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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审视今天的国际政治问题时，美国拥有全球储备货币这一事实，是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的。
不管是爆发战争、经济衰退、政治混乱亦或者发生什么“黑天鹅”事件，世界各地的富人在害怕时都会做同样一件事：把钱转移到美国。
全球储备货币是一种“极其昂贵的特权”，所以即使美国失去了制造业优势，资本依然不断流入，正是这种持续的资本流入助力了美国GDP增长，并为互联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经济很像是资本与高科技双驱动型的——资本市场为创新系统提供独一无二的支持与激励，通过每隔一段时间摘取一个“科技宝盒”，反过来巩固自身霸权地位。
中国以外的人极少会思考“把毕生积蓄存入人民币计价资产”，即便中东土豪偶尔配置一些，也只是为了分散风险。
从本质上讲，金融的基础是信任，而信任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
美国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已经有一百多年，虽然它存在诸多缺陷，但其业绩纪录早就被投资者们理解并广泛信任，这也是为什么美债仍被视为全球金融的无风险基准。
中国固然在过去五十年里取得了显著进步，可五十年的进步不能抹去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人曾在有生之年经历过中国处于战争、动荡和极端贫困的岁月，而这些记忆对于投资者来说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即使是国内富裕人士，一旦他们想要保存“流传世代的财富”时，也常常选择美元计价资产或老牌发达国家的房地产。
换言之，美国金融霸权其实有两个基础：第一是作为硬实力的军事力量，第二是作为软实力的百年信誉。
冷战期间苏联不仅没有建立起全球金融霸权，连东方阵营内部的金融霸权都没有实现，本质上就是缺了后一点——俄国历史上一直在打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认为苏联是一个稳定的避风港。
作为后发挑战者，中国深知金融霸权是大国崛起所有环节里的最后一环，需要几代人积累，因此没有机械复制“美国模式”，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更为稳妥、同时也充满荆棘的前进道路……
“世界工厂”模式的发展逻辑是这样的：通过大规模生产制造，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商品、积累外汇，然后再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和工业升级，循环往复。
这是一个十分合理的模型，曾支撑好几个国家走到过“世界老二/老三”的位置，但它存在一个不易察觉的上限，而这个上限正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
当某个国家通过大规模制造业建立经济发展基础时，将不可避免地向世界其他地区销售商品，这一方面会冲击其他国家产业、带来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出口国货币升值。
一旦达到某个节点，“世界工厂”的竞争优势便会消失，此时如果无法转向新的增长领域，原出口商品的价格就将开始下跌，进而导致通缩。
通缩在经济学上属于极难摆脱的陷阱，当人们预期价格会持续下跌时，就会停止消费——如果一年后房子、汽车更便宜，为什么还要今天买呢？
此时企业为了维持产能并吸引买家，习惯于采取降价促销策略，导致经济体“自我收缩”，而期间产生的利润下降又会削弱企业继续投资创新的能力与意愿。
日本是通缩陷阱的主要受害者之一，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其国内几乎没有什么赚钱的生意。
在通缩的大环境下，日本企业纷纷出海，日本政府也成为美债的最大外部买家，最终有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出，支撑了其他国家产业升级和政府财政。
有经济学者表示：“‘日本2.0’计划正是美国想从中国得到的，华盛顿想要一个停滞不前的大国，一个渴望购买美国国债以获得回报、无限期向美国体系输送资本的大国，而中国对此早有预感。”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教训”跟“苏联教训”一样，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借鉴意义。
棕色线为以美国为基准的名义GDP和购买力平价PPP，蓝线为中国名义GDP，绿线为中国购买力平价PPP。尽管过去几年中美名义GDP被拉大，但两国的PPP趋势并未改变。
中国是一个很擅长吸取教训的国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长期秉持谨慎态度，将不断投资国内基础设施与技术、推动制造价值链向上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即使短期利得逊色于美国资本市场也不为所动。
为了应对极端场景，近几年中国开始在贸易结算、数字支付等方面建立替代金融体系，尽可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最迟到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就确信中国不会陷入“日本陷阱”，也不可能按照美方期望的方向发展，其策略遂发生了转变。
美国开始征收关税并施加一系列技术出口管制，尤其是半导体领域和制造先进芯片所需的设备，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阻断中国产业升级之路。
与此同时，美国有意培养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国家来替代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造成“前有阻隔后有追兵”的局面，试图将中国制造的利润一步步侵蚀掉。
纵观过去七八年来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华施压手段，无外乎三点：
1、压缩中国企业的出口市场，比如说服盟友将中国企业排除在通讯、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之外，或采取替代策略。
3、遏制中国企业向高价值产业链攀升，主要通过出口管制来实现。
近期又多了一点，即通过发动委内瑞拉战争、伊朗战争来抬高能源价格，降低各能源进口国的制造业竞争力。
“在（中美对抗所涉及的）经济和技术措施上，有一种更具战略性和精准的方法来管理报复风险，美国必须会玩更复杂的游戏。
我们进行半导体出口管制时，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会通过施加各种限制来回应，包括对稀土的限制，因此我们通过‘小院高墙’等政策向他们传达一定程度的克制，展示美国可以升级冲突却不这么做——所以你们在报复时也要谨慎。
当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他对中国征收145%的关税，这表明双方经济脱钩已没有任何限制，于是中国不得不使用非常重的手段来回应。”
不难体会，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济施压方面没有本质区别，仅仅是策略与力度分歧，而特朗普在经历过2025年的关税挫败后，现在有点恢复“拜登模式”的意思，试图用一系列小动作来代替单一大动作。
