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7日凌晨，印度安巴拉空军基地，灯火通明。

第17“金箭”中队中校指挥官辛格，坐在编号BS001的“阵风”战斗机座舱内，埋头确认作战简报。

14架“阵风”、28架苏-30MKI、18架米格–29、12架幻影-2000，72架战机分八个编队，以狼群战术，从四个方向突击，轰炸巴基斯坦。

规则只有一个，不越境，发射后立刻返航。

“打了就跑。”辛格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战术过于保守。

在他眼中，巴基斯坦的空军，根本不值一提，完全可以“放开打”。

他们的主力战机是JF-17“枭龙”，脱胎于20世纪60年代的米格-21战机，虽被中国成都飞机制造厂进行“魔改”，但起点还是太低。

还有些美国的F-16战机，不仅老掉牙，还是二手货，估计上天都得掉零件。

听说新添了几架歼-10CE，但在“阵风”面前，也不够“塞牙缝”，要知道，一架2.4亿美元的“阵风”，能买4架歼-10CE。

更何况，印度有第17（金箭）和第101（金鹰）两支“阵风”中队，足足有36架！别说巴基斯坦，就连北方的邻居也得掂量掂量。

除了五代机，它在这片天空没有对手，巴军最多只敢起飞，做做样子吧。

地勤人员做出“一切就绪”的手势。辛格深吸一口气，推动节流阀，两台M88发动机咆哮起来，把他摁在座椅上。

00：30，72架战机全部升空，完成编队。

00：55，在距印巴边境20公里处，辛格轻轻摁下发射键，两枚“风暴阴影”导弹呼啸而出，直奔300公里外的“穆罕默德军”营地而去。

“哥斯拉报告，发射完毕。”他推动操纵杆，战机以一个利落的侧转进入返航航线，“目标摧毁，返航”。

返航过程中，雷达屏幕上一片平静。

临近基地，耳机里突然传来尖叫，“长机！规避！你三点钟方向有导弹！”

下一秒，一道刺眼的火光在夜空中炸开。

一枚霹雳-15E导弹，以4马赫的速度，悄无声息地撞上了BSOO1的机尾，钨合金破片撕裂了机体，“阵风”瞬间化作“一阵风”。

辛格抓住弹射把手，用尽全力一拉，眼前一黑。

直到在野战医院醒来，他才知道，在这场近30年来人类最大规模的空战中，印度被打了0：6，损失了6架战斗机，其中包含3架“阵风”。

而击落他们的，正是“廉价”的歼-10CE，那些出自成都飞机制造厂的中国战机。

他闭上了双眼，眼皮却止不住地颤抖。

一、东风113的启蒙

要理解这场胜利，就必须回到1949年。

10月1日，开国大典。

22岁的林虎，驾驶美制P-51战斗机，和其他8架一起，在天安门上空飞了两遍。这是周总理专门交代的，飞快点，绕回来再飞一遍，凑个数。

那个时刻，他不知道将来能当空军副司令，还会救歼-10一命，只知道新中国的空军，只有17架拼凑的“万国牌”飞机，而当时的美国空军，是17000架。

腊月二十日，国民党4批次17架飞机突袭上海，投下67枚炸弹，杨树浦发电厂被炸。防空部队只能眼睁睁看着，因为高射炮够不着。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教员的一句誓言，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起点。

可咋开始呢？只能从修飞机开始。

1951年，21岁的宋文骢从航校提前毕业，成为志愿军空九师的机械师。在吉林孤店子机场，每天猫着腰钻到米格-15的机腹下，装弹、挂副油箱。

他发现拉-9战斗机着陆时，容易在固定位置折断机翼，便判断这不是飞行员操作问题，而是设计缺陷。

苏联专家不屑一顾，拉-9是苏联主力机型，怎么可能有问题？

但技术检测最终证明，这个中国小伙子说对了。

35年后，这个敢于质疑、追求真相的年轻人，会成为歼-10的总设计师。但那时，他和整个中国航空工业一样，还站在“修飞机”这个起点上。

抗美援朝后，苏联对中国刮目相看，给了156个援助项目，其中有11个是航空工业。

1956年7月，112匹（沈阳飞机制造厂）的车间里挤满了人。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歼-5滑出总装车间时，有工人当场跪下磕头。

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

 

这不是迷信，而是激动，中国人终于能造自己的飞机了！

虽然是仿制米格-17，但中国终于从“修飞机”走到了“造飞机”。不久，米格-19仿制成功，命名为歼-6。

所有人备受鼓舞，突然觉得“造飞机也就是那回事”，咱们得“赶英超美”。

“大跃进”来了，各地“喜报”连连，全国首飞了19个机型，连民间都在“给祖国献礼”，有人用木头和铁皮造飞机，有人用自行车零件造发动机。

在这股热潮里，有两支“正规军”较上了劲。

一支是112厂的飞机设计室。这是沈阳飞机设计所(601所)的前身，当时是唯一的飞机设计单位，里面都是技术专家。

设计室追求稳健，侧重的是改进，他们的方案叫“东风107”，在歼-6基础上进行性能提升。

还有一支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带着400多个军校学员，直接把课堂搬到了112厂，“一切都要为了实战”。

宋文骢也是其中一员，作为已经学习了3年的优秀学员，他被任命为总体设计组组长。

哈军工的方案叫“东风113”，请记住这个名字，这算是歼-10的“单细胞形态”。

当时，国民党空军“黑猫中队”的U-2侦察机能升空2万米，歼-5和歼-6根本够不着。更让人头疼的是，他们有空空导弹了，而我们还在用机炮。

在“温州湾空战”中，一架歼-5被“响尾蛇”导弹击落，另一枚导弹落地后未爆炸。苏联人拿去逆向研制，我们再仿制，命名为霹雳–2————这是霹雳系列导弹的祖宗。

基于现实威胁，“东风113”的标准为“双二”：2马赫速度，2万米升限。

两个方案都引起了高层重视，为了给建党40周年献礼，国防科委准备择优重点推进一个。

争论开始。

112厂认为，“东风113”过于激进，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而哈军工觉得，“东风107”过于保守，完成了也没用。

其实，112厂是立足于现实，而哈军工是着眼于未来，都有一定道理，这种路线之争，本质就是所谓“保守”和“创新”的区别。

最终，空军选了“东风113”方案，但也有顾虑，哈军工是一帮“学生兵”，缺经验。

于是两拨人马合并，112厂负责技术把关，哈军工负责总体设计。宋文骢仍任总体组组长。

随着研究深入，问题越来越多，仅起落架方案，宋文骢就修改了37次。

不是设计不出来，而是材料承受不住、发动机推力不够、风洞数据缺失⋯⋯每解决一个问题，就冒出三个新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中苏关系还闹崩了，专家撤走，资料带走，停供一切零部件。

全国航空项目瞬间陷入停滞，歼-5、歼-6的生产都成了大问题。

1961年7月，一纸通知下来，“东风113项目暂停”。没人说“下马”，只说“暂停”。但所有人都懂，没有后续了。

那些日子，宋文骢时常在车间里徘徊。那些木质飞机模型，都像随手扔掉的垃圾，可怜兮兮地躺在角落里。

他心里有个声音在问，“难道我们永远只能照着葫芦画瓢，永远只能仿制别人的飞机？”

那一年，他31岁。

二、第一只烤鸭

“东风113”下马后，国家决定以原班人马为班底，就地组建沈阳飞机设计所(601所)，专门负责战斗机设计。

这是中国第一个战斗机设计所，直接隶属空军。

技术专家入了伍，穿上了军装，身份变化可以很快，但思想变化却需要过程。

空军下达的第一个任务，摸透米格-21技术。这就让专家们很不理解，“米格-17、米格-19也没摸透，不照样成功仿制歼-5和歼-6吗？”

在他们看来，这是“无事找事，摸透摸透，怎样算透？”

结果空军副政委在大会上批评，“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什么都知道，要反对专家当政！”

