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是教员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却从未在他的诗词中出现过。
在我们看来，四渡赤水是神在用兵。
对他来说，只是北上抗日途中的一段插曲。
教员是超级自信的，天大的困难，他都会想办法战而胜之。
困难越大，他越是豪情满怀，越是佳作频出，而当困难不够大时，他便连诗都懒得写了。
但人不会生来自信，教员的自信是建立在不断学习、不断分析、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纠偏、不断斗争基础上的。
教员的母亲文七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将教员寄养在娘家，拜后山龙潭口一块巨石为干娘，这便是“十三伢子”的由来。教员耳濡目染，小时候也信佛，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佛寺里去拜佛。
但父亲毛顺生不信鬼神，这种分歧，让少年教员很早就接触到了“信”与“不信”的碰撞。恰恰是这种“信过”又“不信了”的经历，让教员获得了一种宝贵的能力：不迷信任何东西。
1910年秋，17岁的教员离开韶山冲，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在这里，教员阅读了大量有关康有为、梁启超和维新变法的书及报刊。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深深吸引了他。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赞同他们君主立宪的主张。
因为佩服梁启超的学问文章，教员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子任”，梁启超，号“任公”，“子任”即“梁任公之子”之意。一个少年，用取笔名的方式向自己崇拜的思想家致敬，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选择精神上的“师承”。
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康梁的君主立宪方案在实践中宣告破产。教员开始寻找新的道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教员热情地拥抱了这场革命。他曾一度倡议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此时的教员，是一个热忱的资产阶级革命拥护者。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维新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这些失败让教员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寻求新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思潮潮水般涌入中国。此时，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正是在这个“大杂烩”阶段，无政府主义对教员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1918年6月毕业时，教员与蔡和森等曾打算在岳麓山下筹建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进行实践。他甚至草拟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但是，现实政治很快打断了他的“新村”梦想。
1919年，教员作为主要领导人发动了“驱张运动”。
1920年，他又参与了“湖南自治运动”。
这两场政治实践，让他亲身体验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不切实际。
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8年8月，25岁的教员第一次来到北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却不愿出国，认为“对我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经老师杨昌济引荐，教员结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在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员。
正是由于这份工作，教员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在李大钊的引领下开始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教员后来称李大钊为“大好人”“我真正的老师”。他自己也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8月上旬，军阀张敬尧派军警查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教员领导了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
1919年12月18日，教员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教员与李大钊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进一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
两次北京之行，教员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转变。
1921年1月1日至2日，十几个年轻人召开了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他们讨论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教员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列举了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得出结论：“改良主义、议会斗争、无政府主义、温和共产主义均不可用，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这篇发言后来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作为全书开篇——因为它标志着教员在穷尽了当时所有已知的政治方案之后，经过反复比较和亲身实践，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
而那句“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道尽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摸索半个世纪后的清醒与决绝。
“主义”选定之后，如何建党呢？
1920年秋，教员在长沙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初冬，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1921年6月29日下午，教员与何叔衡从长沙出发前往上海。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教员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大会。
