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

特朗普时期，美国的行为正愈发向底线场景靠拢，开始频繁动用军事、外交、经济等各种手段来达成短期战略目标。

与拜登政府试图设计一个“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竞争框架”不同，特朗普政府的每项政策都力求速效。

根据3月6日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已从东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进入阿拉伯海后将更靠近战区），“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准备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港出发，三航母打击群的配置将在半个月后部署到位。

就目前形势看，特朗普完全没有宣布胜利并撤退的意图，其拿下伊朗这局的决心比外界想象中要大。

1、

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中东政策里包含复杂的“中国因素”，正通过攻击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和主要石油供应商来削弱中方影响力，所谓“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美伊战争最坏的结果就是伊朗倒下。

目前中国与欧洲、加拿大等美国盟友的关系缓和只是一时的，等白宫换一位当家人，美国修复与盟友的裂痕并非难事，但中国失去伊朗却是永久的。

不过从宏观层面分析，美伊战争其实存在四种可能发生的结果，层层递进、影响截然不同：

（1）伊朗强硬派继续掌权但国力整体被削弱；

（2）伊朗陷入分裂、崩溃而非更迭，类似2015至2024年间的叙利亚；

（3）伊朗成为一个中立偏亲美的国家，类似沙特；

（4）伊朗变成了一个高度亲美的军事化强国，类似以色列。

在这四种场景中，中国唯一无法接受的只有场景四，即伊朗的“以色列化”，一个强大的亲美伊朗会直接打破中亚地缘政治平衡，甚至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即便伊朗成为一个像沙特那样的“半亲美国家”，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也没有那样大。

实际上，现阶段可预见的战争结局仍是场景1，即伊朗“弱而不倒”。

特朗普开战之初曾表示“美国正在创造政权更迭的条件，其余的掌握在伊朗人民手中”，这是一种战略示弱姿态，为更迭失败留台阶下——是伊朗人自己没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特朗普或美国做得不够。

站在美方角度，这场战争最坏的情况是伊朗变成一个更军事化的国家，长期在中东地区与美国进行中低烈度缠斗。

2026年2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主持“史诗狂怒行动”。在白宫发布的照片中，现场人员兴致似乎并不高。

2、

历史上，当美国专注于中东战争时，往往会给中国带来收益而非损失，华盛顿在战术上的胜利有时会无意间服务于中国的长期目标。

比如：一个削弱的伊朗对于中国来说并非坏事，它很可能加深对中方的依赖。

单纯从算经济账的角度分析，假如战争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持续四到五周，美国的直接军费开支及损失情况大致在1000亿美元上下。

待到战事平息，中国只需要投入这笔资金的几分之一，就足以让伊朗的军事实力提升至战前水平。

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在谈及美以伊战争结果时表示：“理论上，特朗普明天就可以宣布胜利，声称伊朗政权遭受重创，然后就此结束战争。但那样又有什么意义呢？伊朗的大部分损失最终都可以恢复。”

更进一步讲，哪怕美国和以色列支持库尔德人在伊朗西北部割据了一块土地（以第五大城市大不里士为中心），从大局上看也无足轻重。

如果伊朗陷入分裂，极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防军控制着当前统治较为稳固的中部山区，西北的库尔德人、胡齐斯坦的阿拉伯人、东部的俾路支人等纷纷起事。

而伊朗的重要邻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并不乐见这种局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境内分别有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分裂力量，两国在确保伊朗边疆少数民族不挑战中央政府方面有明确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部分解决了伊朗政权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即哈梅内伊身后的政治格局。

据美媒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哈梅内伊在开战前就已经指定其高级顾问、国安会秘书（长）拉里贾尼在他死后接管关键国家事务。

从政治逻辑角度讲，当伊朗在战时危机状态下进行权力交接时，对强硬派是有利的，对温和派则不利。

哈梅内伊和拉里贾尼。拉里贾尼是伊朗政坛务实派代表，立场介于内贾德和鲁哈尼/佩泽希齐扬之间。

3、

截至目前伊朗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大，因为中美关系里原本就包含了太多复杂因素，多伊朗问题一个不多，少它一个也不少，无论如何双方都能够从容应对。

