组织性，还有一部分武装力量。
列宁为了说服党内同志，甚至还说到，如果起义赶快举行，敌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而整个无产阶级的欧洲”将会起来响应。
列宁这句话让党内同志信心大增，因为反对革命的，主要理由是认为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不具备独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当然，事后来看，列宁的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对的，“敌人确实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革命的过程非常顺利，布尔什维克的首次掌权并不血腥。但后半句就有不小的问题，欧洲无产阶级的响应力度是远远不及预期的。本来，当时列宁也期待欧洲中心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会发生普遍的、大规模的革命。这样，形势就与马恩的“革命同时发生论”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了。
最终列宁的意见得到中央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多数委员的赞同，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对他的动议。激烈的争论实际一直进行到起义的当天，到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被多数票所否定，大多数党员接受了列宁的指导。
但意外又出现了。党内通过发动革命的决议了，都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阻止革命的发生，竟然把布尔什维克要进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和时间给登到了报纸上，可见这二位的“思想钢印”有多么顽固。
从这些细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不是有列宁同志看得准，还用钢铁般的意志一再坚持，我们就看不到十月革命了。一旦错过，以后再找这样的机会，那就不一定是那一年了。
十月革命发生之前的俄国那些特殊条件，从沙俄在一战的东线战局不利，沙皇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权力中心同时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面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到布尔什维克有一个叫列宁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或者说，因为有列宁，才有布尔什维克），这些条件少一个，革命都不一定是什么结果。这些条件里面最特殊的还是当时的俄国有列宁这种俄罗斯民族几百年未必能出一个的人物。十月革命发生的过程也充满了不少戏剧性，这个就不展开了。总之，十月革命从准备到发生都充满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跟人工智能替代大多数劳动者的岗位引发的社会大变革的必然性，在发生的概率上是有着明显区别的。21世纪社会大变革是到了不用公有制替代传统所有制，社会基本就业就无法保证，社会稳定也无法保持的程度。
正因为十月革命的这种特殊的必然性，革命之后建立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如前所述，按照马恩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及标准，实际上苏联一直到红旗落地，都没有进入经典社会主义阶段。
这就涉及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
苏共曾经为这个问题机会争论到要擦出火星了，也没一个结论。最后斯大林利用权威，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成为苏联的定论。
但其实这个定论是有很大问题的。斯大林一开始也不认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后来为什么改变看法了，还强行让大家都相信呢？这是苏联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决定的。因为华沙兵败，以及德国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短时间内看不到世界革命的熊熊大火烧毁资本主义中心的可能性。这对布尔什维克信念的打击是很大的。当时的斯大林没有第二种选择。如果他也公开说一国根本无法建成社会主义，当时世界上又只有苏联这一棵独苗，又要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与不择手段的干预，党内和国内的人心很容易就散了。
斯大林没办法，只能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作为苏联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苏联到1936年对外宣称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当时的苏联与经典社会主义的距离太远了。甚至到赫鲁晓夫上台之后， 提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宣布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有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并且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把“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77年写入苏联新宪法。但这个时候的苏联距离马恩的经典社会主义差距仍然很大，甚至因为修正的原因，某些方面反而距离经典社会主义更远了。
后来上台的安德罗波夫就对“发达社会主义成熟论”提出异议，认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将分为若干发展时期,苏联正处在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上，将“社会主义建成论”改为发达社会主义的入口处的“社会主义起点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就变成“苏联只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了。
可见，苏联在社会主义的概念问题上有多混乱，一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真正搞清楚苏联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社会发展阶段，苏联到底是什么社会性质。
这个概念问题引起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系列混乱，苏联的混乱又引发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混乱。
列宁的设想则是：落后的俄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列宁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的发展过程，最早提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对比苏联领导人急于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或者向共产主义过渡，显然列宁的设想更接近实际。因为苏联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明确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列宁为什么说“我们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因为长期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自然存在着激烈的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所以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谁战胜谁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向前进，就离经典社会主义更近一点。向后退，就离资本主义近一点。
为了保证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那就需要产生持久的革命动力。在主观意识上，就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提前建成了。
在工人和农民都有没有从整体上建立无产者的阶级意识，成为自觉的阶级，特别是农民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革命的动力，并不是主要来自劳动阶级，而是和革命时期一样，必须由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和劳动群众的一部分阶级阶级意识结合，才能产生革命继续向前的推动力。