这话听着刺耳，但背后逻辑很简单，军队是为了打仗，敲敲打打、修修补补是工厂的事，而战斗机设计所就得瞄准未来，抓紧技术储备，为创新做准备。

然而才“充电”四年，体制编制就再次调整。1965年1月，601所划归三机部，所有人员集体转业，又成为国营单位职工。

军装脱了，肩章摘了，军衔没了。

看起来只是行政关系的调整，但实际上，压力又变了。

因为作为国营单位，任务只有一个，设计和制造产品。

于是，新一代战斗机研制再次启动。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大家围绕着“单发”还是“双发”争执不下。

“必须双发！”空军代表把帽子扔到桌子上，“要造就造高性能飞机！”

“歼-7是单发，双发要重新设计！”一位技术专家反驳，“我们的工业能力达不到！”

“那你说怎么办？继续改进歼-7?继续让U-2飞到头顶上拉屎？”

所谓“单发”“双发”，指的是战斗机装1台还是2台发动机。

双发飞机性能好，单发飞机性价比高，大多数国家都是“高低配”。

比如美国，在四代机时代，F-15是双发重型战斗机，性能强悍；F-16是单发轻型战斗机，用于常态任务。到了五代机时代，F-22是双发，综合指标最高；F-35是单发，成为装备主力。

除开性能外，发动机技术也是“单发”“双发”的决定因素。

这次的战术目标是F-4“鬼怪”战斗机，要与之对抗，至少需要推力达到12吨级的发动机，而歼-7的发动机推力才6吨。

会议讨论了整整5天，审了23个单发方案，但每当谈到发动机，会场就陷入沉默。

最后，606所（发动机研究所）的领导失声痛哭，“我们根本造不出这样推力的发动机！”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有人轻声说了一句：“听说有些年轻人，私下搞了个双发方案。”

第二天，宋文骢被喊到了会场。

在几十双眼睛注视下，他从帆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木质飞机模型，昨晚连夜赶做的，还没来得及上漆。

模型一拿出来，会场先是一静，紧接着哄堂大笑。

“小宋，你这是从哪儿顺来的烤鸭？”

宋文骢脸红了，但没有退缩。他深吸一口气，把模型放在桌上。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们的想法是，用米格-21的机翼，装2台涡喷-7发动机，两侧进气，可以短时间内达到战术指标要求。”

会场慢慢安静下来。有人拿起“烤鸭”，仔细看了看，放下时，没有再笑。

会议最终决定，两条腿走路，先上双发方案，命名为歼-8;同时研究单发方案，命名为歼-9.

全所集中90%的骨干，全力推进歼-8，剩余的10%，去研发歼-9.

然而，歼-8综合论证刚完成，一场风暴来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宋文骢被列为“五一六分子”，从项目组抽离，带着“烤鸭”去了歼-9，又因为“鼓吹资产阶级技术路线”，下放到农场挖土豆。

那个烤鸭模型，被当作证据，砸得粉碎。

三年农场生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除草、挑粪、喂猪，晚上回到宿舍，在微弱的灯光下，在草纸上一遍又一遍地画“烤鸭”。

歼-8项目进展很快，1969年7月5日，原型机首飞成功。

机场上的人群相互拥抱，欢呼雀跃。

 

歼-8首飞现场

 

宋文骢被带到现场接受“教育”，他努力抬着头，看着蓝天。

寻找他的第一只“烤鸭”。

那一年，他39岁。

三、夭折的哥哥歼-9

歼-8首飞成功的当晚，601所就迫不及待给毛主席发电报喜，然而有群年轻人，却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歼-8没有像当初的设计，只是把米格-21等比例放大，没新意、没提升，纯粹就是给歼-7硬塞了一台发动机。

显然，说这些话的人，肯定没参与歼-8设计，他们大多数是歼-9组的。

领导听着心烦，正好全国开展“三线建设”，需要在成都备份一个飞机设计所(611所)，于是领导一拍大腿，你们有本事，那就去四川研发歼-9，当备胎吧。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宋文骢当时不在名单里，虽然已从农场“放”了回来，但属“闲人”一个，他就和妻子买来木板，两口子把行李装箱，收拾收拾就跟着“刺头”们来到了成都。

1970年5月，成都所首批主力队伍和物资器

材从沈阳到达成都。

或许由于宋文骢太过边缘化，他去成都的事情，居然没有人同意，也没有人反对！

到了成都，611所任命宋文骢为总体室主任，负责设计歼-9的气动外形。他重新做了个“烤鸭”模型，带到了歼-9现场。

他有个执念，就是要用鸭式布局造中国人的战斗机。

所谓鸭式布局，就是机头位置有一对小翅膀，称为鸭翼，使飞机看起来像只鸭子。

而传统战斗机，这对小翅膀是在后面，称为水平尾翼，使飞机看起来像只鸟，可称为“鸟式布局”。

其实，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就是鸭式布局，因为这种布局很容易飞起来，机动性好，但问题也很突出，过于灵活，难以控制，一不小心就会摔。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鸭式布局是飞机设计的“禁区”，在专家面前提“鸭式”，是会被当成笑话，给轰出去的。

宋文骢坚持鸭式布局，只有一个原因，动力不够，外形来凑。

咱们工业能力差、发动机差、雷达差、材料差，想要达到战术指标，唯一能快速提高的，就只有气动外形。就好比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只能靠战术能力和战斗精神，来弥补武器装备的差距。

这里需要简单提一下，咱们战斗机设计生产的基本过程。

甲方只有一个，就是空军。空军提出需求和战术指标，上报国家。国家筹措经费，下达任务给三机部。然后三机部安排设计生产，601所或611所负责设计。

611所是备胎，没啥“议价权”，给点任务就得接着，哪怕这个任务很“变态”。

歼-9项目，601所本身就觉得不靠谱，才甩出来的，可后面发生的事，才是真正的“变态”。

歼-9项目先后设计了5款飞机，因为空军变换了5次战术指标。

有一次在北京汇报，时任空军司令吴法宪豪情万丈指着墙上的语录牌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大家努力去攀登，要双三（即速度3马赫，升限3万米），总之要搞个高的。

最终下达的指标是“双26”，这是中国飞机研发史上的最高指标。

造成这种情况，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个原因，就是空军的压力极大。

以前赫鲁晓夫只是打打嘴炮，而勃列日涅夫直接把军队部署在了中蒙边境，苏军的Tu-22M逆火式轰炸机，10分钟就可带着10吨炸弹突防到北京。

如何截击？让空军头大。我们的歼-5、歼-6和歼-7，，被戏称为“机场保卫者”，飞不远，追不上，根本没招。

没招，又瞎指挥，随意更改战术指标，一次次推倒重来，导致歼-9最终不了了之。

歼9研发工作现场

 

歼-9虽然没有诞生，但实实在在是歼-10的哥哥，给成飞留下了两笔宝贵财富。

第一笔便是具有中国战机特色的“鸭式布局”。

为了设计鸭式布局，歼-9项目是“做不完的模型，吹不完的风”，无意间把中国各类风洞实验数据给填满了，独创的“鸭式布局”最终在歼-10、歼-20上发扬光大。

第二笔是“拦射武器系统”。这就是未来的“超视距空战”，把印度“阵风”打下来的“法宝”，没想到中国在50年前就未雨绸缪。

此外，研发歼-9，还让成飞获得一个经验

——想到甲方前面去，别光想着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是要教他们如何在未来作战。

这一点，在随后经济变革，争取研制歼-10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先得活下来

1978年，改革开放，对军工企业冲击尤其剧烈。

计划经济时期，任务指标由国家下达，干好干撇都有钱。改革后，国家不直接下任务，而是采取竞标方式，军工企业得自己抢订单，没订单就没钱。

那个年代，破产或改制的军工企业很多，比如研发机载火控雷达的780厂，没有订单“活”不下去了，就去生产家电，改名长虹集团。

在战斗机设计和制造上，主要是沈阳和成都两个基地。

沈飞相当于“太子”，实力雄厚，重大项目都会优先考虑。而成飞，则是备胎，只能捡点“边角料”。

在竞标模式下，成飞连“边角料”都没了。

因为国家的需求少了，小平同志提出，要苦一苦军队。

首先，国家要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

其次，打仗的可能性很低。“乒乓外交”后，中美建交，而苏联一头扎进阿富汗，接着领导人连续去世，高规格“葬礼外交”后，中苏关系也缓和。

在此背景下，军队的研发项目纷纷下马，就算有点航空任务，也直接“竞”给了沈飞。

姥姥不爱、舅舅不疼的成飞，那些年过得很艰难，许多职工下班后，就在成飞附近摆摊，卖包子、抄手、面条，差点形成小吃一条街。

歼-9存在时，多少还有点划拨经费，歼-9一下马，成飞立刻到了生死关头，得想法活下来。

怎么办？只有自救。

成飞干过家电，产过摩托，虽然很努力，但那个年代，军工企业一下子全都挤进这条赛道，有点像全民送外卖，没客户啊。

成飞牌洗衣机

 

看着销路越来越差，离破产一步之遥时，好运来了。

国家给了个机会，决定大改歼-7系列，因为歼-7主要由132厂（成都飞机制造厂）生产，这个任务就直接落进了口袋。

这个项目叫歼-7Ⅲ型，就是把米格-21升级到最新版米格-21M.

