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有两种副总统：一种以此为跳板成功晋级总统，另一种则迅速被遗忘。
究其原因，在于副总统本身就是一个权力高度依附于总统的职位，他必须在四年内树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治标杆，留下一些“超越总统”的理念或痕迹。
以哈里斯为例，她在2024年选举失败后频繁抱怨拜登，认为拜登将一些最棘手、最难出成绩的议题交给了自己，如中美洲移民、投票权改革等，在选民那里连一个模糊印象都没有。
与之相较，万斯副总统其实已经选择好了自身政治象限，并为此下了重注。
下图为2026年6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万斯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当今共和党是一个以MAGA为主导，同时仍包含新保守派、传统保守派、自由意志派等不同力量的联盟。
如果笼统一点划分，共和党主要由MAGA与新保守派两大力量组成，双方在控制权争夺方面存在激烈竞争。
区别MAGA和新保守派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以色列问题，舆论可以向任何一位共和党政治人物发问：如果支持以色列与“美国优先”发生冲突，应如何取舍？
此时绝大多数美国政治人物都会开始“和稀泥”，强调什么“两者并不矛盾”“支持以色列本身就是维护美国利益”云云。
但真正的MAGA不是这样的，或者说MAGA支持者们不希望听到上面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语言，他们希望自己选出的总统斩钉截铁地回答“美国优先”。
最能凝聚战斗力的宣言一定是清晰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
本次伊朗危机期间，万斯在特定氛围下，首次旗帜鲜明地站队MAGA基本盘，主张“美国优先”＞“以色列”——这毫无疑问是他职业生涯的一次豪赌。
至于万斯是出于何种考虑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及他本人是否真的这样认为，某种意义上并不重要，因为政治人物代表的理念可以超越个人意志。
新保守派评论员、知名媒体人Mark Levin是支持对伊朗发动战争的鹰派之一。
在万斯代表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Mark Levin批评这是“欺负盟友，亲近敌人”的行为，称“可能争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正在自我揭露，这非常棒”——暗示万斯自爆。
Mark Levin对协议进行了逐点驳斥，他预测“在接下来的60天内，这份备忘录需要进行重大修改，甚至彻底放弃”。
针对万斯批评以色列的言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Randall Fine表示：“我认为副总统昨天的言论绝对不合适，坦白说令人恶心。”
该众议员还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了一句暗语——“ABJD2028”，被解读为“2028放弃万斯”。
另一位亲以色列主持人也抨击道：“J.D.万斯在外面批评以色列，编造幻想，认为这是以色列的错，这意味着美国副总统完全‘卡尔森化’，极度可悲。”
此处提到的卡尔森为美国知名媒体人，也就是2024年2月采访普京的那位（下图），在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后，卡尔森表示自己后悔在总统选举中支持特朗普，为自己曾误导支持者而道歉。
2026年6月22日，卡尔森宣布自己正式退出共和党，指特朗普政府“将外国的利益置于本国公民的利益之上”。
当然，万斯现在必须跟卡尔森等MAGA意见领袖保持距离，毕竟他是现任副总统，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依赖特朗普的支持。
他在接受采访时称：“我认为，有时候美国的亲以色列人士会犯两个关键错误。第一，没有划清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界限，因为它们并不总是相同的。第二，总是将对某一政府（指内塔尼亚胡）的批评与种族仇恨混为一谈。”
万斯还留下一句名言：“如果一切都是种族主义，那就什么都不是种族主义。”
至于谅解备忘录本身，尽管万斯无法明确指出发动战争本身是一个错误，但他实际上表达了应及时止损的观点。
简单来说，无论未来是否达成全面协议，只要这场代价高昂的冲突能够永久结束，谅解备忘录就算成功了——它比尼克松从越南撤军的过程，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过程，都要好得多。
从长远来看，这场战争的教训应当促使美国外交政策更为克制，真正服务于美国人的利益。
2024年竞选集会上的卡尔森、特朗普、万斯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万斯1984年出生，今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一开始就掉进传统政客的“象限”里，说一些人云亦云的话，办一些不痛不痒的事，只会很快被选民遗忘。
反之，坚定站队MAGA基本盘固然会激怒很多利益群体，但也更容易收编属于自己的政治能量，形成区别于特朗普的政治品牌。
即便2028输给党内竞争对手或民主党候选人，待到有朝一日美国民众的疲惫感上升，他们还会想起“万斯主义”，那时万斯就可以振臂高呼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美国优先”，当初不惜放弃政治前途也要捍卫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哈里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四年副总统任期结束后，选民很难搞清楚她究竟代表什么、跟拜登有什么不同。
而经此一战，全美乃至全球舆论都知道万斯比特朗普更加反海外干预，更愿意把“美国优先”推到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这本身就构成了政治人物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