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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概念，最早由基辛格的助理伯格斯滕提出，曾得到布热津斯基、佐利克等许多中美友好人士的支持。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这几年G2的讲法已很少被提起，直到2025年10月中美釜山会晤前被特朗普重新翻了出来。

以此为切入点，本篇和读者朋友们聊聊G2的诞生、分道扬镳与未来前景。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时常关注媒体报道的朋友相信对于上面这句话都不会感到陌生，它最早是中方2012年2月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的一句表述，后来被反复引用，一直到今天。

《日经新闻》曾有过点评，认为上述表态本质上就是G2概念，在温和的话语中透露出中国走向海洋的强硬意志，表明中方希望让美国接受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上升的现实，最终一起划分势力范围——这一立场在过去十几年间从未改变。

而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明确拒绝认领G2模式，这也成为本轮美中关系紧张的开始。

2013年6月中美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了长时间的非正式会晤。

1941年出生的伯格斯滕是基辛格助理，曾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他最初提出G2概念时是假设了一个非正式集团，侧重于经济领域。

在伯格斯滕看来，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贸易国，美国拥有最大的赤字和债务，而中国拥有最多的盈余和美元储备，双方简直是天然“互补”伙伴。

尤其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过后，一些美国自由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他们对G2模型投入极大热情，希望让中美两国能够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

G2之声起来后，连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加入了进来。

布热津斯基（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推动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是这一概念的坚定倡导者。

2009年1月两国庆祝建交30周年之际，他在北京公开提出这一构想，认为非正式的G2有助于找到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朝鲜核计划、伊朗核计划、印巴战争、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联合国维和、核扩散和核裁军等一系列难题的解决方案。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向来忌讳G7等发达国家小圈子，因此对G2的概念显得十分谨慎。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中方采用了“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足够大”等相对委婉的表述，被解读为G2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然而很可惜，中美双方对于G2概念的理解一开始就大相径庭。

美方侧重于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协助华盛顿维持国际秩序，而中国认为承担这些“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美国愿意让渡部分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配合中方。

在理想的场景中，中国希望获得在西太平洋的主导权，同时尊重并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主导秩序。

这一形态有点像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和英国——英国仍是全球霸权，但美国拥有美洲事务的主导权。

事与愿违，套用二战前夕斯大林的那句话：“我们倾向于同英法达成协议，为此我们进行了会谈，可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利用我们做雇工，却不支付任何工钱。”

日经新闻2014年的一篇文章。

十几年前G2概念讨论热烈的时候，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曾发布过一份报告，详细探讨了中美G2模式的可能性。

CSIS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美国以外的人对布热津斯基和伯格斯滕的G2想法的关注远远超过美国人自己，该提议在华盛顿像一块石头一样沉没，但在海外引起了极大骚动，特别是那些对北京和华盛顿靠近感到不满的国家。”

“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战略方向从追求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转向全球责任的方向。”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已经成功了，然而世界历史上权力过渡的情况表明，大国间发生竞争的可能性要明显高于合作，崛起大国势必将挑战现状并威胁既有大国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和共管是不可能的，除非既有大国决定接受新兴大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没有开启战斗模式是因为北京尚无法确认自己会赢，G2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幻觉。”

CSIS的观点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美国战略界的主流看法，即中国短期内的克制是因为力量不足，是在有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G2所涉及的权力过渡和权力协调事实上难以执行，因为它将彻底改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平衡”带有扶持区域内日本等盟友抗衡中国的含义，属于战略不信任的一种表现。

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一项名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横空而出，宣誓要将大部分海外美军转移至亚太地区。

不同于内政，美国的军事战略往往拥有跨越选举、跨越政党的强大惯性。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把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换了个叫法，即大家熟悉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2021年1月，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上台，白宫把前两届政府的术语又包装了一下，形成“美国印太战略”。

至此，新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在G2概念迅速降温的过程中，美国的盟友们起到了很大作用。

欧盟、日本、韩国和印度都是G2的坚定反对者，因为这种模式暗含着美国会牺牲一部分盟友的利益来满足中国，中国也需要牺牲一部分盟友们的利益来满足美国，比如半岛无核化。

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列强们不同，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玩家呈现出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错位的现象，更加难以协调整合。

那G2是否有可能在未来某一时刻成为现实呢？

抛开当前固有观念，做天马行空的想象，至少有以下几种情景值得思考。

1、中美的国力与其他地缘政治玩家继续拉大

G2会让中美疏远各自的盟友，将它们一定程度上排除在国际领导地位之外，假如中美本身力量不够强大，这一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与稳定当前国际秩序的期望南辕北辙。

另一方面，作为接受G2模式的主要障碍方，美国肯定会仔细评估中国与其传统盟友的实力对比。

除非中国的综合实力明显强于“欧盟+日韩”，且与中国合作的重大潜在利益超越维持现状，否则华盛顿没有妥协的初衷。

2、美国国内出现重大危机或极端孤立主义长期掌权。

与历史渊源久远的跨大西洋关系不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本质上是其参加二战的“战利品”。

假如未来某一时刻美国因内部危机或孤立主义情绪不得不做战略收缩，在东亚方向收缩的可能性要高于欧洲方向，即新冷战期间华盛顿对华妥协的可能性略高于冷战期间对苏妥协的可能性。

3、国际格局碎片化，迫使中美不得不合作

有一种说法叫做“G0”，也就是世界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如果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或气候变化、传染病等共性问题）越来越多，秩序越来越混乱，美国将面临在对华合作与破罐子破摔之间做出选择的难题。

当前其实已经有些许苗头，比如美国要求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危机、半岛危机等场景下配合华盛顿的政策，但问题的核心是美方“不想支付任何工钱”。

不过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认为这些危机和混乱对美国构成的压力还不够大，尚未达到当年越战的水平。

4、陆权崛起

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如果未来亚欧大陆内部实现高效铁路及管道互联互通，则“第一岛链”的战略价值会明显下降。

美国手中的筹码变少、变轻了，妥协的难度自然降低。

当然，构建新陆权格局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美国从19世纪末经济总量超越英国到最终取代英国前后花费了五十多年，大国力量转移原本就是渐进、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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