当时苏联和埃及闹崩了，而埃及全是苏式装备，成飞便跑去搞了两架米格-21M回来，沈飞把一架米格-23锯成三段，也偷偷搞了回来，准备以此改进歼-8.

空军订单是300架歼-7Ⅲ型，宋文骢担任总设计师，研发经费由国家出，生产材料费先由成飞垫资。

歼7Ⅲ飞机

 

成飞上下折腾了半天，终于生产定型后，空军却突然说，不要了！

理由就一个，那是上届领导定的，现在认为不合适了。

成飞直接呆了，不但没赚到钱，反而亏进去几千万材料费。

他们拽着三机部天天评理，闹得空军没法，就说再给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叫歼-7M，这个任务简单，就是给现在的歼-7换装电子设备。

说白了，就是国产战斗机还没有电子火控系统，让成飞去西欧把设备搞回来，顺便把技术也顺回来。

成飞派的是屠基达（中国工程院院士），去和英国马可尼公司吵架，吵了十轮，有次在上海国际饭店，本来双方晚上一起晚宴，结果大吵一架后，咱们扭头就走了。

英国人想挣钱，咱们想技术，有目标迟早就能妥协。

最终，合同签了，订金交了，皆大欢喜。国家决定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联合仿制，定点7个厂，投资改造了生产线。

可是万万没料到，空军又不干了！

还讲了3条意见。

一是改了也不先进；二是改造生产线的费用，空军一分钱也不出；三是毁约的费用由三机部出。

这笔钱大概600万英镑，4000多万人民币。

成飞的脑袋嗡嗡响，这是不让人活了。

没关系、没人脉的成飞，看着就要倒计时，就拼了命地“找人”，最终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了句，“以前是同意的，现在要三机部赔偿，将来肯定要扯皮”。

领导发了话，只是赔偿费用可以协商，但终止合同的工作还得启动。

结果和英国人一谈，才知道远远不止4000万。

英国人说，“为了这个合同，我们招了很多人，现在要辞退，得赔偿，怎么也得1+6吧。”

成飞眼泪都流干了。

好在脑子还在，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靠别人施舍，还不如自救。

成飞多方努力，争取上面开了个口子，可以找个“接盘侠”。

这个接盘侠就是约旦。正好他们订购了些歼-7，成飞便主动凑过去说，添点小钱，升个大级。

成飞还琢磨着怎么打动约旦时，人家直接说，把账号给我，打钱！

成飞疯了似的干活，不仅保质保量，还提高标准，第一次把霹雳-8挂到了歼-7M上，性价比简直逆天。

这波操作赢了一片口碑。尼日利亚、叙利亚都抢着购买歼-7M，连美国都订了15架，用来组建“敌机模拟中队”。

巴基斯坦更是爱不释手，不仅买，而且还想一起研制，这就有了后来超7项目，咱们叫“枭龙”，他们叫JF-17，把生产线都搬回去了。

歼-7M，成为新中国最创收外汇的机型，救活了成飞，锻炼了成飞，让成飞终于可以和沈飞掰一掰手腕了。

五、机会只有一次

1981年底，国家决定研制新一代歼击机。

许多人溯源认为，当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起草了一份报告，小平同志批示“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拟同意”，把此事作为歼-10启动的起点。

其实，这个溯源不准确。这份报告，顶多算是个例行工作，真正的启动早就开始了。

因为中国空军形势，不容乐观。

当时的中国空军，不是惨，也不是非常惨，而是非常非常惨。

在20世纪80年代初，空军只有几十架歼-7，数千架战机的主体依然是一代机歼。-6，还有老式歼-5，，而此时美国空军主力是F-15和F-16，苏联的米格-29也已经批量服役，差距已经不是一点半点。

导致这一情况有两个原因。

其一，航空工业太弱，没有研发能力，空军装备客观上无法更新。虽然歼-8早在1965年就首飞，但质量问题不断，直到1979年才定型生产。

其二，空军的指导思想有偏差，甚至提出“歼-7是活棺材”“歼-6万岁”等口号，主观上不愿意更新装备。

虽说80年代战争压力较小，但战斗机整体落后二代的现状，也迫使空军必须更新换代。

如何更换装备，国内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种是三机部的想法，由沈飞仿制美国的IF-16，并命名为歼-13，从巴基斯坦搞样机。

另一种是空军的意见，坚决要求直接购买。

当时，葛文墉将军亲自试飞了法国达索公司的幻影-2000，评价是“在空战中，对方只要不犯低级错误，咱们的战斗机就没有任何机会”。

除了性能好，达索公司也会“做人”，花了不少钱搞招待，还邀请了一批高干子弟去考察。

中国想买飞机的消息传出去后，以色列也跑来“钓鱼”，建议咱们别买幻影-2000，他们可以用技术帮我们搞一个比“幻影-2000”更好的飞机。

幻影-2000战斗机

那时贝卡谷地空战还没发生，咱们对以色列还满脸问号，于是以色列就把美国给拎了过来，让美国同意卖F-16，甚至F-15，考虑到我们没钱，还“贴心”地搞了个F-16“丐中丐”版本。

其实，美国不仅想让咱们买飞机，还想拉咱们加入北约，那时苏联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美国希望咱们变成抗苏第一线，但看到咱们的装备，实在太差，所以就准备提供些美式武器。

“没见过世面”的空军，一下子就眼花缭乱了，就像一直在骑小电驴，突然说奔驰宝马随便挑，这能让人不兴奋吗？

沈飞的歼-13，就相当于山寨一个面包车；

而成飞的歼-7大改，就相当于给小电驴装个遮阳伞，你说空军他能愿意吗？

高层也倾向于购买法国的幻影-2000，可兜里的钱，最终让高层和空军清醒了过来，不是不买，而是有价值地买。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把有限的外汇，用于购买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但很少买产品。

在航空上，引进了空中客车，从生产电子客舱门开始，一点一点地攒，带动了整个航空业的腾飞，这种智慧和毅力，这个星球上还是比较少的。

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决定投资5亿元，启动新歼计划。

新歼计划，刚开始没成飞什么事，都没通知他们，基本内定了沈飞，就是歼-13计划，当时航空部领导让人给沈飞带了话，下一个战斗机还是沈飞干。

当然，还找了个陪“太子读书”的，江西南昌的洪都320厂，这个厂主要是生产强击机（对地攻击），不造对空的战斗机。

很明显，洪都厂是来打酱油的。

1982年2月，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新歼研制方案评审会开了9天。

会议开始前，组织者突然想起，成都611所也是设计战斗机的，便临时通知他们来几个人，带笔带本，好好学学。

宋文骢带队，来了4个人。沈飞来了31个人。

会议开得很热闹，从雷达、发动机，再到导弹，都在讨论，感觉都在谈怎么造新歼，至于谁来造，好像不用讨论了。

有天，军机局副局长王若松对宋文骢说，“老宋，你们也是搞飞机，怎么不发个言呢？”

宋文骢说，“会议没有安排我们发言啊。”