中共一大召开时，教员担任会议的记录工作，并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党组织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中，教员并没有引经据典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略显沉默寡言。休会期间他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以至于有的同志“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他在听，在想，在把别人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进行对接。
中共一大确立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这次会议，是教员从“选择主义”到“建设组织”的关键转折。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而缔造者意味着：这条路不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组织的共同道路。
中共一大闭幕后，教员回到湖南，立即投身于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
1921年8月，教员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他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自修大学为掩护，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同志。
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党支部之一。支部成员有教员、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等人，教员任支部书记。
1922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共湖南支部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这是全国第一个由支部改为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省份，教员任书记。
从1921年8月到1923年4月，教员以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组织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水口山铅锌矿等10次工人大罢工斗争。教员直接或间接领导的罢工多数取得了胜利——“十场赢了九场半”，准确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的高涨和教员的领导能力。
然而，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吴佩孚武力镇压，52名工人被杀，300多人受伤。“二七惨案”让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产业工人只有200多万，集中在沿江沿海少数城市，一旦军阀动用军队，工人在城市中没有还手之力。
挨打要立正，吃亏要调整，他从不教条。
教员比党内任何人都更早、更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号。他意识到：中国的革命，不能照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
但问题来了——不靠工人，靠谁呢？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教员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场表示怀疑，认为“农民是落后的、保守的”。教员没有争辩，他选择了用脚丈量土地。
1924年，教员利用回湖南养病的时间，在韶山、湘潭一带实地调查。他走村串户，和农民同吃同住，亲身体验农村社会的阶级结构：地主如何收租、佃农如何交租、贫雇农如何活不下去。
到1925年，教员已经形成了清晰的革命判断：
中国革命的敌人，不是某一个军阀，而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的动力，不是少数城市工人，而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
中国革命的方式，不是城市暴动，而是以农村为基地、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
1925年秋，教员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此刻他心中已有底——他知道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谁：不是军阀、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外国势力，而是那些沉默的、被压迫的、正在被唤醒的工农大众。
他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表面是问，实则反问。
从1921年元旦俄式道路的理论选择，到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成为党的缔造者之一，到1921年至1923年以湖南省委书记身份领导工人运动、在实践中检验“俄式道路”的中国可行性，再到1925年“谁主沉浮”的诗意追问——问题从“找到一条道路”升级为“找到这条道路上的主力军”，他的回应也从“理论认同”升级为“组织建设”再升级为“实践验证”。
答案，他已经攥在手里了。
只不过他当时还不能公开说“农民”，因为党内主流仍是城市中心论。
1925年12月1日，教员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第一句就震动全党：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文章将中国社会各阶级逐一剖析，明确指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这里的“半无产阶级”，主要指的就是广大贫苦农民。
这篇文章被收入《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不仅历史地位超然，更是教员调查、分析、总结、提炼的方法论。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教员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身份，历时32天、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报告驳斥了“农运糟得很”“痞子运动”的责难，断言：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他不仅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更明确给出站位：革命党派和同志，要么站在农民前头领导，要么被历史淘汰。这份底气，来自32天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
此时，教员的“农民革命”理论已经完成了从调查、思考到公开发表的全过程。他不仅心中有底，而且敢在党内党外大声说出来，甚至不惜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工人革命论”唱反调。
他总是比别人看得更长远，这是他多次被撤职、多次被警告的原因，集中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