而且，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际还处在向经典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革命并没有完成，阶级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也应该是继续进行时。但苏联，却很早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的同时，还宣布，“我们已经消灭剥削阶级，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界”，等于宣布了阶级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也彻底完成，自然也就不需要继续推动革命。等于在爬坡的过程中，提前先熄灭了发动机。不难想象，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苏联为了鼓舞士气，提前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但产生的后患和危害性是很大的。
如果斯大林还在，苏联还不会出大问题，苏联可以暂时在山坡上停滞不动，但斯大林离开了，问题就比较大了。而且，苏联在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因为要面对当时德国进攻的危险，所以，当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这种防范外来侵略的准备上，在这种危机临近的忧患意识面前，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动力不至于立即枯竭。
社会主义是人类第一次根据理论有意识主动建构的社会形态，所以，对理论的要求就特别高。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样，理论对社会主义实在太重要了。但是苏联苏共这种迫于客观形势而采取的理论让步和妥协引起的思想混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苏联后来出现严重的倒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生产力水平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超越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列宁也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苏联到最后，也没有在生产力水平或者劳动生产率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
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就能追平或反超。这本来也没关系，只要理想信念不动摇，不发生方向性偏移，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对资本主义的攻势，给生产力的追赶创造更多的时间，花更长一点的时间也没关系。但斯大林的离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苏联瞬间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与攻势，后来又因为与美国的“厨房”辩论，转为意识形态的守势。这样社会范围内对生产力不能在短时间内超越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的耐心就降低了，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也会因此而动摇。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为什么他那套新思维就能迷惑那么多人呢？就是在那个时间段，苏联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也被持续地进攻和渗透，物质主要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对苏联都不利，让苏联自上而下更加缺乏信心。
这个时候苏联即使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四肢异常发达，但大脑里面的思想已经不是原来的，信心已经崩溃，意志已经动摇。这个时候除非再出来一个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挽狂澜于既倒，否则，苏联的形势就很难逆转，而回到正轨。
从十月革命到红旗从克里姆林宫被降下，苏联走完了整个过程，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挫折出现了。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遭受的各种抹黑和污名化，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性舆论战，而且在时间上持续了几十年。
特别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至今都被各种夸大负面，否认正面，颠倒主流与支流，以偏概全的舆论操作手法以及各种成分含量不同的谣言缠绕着。这种做法坚持至今，目的就是为了21世纪的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负面印象，并凝结为坚固的思想钢印。如此一来，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腐朽堕落与反人类，只要资本主义的话语权能在舆论上把社会主义描述得比资本主义问题更多，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用这样的诡辩逻辑维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这种手法，在资本主义的政治选举中很常见，不管自己有多少糟点，只要能抹黑对手，自己就仍然有机会胜选。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就把资本主义选举的这套肮脏手段，用文学手法进行辛辣的讽刺。
妖魔化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逻辑手法，让人们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就得出社会主义已经永远不可能成功，马克思主义完全过时，历史已经终结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等结论。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确实有很多人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可能性，就是用20世纪社会主义遇到的重大挫折作为主要论据。他们的逻辑链条也确实是：既然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了，那么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就更不可能实现了。
资本主义因为“美国斩杀线”话题而声名狼藉，资本的宣传机器就更会加大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抹黑力度。
上篇文章《当马斯克都开始走近马克思，创造更大的人间奇迹就为时不远了》着重分析了，未来阻碍人类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进入更高社会阶段的限制因素，是主观条件，而非客观条件。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很有可能在20年到50年（也不排除会在更短）的时间里具备，但主观条件何时成就不好预计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客观评价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为其正名。这件事，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人类不能从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挫败感中走出来，那么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开启的客观条件即使很快就可以成熟，也会因为主观条件的欠缺而运动被推迟。处于资本主义斩杀线的人们也会因为找不到历史进步的方向，而沉陷于资本主义宣传机器、宗教以及毒品的多重麻醉中选择忍耐，一些人就要在沉默中消失。
要理解21世纪大变革的必然性，不但需要了解21世纪的资本主义，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变化过，而且还需要了解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地位，还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打工人的待遇。美国劳动者最惬意的时光和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美国正在带领资本主义阵营跟苏联率领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那段时间。