王若松想了想，“那我去跟他们说说，给你们安排15分钟”。

终于第三天后，主持人点名宋文骢发言。

宋文骢上台后，拿了几张连夜赶制的明胶片，上面画的是“烤鸭”。他指着这些“烤鸭”，就开始讲起了故事。

他的故事很简单，未来的空战什么样子。

15分钟讲不出方案，但讲个道理没问题，空军的需求应该是什么？新歼战斗机能否打赢未来战争？

故事讲完，全场一片沉默。许久，响起一片掌声。

会后，有位部领导找到宋文骢，“老宋啊，你是不是在编聊斋，故意把沈飞搅黄啊？”

宋文骢很不解地说，“我说的是心里话，也相信咱们能造出来。”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保证书，立了军令状。

在最后投票环节，空军、海军和总参居然都投了成飞，考虑到他们是甲方，会议只好决定3个月后再重新评定。

回到四川后，成飞全体上了发条，不分昼夜赶制方案，宋文骢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有机玻璃的“烤鸭”，他要带到下次会场上去。

六、把歼-10抢过来

1982年4月，新歼方案二次评审会，在北京大窑堡空军招待所召开。

这次比第一次人更多，邀请了众多航空高校专家。

沈飞相信，空军不懂技术，但专家们懂，多年前的“东风113”，蓝图画得也很好，但根本没可能实现。

所以说，专家们会客观评价的，必定能戳穿那些“虚假的科幻”，让空军明白啥是“猴子捞月亮”。

沈飞来了35人，成飞来了22人。

沈飞先讲，6个小时，和上个版本一样。

轮到宋文骢后，他上台就把“烤鸭”放到了投影仪上，有机玻璃打到影布上，好家伙，威风凛凛！

演示方案投屏

 

讲完以后，专家们都点着头说，“鸭式布局设计方案也比较成熟。”

但是，最终仍然没有确定方案。

在离开北京前，航空部领导再次找到宋文骢，“老宋啊，你们两个所的方案各有所长，但这次空军的要求很高啊，如果把握不大，干脆让他们去买幻影-2000吧”。

“他们买不买，是他们的事。我只是按照要求，做好新歼方案，搞好实验。”宋文骢回答道。

“那你们还要做多久的工作呀？”

“还要3轮风洞试验，一年做一轮，需要三年。”

“不行，三年黄花菜都凉了，再做一年，你看怎么样？”

“一年就一年”，宋文骢坚定地回答。

实验要做，但其他工作也得进行。

沈飞找到辽宁省委书记郭峰、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成飞找了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都帮着说话。

这里面还有个关键人物，就是谢光。

谢光是宋文骢的哈军工同学，一起分到601所，一起“发配”到611所，都属于“东风113”的那支。

他当时已经在国防科工委任职，虽然无法决定使用哪个方案，但“县官不如现管”，敲敲边鼓，呼呼口号还是行的，他一直吆喝，要在成都建一个中国的“达索”。

在此情况下，双方“势均力敌”，方案评定一时难有结果。

一直到了1983年6月，事情才出现转机。

国防部长张爱萍来成都检查工作，并专门要听成飞的新歼汇报。

张爱萍是个严厉的人，几乎没有表扬过航空，通常就是批评。

这让成飞很紧张。可当宋文骢拿着“烤鸭”讲解时，将军却听得很仔细，不仅没批评，反而非常兴奋。他告诉宋文骢，“这就是一种创新，这很好。但现在一定要保密，不然外国人又要糟蹋你，又说是他们搞出来，我们跟着学的。”

临走时，张爱萍还给成飞题了个词，“创新”。

张爱萍将军给611所的题词

 

正巧不巧，沈飞连续出了两起状况。

一件是十一航校的歼-8，在飞行中出了事故，后机身突然着火，一头栽了下来，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

另一件是空一师在训练中发现，歼-8降落时有时无法“收油”，相当于不能刹车，认为是设计的问题，需要重新修改。

1984年，国家决定举行大阅兵，并裁军百万。

空军不敢派歼-8参加阅兵，只让歼-7去飞，张爱萍知道这个情况后，火很大：“你们沈阳别干别的了，把歼-8干好就行了”。

于是，新歼任务落在了成都。

1984年2月，在河北召开第三次新歼评定会，确定了611所鸭式布局为新歼方案。

1986年1月，国家正式发文，启动“十号工程”，由宋文骢任总设计师，目标是使空军2000年能装备我国自行研制的先进战机。

那一年，宋文骢56岁。

七、先搬两座大山

成飞磕磕绊绊拿到了项目，并没有喜悦，因为他们深知，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造新歼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估计大多数人认为，肯定是工业基础差，技术落后，造不出来啊。

这是个核心困难，但这个困难前面，还有两座大山，如果不搬掉，别说解决困难了，连困难都没资格看到。

第一座山，就是人。

造一架战斗机，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涉及空气动力、电子信息、材料冶金、机械制造等14个部委、100多家单位、数十万人直接参与。

如何把这支大兵团调动起来，是个最现实的问题。

以前，咱们实行的是苏联军工科研体制，具体地讲，所有工作都需要由上层统一分配。

举个例子，成飞需要100颗螺丝，就给上面打报告，上面同意后，就将任务下达给螺丝厂，然后螺丝厂完成后，交给成飞。

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容易扯皮。

生产的只管生产，用不用的了，那是你的事；而使用者，监督不了生产者，不满意只能向上面反映。

苏联的百事可乐事件最为典型。

当时，苏联生产的百事可乐，味道非常奇怪，勃列日涅夫很生气，问为何？下面答道，是糖浆厂的问题；又问糖浆厂，糖浆厂说是玉米的问题；再问农业部，农业部说是气候的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虽说86年已经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但正处在“老的不管用，新的没形成”阶段，军工企业正尴尬着呢。

首先，上面不管了，各个企业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其次，市场还不能主导生产，特别是军工企业，大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什么挣钱就做什么。

成飞拿到了歼-10项目，按理说，配套工厂都有订单了，大家高兴才对。然而，事实不是这样。

很多厂家都在推三阻四。

原因很简单，大家觉得成飞不靠谱。

在飞机研制上，通常新产品不能超过30%.超过30%，飞机的可靠性无法保证。

而歼-10，新产品率超过60%。就好比蒸馒头，成飞居然先要育种小麦，再种植，把面粉搞出来，最后才是和面，上锅蒸。

在大家眼里，这玩意就造不出来，为了造不出来的订单，而投入资金研发，纯粹犯傻。

过去还可以用行政手段推动，现在大家是市场供需关系，凭啥你想要、我就得造？

挣不到钱，不干；风险太大，也不干。

成飞排了个表，涉及128家工厂，宋文骢挨个去拜访。人家看着他拎着两箱方便面，都很热情，客气倒茶，笑着喊“宋总”，可谈到具体就摇头，“老宋，不是我不帮，我们也要吃饭。”

跑了一圈，只有7家口头答应，但不签协议。

第二座大山，是钱。

在那个年代，缺钱不奇怪，不缺才奇怪。十号工程先期投资5亿元，看起来挺多，但100多家单位摊下来，611所就所剩无几。

对外合作需要钱，做试验需要钱，做方案也需要钱。

没钱，寸步难行。

不把这两座山移开，歼-10连门都走不出去。

两座大山，说白了，根子就是一个，没钱。人的问题，也是钱的原因，行政手段、市场手段调动不了人，但钱可以，只要有钱，两座大山都不是问题。

面对大山，宋文骢用了两招“搬山术”。

一是搞“风投”。

虽说现在风险投资很多，但那个年代，还挺有头脑。

成飞把从歼-7M出口赚到的钱，分出来8000万元，设立“歼-10风险基金”。凡愿提前投入新品研制的配套厂，成飞给30%定金，失败不用赔，成功加价15%回收。

公告发出45天，来了90多家厂，挤破头。

大家都嘀咕，“成飞是不是傻了，不怕大家拿了钱糊弄他？”

宋文骢只回了一句，“不傻点，十号工程就黄了。”

