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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年代或冷战对抗时期，大国通过消耗有限的自身资源去处理对方阵营里冲锋在前的中小国家，是一种正常的实力交换方式……

		

经历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和近半个月的停火谈判，当下美国和伊朗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一边是特朗普政府不断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称现在是达成“中东大交易”的好时机，但私底下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与调兵遣将从未停止。

另一边，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希迪和国安委秘书佐勒加德尔（接替此前遇袭身亡的拉里贾尼）为代表的伊朗强硬派正全面接管谈判与对外发声管道，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开放问题一日三变。

站在强硬派视角，美国封锁伊朗港口属于停火期间的“新增举动”，断无接受之理由，此前外长阿拉格齐的发言已被作废并遭受公开批判。

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同时存在高目标与中目标，前者是“以打促变”，后者是“以打促谈”。

现阶段两国都希望优先从谈判桌上得到想要的东西，并为此表现出不惜一战的架势来为谈判增加筹码。

对于特朗普来说，达成“中东大交易”的初衷尤其迫切，他甚至将中东交易与中美交易联动起来——如果美国在中东达成了稳定交易，将以更从容的姿态面对中国。

而一旦战火重启或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就必须在激烈消耗资源的同时跟中国讨价还价，舆论担心特朗普会为了解决伊朗问题或其他短期商业利益，在“第一岛链”或高科技管制等战略领域做出让步。

换言之，美伊是战是和并不是孤立的事情，也存在许多“看不见的因素”。

德黑兰一栋建筑外墙描绘霍尔木兹海峡的壁画。该海峡是中国能源和货物流通的关键通道。

伊朗街头关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壁画

如果拉长时间来看，伊朗对于美国来说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只不过击鼓传花的“花”恰好停在当下罢了。

根据前美军情报分析员的表述，早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前，五角大楼就开始制定对伊朗发起全面军事行动的计划，包括导弹打击、陆地入侵、海上封锁以及通过两栖登陆作战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北岸阵地。

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事基本结束后，“伊朗计划”正式启动，且从未宣告停止，相关方案包括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

过去二十多年间，美军与伊朗圣城旅（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特种作战部队）的秘密战争从未停止。

美军特种部队多次在伊拉克南部开展跨境行动，潜入伊朗境内绑架圣城旅士兵，将其带往伊拉克审讯以获得所谓“高价值目标”信息。

伊朗圣城旅针锋相对予以回击，一个典型例子是2007年1月20日伪装成美国士兵骗过岗哨，潜入一处联军指挥部，打死打伤多名美军士兵。

根据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的报道，小布什政府还曾秘密派遣作战部队进入伊朗，收集目标数据并与反政府武装建立联系。

2004年至2008年是伊朗最危险的时刻，这一时期伊朗西部的伊拉克和东部的阿富汗均驻扎有美军重兵，南部的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是美国盟国，北部的土耳其也是美国盟国，伊朗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

按照当时军事专家们的分析，美军将从伊拉克、波斯湾、阿塞拜疆、阿富汗和格鲁吉亚等五个方向同时对伊发动地面进攻，20天内兵临德黑兰城下，以扶持亲美政府上台的方式结束。

倘若最终实现该目标，相当于美国在短短几年内用武力手段接连拿下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三国，把海洋霸权的势力范围直插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堪称前无古人之举。

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标题为“美国计划推翻伊朗”，黄色标签显示“该文章已有超过二十年历史”。

“伊朗计划”之所以最终没有执行，跟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困境有着莫大关系。

在小布什总统宣布战争胜利结束时（2003年5月1日），美军仅有139人死亡，而在战后维持秩序期间，五年内共有4000名美军死亡、2.9万人受伤，即97%的伤亡数据发生在大规模战事结束之后。

伊拉克的失利让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一来二去，小布什的任期也宣告结束。

总统换届往往会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新思路，既然硬的不行，2009年1月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便开始考虑用软的。

根据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回忆，最初美伊是通过中间人递话的方式沟通，效率缓慢，从2012年开始，奥巴马决定正式启动跟伊朗秘密谈判。

沙利文称：“外交谈判领域取得进展最有效的方式是完全秘密进行，由双方直接坐在一起，直到找到解决方案为止。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协议不可能永远保密，因为它必须向盟友和全世界展示，所以在某个节点之后会转入公开谈判。”

在近期的美伊战争及谈判中，特朗普经常发布一些超前于剧情的信息，里面多多少少就有秘密谈判阶段的成果，只不过伊朗的有些让步存在前提条件，特朗普习惯于只爆料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沙利文回忆称，公开谈判通常在一些大型会议室里进行，主要目的是让各方充分表达自身立场，然后再进行非常低调的场边讨论，只发生在代表团核心成员之间，负责敲定细节。

