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在美国威胁全面打击伊朗发电厂等基础设施的“最后通牒”到期前一刻，特朗普突然释放出与伊朗进行了“良好且富有成效”对话的重磅消息，并表示将打击行动“推迟五天”。
随后便有媒体爆出消息，称美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提出一份包含15项条件的结束战争方案。
当地时间3月26日，特朗普再次宣称“应伊朗政府要求，将打击伊朗能源设施的期限再推迟十天”，“相关关键人士”正进行实质性对话。
美方的公开要求跟2月28日开战前变化不大，主要包括完全停止核计划、限制弹道导弹能力和停止支持地区盟友武装等（当时伊朗只同意谈核计划），新增要求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给出的“糖果”则是全面解除国际制裁。
制裁是美国最喜欢使用的外交工具，因为高度灵活且无需支付任何成本。
面对这15项条件，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直到获得战争赔偿、所有经济制裁被解除，同时得到美国不干涉伊朗事务的法律保障，才会停止战争。
在德黑兰看来，特朗普提出的条件毫无诚意，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去一年里反复向伊朗推销的旧内容的翻版。
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不是真正想谈，而是出于安抚舆论与市场情绪的考量，像普京和泽连斯基一样在“假装谈判”，同时把继续战争的锅甩给对方，为接下来的升级做准备。
仅从逻辑上讲，开战后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远低于战争爆发前，因为战争会严重侵蚀互信，且造成的沉没成本太过高昂。
针对美伊停火谈判以及可能的战事进程，我们不妨做一番推演，从而更准确地了解双方行为。
“信息搜集与核验”是决策的输入端和起点，再英明的决策者如果拿到了错误情报，也无法做出正确判断。
与制定宏观政策时不同，一项具体外交或军事决策背后强烈依赖情报系统支持，重大决策更是需要将多个不同渠道来源的信息进行交叉验证，才能支撑判断。
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信息时，很可能得出差异巨大的结论，这里面牵扯到人的知识储备、认知偏见、组织影响和情感因素等。
比如美国战略界就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习惯于从“最坏情形”出发去预判美方的行为；反过来，中方也经常指责美国具有“冷战心态”，充满双标和有色眼镜。
“决策机制与权力架构”是决策的输出系统，哪怕有了准确的情报搜集和先进的分析方法，一个落后的决策机制也可能导致正确方案无法被采纳。
遇袭身亡的拉里贾尼曾是负责协调伊朗各方力量的关键人物。
在伊朗看来，任何美国释放的“和谈讯号”可信度都不高，或者说无法核验。
一方面美伊并没有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第三方传话；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信用在德黑兰那里早已破产——从撕毁《伊核协议》到两次谈判期间突然发动袭击。
与美国斡旋俄乌和谈不同的是，美伊谈判的“中间人”丝毫没有约束美国的能力。
正如开战前作为斡旋方的阿曼那样，美国发动战争根本不需要顾及它的意见，当下积极游走的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国也是一样。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不受掌控、信息空白的以色列，对伊朗来说，单独停止跟美国的战争、继续跟以色列的战争显然没有吸引力。
换言之，美伊和谈在“信息搜集与核验”这一步就已经卡住了。
特朗普经常使用特使、女婿等“非正式渠道沟通”，这种做法就像个人交往时做出口头承诺一样，核心作用是降低风险，未来提供可否认空间。
抛开伊朗对特朗普政府完全没有信任不谈，即便从战争现状角度出发，伊朗也不太可能退让，因为它已经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危险的阶段，在一场消耗战中保留了地理、时间和不对称性等多重优势。
弱者在面对强者时如果想拿到一个好结果，必须展现出更强的决心。
先前德黑兰曾多次配合华盛顿停火，但很快就会再次遭受打击，2月28日战争爆发后，伊朗事实上深刻反思了过去两年来的对美谈判策略。
一场短平快战争是美国喜欢的模式，为了逼迫其让步，伊朗需要把特朗普拖离“舒适区”——战争持续越久，美国付出的代价越大，再次开战的可能性就越低。
至于特朗普威胁的轰炸发电厂、夺取石油岛等手段，对伊朗的威慑力并没有外界想象得那样大，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后，当事国居民在心理和物质上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我们不妨找个现实参考，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系统性轰炸了基辅等大城市的发电厂与供热设施，然而丝毫没有影响乌克兰继续抵抗的决心。
伊朗里海沿岸有许多小城市，自战争爆发以来，德黑兰人口已大量疏散。
在哈梅内伊和拉里贾尼接连遇袭身亡后，德黑兰的“决策机制与权力架构”实际上变得非常模糊，这对于做出拍板和谈等重大决定显然是不利的。