二是上“手段”。

光拿钱，不干活怎么办？或者像以前一样，质量不行而扯皮，又怎么办？得有点“手段”，让他们“拿人的手短”。

宋文骢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就是对传统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

他把整个设计系统分为三级，总设计师、系统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并相应建立评审和经济负责制。

以航电系统为例，有个系统负责人，各个配套工厂也有项目负责人，从方案论证开始，

到初步设计、发图、制造、总装，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通过评审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一句话，把风险控制在开始，杜绝最后扯皮。具体就是，完成一步，就付一步的钱。

按比例打款，现在不是新鲜事，但在那个年代，可破天荒，毕竟大家都是“平级”，凭啥你可以“吆五喝六”拿捏人？

写检举信告状的，当面拍桌子吵架的，骂他“搞独裁、卡脖子、要钱要权”的，就没断过。

虽然如此，十号工程这趟火车，还是终于慢慢开动了起来。

当然，动起来并不代表解决了问题，缺钱的情况要到90年代末，经费才得以基本保障，歼-10最终投资40亿。

不过，人和钱的问题，只是开胃菜，硬骨头还在后面。

八、再蹚两条大河

1987年6月，成飞完成歼-10的初步设计，距正式立项还不到一年半时间。

然后，就停下来了，因为在技术上，有两条大河，蹚不过去了。

战斗机可以笼统分为4个部分，大脑、神经、心脏和躯体。完成的是躯体设计，即鸭式布局，而心脏由发动机厂负责研制，大脑和神经成了难题。

第一条河，神经。

神经，就是飞行控制系统，简称飞控。

以前的飞控是机械式的，就像骑自行车，打方向就转弯，捏刹车就停住。但鸭式布局的飞机，得使用电传飞控系统。

电传飞控，就是通过电信号控制飞行，最早由美国人搞出来，法国第二，成了战机的跨代标志。

现在电信号控制很简单，但80年代，这是高精尖技术，咱们不行。

但是必须得研发，因为鸭式布局是静不稳定。

通常飞行器有两种布局，静稳定和静不稳定。

这两种布局，就相当于三轮车和自行车，三轮车可以平稳静止，而自行车一定得骑起来，才能保持平衡，静止的话，就会摔倒。

自行车比三轮车灵活，静不稳定比静稳定机动性强。

静不稳定需要时刻“找平”，骑自行车是靠不断调整重心“找平”，飞机则需要电传飞控，每秒十几次的调整机翼。

换句话说，电传飞控搞不定，仍靠机械控制的话，歼-10根本飞不起来。

第二条河，大脑。

大脑，就是飞机的航电系统。

航电系统，就是把飞机雷达、导航、通信和武器等融合在一起的系统，就像以前我们打游戏，要用游戏机；打电话，要用“大哥大”；发消息，要用传呼机，现在一部手机全搞定。手机可以看成高度融合的“航电系统”。

当时，咱们还停留在“分立式航电”阶段，每个设备独立控制，体积臃肿，反应迟钝，飞机“大脑”不好使。

如果不升级改造航电系统，歼-10就算飞起来，也是个“老年机”，面对“智能机”时，单向透明，只有挨打的份。

美军历代战斗机航电系统变化

 

两条大河，波涛汹涌，横亘在歼-10项目面前。

怎么办？是选择“将就”，立足现有条件，像歼-8一样先飞起来，再慢慢升级；还是直接架桥修路，让天堑变通途？

宋文骢选择了后者，他要打造同时代的先进战机。

但谈何容易？

电传飞控和航电系统，国内几乎不懂，一是这是新技术，咱们被封锁太久了，已经跟不上了；二是需要计算机支撑，当时咱们在这块，是空白。就算现在，芯片还在被卡脖子。

那怎么办？宋文骢修了三座桥。

第一座桥，力排众议。

推动任何一件事，最大的阻力往往不是外部，而是内部。在这两个系统研发上，611所也有不同声音。

最大的声音，就是太难了，就像让小学生去做高考题，还差几个段位呢。

还有一个声音，就是认为技术还不成熟，国外使用此技术的飞机，时不时有摔的情况，外国人都搞不定，万一走不通怎么办？毕竟，成飞连试错的机会都没有。

除中国外，这个世界能造战斗机的就三家，美国、苏联和欧洲。

美国没有鸭式布局的飞机，因为发动机好，不差那点气动性，电传、航电都是强项。

苏联也不造鸭式布局，追求力大势沉，皮糙肉厚，电传、航电相对弱些。

欧洲追求气动性，中规中矩，电传、航电也不错，研发了三款鸭式布局的飞机，分别是法国的“阵风”，欧洲的“台风”和瑞典的“鹰狮”。

因电传飞控问题，“鹰狮”的原型机摔了。

不会做，风险大，让很多人有意见，甚至给宋文骢说，“宋总啊，你都快60岁了，年龄不饶人啊，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

宋文骢的回答很有水平，“我能活多少年，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我说了不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一大批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高明的人来接着干。”

宋文骢与成都所青年科研人员在一起

 

第二座桥，走出去学。

技术突破，自身努力很重要，但光靠努力远远不够，因为低层次的勤奋，往往是失败最好的借口。

努力的同时，得向一切先进学习！

在升级歼-7M时，成飞找了英国马可尼公司升级航电系统，算是学了点基础。拿到歼-10项目后，成飞继续巩固英国人的方法，还找了法国达索公司学。

在学习中，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学费贵，一个是傲慢。

以起落架为例，因为需要设计成大“外八字”，导致伸缩时有卡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成飞请教洋专家时，人家直接开口2000万，这还只是咨询费，设计费要1个亿。

看着成飞挠头皮，洋专家扭头就走了，“你们肯定搞不定，不行了再来找我们，但是价格嘛，要另谈。”

这一幕，让成飞的年轻人很激动，带着哭腔给宋文骢保证，“宋总，这个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能整出来”。

在向国外“取经”中，以色列必须说一说。

坊间一直流传个说法，歼-10是仿制以色列的狮式战斗机，用了大量以色列技术。印巴5.7空战后，以色列也暗示，“是技术的胜利”。

这是碰瓷。

西方世界都是大嘴巴，只要出个新东西，都说在剽窃他们，当年苏联米格-29试飞时，全世界都说仿的美国F-18，真不知什么样的眼神才能这么歪。

不过，这次算是进步，至少没说咱们抄袭以色列，只暗示以色列的技术才能让歼-10有如此威力。

究竟以色列在歼-10上有没有功劳呢？

要说完全没有，也不对。

以色列曾研制过一款鸭式布局的战斗机，称为“狮”式战斗机，花费了20亿美元后，以失败告终。

以色列研发失败后，听说咱们在研发歼-10，便跑来说要“共同研发”，其实就是想让咱们当“接盘侠”，后来看我们兴趣不大，又提出把相关技术卖给我们。

于是，成飞同意了。

有人可能觉得，失败的技术有什么用？咱们被忽悠了，当了冤大头。

这样认为，就格局小了。

成飞并非为了技术，而是想了解花了20亿美元的教训，知道他们错在哪里了，花小钱、省大钱。

那段时间，有不少以色列专家来成飞，赚讲课费。

成飞专家组考察以色列狮式战斗机

 

与此同时，以色列还把怪蛇-3空空导弹卖给了我们，就是咱们的霹雳-8空空导弹，这算是最有价值的成果。

第三座桥，撸起袖子自己干。

无论怎么学，都是吃别人嚼过的馍，只有消化吸收了，长成自己的肌肉，才能硬气上桌吃肉。更为重要的是，别人随时可以不教你，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算是真正的战斗机制造。

航电系统研发，是个漫长的过程，里面的曲折艰难一言难尽。

以雷达为例，沈飞当时想让美国帮助提升技术，结果美国人一看咱们歼-8，直接摇头，居然还不是全天候，还在靠飞行员目视作战！

美国扔了都嫌麻烦，就给咱们装了个老古董雷达，一脸不屑，觉得咱们至少还得落后200年。

为了给歼-10配对，雷达研究所从脉冲多普勒雷达、到无源相控阵雷达，几步并成一步跑，到了歼-10C时，咱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是氮化镓的，而美国的F-22还是砷化镓的，雷达技术已经超过美国。