2012至2014年间，沙利文作为美方谈判代表多次秘密前往阿曼与伊朗代表会面，最终在2015年达成了《伊核协议》。

《伊核协议》既是高度政治性的外交协议，也是一份详细的技术协议，有多位核专家和法律专家的介入，涉及核验证、核库存和离心机工作原理，以及每个专业名词的解释。

民主党政客的理念是在允许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基础上全面限制其武器化努力，建立严格和核查机制，尽可能拖延伊朗核计划，保留“是战是和”的选择，而不是立刻把这件事情摆上桌面。

沙利文对此表示：“军事行动可以拖慢他们的核计划，但远不及协议能拖延的时间。”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与沙利文，文章标题为“希拉里·克林顿的‘伊朗秘密人物’”（指沙利文负责跟伊朗的秘密谈判）。

民主党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伊核协议》签署带来的问题是伊朗综合国力稳步上升，既形成了中东地区颇具实力的军工产业——特别是能威胁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而且德黑兰事实上保留有关键时刻重启铀浓缩的底牌。

这样的形势让以色列高度紧张，最终说服特朗普在2018年5月退出了核协议。

沙利文称：“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想要的是一份比JCPOA（即伊核协议）更好的协议，他转向了更强硬的立场，即彻底拆除伊朗的核计划，不能拥有任何形式的核能力。”

简单来说，是否在伊朗境内保留铀浓缩能力是各方最大的分歧所在。

伊朗要求在其境内保留有限的核能力用于民用，同时允许美国或第三方予以严格检查——民主党同意该方案。

但在以色列和特朗普看来，这让伊朗保留了关键时刻驱逐核查团队、立即启动浓缩铀的战略底牌，是一种临时且可逆的让步，本质上还是把“拥核”作为一种威慑在使用，因此他们的要求是所有铀浓缩活动都必须在伊朗境外进行。

换句话说，伊朗实在想要和平利用核能也没问题，可以直接进口浓度不超过3.67%的铀，境内不允许保存铀浓缩能力，至少二十年内不允许。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介绍对伊朗的封锁行动，4月16日。

核问题之下，弹道导弹议题目前美方基本不提了，伊朗也极不可能让步。

在2025年和2026年的两场战争中，尽管西方媒体对伊朗导弹精度和突防能力颇多嘲讽，但事实证明导弹是一种有效威慑手段。

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期间，伊朗承受了导弹武器库的重大损失，仅剩下约1500枚导弹，且关键生产基地也遭受了以色列打击。

此后伊斯兰革命卫队立即开始重建，生产工厂全负荷运行，“地下导弹城市”里的储备不断增加，仅半年时间库存就超过了战前水平。

根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说法：“伊朗每月生产超过100枚弹道导弹，如果不受控制，它很快将拥有如此多的常规导弹、无人机，并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以至于没人能对其核计划采取任何措施，行动窗口将永久关闭……”

这段表述的意思十分直白，即特朗普2026年2月28日发动战争是因为伊朗迅速提升导弹库存给了美国相当的紧迫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伊核协议》是特朗普2018年退出的，但它真正失效是在2020年1月5日苏莱曼尼被美军击杀之后，当时伊朗宣布暂停履行离心机数量的限制措施。

2020年是伊朗扩充铀浓缩装备的一年，也是美国混乱的大选年。

2021年初，伊朗宣布福尔多核设施开始丰度为20%的铀浓缩活动，大大突破了《伊核协议》所规定的3.67%的水平。

2021年4月，伊朗正式将铀浓缩至60%——这一关键门槛极大地缩短了核武器发展的路径，而此时美国政治已进入“拜登时期”。

因牵扯到换届，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谁该为伊朗核问题负责”一事打了好几年嘴仗，民主党认为是特朗普导致的，共和党则指责拜登政府不作为。

2021至2024年间，伊朗的核能力、导弹能力不断提升，甚至都可以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而西方实施的制裁又断断续续作用不大，美国中东政策陷入“摆烂”状态。

最终冤有头债有主，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任期里捡起第一任期留下的烂摊子，准备“负责到底”。

即从时间线上看，美国的伊朗战略大致经历了一个“战→和→战”的过程。

第一次伊斯兰堡谈判破裂的消息传回美国时，特朗普正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观看一场格斗比赛，这是鲁比奥告知特朗普谈判结果时的画面。

梳理完伊朗问题二十多年的来龙去脉后，接下来做几点分析与判断。

1、

如果把西方舆论及背后的民意做一下梳理，大致可分为势均力敌的左翼和右翼，左翼是反对特朗普的，右翼是其支持者群体。

然而在发动伊朗战争这件事情上，右翼内部却产生了分裂，只有一半右翼（总盘子的1/4至1/3）表示支持，另一小半“孤立主义右翼”和左翼形成共鸣，这让特朗普在舆论战线遭受着巨大压力。

