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会不会自发导致贫富分化？
为什么会导致贫富分化？
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观念了，但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此的探讨历程，就显示出了很强的政治目的属性。
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在马克思构建他的《资本论》大厦之前，两位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大师，已经给出了极其悲观的分配模型：
马尔萨斯提出，只要工人的工资稍微上涨，生活改善，他们就会生更多的孩子。人口呈指数级增长，而粮食只呈算术级增长。
马尔萨斯提出，只要工人的工资稍微上涨，生活改善，他们就会生更多的孩子。人口呈指数级增长，而粮食只呈算术级增长。
最终，过剩的劳动力会把工资重新拉回到仅仅能维持饿不死的“生存底线”（Subsistence Level）。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批判，因为生产力发展很快就把人类社会带入到不怎么愁粮食的阶段。
但我追问一句，大家看看马尔萨斯的观点，内核其实是不是就是人力太多了，“你不干有的是人想干”，所以工资涨不起来呢？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也是马克思极其敬重的前辈戴维·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工资铁律”和“地租理论”。
他推导出的结论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必须开垦越来越贫瘠的土地。
这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资本家为了让工人活命，不得不把更多的利润拿出来发工资，但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提高，因为粮价贵了。
在李嘉图的模型里，工人和资本家都是悲惨的命运，而谁会在这个体系里笑到终点呢？就是地主。
李嘉图认为所有的经济剩余最终都会以“地租”的形式，落入什么都不干的土地所有者口袋里。
这其实就是早期的两极分化模型。
我们站在现在看，李嘉图预见到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会代代巨富下去。
但是马尔萨斯和李家图依然还在用农业社会里、种地模式的思维在预测未来，所以预见不到资本的崛起。
这种短板是什么导致的呢？
善意的想，可能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太早了，所以预见不到。
如果恶意的想，这两位大师可都是英国人，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但农业依然占据巨大比重的转型期。
他们两个人是否有个人利益的倾向，才导致了这种学术上的短板呢？
答案是确定的。
两个人虽然都是大师，但其实都是为了本阶级而服务的。
马尔萨斯的另一个身份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本身就是旧贵族团体的一员，同时还是东印度公司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所以他的思想和利益本源的是偏向传统的土地贵族阶级的。
在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的机器源源不断的生产棉布，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长，英国本土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只能去开垦越来越贫瘠的荒地，导致种粮食的成本急剧飙升。
在那个年代，工人的工资就是“口粮钱”。粮食价格一涨，资本家为了不让工人饿死在纺织机前，就必须被迫涨工资。
工资一涨，工厂的利润就没了。
所以资本家们迫切的需要英国进口国外的粮食，而掌握议会大权的老派地主贵族制定的一部极其奇葩的法律——《谷物法》，规定：严禁从国外进口廉价粮食。
目的就是人为维持英国国内的高粮价，保住地主们的高额地租。所以，马尔萨斯就是旧地主阶级抬出来的经济大师，除了吓人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还提出了一个极其超前的观点——“有效需求不足”，这让他成为了后来凯恩斯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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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辩称说：资本家太抠门了，赚了钱只知道拼命投资建厂，不消费，这会导致商品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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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主虽然不劳而获，但地主懂得享受生活！拿钱去盖庄园、买艺术品、雇佣大批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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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地主这种“非生产性的挥霍”，为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拯救了资本主义！
所以大家想想，马尔萨斯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支持《谷物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认知世界的经济学》第一章就教过大家的话，经济学是经济制度的思想保障，而已。课程一路讲过来，已经在反反复复在重复这一观点。
我们再看李嘉图，李嘉图是犹太人，伦敦交易所的超级金融大鳄、股票经纪人，靠着炒股票变得极其富有。
那个年代上市的，必然是先进的资产阶级的股票，所以李嘉图代表的正是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李嘉图发明了“地租理论”，在学术上把地主骂得体无完肤。
他用严密的逻辑证明：地租根本不是地主劳动创造的，而是因为土地肥力不同产生的一种“不劳而获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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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的政治目的， 就是强烈要求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进口国外的便宜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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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有粮价降下来，工人的工资才能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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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的利润才能保住，大英帝国的工业才能称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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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交易所的股票才能继续涨上天。
所以从李嘉图身上想想，我们现代社会看到的无数知名学者、大教授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利益属性呢？