正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任务的美军驱逐舰。当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正逼近一个关键节点，双方都存在升级倾向。
美国这套对“世界工厂”的压制策略看起来逻辑自洽，实际上存在一个致命问题。
金融主导地位依赖军事霸权存在，军事霸权依赖制造业基础，而金融主导地位带来的强势美元又会一步步掏空制造业。
之所以美国在面临日本挑战时更加从容，是因为日本在军事层面没有挑战性。
中国则截然不同，美国需要维持相当规模和一定效率的制造业基础来应对潜在的大国交锋。
特朗普第二任期五角大楼核心人物、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称：
“（美国）应抵制任何潜在霸权，而不仅仅是那些已经表明霸权野心的国家，因为国家的目标和意图是可以变化的，这种变化往往在短时间内发生，比如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相对满足于维持现状，但在拿破仑统治下这种现状很快就消失了。
美国宁可谨慎行事，立即阻止潜在竞争对手，而不是等待该国的意图被查明。”
在当下的中东危机中，科尔比等“聚焦中国派”认为次级战场的胜利毫无意义，入侵和占领伊朗给美国带来的战略利益可忽略不计，地面军事行动代价高昂且最终很可能失败。
2026年4月，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佰会见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右）。科尔比发表了18分钟的演讲，期间七次提到中国，却一次也没有提到朝鲜。
金融和地缘政治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拥有安全环境或军事优势的国家更能让投资者感到放心，因为该国大概率不会经历战争失败带来的经济混乱。
历史上，美国曾在一战和二战后保持较低的通胀和强大的金融稳定，德国却面临着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地缘政治危机，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俄乌战争以及当下的中东战争，投资者习惯于涌向美国寻觅安全资产。
这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军事实力可以增强投资者对国家履行债务能力的信心，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反过来，金融主导地位也可以使霸权国家能够以更低的借贷成本资助军事行动及军工企业扩张，进而巩固全球地位。
如此便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会在2027财年大幅提升军费，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给美国霸权“注入信心”的行为，用金融霸权来反哺军事霸权。
根据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4月21日公布的下年度国防预算数据，其总额约1.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42%——尽管未必会全额通过，但创历史新高已是板上钉钉。
对于美国而言，削减军事力量是灾难性的举动，影响不仅仅呈现在地缘政治领域，还会延伸至财政领域，军力下降将严重侵蚀华盛顿的借贷特权，使公共开支成本上升，引发利率上涨和全球影响力减弱的恶性循环。
美国多年来一直指责其他国家操纵货币，事实上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货币操纵国。
1971年美国单方面放弃了金本位制，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货币操纵事件，瞬间抹杀了其对全世界做出的价值保证。
二战后各国之所以同意加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前提就是美元跟黄金直接挂钩。
前印度央行行长、现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Raghuram Rajan有句很精彩的点评：“如果你现在问去哪里买安全资产，答案肯定是美国，尽管如此，任何没有约束的事情最终都会停止。”
国际金融秩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个时代的地缘政治格局，是对当时权力结构的金融化表达。
以目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为例，IMF、世界银行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结算体系均形成于二战结束后，由于彼时美国掌握着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黄金储备和海上通道控制权，其地缘政治优势自然而然延伸到了金融领域。
从历史规律来看，金融秩序更新往往滞后于地缘政治变化，它通常伴随着重大冲击或标志性事件完成，而非渐进式调整。
之前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称丢掉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将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这并非指伊朗战争会对美国国力造成多大削弱，而是指它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秩序重构的一个导火索。
正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役也没有直接影响到英国国力，却导致英国在二战后勉强保留下来的势力范围（中东－地中海－直布罗陀）再次土崩瓦解一样。
简而言之，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早就应该改变了，只不过因为惯性才延续至现在。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谈及阿联酋要求跟美国进行货币互换时说：“这证明了美元的重要性以及美国经济盾牌的强大。”事实上，这一货币互换要求更应该被理解为“逼宫”，即如果美方不同意互换，则阿联酋有可能被迫接受以其他货币计价的石油交易。
美联储大楼。美联储目前仅与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以及瑞士国家银行有永久货币互换额度，跟美国进行货币互换是打入“西方精英圈子”的一个标志。
霸权崩塌不一定发生在地缘政治领域，也可能发生在金融领域，后者的导火索将更加多元化。
尤其考虑到今天的美国高度依赖美元霸权，金融秩序重塑所造成的影响与地缘政治重塑几乎是同等的。
如果国际金融秩序推倒重建，它将基于最新的力量格局产生。
顶端坐落着两个超级大国，往下是三个次等大国——俄罗斯、印度和欧盟（非单一国家需要打很深的力量折扣），再往下是若干个中等强国，如英国、日本、韩国、以色列、伊朗、巴西等。
五个主要力量各自拥有势力范围，临近的力量板块会彼此争夺影响力，中等强国则将倾向于跟超级大国之一进行合作。
以此为基础，下个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大概率不会是“新美元取代旧美元”，而是形成美元圈、人民币圈、欧元圈、卢布圈等几个货币圈。
届时各主流货币将锚定该货币圈内能够持续调动的关键资源，如：能源、关键矿产、粮食、工业与高科技产品等，最终实现从“有锚”到“脱锚”再到“有锚”的历史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