客观评价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不需要避讳其问题和缺点，反而要把问题及原因讲透。这无损于21世纪社会大变革的必然性，反而有利于人们摆脱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心理阴影，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与20世纪社会主义存在的显著差别。
这种显著差别，主要是马恩预言的经典社会主义与20世纪真实发生的特殊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两个世纪之间条件的巨大差异。前者，距离共产主义更近，后者，不但距离共产主义更远，甚至距离经典社会主义的入口还有一段距离。
这些条件的不同，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差别。
客观条件，主要指生产力水平是否到了私有制不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且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的程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否达到了绝对不相容的地步。主观条件，则主要是指劳动者整体的阶级意识是否已经具备，而不只是一部分先进人物才具备这样的思想觉悟，大变革只是一小部分人在推动，大部分人只是跟随，哪边赢就站哪边。
显然，20世纪的主客观条件都没有达到上述内容中理想的状态。
马恩在那个著名宣言中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毫无疑问是为绝大多数人牟利的独立运动，但是不是绝大多数人有意识主动参加的运动，就要打个问号了。
毕竟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或绝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说是在客观条件极不成熟，主观条件也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革命爆发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出现在资本主义链条相对薄弱的环节。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先进国家，因为血槽还比较厚，有能力出让部分利润，对本国劳动者进行整体安抚，收买劳动者组织的上层，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治和军事资源也比较强，阻止了革命的发生。
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西欧，特别是德国曾被寄予厚望，但德国并没有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到二战之前，德国的两次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都失败了。
在主客观条件都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当革命不是唯一的选择，不革命社会也能维持运转，革命成功的难度就很大。革命要成功，不但需要具备一般的条件，还需要具备极为特殊的条件。
这些条件在客观方面，就是在资本主义链条的某些薄弱环节和边缘地带，旧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力还比较弱，比如1917年2月革命之后的俄国，沙皇被推翻，新上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很弱，因为苏维埃的存在，国内同时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当时的帝国主义主要列强还在忙着打一战，一开始也没有精力干预俄国政治。
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满清的统治被推翻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国内军阀林立，不同政治势力的割据让国内存在着一些力量比较薄弱的
区域，这就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
这些条件的主观方面，首先是要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治组织，能够承担起领导革命的任务。这种政治组织在当时的世界有很多，但能够领导本国革命走向胜利，需要党内出现那种至少几百年一遇的天才级伟大人物。这个人不但能写出伟大的著作，为革命准备了至少适合本国国情并能够指导本国革命实践的先进理论，还需要他成为党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以他为核心，打造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和纪律性，并有高度决策水平和执行力、行动力的团队，作为行动的领导核心。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特殊条件而取得革命成功。很多本来发展情况也不错的共产主义组织，如法共，在二战之后掌握了法国境内主要的自主军事力量；以及印尼共，党员发展到几十万人，却没有发展自己的武装，都因为缺乏这样的人物，而功亏一篑。一些小国，比如古巴，也因为有杰出的人物，避免出现重大原则性错误，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革命也成功了。
20世纪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对领袖的崇拜，其实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迎合了一种客观的需求。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就需要这样的特殊人物出现，才能补充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客观条件的不足。举个并不恰当的例子，这种伟大或杰出人物的作用，就如同阿根廷足球队有了马拉多纳，就具备在世界杯比赛中夺冠的实力，没有马拉多纳，进八强都难，梅西在阿根廷足球队中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他们的个人实力和临场发挥，在关键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他们和没有他们，他们个人的状态好与不好，会让整个球队宛若两支队伍。
因为20世纪革命条件的不成熟，成功的偶然性增加，胜利的必然性降低，就需要有这样的特殊人物出现在特定的时空里，才能降低偶然性，提高必然性，甚至把偶然性转变为必然性，把不可能便成可能。没有列宁，十月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接近于零。有了列宁，十月革命就获得了历史必然性，就成功了。中国革命，同样如此。
20世纪爆发革命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成功的比例并不高，就是因为20世纪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掌舵，才能抓住有利的因素，把握难得的机遇，但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在需要时就会出现。
因为20世纪革命的条件太苛刻了，成功的难度无法想象，对错误的容忍度极低，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就可能让一切努力快速归零。这种特殊的条件，不但要求团队领袖确保组织不能出现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而且，还必须有那种能够超越时空，洞悉未来的能力，具有世界顶级也是历史顶级的战略和策略水平。在很多历史关头，他必须根据有限的信息，在众多可能的选择中，找出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很多时候，他们眼光超前，却缺少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人，要在体验孤独的同时，想办法说服决策团队的大多数。
20世纪初，俄国能够取代德国等欧洲国家，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因为有列宁，后来是斯大林。党内有他们和没他们，比阿根廷有没有马拉多纳和梅西的差别还要大不知道多少倍。特别是列宁，凭一己之力把俄共和苏共的理论水平推到当时世界的巅峰，超越了第二国际的那些理论家。列宁离开之后，苏共即使党员人数增加了很多倍，整体的理论水平也达不到列宁在世时的高度，实际的理论水平反而随着领导者的更替而出现逐代递降的趋势，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忍不住假设，如果列宁多活二三十年，苏联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在苏共党内也是排名靠前的，但是和马恩列毛相比，还是差了一个等级，特别是辩证法水平与上面几位有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出现前期过于软弱，失之于宽，等问题变得严重之后，又力度过猛，失之于严的情况。