学术辩论，追究到背后，又有多少是利益辩护呢？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辩论，本质上是“资本与土地”的权力交接仪式。随着1846年英国正式废除《谷物法》，廉价的北美和俄国粮食涌入，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面胜利，开始了迅速扩张的200年历史。
但是，历史的讽刺之处就在于此。
李嘉图为了论证“地主不劳而获”，极其严密地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即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投入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但他万万没想到，他刚刚帮资本家打倒了地主，几十年后，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大胡子，直接捡起他亲手打造的“劳动价值论”这把利剑，反手就架在了资本家的脖子上。
马克思顺着李嘉图的逻辑问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既然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地主拿走地租是不劳而获，那资本家拿走利润，难道不也是一种不劳而获吗？
活脱脱的一出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到了19世纪中叶，马克思横空出世。马克思的论述非常具有颠覆性：他提出“剩余价值理论”，认为资本家拿走的利润，本质上是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价值。
他预言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即机器越来越多，工人越来越少，这会导致利润率呈下降趋势，
资本家为了维持利润，只能进一步残酷剥削工人。
最终结论是“两极化规律”：
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累，直到系统崩溃。
所以到这一阶段时，虽然劳动价值论存在一些问题，但此时的经济学已经开始得出贫富分化的必然结局。
面对马克思抛出的“剥削悖论”，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因为马克思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只要你承认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你就必须推导出马克思的结论，资本家是不创造劳动价值的。
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当时马克思的理论，在欧洲工人阶级中掀起巨大波澜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危机。
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经济学界意识到，如果继续沿用李嘉图的基础，是打不赢马克思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整座“劳动价值论”的大厦彻底摧毁，重新打地基。
所以还是那句话，记住《认知世界的经济学》第一章教过大家的话，经济学的本质，它是经济制度的思想保障。
主流经济学在1870年代发起了一场彻底的底层逻辑重构——“边际革命”（Marginalist Revolution）。
第一重逻辑，是用“主观价值论”替代“劳动价值论”。首先要证明：价值根本不是由劳动决定的。
马克思与李嘉图的逻辑是，一件衣服值钱，是因为纺织工人，花了10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生产它。
边际学派的反击说，错！
一件东西值多少钱，跟它耗费了多少劳动毫无关系，
完全取决于消费者在消费这件物品时，主观上获得了多少“效用”。
否则你就不能解释，为什么LV的包比其他品牌的包贵上很多倍。
但这里有个致命的逻辑漏洞，
水明明对人极其有用，为什么那么便宜？
钻石除了好看屁用没有，为什么那么贵？
如果价值取决于“效用”，这怎么解释？
所以边际学派很快研发出了第二重逻辑，也就是边际的概念。我们前面讲商品章节，已经详细给大家讲过这部分内容，现在可以当做是一次再次回顾。
边际学派认为，决定价格的，不是物品的“总效用”，而是你消费的“最后增加的那一个单位”带来的效用，即边际效用。
世界上水太多了，水是唾手可得的，获取额外一杯，带给你的满足感，已经趋近于零，所以水的价格极其低廉。
而钻石极其稀缺，哪怕你有了一颗，想再来一颗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它极其昂贵。
结论是，价格由稀缺性和边际效用共同决定的，劳动只是影响稀缺性的无数因素之一。
而由此又产生了第三层逻辑，既然价值不是工人单方面创造的，那社会财富到底该怎么分才算公平？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B. Clark）在19世纪末用极其优美的数学微积分，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完美的辩护。
克拉克提出，财富分配最终的逻辑，会倾向于每个人拿到的钱，都精确地等于，他对生产做出的边际贡献。
假设工厂有100个工人，老板雇佣第101个工人时，这增加的一个工人能给工厂多带来100元的产出。
那么，在自由竞争下，工人的合理工资就是100元。
同样，如果老板投入了最后增加的一台机器（资本），这台机器能多带来500元的产出。
那么这500元就是资本家应得的合理回报。
结论是，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工人也没有剥削资本家。
市场是一台极其精密的数学仪器，它无情但极其公平地测量了每个要素的贡献，并以此发放报酬。
每个人都精确地拿到了自己对生产所做出的贡献份额。
这套数学模型如此完美，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西方主流社会认为，如果有贫富分化存在，那也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对能力、努力、储蓄和冒险精神的合理奖赏。
既然大家都是拿自己该拿的钱，那就没有任何不公正可言，更不需要政府来插手。
在这个时期，真正对财富分配进行过大规模实证研究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他在1896年发表了震惊学界的研究成果。
帕累托收集了当时欧洲各国的税收和财富数据，他发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
无论是在拥有古老贵族的英国，
还是在爆发过大革命的法国，
哪怕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税收政策完全不同，
其财富分布的曲线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八定律”。
意思是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罪恶，而是一种像万有引力一样的自然物理法则。
既然这是一种自然铁律，那么任何试图通过政府重新分配财富来消除不平等的尝试，都注定是徒劳的。
你今天把财富强行平分，只要市场继续自由交易，明天财富依然会按照“二八定律”重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克拉克完美的数学模型，以及帕累托完美的历史调查数据，使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片颂扬自由市场的欢呼声，
在持续半个世纪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沉浸在“自由市场会自动实现完美均衡”的幻觉中无法自拔。
但是老天爷从来不会放过谁，该来的总归还会来。
到1929年10月里的一天，华尔街的钟声敲响，大萧条的深渊裂开。完美的微积分模型瞬间化为废纸，成千上万没被“剥削”的工人，却连面包都吃不上。
当这套完美的“边际分配”数学模型在现实的崩溃面前哑口无言时，无数人又开始回想起马克思的预言。
在那一刻，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生死存亡之际。
作为经济制度上层建筑的思想保障，经济学还能力挽狂澜，救欧美于水火之中吗？
经济学又会进化成什么样呢？
是认为制度会越来越美好，导致社会更加公平，还是更加不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