此外，歼-10的定位任务非常复杂，从导航、通信，到对空、对地、远程、近程，几十种武器的操作，都要编成软件，这些前前后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逐步换代。

正因为高起点研发，歼-10设计之初就装了数据链，这为印巴空战立下汗马功劳。

在电传飞控上，难度更是惊人。

宋文骢多次说，鸭式布局的最大难点，就在于飞控，欧洲的3款鸭式布局，因为飞控搞不定，就采取回避矛盾，将鸭翼要么扔的远远的，要么重合在一起，只发挥了鸭式布局的部分优点。

而歼-10没有选择回避问题，并且鸭翼面积是所有鸭式布局中最大的，静不稳定更大，敏捷性更高，更厉害的是，歼-10的鸭翼可以差动，全世界除了美国的F-15S验证机，没有见到第二个。

可以说，歼-10的设计，在当时战斗机中，是数一数二的，更需要高超的飞控编写能力。

最终，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在天才杨伟的带领下，设计团队完美编写出一整套飞控，飞行品质之高让人赞叹不已，之前最为担心的部分，却成为歼-10最为令人称道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杨伟这个15岁上大学，21岁就研究生毕业的天才，也成了宋文骢最得意的弟子，和宋文骢相差了33岁，后来接棒成为歼-20的总设计师。

正如宋文骢所讲，“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一大批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这批年轻设计师，成了我国航空工业最宝贵的财富。

杨伟（左）和恩师宋文骢

 

或许，这也是歼-10的重大贡献吧。

歼-10的“大脑”和“神经”，是宋文骢和成飞卷着裤脚，摸着石头一点点蹚出来的。不过，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曾有个生死时刻，让他们差点“站在了河中央”。

九、缺心的烦恼

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

西方当初有多热乎，一下子就有多冷酷。一夜之间，那些亲密的合作，全被禁止了。原因很简单，不再需要咱们牵制苏联了。

当时在航空技术上，成飞跟着英国、法国学，沈飞则是在和美国、德国合作。

虽然沈飞在新歼上没“抢”过成飞，但也拿了个大工程，改造歼-8的电传飞控和航电系统。

在电传飞控上，找的是德国MBB公司，试制了3套，但0102号原型机摔了后，这项改造被迫终止。

在航电系统上，找的是美国格鲁门公司，咱们称为“八二工程”，美国人称“和平珍珠计划”。

这是中美金额最大的军事合作工程，花了2.057亿美元后，因美国边封锁边“磨洋工”，最终不了了之。

不具备核心技术，被别人卡脖子就是必然。如果当年苏联毁约是第一次，那么这就是第二次，中国航空制造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唯一的不同是，这次幸存了一个歼-10的火苗。但这个火苗太微弱，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没有“心脏”。

“心脏”就是发动机。

歼-10发动机选型，其实早在1983年9月就开始论证，有三个方案。

一个是仿制苏制发动机，比如仿制米格-23的发动机涡喷-15，优点是有技术储备，成功可能性大，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太老了，属于落后产品。

一个是仿制西方战斗机发动机，比如通过燃机逆向测绘，仿制F-15的发动机F-100。

一个是自主研发，但没有人心里有谱，毕竟上一代自研的涡扇-6，已经研发20多年了还未成功。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航空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有三种，涡喷、涡扇、涡桨。

涡喷，是第一代发动机，有点像“窜天猴”，燃烧着喷火，靠反推往前飞。这种发动机优点是结构简单，容易制造，缺点是太“费油”，跑不远，这也是歼-6、歼-7被戏称为“机场保卫者”的主要原因。

涡扇，是涡喷的升级版，就是加个大风扇。

发动机喷的火带动一个涡轮，涡轮再带动大风扇旋转，风扇与高温燃气一起产生推力。

这种发动机效率极高，特别省油，是现代航空的绝对主力。但缺点是，技术太难了。

涡轮叶片是被高温火焰推动的，而这个温度超过1700^{\\circ}C，远超金属熔点。此外，叶尖承受的离心力，也高达几十吨。这是个地狱级难度，如果不掌握超凡材料和冷却技术，叶片会瞬间熔化或像瓷片一样被甩碎。

至于涡桨，是涡扇的“极端省油版”，飞不快，没法超音速，通常用在运输机、巡逻机上。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最大的难关就是材料，造不出不熔化、不变形、不断裂的“高温单晶合金”。

材料这一关，像一堵绝壁，把咱们死死封在了门外。

涡扇发动机

 

第一个淘汰的方案，就是自主研发，虽说自研很提振士气，但没有人敢拍胸脯，万一研制不出来，耽误了新歼进度怎么办？

第二个淘汰的方案，就是仿制西方发动机，虽然80年代中美还处在蜜月期，但核心技术上，西方还是防着咱们，组装购买可以，掌握技术没门。

于是，最终确定的方案是，由410厂（沈阳黎明发动机厂）仿制涡喷–15。

最新战机歼-10，不用涡扇而用涡喷，这是开了历史倒车！

消息传出，林虎将军气得直接破口大骂！

1986年，空军党委一换届，便坚决支持航空工业部上马“太行”涡扇-10发动机，司令员王海、政委朱光、副司令林虎还直奔沈阳，当面给606所（沈阳发动机研究所）鼓气。

最终在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国防科工委拨款2700万元，启动“太行”发动机预研，并确定为歼-10的后续发动机。

就算留了一线希望，但现实还是需要尽快装个“心”，让歼-10先飞起来。

然而，这个现实也越来越模糊了。

当时咱们掌握了三款涡喷发动机，即歼-5的涡喷-5，，歼-6的涡喷-6，歼-7的涡喷-7（歼-8和歼-7同款发动机），这3台本质是苏联给了样机、图纸，只是仿制生产。

而涡喷-15是仿制米格-23的发动机R-29-300，虽然从埃及搞到了样机，但没有图纸，得自己一点点地琢磨。

看似有路径可依赖，但实际情况是，造不出来！

直到1990年，涡喷-15连影子都看不到。

缺“心”，让成飞过得极为艰难。

首先，从82年开始，整整8年时间，歼-10依然躺在图纸上，永远在论证、永远在预研，造不了任何东西，歼-10会不会随时下马，没人心里有数。

其次，经费得不到保障，成飞垫不起资了，甚至开始四处借钱。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无可奈何地给了两个字，对内叫“熬”，对外叫“拖”。

最后，内部冲击大，许多青年人看不到希望，下海的、出国的多，技术骨干开始流失。

业内冷嘲热讽的声音多了起来。一次在北京开会，有人在会上当众给宋文骢“开玩笑”：“你们这是5分钱想上长城，连车票钱都不够。”

面对这种情况，宋文骢决定不惜代价，先造出一架全金属样机，不管怎么样先把东西摆出来，到时候见到了实物，至少能给大家一个希望。

说干就干，1991年8月27日，全尺寸金属模型组装完成。

这是人类飞机制造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没人会造轮船时，先造一艘不能下水的全尺寸轮船；也没人会造火车时，先造一辆不能在铁轨上行驶的模型。

 

歼-10全尺寸金属样机

 

但成飞造了。

林虎听说后，非常支持，直接把各大军区空军司令员集体叫到成飞，亲自介绍细节，这架颇具现代感的歼-10让司令员们大为赞叹，对歼-10的信心增加不少。

可以说，全金属样机的制造，林虎将军的支持，救了歼-10一命，虽然里面好多设备还用木头、纸盒子代替，但对歼-10最终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

