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发动与伊朗的战争以来，国务卿鲁比奥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副总统万斯。
鲁比奥不断在各种场合替特朗普的战争辩护，特朗普则公开称赞鲁比奥为“历史上最优秀的国务卿”。
至于万斯，开战二十多天来他几乎处于隐身状态，变成了一个“边缘人”，以至于特朗普含蓄地批评他“对这场战争热情较低”。
当偶尔被媒体问及对伊朗战争的立场时，万斯均予以回避，称“这是一场军事行动，旨在确保总统多次强调的事情——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
“军事行动”的说法是有讲究的，因为发动法律意义上的战争需要国会授权，特朗普内阁否认战争的做法很容易让外界联想起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克里姆林宫同样不承认俄乌之间的战事为战争。
据美媒报道，一位匿名高级官员称万斯对空袭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他向总统提供了多个角度的思考，但一旦决定做出，就会完全支持。”
对此白宫发言人回应称：“试图在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之间制造离间的努力是错误的，总统会听取他才华横溢的国安团队的众多意见，并最终根据国家利益作出决策。”
万斯的隐身与鲁比奥的低调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对伊朗战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万斯团队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失败，想提前做切割。
至于鲁比奥，一方面身为国务卿的他不得不为特朗普的决策擦屁股，否则马上就会被换掉；另一方面鲁比奥本人长期具有“干预主义”倾向，并不反感对外使用武力。
开战当天的2月28日，鲁比奥与特朗普一同在海湖庄园监督对伊朗的首次打击，万斯和其他高级内阁官员则从华盛顿远程参会。
之后二十多天里，鲁比奥的曝光度远超万斯，其成为2028年共和党候选人的呼声也随之上涨，各种赔率显示已经跟万斯势均力敌。
在美国政坛，对战争等重大事件的表态会显著影响政治人物的前程。
比如：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老布什总统请求国会授权开战，最终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授权使用军事力量；一些反战的政治人物没有料到海湾战争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事后被批评目光短浅且不爱国，声誉遭受打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只不过结果反了过来——那些支持开战的政客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沦为这场泥潭战事的背锅侠。
设想一下，假如美军在伊朗陷入长期消耗并没有实现战略性目标，国务卿鲁比奥和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很可能会成为被追责的主要对象，万斯则将收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声誉。
在今日头条的头条精选频道中，有专家提出一种大胆猜测：把万斯隔离出对伊朗的战争不排除是共和党内部的一种策略，避免两位2028候选人同时折戟。
万斯和鲁比奥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呼声最高的两位2028候选人。
曾披露尼克松“水门事件”丑闻的著名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出版过一本书，当中详细披露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的乱象。
在这本名为《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的书中，伍德沃德宣称所讲述的故事是来自匿名的“深层背景”消息源。
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特朗普有意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贸易协议》，这让白宫首席经济顾问Gary Cohn和白宫幕僚秘书Rob Porter大为震惊。
白宫幕僚秘书（Staff Secretary）的级别虽然没有白宫幕僚长（Chief of Staff）高，但他直接负责审核所有送交总统签署的文件，角色非常关键。
二人讨论后一拍即合，干脆从总统办公桌上取走文件并藏了起来，为的就是不让特朗普签署。
在许多白宫及内阁部门官员看来，总统有危险的冲动，而他们则力图将其隔绝在实际政策落地之外。
某种意义上讲，第一任期四年里，特朗普激进的风格被那些有相关经验的建制派政客所软化，比如国防部长马蒂斯或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
然而这一约束在第二任期不复存在，本次组阁过程中，特朗普启用了大量无经验新人去担任部长。
通过提名非传统新人来执掌联邦政府部门，一方面可以巩固他们对特朗普本人的忠诚，另一方面也在推进一个更广泛的目标：重新调整华盛顿主要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弱化内阁部门并让白宫拥有更多权力。
特朗普任命的国防部长（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是一个社会混混的形象，战争爆发以来充满着各种杀戮、嗜血的词汇。
今日头条的头条精选频道里不仅有关于伊朗战争的具体讨论，还有许多专业的外交、政治类评论，有观点认为，如果说此前美国的中东战略是“外交”与“军事”两条腿走路，那么自特朗普2025年1月上任以来，“外交”这条腿已基本被卸掉。
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在国务卿鲁比奥的协助下，突然终止了美国国际开发署，随后外交体系中出现大规模裁员，数量超过1300人。
截至2025年10月，美国共有85个大使职位空缺，包括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大使。
2025年12月，特朗普又一口气召回了包括驻埃及大使在内的30多位职业大使，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严重缺乏有经验的外交官。
那特朗普用了什么人呢？房地产商兼高尔夫球友维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
简而言之，第二任期的特朗普被一群谄媚的外行所包围，这些人对使用军事力量可能产生的后果缺乏准确评估，对支撑战争决策的历史、地理和军事背景也一知半解。
特朗普本人的国际法知识更是淡薄，在战争爆发一周后他曾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是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通牒，通常意味着战胜国要派遣地面部队对战败国实施占领和改造，如德国、日本那样。
可美国在法律上并没有跟伊朗开战，也绝无可能派出几十万地面部队到伊朗，甚至连白宫自己都表示这只是一次“军事行动”。
特使维特科夫（右）和女婿库什纳（左）活跃在各种外交舞台上。
鲁比奥原本被认为是特朗普内阁中稍微有一些经验的传统官员，可他的能力似乎被高估了，在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前，美国甚至没有采取基本的外交步骤。
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老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组建了广泛国际联盟，美国还积极施压以色列不要参战，以免模糊战争叙事。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小布什总统在国务卿鲍威尔的敦促下反复游说以获得国会授权和联合国支持——尽管最后安理会没有批准。
外交是战争的工具之一，有效的外交可以提高战争成功的概率，反之亦然。
由于美国事前完全没有跟盟友做沟通，因此当特朗普施压欧洲、日本、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时，没有一个国家予以响应。
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称，根据韩国宪法，派兵一事须经国会同意，目前尚未讨论是否派遣部队赴中东地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若派遣舰船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日本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风险，称“正在探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做些什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说：“这不是欧洲的战争，没人希望主动卷入这场战争。”
特朗普对盟友们的消极回应感到愤怒，他激烈批评道：“我们会保护他们，但他们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尤其是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美国不再需要或想要北约国家的援助，也不再需要日本、澳大利亚或韩国的支持，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特朗普其实并不能怪盟友们的表现，因为美国在发动战争前根本就没和除以色列之外的国家商量，换谁也很难及时响应，这本质上属于战前外交工作的失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特朗普更倾向于直接跟对手达成协议，即开战、停战的时候均我行我素，只有中间参战时逼迫盟友出工出力……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特朗普对媒体存在偏执般的痴迷，渴望用自己喜欢的事件来主导新闻周期，而攻击伊朗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给“爱泼斯坦案”翻篇。
外交也好，战争也罢，某种意义上成为特朗普操纵舆论与社会情绪的工具，曾经严肃的政治考量或许已被抛诸脑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