一位出生于伊朗、毕业于德黑兰大学、后赴美留学任教的学者Mohammad Tabaar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提出了一些“非西方视角的观点”。
该学者认为，伊朗在战争中表现出的韧性并不令人惊讶，二十多年来（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算起），尤其是去年六月的“十二日战争”以来，德黑兰一直在为美国发动大规模攻击做准备。
战争对于伊朗政权来说不仅是外部风险，也是对内巩固地位的契机，因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为伊朗政权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
1980年，也就是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仅一年后，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趁伊朗内部混乱大举入侵，试图一举解决两国边境纠纷并确立地区霸权。
据伊朗革命后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的回忆，最初德黑兰的高级官员感到震惊且忧心，然而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告诉大家：只要伊朗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我们对内将实现“完全巩固”。
与2025年打击伊朗核设施前的犹豫不同，随着2026年1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并成功绑架马杜罗夫妇，特朗普似乎沉浸在了美国军事力量天下无敌的光环中。
马杜罗事件后，特朗普曾高调宣布吞并格陵兰岛，有观点甚至认为是幕僚故意将其注意力转移到伊朗身上。
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团队很小，据说只有最亲密的三五个人，消息人士称，他是在内塔尼亚胡确认哈梅内伊位置、力主将其击杀后，果断批准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内塔尼亚胡在向美国提供信息情报方面可谓劣迹斑斑，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美国领导人的错误建议远远多于正确建议。
其中，最令人印象最深刻就是其2002年在国会作为“专家”的证词。
当时内塔尼亚胡称进攻伊拉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我们杀死萨达姆·侯赛因，新的伊拉克就会诞生”，“阿富汗的第一次胜利让第二次伊拉克胜利变得更加容易，伊拉克的第二次胜利也会让第三次胜利（暗示伊朗）变得更加容易”……
在担任以色列总理的第一任期结束后，内塔尼亚胡于2002年9月12日以私人身份向美国国会作证，建议议员们批准入侵伊拉克。
当然，无论内塔尼亚胡在战前扮演了何种角色，事实仍然是特朗普批准发动了这场战争。
单纯用“被信息误导”来评价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显得有些过于单薄，我们不妨再从其他可能让美国获利的角度去做一番深入分析。
特朗普的地缘政治思维没有拜登那样严谨、宏观，在他的视角下，伊朗战争最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利益的领域自然是能源。
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特朗普多次宣称 “我们不使用海峡，美国不需要它”，并表示这是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的责任，其隐含的思维逻辑就是战争造成的负面影响集中在美国以外的国家。
如果再把此前美国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以及战争期间部分解除俄罗斯和伊朗石油制裁限制等行为联系在一起，特朗普实际上表现出跟传统政客截然不同的思路。
简单来说，他认为美国制裁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是个“错误”，因为制裁限制了石油流通，让这些国家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中国，进而压低中国能源成本，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因此美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控制廉价石油流向中国，最好是能趁机打掉一部分供应量，由美国企业来填补空白，从而重新确立起在国际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
3月23日，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召开石油公司高管会议，鼓励大家加快生产。
通过俄乌战争，美国已经把欧洲紧紧绑定在自己的能源轨道上。
而在3月20日高市早苗访美期间，双方明确表示将共同推动美国能源企业增产，从美国采购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以补充日本储备。