该军事行动跟特朗普3月底可能的赴华行程关系不大，更不可能成为美国趁机施压中国的筹码。

事实上，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和雷达设施都依赖镓等稀土元素，这些关键矿物仍被中方牢牢掌控——2025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曾切断镓等稀土元素的出口，迫使华盛顿启动贸易谈判。

当下美国因战争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库存，在扩大国防工业生产的过程中急需各类关键矿物支持，反倒会增加其稳定中美贸易关系的意愿。

一位美国防务专家表示：“我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有没有足够弹药来应对与伊朗的冲突，而是在这场战争结束的第二天，是否还能有效威慑中国。”

美军潜艇在印度洋击沉伊朗护卫舰，3月4日。美国强大的核潜艇部队对“印度洋航线”的威胁随着实战浮出水面。

4、

美伊战争是美国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亲自下场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已有超过五万名美军人参与，而且还在增加中。

这让中国专业分析人士有机会重新评估美军最新的实力，包括其调兵速度、情报水平、AI感知、电子战能力、迅速摧毁敌方导弹阵地的能力等。

有观点认为，尽管官方媒体频繁强调美国对伊朗战争的非法性和升级风险，但在外交姿态之下，也隐含着对美国军事影响力和作战能力的承认。

某种意义上讲，伊朗面临的处境跟中国未来可能遭遇的“第一岛链”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位于日本、韩国、菲律宾的美军基地以及跨洋而来的航母打击群。

从实战效果看，作为固定目标的军事基地发挥作用并不大，因为极容易遭受对方廉价弹药的饱和式打击，在彻底清除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威胁之前，美军在波斯湾沿岸的诸多基地基本属于累赘而非战略资产。

开战第一周，绝大多数参战的飞机起飞自1000多公里外的以色列和位于海上的航空母舰。

值得警惕的是，美伊战争拖得越久，美国军队和国防工业界就越有可能摸索出一套击败“廉价大军”的作战装备体系，比如激光防空武器等。

划破夜空的导弹。美军萨德、爱国者等防空系统的表现可以成为中国评估美军防空系统的一个重要参考，其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效果很一般。

5、

美国战略界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战整体评价不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与伊朗开战是美国在外交、经济、军事和技术上与中国竞争的“灾难性战略绕行”。

特朗普看待国际政治权力的方式很像一些十九世纪的地缘战略家，关注领土、势力范围、化石燃料以及对竞争对手的强制性军事支配，可问题在于这些逻辑更适用于一百多年前，而不是现在。

真正的战略家需要构造未来几十年内真正决定国家实力和繁荣的要素，比如：半导体供应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劳动力结构，以及与对手竞争所需的盟友经济架构和技术生态系统等。

特朗普的世界观里缺少许多面向未来的东西，比如：你无法靠强迫建立起一条有韧性的供应链。

6、

尼克松与科林·鲍威尔，1973年。

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履历十分传奇。

鲍威尔1960年代参加过越战，在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幸存下来，单枪匹马从燃烧的残骸中救出包括师长盖蒂斯少将在内的另外三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鲍威尔官运亨通，做过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老布什任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小布什任内的国务卿。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鲍威尔以越战教训提醒老布什总统，强调必须有明确的军事目标和胜利之路才可以推翻萨达姆，否则不宜实施政权更迭。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他再度警告小布什总统，并留下一句名言：“如果你破坏了它，你就拥有了它。”

鲍威尔的观点继承自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后者在1984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达了参与战争的六个条件：

（1）国家利益攸关重大；

（2）国家已准备投入足够的兵力取胜；

（3）拥有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

（4）参战部队规模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准备的；

（5）美国人民和国会对战争有充分的支持；

（6）在美军作为最后手段投入行动之前，其他选项已被用尽。

针对委内瑞拉的“南方之矛行动”基本满足了2、3、4三条，此次“史诗狂怒行动”则六个条件全不具备。

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对伊朗的打击可以“管杀不管埋”，只要不像南越、伊拉克、阿富汗那样扶持代理人政府便不会陷入泥潭。

