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爆发的伊朗战争和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两场大战，与之前几场战争在性质上有着根本不同。
如果说海湾战争（1991年）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的“立威之战”，那么接下来的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和伊拉克战争（2003年）就是美国为实现“战略进取”而打的几场秩序维护战争。
在这几场秩序维护战争里，美国并未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自身伤亡损失更多是旷日持久的治安战所导致。
俄乌战争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第一次跟主要大国打代理人战争，带有一定的试探意味；伊朗战争则是美国在大国竞争阶段亲自参与的第一场战争，也是自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美军面对的账面实力最强的对手。
与俄乌战争在2022至2024年间导致的阵营对抗趋势不同，伊朗战争为世界未来描绘的前景更多是碎片化和混乱。
这场战争爆发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即随着经济、外交影响力减弱，美国正越来越依赖其唯一充裕的权力形式——军事力量。
在这样一个阵营对抗与破碎动荡交织的时刻，中国该怎样看待外部形势，又是否应“有所作为”呢？
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
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诉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魏国大将庞涓率军攻打韩国，韩国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们商议：我们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是早救还是晚救呢？
成侯（即邹忌，齐国丞相）认为别救，因为魏国的军事力量很强大，齐国贸然下场风险很高。
田忌则认为，如果不救韩国定会被魏国吞并，此后魏国将更加强大，给齐国造成的威胁也会越大，不如早点出兵相救。
1）现在韩魏两国军队都还没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此时我们出兵相救，是替韩国来承受魏军的攻击，相当于被韩国牵着鼻子走。
2）魏国这次出兵有彻底吞并韩国的野心，等到韩国切实感到亡国危险，一定还会再次派使者东来恳求齐国出兵。
3）当下可以先告知韩国定会出兵援救，但暂时按兵不动，等到韩魏双方拼到精疲力竭之际，齐军再出面攻击魏国的疲惫之师，这样就可以名利双收。
古往今来的战略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西方战略家虽然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但其做法却跟孙膑如出一辙。
苏联的支持始于淞沪会战之后，1937年10月，阿拉木图—兰州—汉口空中桥梁开始通航，第一批对华军事援助抵达汉口。
美国在1938至1940年间仅对中国提供了少量军民两用物资，期间继续向日本供应石油，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才启动大规模援华。
之所以苏联先于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显然是因为莫斯科更能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二战期间英美对苏联的援助，俄乌战争期间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等，都是要等到大规模地面战争打响后才会启动，而且援助也有一个循序渐进、分阶段实施的过程。
经常有观点质疑美国在2022年对乌援助缓慢，从而给俄罗斯调整的时机，其实这不过是美国人惯用的做法，历来如此。
站在华盛顿角度，一劳永逸削弱俄罗斯是带有风险的高目标，更为稳妥的中目标则是通过战争逐步加大对欧洲和乌克兰的掌控。
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威尔士亲王号军舰上举行会谈，1941年
战争期间往往伴随着重大交易，判断当事方是否真心渴望援助，一个关键指标是看它愿意释放多少利益。
1940年底，英国的美元储备即将告罄，无法继续使用外汇购买美国军火，丘吉尔不得不直接向罗斯福乞求支援：“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方式支付船舶和其他供应物资了，希望您和美国人民务必找到将来能让大西洋两岸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来支持这场战争。 ”
当时恰逢美国大选结束，成功连任的罗斯福外出休假，在接到丘吉尔的求援信后，罗斯福表示“保卫英国就是保卫美国”， 随后便委托财政部长起草一项援英法案。
援助当然可以，但亲兄弟必须明算账，美国的思路是以租借援助为杠杆，迫使英国同意战后支持美国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想法。
美方的诉求有很多，包括废除帝国特惠制（有点像今天的特朗普关税）、构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即后来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把大西洋中的英国军事基地转让美军使用等。
作为上一任全球霸权，英国当然晓得其中利害，迟迟不肯答应美方要求。
整个二战期间的美国援英史，某种意义上就是英美不断拉扯、不断谈判的过程——罗斯福总统扮演“好人”角色，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扮演“恶人”角色，对英国软硬兼施，同时留有一定余地。
这一时期，德国充当了美国的神助攻，希特勒于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发动伦敦大轰炸，给英国造成巨大压力。
把彼时彼刻映射到此时此刻，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对欧洲、乌克兰的索取，很大程度上也是拜俄罗斯所赐。
假如2025年夏天没有俄军在前线的攻势，欧盟未必会在关税战中被特朗普一击即溃，乖乖签下不平等条约。
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军事冲突结局是导致大国兴衰的两个基本要素，纵观近代以来英国的历史，可谓成也战争，败也战争。
得益于工业革命所创造出的巨大财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英国在近代以来的争霸战争中所向披靡。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最终耗尽了英国国力，建立在其上的世界霸权也轰然坍塌。
早在一战期间，美国决策层就试图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构建新秩序，只不过功败垂成。
二战爆发后，丘吉尔内阁决定与德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这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了英国国力，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美国。
而在求援与援助过程中，罗斯福总统始终不肯给丘吉尔一份正式条约，美方采取“分阶段”“小刀割肉”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残余影响力一点点吃掉。
到了1945年，英国政府内部甚至希望日本能多撑一会儿，怎料东京在美苏联合打击下很快宣布投降。