革命的条件越不成熟，对领袖的要求就越高。比如，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比俄国更不充分，城市无产者的力量也微弱得多，就需要有一个至少能够同时担当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几个角色的人物。恰好中国在那个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个伟大人物，革命就在很不成熟的客观条件下成功了。本来就连斯大林都不看好中国革命，他甚至不相信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能够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山沟里出不来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也不能怪斯大林眼光不行，实在是因为中国革命难度比“十月革命”又大了太多。
沙俄毕竟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化比较中国远为发达，在当时的特殊时间点上，国内存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立的特殊局面，当时只需要一个世界顶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说服党内同志，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理解，同意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最大的卡点就解决了，再加上水平二三流的军事指挥团队基本就可以基本保证革命成功。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死亡人数是个位数。起义后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说“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后来有调查说当晚共伤亡6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说：“当时只死了一个人”，米高扬则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而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世界顶级的理论家、革命家，还需要世界顶级的军事家。这个顶级还不是在同代人物之间的比较，而是要放在几百年至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上进行的比较。
强调20世纪革命中的领袖的特殊作用，并不违背群众观点。群众的阶级意识和自觉性越不成熟，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就越是以相对的消极和被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组织和领袖的要求也就越高。反之，对领袖的要求就会降低，群众会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影响历史进程。
看到这里，也不要因此就认为十月革命就很容易。说服党内同志，同意在沙俄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连工业化都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纠正党内决策团队大多数人的认知，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性与可行性的难度也是历史顶级的。在理论方面，统一思想到正确的轨道上，是极为艰难的，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此不太理解的人，可以想想左倾路线在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和失败之后，遭遇多大的损失，后来的统计是红区损失了90%，白区损失了接近100%，几乎等于要从零开始了。为了说服党内同志，伟人作出多少努力，最后还是在革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在前有拦截后有追兵，被几面合围，只有一线生计的时候，他才有了重新出山的机会，革命前途才重现光明。理解这个过程的实际难度，可以想想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
当然，十月革命还有其他难点，布尔什维克既要面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打击，还要面对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样以代表工人利益自居的孟什维克的反对，以及自我标榜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右翼的破坏，他们在苏维埃里面的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布尔什维克。何况，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只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革命之后还要面对十几个国家的外部军事干预以及与白军长达三四年的内战。
老话说“打江山易，坐江山难”。革命的起步都如此之难，更大的挑战是在革命之后。
既然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产生的必然是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不成熟到什么程度呢？举个并不恰当的例子，与马恩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相比，比7个月的早产儿还不成熟。我们都知道，早产儿出生之后，是需要进保温箱进行精心的特殊照料。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建立之后，却没有保温箱可以待，反而因为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面对最苛刻的现实考验。
回看苏联历史，十月革命虽然造成的人身伤亡数量极少，但后来的内战却极为艰难而残酷，内战胜利那一年，苏俄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幅下降。当时的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能够维持多久，谁也心里没底。十月革命政权的存续时间超过巴黎公社的那一天，列宁还搞了一个纪念仪式。当时的社会主义就像疾风骤雨中的烛光，随时都有可能被扑灭。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到一年，列宁就遭遇暗杀，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十月革命后第七年，列宁就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苏联。在他离开的时候，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孤岛，内忧外患无法尽数。外部的威胁仍在，而内部的分歧却随时可能让革命按下停止键。
当时党内的路线斗争充满了火药味。一旦选错了路线，就一切都要回到解放前。我们现在用上帝视角复盘当时布共的路线斗争，托洛茨基的超工业路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不断革命论”会让苏联因提前严重失血而亡。而布哈林坚持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先农业后工业，先轻工业再重工业，慢吞吞的工业化路线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一条死路，因为不能快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国防，就无法挺过纳粹德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的路线虽然不完美，但在这几条争论的路线中，无疑是最优解。迅速叫停新经济政策，通过公有制的模式，集中社会盈余，利用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危机，以飞一般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苏联当时苦是苦了点，但除非列宁还活着，还有可能（也只是可能）找到更好的选择，否则，当时的苏共也没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苏联当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设想第一次变成具体的实践，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先例。有失误是正常的，没有失误才是不正常的。苏联能够用两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只要抛开双标，就知道这是多么非凡的成就。
