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有进有退，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
上一轮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之间，当时是英帝国权势的鼎盛时期，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军优势共同支撑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与繁荣。
1914年至1945年是逆全球化的30年，不仅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而且整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
1945年至1979年，可以被称为“半球化”时代，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另一个则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方阵营体系。
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而东方阵营体系则衰落瓦解直至被前者吸收，进入了美国的独霸时代，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借助量化宽松挣得更多红利，引发普遍不满。
所以当2016年白人蓝领用西式民主选出特朗普时，证明乱纪元已经开启，而俄乌战争延宕、美以伊开打，则是乱纪元的展开。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长期看将“消化”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
如同古罗马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要跳出这个体系非常难，因为大多数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
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和平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认为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国的崛起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那些融入美国体系的先富起来的中国富裕阶层，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如果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可能是存疑的，更不用说社会的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主动为“美帝”去杠杆。
在大国竞争拉开序幕之际，中方由于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任何同盟杠杆的负担，而美方的杠杆率已经相当高。
这其实源于大国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美国从自身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出发发动了太多不必要的战争，缺失了从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出发的选择，导致战略灾难。
相反，我们致力于推进能源多样化、经济内循环，本质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营造出两个平行市场体系。
体系之间的竞争，比的是哪个体系的整体市场规模更大，哪个体系的内部分工更加充分，哪个体系的科技进步更快。
这不是带头大哥之间的一对一决斗，而是两个团队之间的团队对抗赛。
我们应该把体现体系先进性的产业和核心技术抓在手中，而把其余部分让给那些购买我们高科技产品的国家。对于中低端的制造业，是要通过“主权在人，治权在我”的策略，将它们配置到世界各地去，带动外围地区的发展，扩大自己的外部市场。
韬光养晦已经不符合时代，以为画地为牢、消极防守就能岁月静好、安然无恙，是单纯的自以为是；只有软硬兼施、攻守兼备才是正确的策略。
另外，我们还应该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并且注意给对手的生存留有余地。
当年明朝将蒙古全部打散，导致北方的力量均衡崩溃，反而因防务拖垮了经济；宛若如今的美国，追随以色列只想着把伊朗赶尽杀绝，反而乱了自己的长期布局。
我们追求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一种“操之在我”的大国均衡与共生关系，而不是与其他所有人为敌的丛林状态，更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或者制度模式去改造别的国家。
如今喊出“太平洋足够宽，能容的下中美两个大国”，才真的体现中华文明的风度。
稳节奏，不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