实事求是地讲，空军当时对航空工业是极为不信任的。

一是歼-8迟迟不能形成战斗力，为了夜间作战，甚至重新生产了一批歼-6，因为歼-6是苏联人指导仿制，而歼-7、歼-8是自研仿制。

二是质量问题突出，飞行事故很多，但厂家一会儿说是跑道的问题，一会儿说是空军操作有问题，气得空军将领在中央领导办公室大骂沈飞，结果差点被撤职。

空军上天是搏命的，国产战斗机性能不行、质量堪忧的印象，早已弥漫着空军上下，对任何自研都没敢抱幻想。

然而金属样机的展示，就像商品房的样板间

一样，一下子让空军看到了希望，如果真的能造出歼-10，空军肯定真心喜欢，也敢为中国航空发展去“试错”。

不过，金属样机也只是望梅止渴，暂缓焦虑，成飞还没有等到“缺心”问题解决，反而迎来了至暗时刻。

十、给它一颗健康的心

国际形势的巨变，波及到了歼-10项目。

首先，西方国家又开始制裁和禁运咱们，更气人的是，美国向中国台湾省出售150架F-16，法国出售60架幻影-2000，直接改变了两岸空中力量对比。

其次，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碾压式的空中力

量，让咱们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以前的战争中，靠意志和勇气，靠夜战近战，还能拼拼刺刀，但现在美国是“非接触式作战”，就算有勇气和意志，也够不着啊！

最着急的是空军，那时台湾也蠢蠢欲动，如果出现意外状况，咱们的空军可能真的面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怎么办？等遥遥无期的歼-10?空军坐不住，也等不及了。

和中国空军一样着急的，还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因为他搞改革与新思维，本想挽救经济，结果崩溃得更快，便顾不得脸面，跑到中国来找出路，“救救急吧，想买啥都行。”

空军想都没想，买苏-27。

 

苏-27战斗机

 

苏-27是最新款战斗机，苏联空军也才装备6年，当时空军组织了一个庞大考察团去俄罗斯，宋文骢也在列。

过程就不细说了，最终结果是，苏-27这种新锐战斗机给考察团的印象，是“无比无比无比震撼”，光自带的油量就超过歼-7空重，但居然比F-16还要灵活，对当时的中国空军而言，惊为天人！

代表团回到北京后，不少空军将领提出，什么歼-10，什么太行，什么涡喷-15，全部停了，买“两妻”，只要“27”!

因为空军心里是慌的，一听说可以引进苏-27，自然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虽说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道理都会讲，但上战场还得靠飞机，不能靠讲道理。

成飞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天都塌了，连劝劝的底气都没了，先别谈歼-10先不先进了，还能不能造，都难说了。

正当歼-10生死存亡之际，军委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军队战斗机配备问题。

刘华清点名宋文骢第一个发言，宋文骢直言陈述，苏-27是“双发”重型战机，性能优异，歼-10“单发”中型战机，强于机动性，两者各有所长，各有适用范围，不能互替，应该是相互配合。

虽然也有不同声音，但刘华清最终拍板，“外国飞机再好，也是别人家孩子，歼-10搞出来，才是自家孩子有出息”。

不久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用飞机的装备与研制主要依靠国内，这一方针坚定不移。鉴于当前国际形势，购买并引进苏-27，满足急需，促进国内发展。”

1992年11月25日，12架苏-27SK抵达芜湖空军基地，中国第一批次购买的24架苏-27全部进入空军序列。

 

中国空军苏27旧照

 

而此时，涡喷-15还处在部件试制，距离定型遥遥无期。

宋文骢常常坐在机库里，抚摸着歼-10金属样机，难道多年前的“东风113”又要重演？

比宋文骢更焦急的，是张爱萍和林虎等少数将领，他们提出，既然买了苏-27，那干脆再多买点苏-27的AL31F发动机，给歼-10换上。

航空部当时就毛了，直呼是外行领导内行，因为歼-10从头到尾是按涡喷-15设计，样机都出来了，只能等发动机。这不是换汽车轮胎，换发动机意味着全部重新设计！

双方争执不下时，刘华清拍了桌子，必须换！非换不可，坚决要让歼-10上天，哪怕就算交学费！

回首望去，那代共和国的将领，像刘华清、张爱萍和林虎等，都给了歼-10毫无保留的坚定支持！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歼-10了。

宋文骢作为全权代表，多次前往俄罗斯进行引进谈判，并签订了1台样机和数台试飞发动机的引进合同。

成飞为了适应新发动机，歼-10基本又是一个推倒重来。

首先，AL31FN和涡喷-15一个是涡扇，一个是涡喷，推力曲线完全不同，原来的椭圆进气道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换用了现在的矩形可调进气道。

其次，AL31FN要比涡喷-15长很多，整个机身气动外形进行重新调整，重新做重心配平。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战，成飞完成了换发后歼-10的全部设计工作，图纸全部完成，终于进入原型机制造。

十一、一飞冲天

1997年6月2日，歼-10飞机01架完成，刘华清亲自到成都剪彩，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地面试验，为首飞做准备了。

刘华清视察成飞

 

然而意外情况一个接一个。

8月7日，发动机第二次试车。在第一次试车推力达到90%时，进气口形成白色旋涡，停机检查后，居然发现发动机叶片有多处损坏！

前面说过，涡扇发动机对叶片材料要求很高，在1700度温度下承受几十吨离心力，一不小心就会打碎熔化。

成飞分析，可能是飞机机体加工时，有多余的细小金属屑没有清理干净，在强大的发动机吸力下，吸入打坏了发动机。

于是，第二台发动机重新装配，宋文骢和工作人员用孔控仪、目视、手敲等方法，一点一点检查，“吹毛求疵”式清扫。

“开车！”随着指挥长一声令下，发动机轰鸣起来，推力达到94%时，问题又出现了，叶片依旧有损伤。

现场一片死寂，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型号办公室主任晏翔，一下子没靠住墙，直接坐在了地上！

许多人当时就流泪了，宋文骢也暗想，“两个月前美国F-22飞机试车时，也是连续打坏了两台发动机，难道这会传染？不过美国人有的是发动机，我们可打不起啊。”

发动机打坏的消息传到北京，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连夜组织专家赶赴成都，最终成飞重新修改20多份图纸，重新组装，才完美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子，是航空制造经验不够，有些弯路和挫折是绕不过去的。

完成全部地面测试科目之后，成飞决定在1998年3月12日首飞！

歼-10首飞，是中国近代航空史上的大事，军地诸多领导都陆续赶到成都，准备参加这一盛事，北京的专机也已抵达。

在临飞前检查时，一个名叫张凤贵的机械员，突然发现发动机起动时，机身漏下了3滴油。

这时候离首飞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到底飞不飞？不飞，领导都已经到了成都，集体放领导鸽子？飞，出事了怎么办？

在现场的宋文骢，仔细看了漏油的部位，冷静果断地说，“不能飞！”

 

歼-10飞机总装前轮舱研究排故

 

“这件事很突然，很意外，仅仅是3滴油，但没有弄清原因前，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绝不能让飞机带着一点点安全隐患上天。”

最终发现，是由于俄方问题，发动机改装过程中有个工艺孔没堵上，造成发动机渗油。花了12天，解决了问题。而发现漏油的那个张凤贵，也被人戏称为“张三滴”。

3月23日，歼-10首飞的日子到了。

可惜天公又不作美，阴霾笼罩着机场。从上午9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气候条件勉强达到首飞要求。

试飞员叫雷强，心理素质好，是最优秀的试飞员之一，曾试飞过多种型号飞机，此时脸红的却像喝醉了酒，陪同他的大队政委，一把抓过他的手，脉搏竟然跳到152!