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不但为卫国战争，也为世界打赢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虽然当时美国的工业整体实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美国在二战初期是两边卖军火，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得到过美国的支持。1931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通过贸易向日本提供的战略物资（如石油、钢铁、机床），占日本侵华战争所需原料的很大一部分。以1937年为例，日本进口的军事原料中，54.4%来自美国，包括92.9%的铜、91.2%的汽车及零件、60.5%的油料和59.7%的废钢铁，这些物资直接转化为日军的武器用于侵华战争。所以，美国的议员司克脱和中国的教育学家陶行知都说过，日本在中国每杀害100万人,就有54.4万人是死在美国帮凶之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事实上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帮凶，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直言：“美国实际上是日本在华侵略战争的重要同盟”。
而当时世界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落幕的英国，为了大陆均衡政策，和美国一起松绑对德国的限制，对纳粹上台之后的德国发展军备采取纵容态度，后来为了让德国对付苏联，又放任德国入侵捷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绥靖主义。
对抵抗法西斯作出最大牺牲的，在欧洲战场是苏联，在东方战场是中国。苏联对世界战争法西斯的实际贡献也是最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公认为二战的转折点。中国则牵制了日本陆军最主要的精锐。
所以，苏联实现工业化具有世界意义。虽然工业化过程中人民付出过很大的代价，但救了更多的人。20世纪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世界反法西斯最坚决的力量。苏共不用说了，法共在法国，希腊共在希腊，南共在南斯拉夫，中共在中国都是抵抗侵略的中流砥柱。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抵抗意志整体是软弱的。蒋介石从不抵抗到开始抗战，也是被逼抗日，相对积极地抗战了一年多时间，后面又改为消极抗日了。
没有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不知道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子。
即使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出发，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来一个否定了之。何况，共产主义运动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自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消失，社会主义就失去了辩护能力，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共产主义就被污名化+符号化。美国对政敌最有力的指控之一就是把他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这种指控一旦被证实，既影响到竞选资金，又能影响到美国人的选票。
想想多么讽刺，当年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苏联红旗落地，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国从顶层到底层，举国同庆。苏联消失了，社会主义在舆论上也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洪水猛兽，美国打工人的好日子也正式到头了。
苏联在存续期间，问题确实有很多，苏联的社会主义有很多不符合马恩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与预测，这倒也不是马恩错了，也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不该出现，而是20世纪社会主义是在一种很不成熟的条件下诞生的，这种不成熟的条件导致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20世纪建立的也只能是一种不可能成熟的社会主义。如果用马恩关于经典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去进行衡量，整个20世纪，全球还没有国家真正跨越经典社会主义的门槛。
根据马恩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至少应该包括：社会范围内已经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彻底改造，社会所有制在社会范围内已经建立，商品和货币已经消失，国家开始消亡，国家的界限也开始消失，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存在，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也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主要是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
但实际上，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并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更强大了，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淡化，社会主义国家还因为国家利益而出现摩擦和冲突，社会主义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即便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比较密切，苏联还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但从社会主义的整体来看，社会主义还是以国家为边界，分割为一个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体系。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改造，也表现为一种未完成的或者是过渡的状态。
首先，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改造是一种未完成的过渡形态，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分，全民所有制也只是简单采用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种国家所有制应该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演进中的过渡形态，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的低级形态，本身也保留了某些资产阶级产权的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没有消失。
虽然传统意义的剥削阶级已经在形式上被消灭，但国家所有制必然带有资产阶级产权的部分遗留特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直接结合，而是借助于国家这个实体作为中介，结合的程度取决于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程度。
大量旧社会的特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不但按劳分配是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上还没有办法做到按需分配，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实行的工资制等级差别，也不能准确体现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只是按劳分配的一种粗略的低级形式。
当时在制度设计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作为基础，工农构成人民的主体，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授予执政党，“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但在实际中，按照伟人的观察，苏联只是保证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还没有真正实现，“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当时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就让知识分子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旧社会的特殊地位和特权，社会主义又对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形成一定的限制，在政治上他们已经失去了相对于劳动者居高临下的地位，所以，他们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但又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相对不那么高。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困扰始终的难题。知识分子实际掌握着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导致文化领域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难点。
