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23级研究生孙同学失联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就在三天前，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情况通报，正式确认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23级研究生孙同学失联，后被证实坠江，已无生命体征。
孙同学在失联前曾发布遗言，字里行间难忍悲泣：
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公开资料显示，谷文萍，现年58岁，为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科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拥有斯坦福大学留美博士后经历，主攻脑血管病研究，其还担任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常委、湖南省脑血管病防治中心副主任等多个学术职务，并作为负责人或核心人员参与过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颇为讽刺的是，1990年，这位谷导师曾在湖南医科大学毕业当年作为第二作者，于《医学教育》上发表论文：《论临床实习医生的心理诱导》，该论文对临床实习医生不同学习阶段的各种心理状态进行了分析，指出：
临床实习医生的心理是复杂的，带教教师必须关心他们，并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心理诱导。
论文中还提出对实习医生的疑难，带教教师要不厌其烦地加以透彻的、符合逻辑的解释，同时给学生树立一个目标的榜样，给他们的学习提供反馈信息；以支持鼓励为主，少批评，特别是在病人面前不要对他们横加指责，以免他们产生反抗、抵触心理……
三十六年前发表这篇论文时，谷文萍时年22岁，与如今正处于规培阶段、却最终惨亡于己手的孙同学年纪相仿。
这是继去年的协和4+4（之前写过分析长文，需要阅读，扫描文末二维码，添加后直接要即可）之后，又一起医疗领域的“出圈”丑闻，再一次将医疗行业关于考核、晋升、选拔的极端封闭性、极端反动性、极端封建性展示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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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医学是神圣的殿堂，医学生与导师的关系本应是知识、技能与医德传承的典范。
然而事实是，一起又一起包括不限于经济贪腐、学术造假、性侵、PUA等恶性事件的曝光，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图景逐渐浮出水面：在“白色象牙塔”之内，一种高度不平等的、甚至带有剥削色彩的师生关系正在侵蚀着医学教育的根基。
在医学界，学生们往往将导师称为“老板”，自嘲为“学术民工”或“廉价劳动力”——这些称谓的背后是大量被压榨的劳动时间、被侵占的学术成果、被控制的毕业进程以及无处申诉的困境。
仅从近年来并不难检索的媒体公开报道的医学学生在培养过程中遭受欺凌、不公对待、虐待和骚扰的现象即可意会，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在研究生阶段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导师对学生的学术生涯乃至人生轨迹拥有巨大的乃至“绝对性”的左右权，学生从入学选择、课程学习、课题研究，到论文发表、顺利毕业以至于未来的就业推荐，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深深地烙上了导师的印记。
这就极易促成「学阀」的诞生与固化。
所谓学阀，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权威、学科带头人，而是指在特定学术领域内依靠体制资源、权力关系、人脉网络与话语垄断，形成封闭性、排他性、世袭性的利益集团与权力圈层。
他们以学术为名，行垄断之实，压制异见、排斥新人、把持课题、垄断奖项、控制评价、绑架政策，将公共学术资源转化为小集团私产，将追求真理的科学活动异化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阶级统治工具。
列宁在《怎么办？》中一针见血：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权力机构，是大学、教会、法庭、官僚体系与学术团体。
医学学阀得以山头稳固，是有其土壤特性缘由的。
医生培养周期漫长、准入门槛极高、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都从根本上塑造了医学生对权威、资源、体制的高度依附性，为日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其他大多数学科通常“本科-硕士-博士”的线性路径不同，医学人才培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战役：一个有志于成为三甲医院主治医师乃至更高职称的医学生，其典型的成长路径往往是：五年本科医学教育、三年硕士研究生教育（对于许多顶尖医院硕士学历已是入门门槛）、三至四年博士研究生教育、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
即使在近年来推行“专硕与规培并轨”的“四证合一”模式下，即硕士毕业时同时获得硕士毕业证、学位证、医师资格证和规培合格证，整个过程也至少需要5+3=8年的时间——而对于追求更高学术造诣的“学硕”或“直博”生而言，这个时间只会更长。
如此超长培养周期意味着巨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当同龄人早已在其他行业成家立业、积累财富时，医学生仍在校园和医院之间辗转，拿着微薄的补助，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和临床压力……
高昂的沉没成本使得他们几乎没有“转行”或“退出”的勇气和资本，“坚持下去”就成为唯一选择。
此时，能否顺利“坚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体制内权威人物——尤其是导师——的认可和支持。
这其中，一层又一层考试的巨大压力使得学生对能够提供优质临床实践机会、系统性考试辅导和经验传授的教学医院及导师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一个能够提供丰富病例、亲自带教、指点迷津的导师，对于学生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临床工作“入场券”至关重要。
因此，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这一制度设计虽然对于保证医生队伍的基本素质至关重要，但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医疗教育体系的权威主义色彩：学生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被筛选、被考核的被动地位，他们需要积极地向掌握着知识、技能和临床资源的导师靠拢，以换取顺利通过“窄门”的机会。
心态上的依附，为某种事实层面的人身依附困境制造了挥之不去的伏笔与阴影。
还有一点，为了缩短培养周期，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的“并轨”制度 。
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却意外地加剧了学生对导师和所在医院的被动趋附，使其“劳工”色彩愈发浓厚。
并轨后的学生同时拥有“研究生”和“住院医师”两个身份，作为研究生他们需要完成科研任务、撰写学位论文以满足毕业要求——与此同时，作为住院医师他们又是医院的“准员工”，需要承担繁重的临床工作，包括不限于值夜班、收治病人、书写病历等。
由此并轨模式下，导师亦扮演双重高位：不仅是学术导师，还是临床工作中的“上级医师”。
加之行业内“重临床、轻教学”的倾向，学生极易被视为医院运转中一个可以被随意支配的、成本低廉的高素质劳动力。
他们的临床工作价值往往得不到充分的经济回报，但科研任务又必须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完成——此等双重压力下，学生对能够提供科研便利、平衡临床工作、并最终决定其能否毕业的导师的依赖性不降反增：他们既需要导师的“通融”来挤出时间做实验，又需要导师的“资源”来快速完成论文，还需要导师的“签字”来通过毕业和规培的双重考核……
除此之外，以“论文发表”为核心的研究生毕业要求也是导师实现对学生绝对控制的最强大、最直接的杠杆。
在当前的培养体系下，一篇或数篇符合要求的学术论文（尤其是SCI论文）是悬在每个医学研究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手握这把剑的，正是他们的导师。
尽管国家层面近年来大力倡导“破五唯”，明确提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不应以发表论文作为硬性条件，但在实践操作中（主要就是各大高校和附属医院的选拔层面）这一政策往往被软性或硬性的内部规定所架空——科学学位博士生通常被要求在SCI检索期刊上发表论文，还会对期刊分区（如三区以上）和影响因子有具体规定；专业学位博士生同样有明确的发表要求，可能是SCI论文或国内顶级核心期刊（如“中华牌”期刊） ；科学学位硕士生通常要求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即使是专业学位硕士生也常常被要求发表综述或临床病例分析报告，且同样要求学生为第一作者，并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 。
这一制度安排，直接将学生的毕业资格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紧密捆绑。
学生的命运不再仅仅取决于课程学习和临床技能的掌握，而是高度依赖于能否在导师的课题组中，顺利地生产出符合标准的“学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