战争从来都是一项高风险举动，即便宏观层面取胜也难保战术层面的失利，因此当下特朗普更倾向于用封锁、谈判等低风险手段来解决问题，军事手段作为万不得已之时兜底的备选。

2、

假如接下来美伊在伊斯兰堡谈判成功，其结果将是一份加强版的《伊核协议》，伊朗有可能在核问题上做出比民主党协议更大的让步，同时也会拿到更彻底的制裁解除与资金解冻。

本轮危机始于伊朗国内通胀失控，德黑兰精英非常清楚，战争期间形成的凝聚力不可持续，必须有大量资金注入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紧张局面。

3、

在界定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上，抛开所谓“爱泼斯坦黑料”“犹太资本及游说”等传统观点不谈，也需要关注特朗普对以色列军事实力的肯定。

特朗普政府多次将美以军事关系称为“联盟的理想范本”，称以色列为“模范盟友”，“既愿意且有能力在美国有限的支持下自我防卫”，与许多依赖大量美军存在的搭便车盟友形成鲜明对比。

这场战争结束后，对盟友的“考核”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即在用关税工具重塑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后，特朗普也将重塑美国对外安全关系。

4、

正如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加速全球能源“去中东化”一样，特朗普封锁伊朗海港的做法也会促使德黑兰加大“里海走廊”与陆路通道建设。

可以预计，战后伊朗将重新规划对外交通网络，增强跟中亚、巴基斯坦间的铁路公路联系，进一步融入亚欧大陆腹地交通网络。

5、

与美伊矛盾相比，促成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将更加困难。

前文解释过，亚欧大陆由“心脏地带”和四个边缘地带板块组成，四个边缘地带板块里只有中国实现了高度整合，欧洲其次、再次印度、最后是中东。

每个分裂的地缘板块内都会有类似的主要矛盾，比如印巴冲突，一旦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它将变成一个更具力量的强势板块，在域外大国看来不一定有利。

直白一点讲，印巴冲突符合多数强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伊以冲突类似。

最后谈“中东大交易”的延伸影响。

过去几年里，大国竞争已成为当下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主导框架，人们倾向于用“大国竞争思维”来解读每一个重大地缘政治事件。

由于针对委内瑞拉、古巴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几乎同时启动，外界自然而然将美国的战略目标理解为“修剪枝叶”。

具体到伊朗，支持特朗普行动的观点认为，中东和“与中国的竞争”是两个联动的战场。

伊朗是“非美元石油体系”里的重要成员，中国则向其提供了最关键的经济与技术生命线。

极端场景下，伊朗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对日本、韩国等形成一定的约束力，间接赋予了中国影响美国盟友海上能源命脉的筹码。

因此特朗普投入资源解决伊朗问题是值得的，尽管效果没有达到高目标预期，但未必就比开战前差。

布什号航母打击群即将作为生力军抵达战区。美军同一时间能调动的航母通常为五或六艘，目前有三艘（林肯号、福特号、布什号）围绕伊朗战事部署，外加两艘大型两栖攻击舰。

绝大多数观点认为伊朗战事削弱了美国的对华竞争能力。

这场战争恶化了美国跟主要盟友间的关系——欧洲国家因拒绝参战频繁遭特朗普施压，日韩则因军事资源被抽调而心生不满。

尤其是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当初部署时首尔承受了巨大压力，并为此损失一定的在华利益，潜在契约是这套系统将永久性用于保护韩国安全；即使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尽快将关键资产调回亚太地区，也已经形成了“随时可能撤出”的先例。

从实力消长角度看，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通过一次干脆利落的军事出击迅速达成战略目标，但在伊朗却完全不是这样的逻辑。

只要伊朗政权本身无虞，且维持既有反美立场，这场危机对美国来说就是损失大于收益，更谈不上强化对华竞争。

在战争年代或冷战对抗时期，大国通过消耗有限的自身资源去处理对方阵营里冲锋在前的中小国家，属于正常实力交换。

不存在“伊朗损失比美国大就算美国赢”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话越战也是美国赢。

某种意义上讲，被迫跟对方阵营里的中小国家开战并陷入泥潭，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失误。

美国已经证明自己没有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即便最终协商后开放，“共管”格局也已然形成。

站在非美一方的视角，伊朗已经在这场战争中打出了价值：一个扼守关键航道、能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行动中打得有来有回、最终跟美国平等坐上谈判桌的国家，放眼全球屈指可数。

至于战后恢复问题，那更是中国的强项，一旦伊朗和海湾国家的风波落定，中方企业将立即介入，提供受损港口和各类基础设施的重建服务。

战后海湾国家与伊朗最缺的是钱，中国作为全球能源第一大买家的议价权只会增不会减，其结果很可能是中方得以实现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以可控代价在中东取得显著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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