苏联的的政治和经济，实际还处于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状态，表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向社会主义的低级形态过渡的特征。伟人也在晚年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又说，“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因为建立在特殊的条件之上，所以在实践中一直面临着一个理论的困惑，一方面宣布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货币、商品交换等前社会主义的痕迹，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甚至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毕竟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先是诞生在沙俄这个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后来又
扩展到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边缘的地带，出现在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相比马恩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物质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表现出更多不成熟的特点，带有更多旧社会的痕迹和特征。这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过渡期，才能进入到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但苏联到最后，也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阶段，中间还走向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歧路。
同时，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外部要面对还具有实力优势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内部还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方面，内部还有大量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小生产，“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即使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的部分，也会因为旧社会的巨大历史惯性，而带有很多前社会主义的特征。
所以，20世纪社会主义一直处于尚未完成过渡的特殊形态，充其量是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部分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会带有更多的不成熟特点，出现很多问题，乃至遇到严重挫折，都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即使剥削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已经被推翻，但各种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却不会马上消失，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被批判的比较多，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的力度却很不够。其实就社会整体范围而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从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到农民以及一部分工人，都是更为普遍的存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大部分人的灵魂触动并不很大。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占了主体地位，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取得像社会主义经济那样的主流地位，而是处于剥削阶级观念的对立冲突中，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包围中。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不应该只是指经济方面的作用，与小生产相对应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消解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旦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就会快速生产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
站在21世纪的时间点上，回溯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重大挫折，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倒退不是偶然发生或个别现象，这种挫折不是发生在局部，而是影响了全局。
我们只有敢于承认这一点，才能真正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总结经验，继续前行。
回顾历史，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走的是直线。期待历史演变走直线，那是一种直线机械思维，不切实际。私有制社会形态的更替，都需要经历过那么多曲折和反复，何况是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历史性跨越。一帆风顺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背辩证法的。
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已经成为严重的思想束缚。在21世纪社会大变革的客观条件越来越具备的情况下，人的主观条件还受制于20世纪。
人们不敢承认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整体的挫折，所以就无法摆脱精神枷锁和理论包袱，推动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加速到来。我们只有先大大方方地承认挫折，并且不回避挫折的全局性以及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我们才能从20世纪中的挫折中走出来。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遇到整体性（非指全部）的重大挫折？
这个问题上的分析文章用汗牛充栋形容都不够了，分析角度是琳琅满目，分析结论是各种都有。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整体性的重大挫折，就跟20世纪发生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一样，都表现出一定的概率，这不能用出现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进行解释，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挫折会以一种普遍性和近乎整体性的方式出现。把失败的原因说成是戈尔巴乔夫和赫鲁晓夫的责任，都不能说清楚更接近本质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赫与戈的出现同样是具有不低的概率。整个苏东都倒下了，说明这并非小概率事件。
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阵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同时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就是这么辩证。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在此可以温习一下：必然性总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的必然性。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的偶然性。