其实“管杀不管埋”的战争美国打了很多，比如索马里战争、利比亚战争、胡塞武装战争等，效果也没好到哪去。

随着战争第一周结束，特朗普意识到仅靠空袭让伊朗屈服的概率很小，“特种作战”（包括支持库尔德人入侵伊朗西北部）和“有限地面介入”的选项正逐步摆上桌面。

说来有趣，越战期间美国也曾有过一个从“空袭”到“特种作战”再到“地面介入”的漫长过程。

7、

通过扩大其他方向进口，可以部分抵消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排名第四的马来西亚主要靠转运伊朗原油。

国内石油分布区域。天津自2020年开始一直保持全国原油产量第一位置，2024年生产3998.5万吨原油，占全国产量18.79%，随后是新疆和黑龙江。

从立竿见影的影响看，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有可能在能源领域给中国造成冲击，迫使中国以更高价格寻找替代石油供应商。

中国每年用于进口石油的资金大致为3000多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2%左右。

短期内中国拥有约12亿至13亿桶的石油储备，相当于110至130天的净进口量，能够抵消霍尔木兹海峡关闭200天左右的影响，期间还可以通过扩大从俄罗斯、中亚、非洲等其他方向进口以及内部增产等手段予以对冲。

然而从长期看，切断中东石油供应仍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

如果考虑完全不依赖海运的极端场景，只通过“陆路管道满负荷运行”（排除货源来自海上的中缅油气管道），则供应量仅为总进口量的十分之一。

一艘超大型油轮可一次性运载200万桶原油，而一条管道的运输能力大致在每天50万桶上下，中国目前拥有中俄、中哈两条管道。

中欧班列理论上也可以从哈萨克斯坦或俄罗斯运石油，但每列运量仅几万桶，跟超大型油轮比差了量级，且入境位置远离东南沿海需求旺盛的市场，物流成本更高。

经此一战，石油进口国会愈发考虑中东石油供应的不稳定性，优先考虑以安全为基础的“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这对海湾产油国整体不利，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将受到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转型则将加速进行，对高举传统能源旗帜的特朗普政府并不是好事。

俄罗斯的原油直接经管道输送到黑龙江大庆，解决了当地炼油设施吃不饱的问题，目前中俄原油管道年输送能力为3000万吨，约合60万桶/天。

8、

中国不愿意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周边邻国之外，也不愿在中东等不稳定地区扮演安全保障者的角色。

考虑到硬脱钩可能带来的强烈冲击，中方外交政策高度受制于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直接对抗。

一位西方学者表示：“北京的回应如预期般克制，凸显了一旦硬实力启动，其影响局势的能力就十分有限，无法有效威慑或影响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中国的思维方式与美国存在很大不同，认为中国外交政策依赖于“美式联盟”，并带有某种安全义务的暗示，是一种误解。

美国习惯于宣扬自己为了盟友挺身而出，捍卫对盟友的承诺等，但中国向来回避对第三国的约束性安全承诺。

这并非软弱，而是一种战略设计，不能因为“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行事”就认为是退缩或软弱。

当然，从国际声望角度讲，短短几个月内数位“战略伙伴”遭到美国攻击或施压，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全球南方的凝聚力，导致部分国家在特朗普压力下减少同中国合作。

中缅原油管道的起点

在诸多方向里，缅甸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风向标。

缅甸毗邻中国西南腹地，又是至关重要的印度洋出海口，对中国来说，干预缅甸局势远远比卷入中东或拉美更具吸引力。

然而即使在力所能及的边境附近，中国也没有动用军事力量去推动外交政策——几十年来缅甸掌权者从军政府变成民盟、又从民盟变回军政府，中方始终采取务实态度与之打交道。

这里面的潜在意味十分明确，即不争一城一池得失，把建设自己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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