基于这个角度分析，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打击海湾国家油气设施等行为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好坏参半。
尽管在霸权声誉、内部通胀和金融市场上有一些损失，可假如刚刚好能够施压日本、韩国投资并绑定美国能源，对特朗普来说其实是颇具吸引力的——战争起到了对亚洲盟友“曲线施压”的作用。
自2025年1月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销从阿拉斯加向日本运输天然气的方案（需日本投资修建阿拉斯加南北管道），可日方始终不置可否，直到此次事件。
美内政部长伯格姆近日表示：“阿拉斯加将在为亚洲提供安全能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这里出口的能源只需八天就能到达亚洲盟友，其中有五天位于阿留申群岛沿线的美国领海内。”
在一个愈发分裂的世界里，企业和国家不再寻求最便宜的路线，而是寻求最安全的路线，这种变化正在重塑原先的全球化格局。
假设认定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有“能源考量”，那这场战争短期内就不会结束，至少要持续到日本、韩国受不了为止。
目前美国的能源产地在墨西哥湾沿岸，向日本供应运输费用较高。
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恰逢冷战引发的两大阵营尖锐对峙，国际政治有一点“非黑即白”的意味，于是华盛顿和莫斯科纷纷拉拢其他中小国家，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军事同盟网络。
换句话说，美国之所以或书面或口头做了那么多安全承诺，本质上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考虑到撤销对盟友的安全保障会极大损伤美国声誉，现阶段只能硬着头皮抗下来。
与当时的形势不同，中国崛起时的外部环境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而是充满各种复杂交织的利益关系。
在中方看来，伊朗战争的潜在后果基本可控，完全没有理由卷入一场不可预测的地区战争。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中国只需要伊朗不变成一个亲美国家就可以了。
从能源供应角度讲，美国想让欧洲、日韩转去买它的油气我们拦不住，格局重塑后中国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影响力反而会上升，毕竟大买家少了。
从国际外交层面看，中国非常关心主要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是“上调”还是“下修”，不同于俄乌战争爆发后美欧关系大幅“上调”，伊朗战争并没有给美欧关系、美俄关系带来明显改变，即便有也是“下修”。
2026年3月18日，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特拉华州空军基地等待六名美国士兵遗体抵达现场，赫格塞斯像一个犯错的孩子。
此情此景让人联想起2022年4月21日的普京与绍伊古。
特朗普面临着许多高级决策者都遭遇的困境，即“被加工的现实”，下级有选择性地向上传递符合既有判断的资料。
影视剧中孝庄太后曾这样教育年轻的康熙：“最不能相信的东西就是奏折，你知道的吴三桂只是‘折子里的吴三桂’。”
同样，特朗普了解的伊朗也只是“汇报中的伊朗”，而完全通过别人的描述去认识某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
历史上，信息缺失是一种常见的决策场景，原因可能是被故意误导、信息收集不足，或信息在部门间形成壁垒、共享机制不完善等。
很多时候，下级部门不愿意把那些“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信息向上汇报——有研究表明，1941年珍珠港事件和2001年9·11事件前美国情报部门均掌握有部分资料，但未能有效整合并识别，以至于没来得及向决策层传递。
只有问题或事件迹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些关键信息才能在体制内扩散。
另外，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里，极容易出现“信息孤岛”现象，例如：当所有机构都以垂直汇报为主时，信息就会在机构内部形成壁垒，而非实现跨部门的动态共享。
更为关键的是，不同垂直机构往往会有不同解读倾向，这种倾向会随着信息层层传递而得到放大，导致高级节点接收到的信息发生明显失真。
特朗普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人，他对伊朗的决策怀揣着许多情感因素，这从各种语言词汇上也能够清晰感受到。
据其本人描述，他亲自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命名，但觉得呈报上来的所有选项都索然无味，“他们给了我大概20个名字，我都听得快睡着了，我一个都不喜欢，直到‘史诗愤怒’（Operation Epic Fury）。”
当怀揣着愤怒或有高度不信任情绪时，决策者常常会以最坏的情况看待外部威胁，视对方的行动为“更大战略”中具有连贯性的部分。
与此同时，总统强烈的情绪性表态也会在决策圈内部形成一种“环境影响”，让多数团队成员倾向于表达强硬，少数温和派即便意见不同也不会公开发表，一些向上的建议更多是为了展现自身政治立场，而不是基于理性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