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个结论没有问题，但还可以表述地更具体、更完整、更辩证。同样，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发生也具有历史的某种高概率，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而且，共产主义运动挫折发生的高比例，是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小概率之间，其实存在某种映射的关系。分析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高概率，就要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小概率中寻找原因。
所谓的小概率，是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主义组织，但最后革命取得成功的，只有少数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挫折的大概率，是指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历史的倒退。
怎么理解“必然性”很重要。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自然不能如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必然性那么严格，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性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发生的概率。
已经发生了的重大历史事件，自然是包含必然性的，何况，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发生在苏联，在东方的中国也发生了。这当然无法纯粹用偶然性来解释。
必然性也不应该光有质的规定，也应该有量化。同为必然性，发生的概率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以当时一系列极为特殊的条件为前提的。这个我们是在本文的前面分析过的。其中，这个极为特殊的主观条件，就需要具备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才能弥补主客观条件的不足。
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在十月革命之前，对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开始，认为不具备的才是多数，主要理由是在俄国发动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且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
如果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里面没有一个叫列宁的同志，十月革命就大概率不会发生了，再好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列宁是辩证法真正的大师，他没有僵化的理解并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
为了说服党内同志，当时那叫一个苦口婆心。列宁认为俄国的特殊条件，发动十月革命是完全有可能胜利的。列宁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是绝对规律，社会主义革命不容易在先进国家发生，反而应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有更大的可能。1915年8月，列宁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首次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当时俄国条件的极端特殊性，前面已经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俄国还没有充分展开，俄国老百姓当时要求的土地、和平、面包，一个也得不到解决，俄国像随时可以点燃的柴堆，一点火星就可能产生燎原之势。在推翻沙皇过程中就建立的苏维埃，具有了一定的组织性，还有一部分武装力量。
列宁为了说服党内同志，甚至还说到，如果起义赶快举行，敌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而整个无产阶级的欧洲”将会起来响应。
列宁这句话让党内同志信心大增，因为反对革命的，主要理由是认为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不具备独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当然，事后来看，列宁的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对的，“敌人确实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革命的过程非常顺利，布尔什维克的首次掌权并不血腥。但后半句就有不小的问题，欧洲无产阶级的响应力度是远远不及预期的。本来，当时列宁也期待欧洲中心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会发生普遍的、大规模的革命。这样，形势就与马恩的“革命同时发生论”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了。
最终列宁的意见得到中央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多数委员的赞同，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对他的动议。激烈的争论实际一直进行到起义的当天，到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被多数票所否定，大多数党员接受了列宁的指导。
但意外又出现了。党内通过发动革命的决议了，都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阻止革命的发生，竟然把布尔什维克要进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和时间给登到了报纸上，可见这二位的“思想钢印”有多么顽固。
从这些细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不是有列宁同志看得准，还用钢铁般的意志一再坚持，我们就看不到十月革命了。一旦错过，以后再找这样的机会，那就不一定是那一年了。
十月革命发生之前的俄国那些特殊条件，从沙俄在一战的东线战局不利，沙皇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权力中心同时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面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到布尔什维克有一个叫列宁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或者说，因为有列宁，才有布尔什维克），这些条件少一个，革命都不一定是什么结果。这些条件里面最特殊的还是当时的俄国有列宁这种俄罗斯民族几百年未必能出一个的人物。十月革命发生的过程也充满了不少戏剧性，这个就不展开了。总之，十月革命从准备到发生都充满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跟人工智能替代大多数劳动者的岗位引发的社会大变革的必然性，在发生的概率上是有着明显区别的。21世纪社会大变革是到了不用公有制替代传统所有制，社会基本就业就无法保证，社会稳定也无法保持的程度。
正因为十月革命的这种特殊的必然性，革命之后建立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如前所述，按照马恩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及标准，实际上苏联一直到红旗落地，都没有进入经典社会主义阶段。
这就涉及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
苏共曾经为这个问题机会争论到要擦出火星了，也没一个结论。最后斯大林利用权威，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成为苏联的定论。
但其实这个定论是有很大问题的。斯大林一开始也不认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后来为什么改变看法了，还强行让大家都相信呢？这是苏联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决定的。因为华沙兵败，以及德国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短时间内看不到世界革命的熊熊大火烧毁资本主义中心的可能性。这对布尔什维克信念的打击是很大的。当时的斯大林没有第二种选择。如果他也公开说一国根本无法建成社会主义，当时世界上又只有苏联这一棵独苗，又要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与不择手段的干预，党内和国内的人心很容易就散了。