大家簇拥着他登机，跨进座舱，雷强一扭头，发现试飞局局长脸上挂满了泪水。从事试飞17年，这还是头一回有人在他飞行前掉泪。

“我心想，不至于啊。于是我就说了一句‘宋总您放心，只要发动机还在转，没有在空中爆炸，我摔也给你摔到跑道上去，让咱们知道这十几年都错在了哪儿’”。

没想到，他这话一出口，哭的人更多了。

飞行有风险，试飞更有风险。绝大多数飞机在试飞时，都有机毁人亡的记录，像这种技术跨度大、新品比例高的飞机，风险更大。

特别是鸭式布局的静不稳定设计，对飞控系统依赖性强，一旦飞控出了差错，人为无法操纵。

“风萧萧兮易水寒”，一股悲壮气氛弥漫着整个机场，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关闭座舱盖，他一下子全无杂念。点火、滑出、加速、拉杆，飞机腾空而起，雷强操纵战机，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试验动作。

按计划完成绕场三圈的飞行后，雷强又主动请缨再飞了一圈。17分钟后，战机一个灵巧的下滑，稳稳地落在跑道上。下了飞机，他抱住宋文骢说：“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

一次划时代的首飞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回忆起庆功宴，宋文骢的接班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老头儿’已经68岁了，但他很开心，喝了不少酒，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歌，高兴地对年轻人说，我出生于3月26日，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以后，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1998年3月23日，歼——10飞机01架首飞滑跑

 

其实首飞成功，和宋文骢的远见离不开，在设计飞机时，他就请求新歼试飞员全程参与，空军派了20多名试飞员，在模拟操作系统上，反复操作，反复飞行，然后反复修改，这是我国战斗机研制上的第一次。

歼-10从1998年首飞，到2004年定型生产，是全球唯一在试飞定型期间，没有发生过坠机的机型。

歼-10一共建造了6架原型机，分别是01-06号机，01号机，主要用于气动验证和飞行性能测试，现保存在小汤山航空博物馆。

02号机，静力试验机，现在是中航工业大厦门前的标志性塑像。

03-06号机，主要担任飞行性能、火控和电子系统的试飞。

歼-10的6架原型机

 

歼-10首飞时期，正是空军对苏-27最为迷恋的时期，先后购买了76架苏-27和100架苏–30，毕竟比起歼-8，，性能等级不是一个量级。

特别是同年12月29日，苏-27的国产版歼-11，沈飞完成首飞。因为技术成熟，歼-11迅速开始生产，并列装部队。

“把歼-10下马，全力提高歼-11产能”的说法，开始有所流行，而且为数不少。

虽然歼-10各项试飞表现很好，但成飞都知道，宋文骢又称“宋顽固”，只要有点小问题，就会推倒重来，在04号机试飞中，发现飞行数据与理论数据有所不同，就全面重新修改气动外形。

他常说，只要没定型，就是解决问题的好时机。

没定型，空军就对歼-10心里没数。刘亚洲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时，有次与几个试飞员聊歼-10，结果试飞员说，歼-10可以脚踩苏-27，拳打苏-30。

刘亚洲就把这个说法传了出去，在西北试飞场附近的一支空军部队不服，决定用新装备的苏-27打场擂台。

打了两场，两架试飞机歼-10对阵四架苏-27，都是4：0，特别是第二次，有架歼-10半路故障退出，一对四依然把四架苏-27全部击落。

这次对抗结果，让沈飞很是恼火，就去找俄国人抱怨，结果俄国人动用情报手段，去法国达索公司搞图纸，他们认为歼-10是法国幻影-2000的改进版，最后发现歼-10确实是自主研发后，不了了之。

自此，空军对歼-10彻底刮目相看，当即就下了订单，并用试飞机型编写战术手册和作战指南，这开了一个先河，边试飞边定型边装备的先河，这算是空军对成飞最大的信任吧。

2004年4月，歼-10通过国家设计定型审核，正式定型！

这款发源于东风113，脱胎于歼-9，1986年正式立项，历经18年的战机，终于迎来了成人礼。

歼-10的研制历程，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成长史，也是空军的转变史，可以说，歼-10是中国军事装备发展历程的缩影，悲壮而艰辛。

歼-10装备部队后，飞行品质极佳，深受部队好评，在历次演习对抗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尤其是首批装备歼-10的空44师131团，从西南边陲一支三流部队，一跃成为空军中数一数二的尖子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歼击机团”荣誉称号，这是莫大的荣誉。

歼-10的出色表现，为成飞赢得了极大口碑，在第五代隐身战斗机竞标中，歼-20再获青睐，目前已是空军主力隐身战机。

当然，这里还是要客观评价一下沈飞。

作为共和国航空“长子”，担子也是很重，他们必须要保证“有”的问题，才能追求“好”，虽然歼-8性能不够好，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空军唯一的依赖。

后来，沈飞研制了歼-11、歼-15、歼-16、歼-35系列海空军战机，撑起了中国海空军的“半壁江山”。

可以说，沈飞和成飞是两条路径，都为中国航空工业奋力拼搏，都值得尊敬！

最后，说说涡扇-10发动机。

“太行”发动机，1987年开始预研，1991年引进苏-27时，也去“鬼门关”走了一遭，许多人提出，直接仿制苏-27的发动机，放弃“太行”。

最终，江泽民主席亲自定调，“新歼是个宝，在某种情况下比原子弹都重要”。

在苏-27的引进上，只购买机体的制造权和发动机维修权，不进行发动机仿制，单独定制一批发动机，先解决歼-10“无心可用”的窘境。

同时，正式下马涡喷-15，投资20亿立项“太行”涡扇-10发动机。

当时副总参谋长曹刚川说，“中央军委决定引进苏-27而不引进发动机，研发‘太行’一发装两机(歼-10和苏-27)，是对发动机厂所的信任，‘太行’是两种飞机成败的关键，事关国家安危，成则立大功，败则犯大罪，一起蹲监狱，要立军令状。”

2002年，“太行”发动机开始单台在歼-11上试飞，2006年正式定型。

2016年前后，歼-10全部换装太行涡扇-10发动机，性能获得明显提升。

2018年珠海航展，“太行”发动机推力矢量验证机托举战机飞出漂亮的“眼镜蛇”“落叶飘”

机动，引起国内外轰动。2022年11月，五型“太行”发动机全系列首次集中亮相，“太行”发动机实现系列化发展。

至此，中国军用航空发动机不再落后，成为世界顶尖级发动机。

尾声

2016年3月22日，距歼-10这只“大烤鸭”首飞18周年还差一天，宋文骢院士在成都因病去世。

他带走了天安门上空的“万国牌”飞机，带走了“东风113”的遗憾，带走了在农场的草纸，带走了立下的军令状，却把这只“烤鸭”，留在了这片天空。

2025年5月7日凌晨，印度决定发动“朱砂”行动，空中打击巴基斯坦。

本以为静悄悄的突袭，却是巴基斯坦眼中的明牌。

受中式作战体系加持，巴基斯坦4个空军基地2分钟内就进入作战状态，“猎鹰小队”14架歼-10CE腾空而起。

哈立德少校是其中一员，作为巴空军顶尖飞行员，曾驾驶JF-17战斗机8年，在2022年第一批遴选中，一路过关斩将，才获驾驶这“国之重器”。

“这是能托付生命的战友。”哈立德总是这样说，每次起飞前，他都会用手帕擦拭座舱盖，检查每一处细节，仿佛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

雷达屏幕上，印军战机的编队信号非常清晰，以至于当“阵风”发射导弹后，一架一架逐次被锁定。

“猎鹰小队，击落发射战机！”

当收到反击命令时，哈立德没有一丝犹豫，两枚霹雳-15E导弹拖着橘红色的尾焰呼啸而出，在数据链的引导下，直奔BS001“阵风”战机而去。

这一刻，这个世界的规则变了。

哈立德轻声喃喃，“谢谢你，我的中国兄弟。”

消息传回中国，杨伟站在宋文骢墓前，献上

了一束花，“师父，烤鸭很争气，您在天上看得到吗？”

如今的成飞，早已不是当年的“备胎”。歼-20成为全球顶尖的五代隐身战机，翼龙、彩虹无人机翱翔天际，六代机的研发破土而出，昊龙货运航天飞机蓄势待发。

2025年秋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上，29型125架军机米秒不差地飞越天安门广场。

蓝天白云下，战机列阵，气势如虹。没有人再记得，1949年的开国大典，17架万国牌飞机飞了两遍，才凑出26架的模样。

从17架到125架，从万国牌到中国造，从仿制到创新，从追赶到并跑，中国航空人用67年的时间，终于站在了世界的前列。

这场跨越，始于1949年的誓言，成于宋文骢等一代航空人的坚守，传承于杨伟等新一代航空人的拼搏。

歼-10，是这场跨越的破壁者。

它打破了技术的封锁，打破了自主创新的魔咒，打破了中国航空落后的宿命。

而中国航空的破壁之路，永不停歇。

宋老千古，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