随后美国在未与受援国磋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停止租借援助，使刚刚上台的工党内阁面临经济层面的“敦刻尔克时刻”。
冷战最初的十余年里，如果说美苏竞争是主轴，那么美英竞争就是一条辅线，尤其是在作为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东地区，伦敦一度表现出死守架势。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是美、苏、英（联合了法国和以色列）三方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此后美国完全接管了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1957年1月，新上任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宣布大裁军，彻底放弃了“帝国游戏”，并将自身重新定位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一员”。
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称倘若美国丢掉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将面临类似当年英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其表述虽有部分夸大，但也侧面反映伊朗战争的延伸影响不容小觑。
“下场”有多种形式，从高到低依次为：直接出兵（包括开辟第二战线）、提供军事援助、提供经济支持与军民两用物资援助等。
俄乌战争牵扯到美俄、欧俄间的直接对抗，其潜在结果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极大，因此中国第一时间向俄罗斯提供了第三档支持，并始终没有排除第二档支持的可能性。
不过从局面上讲，哪怕在俄军战场形势最危险的2022下半年，也并没有对其本土造成明显伤害，莫斯科直到今天也没有像基辅那样进行全面军事动员。
既然俄罗斯自身仍有相当余力，那外界对它的支持自然也不会再升级，因为升级是有代价的，会把这场战争中西方的压力转移到中国身上。
一方面，德黑兰尚未真正走到生死存亡时刻，美国大规模地面入侵的概率极低，特朗普似乎正在策划一场“美版特别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伊朗是俄罗斯南方腹地的重要屏障，莫斯科更加不能忍受伊朗失利，它必然会抢先一步行动并主动承接压力——有点类似于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苏联的生态位。
目前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刚刚迈入第二档，倘若美军地面部队给伊朗带来的压力骤增，俄罗斯有可能加大第二档支持或升级在乌克兰的攻势。
站在中方视角，无论考虑地理因素还是现实缓冲因素，把“援伊”的重任交给俄罗斯都是最佳选择。
前面提到，判断当事方真实处境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它愿意拿出什么条件来换取资源或战略环境改善。
以1970年代初的美国为例，在经历过越战失利后，尼克松总统最终决定对华、对苏妥协，并让基辛格带着“礼包”（主要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台湾）秘密访华。
作为参考，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总共派出超过270万名军人，美军兵力在1969年4月达到最高峰，约有54.3万人同时驻扎在越南。
天下承平日久，舆论对战争等级与影响评估容易夸大。从消耗国力的角度讲，伊朗战争给美国造成的直接损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跟当初英国面临的挑战或美国在越战期间的损失比起来差距甚远。
在伊朗战争中，美国对于投入地面部队表现得十分谨慎，迄今为止只调动了一万多人。
这是一支“大号特种部队”，即便失利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也更多集中在霸权信仰以及金融领域，而非实打实的国力消耗。
普京出席连接中俄的天然气管道“西伯利亚力量”开工仪式，2014年9月。当时恰逢克里米亚事件后俄国遭受西方孤立。
此处不妨以俄罗斯为例，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俄关系成为莫斯科最关键的后盾，其对华系统性让步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俄罗斯对华出口石油通常比布伦特原油价格低10至25美元/桶，一些长期锁量的合同可能还有额外折扣。
天然气价格同样明显低于对欧出口，不过双方围绕“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谈判已持续五年，始终未能就价格达成一致，一般认为是俄方不愿意接受中国要求的比照中亚天然气价格或俄罗斯国内价格。
中亚输华天然气价格低存在客观因素（内陆能源面对单一买方市场），而俄罗斯天然气由于开采位置偏高寒、新建管道和跨越蒙古国等原因，盈亏平衡价确实比中亚高。
其二是战略空间的让渡，包括不再反对中吉乌铁路、开放图们江出海口（实际意义有限）、合作开发北极航道等。
中吉乌铁路的概念提了很多年，俄罗斯长期保持警惕，曾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替代性方案，并组织中亚国家签署《1520mm铁路合作统一原则》，坚持宽轨。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方为寻求中国和中亚国家支持，将放行中吉乌铁路项目作为重要橄榄枝。
作为横跨亚欧大陆老牌强国，俄国在战略空间领域的筹码远远不止一条铁路，这从侧面反映出莫斯科是有诸多底牌未动的。
“西伯利亚力量1号”是从东北入境的，2号计划从蒙古入境。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时间越长，全球液化天然气价格越高，“西伯利亚力量2号”项目就越有吸引力。
被踢出SWIFT体系后，俄罗斯对华贸易几乎全部转向人民币结算，并逐渐出现外溢效应。
近日，韩国产业部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已向美国财政部确认，韩方可使用人民币、卢布和阿联酋迪拉姆进口俄产原油和石油产品，且相关行为不纳入美方次级制裁范围。”
考虑到中韩之间有千亿人民币的换汇额度，韩国加入用人民币交易俄罗斯石油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大。
据推算，俄罗斯和伊朗两国的原油出口量占全球总出口量的15%至20%，这部分脱离美元结算体系的石油主要采用人民币及卢布进行交易，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次级市场”。
3月中旬，伊朗放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必须支付以人民币支付”的试探性消息，倘若美国未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其影响将迅速延伸至国际金融领域。
2025年中俄贸易额略有下降，除西方制裁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是2025年下半年起俄罗斯大幅调整进口车税费政策，变相加税。
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当下的东方战略只是用来“平衡”西方压力，当莫斯科巩固好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成果后，仍会寻求改善同欧洲关系，伊朗亦然。
这其实是一种战时操作原则，即通过可控的“扶弱”去削弱强敌，把高强度对抗的时间点尽可能延后，同时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去实现战略目标。
战争不仅仅是征服的游戏，也是一种压力之下趋利避害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