斯大林没办法，只能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作为苏联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苏联到1936年对外宣称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当时的苏联与经典社会主义的距离太远了。甚至到赫鲁晓夫上台之后， 提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宣布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有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并且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把“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77年写入苏联新宪法。但这个时候的苏联距离马恩的经典社会主义差距仍然很大，甚至因为修正的原因，某些方面反而距离经典社会主义更远了。
后来上台的安德罗波夫就对“发达社会主义成熟论”提出异议，认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将分为若干发展时期,苏联正处在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上，将“社会主义建成论”改为发达社会主义的入口处的“社会主义起点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就变成“苏联只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了。
可见，苏联在社会主义的概念问题上有多混乱，一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真正搞清楚苏联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社会发展阶段，苏联到底是什么社会性质。
这个概念问题引起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系列混乱，苏联的混乱又引发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混乱。
列宁的设想则是：落后的俄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列宁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的发展过程，最早提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对比苏联领导人急于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或者向共产主义过渡，显然列宁的设想更接近实际。因为苏联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明确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列宁为什么说“我们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因为长期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自然存在着激烈的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所以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谁战胜谁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向前进，就离经典社会主义更近一点。向后退，就离资本主义近一点。
为了保证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那就需要产生持久的革命动力。在主观意识上，就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提前建成了。
在工人和农民都有没有从整体上建立无产者的阶级意识，成为自觉的阶级，特别是农民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革命的动力，并不是主要来自劳动阶级，而是和革命时期一样，必须由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和劳动群众的一部分阶级阶级意识结合，才能产生革命继续向前的推动力。
而且，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际还处在向经典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革命并没有完成，阶级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也应该是继续进行时。但苏联，却很早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的同时，还宣布，“我们已经消灭剥削阶级，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界”，等于宣布了阶级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也彻底完成，自然也就不需要继续推动革命。等于在爬坡的过程中，提前先熄灭了发动机。不难想象，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苏联为了鼓舞士气，提前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但产生的后患和危害性是很大的。
如果斯大林还在，苏联还不会出大问题，苏联可以暂时在山坡上停滞不动，但斯大林离开了，问题就比较大了。而且，苏联在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因为要面对当时德国进攻的危险，所以，当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这种防范外来侵略的准备上，在这种危机临近的忧患意识面前，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动力不至于立即枯竭。
社会主义是人类第一次根据理论有意识主动建构的社会形态，所以，对理论的要求就特别高。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样，理论对社会主义实在太重要了。但是苏联苏共这种迫于客观形势而采取的理论让步和妥协引起的思想混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苏联后来出现严重的倒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生产力水平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超越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列宁也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苏联到最后，也没有在生产力水平或者劳动生产率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
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就能追平或反超。这本来也没关系，只要理想信念不动摇，不发生方向性偏移，在意识形态上保持对资本主义的攻势，给生产力的追赶创造更多的时间，花更长一点的时间也没关系。但斯大林的离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苏联瞬间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与攻势，后来又因为与美国的“厨房”辩论，转为意识形态的守势。这样社会范围内对生产力不能在短时间内超越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的耐心就降低了，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也会因此而动摇。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为什么他那套新思维就能迷惑那么多人呢？就是在那个时间段，苏联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也被持续地进攻和渗透，物质主要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对苏联都不利，让苏联自上而下更加缺乏信心。
这个时候苏联即使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四肢异常发达，但大脑里面的思想已经不是原来的，信心已经崩溃，意志已经动摇。这个时候除非再出来一个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挽狂澜于既倒，否则，苏联的形势就很难逆转，而回到正轨。
从十月革命到红旗从克里姆林宫被降下，苏联走完了整个过程，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挫折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