从1921年元旦选择俄式道路，到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成为党的缔造者，到1921年至1923年以湖南省委书记身份领导工人运动、在实践中检验“俄式道路”的中国可行性，到1923年发现工人力量不够，到1925年认定农民是主力，再到1927年用32天调查完成理论实证，教员用了6年时间，从一条“别人的道路”走通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而他之所以敢于“走自己的路”，恰恰因为他已经走过太多“别人的路”——佛教的、康梁的、辛亥的、无政府的、新村的——所有路都走不通之后，他才敢断言：这条路，走得通。
光知道依靠工农革命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还不行，还需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就是胜利不会从天而降，需要去斗争，需要去搏击风浪。
如他所料，资产阶级敌人动手了，1927年的“4·12”“马日事变”“7·15”接踵而至，共产党人被杀得人头滚滚，手中无枪，一切都是空话，1923年的“二七惨案”能让工人运动高潮戛然而止，现在，敌人还能让共产党人彻底消失。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是“城市中心论”的彻底破产。
教员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要去找绿林好汉，他要去找农民，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解决好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解决好了，根据地问题也就解决好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发展根据地，与敌人斗争了。
后来，教员三起三落，都是因为他不愿意在我们的武装很弱小时去攻打大城市，专心发展根据地，壮大农民武装，中央批评他对“攻打大城市”消极怠工。
“敌军围困万重，我自岿然不动”，要是其他人写，你会觉得狂妄，但出自教员之手，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他坚信，只要土地革命还在，农民的支持就在；
只要农民支持还在，根据地就坚不可摧。
这是“谁主沉浮”的答案在战场上的第一次兑现：主宰者，是千千万万被土地改革动员起来的农民。
到1933年，中央苏区达到鼎盛，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435万，辖4省60个县。
在此之前，井冈山时期经历了赣军4次进剿、湘赣联军3次会剿，中央苏区经历了4次围剿。
在这6年的斗争中，队伍有过困惑，有过迷茫，有过挫折，甚至有人绝望地问：“红旗还能打多久？”，但他总是激励同志们：“只要有土地革命和农民支持，红色政权就一定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自己也遭遇重大挫折，1929年秋，教员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身染疟疾，政治生涯和身体状态双陷低谷。重阳节那天，他拖着病体登上临江楼，写下《采桑子·重阳》：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秋风肃杀、万里飞霜，他却说“胜似春光”。病痛、失意、军事压力全部压身，他偏偏要用“战地黄花分外香”来定义眼前的世界——因为心中有农民这个“基本盘”，任何挫折都只是暂时的。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教员重掌军事指挥权。但形势严峻到窒息——蒋介石调集约40万兵力围追堵截，红军只剩3万余人，人均弹药不足3发。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激战，因情报有误，战事胶着，伤亡3000余人。教员当机立断，放弃原定渡江计划，西渡赤水。一场以失败开局的战役，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
二渡赤水后，红军5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敌2个师又8个团。娄山关大捷后，教员写下《忆秦娥·娄山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真如铁”写尽了长征的铁血惨烈，“从头越”却把绝境翻转为起点。随后声东击西三渡赤水，乘敌不备四渡赤水，红军彻底跳出包围圈。
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教员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因为越是困难，胜利后的记忆就越是刻骨铭心。
遵义会议为什么一定要请教员出山，是因为一线指战员实在想不明白，教员指挥，虽然费脚板，但总打胜仗，结果换人了，湘江一战就折损过半，是不费脚板了，但红军快打没了。
这才有了彭总的怒吼：“崽卖爷田心不疼”。
《长征组歌》中有这样的唱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词作者是肖华，开国上将，亲历过长征。
没有人故意神化教员，这是一线指战员的直观感受，你听教员指挥，可能多走点路，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四渡赤水之后，教员再无败绩。
此时的教员，还没读过《孙子兵法》《战争论》，之所以总能胜利，是因为他相信：敌人再多，再凶残，只要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就一定能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所以，文艺工作者，拍历史题材，一定要拍党的建设，要拍党的组织生活，要拍打土豪分田地，要拍群众路线，要拍优良作风，不然的话，人们就无法理解，红军、解放军到了一个新地方，当地群众凭什么会支持你。
1935年10月，长征即将胜利，教员接连写下《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把五岭当细浪、乌蒙当泥丸——何等的气魄！这些诗写于物资极度匮乏、敌情依旧严峻之时，但诗中看不到任何愁苦，只有“越是困难越要改造世界”的自信。
1936年2月，红军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四面临敌。东征前夕，教员写下《沁园春·雪》：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纵论千古帝王，将秦皇汉武全部比下——困难越大，他越要抒发无产阶级才是风流人物的无比豪情。
从1921年元旦“我极赞成”的理论选择，到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成为党的缔造者，到领导工人运动、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再到1936年“还看今朝”的历史断言——他用了15年，把一个“主义”的选择，变成了一部民族的历史。
然而，《沁园春·雪》之后，教员一下子失去了写诗的兴趣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民族危亡。按常理，这应是诗人最慷慨激昂的时刻。但整个八年抗战，教员只写了两首应制或酬唱之作，抗战诗作几乎空白。
为什么？答案在1938年5月。
教员把自己关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8天9夜呕心沥血，写出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
这部著作把抗战的整个逻辑链条彻底打通了，军史专家战后复盘，实际过程与教员的预判几乎一模一样。
文章给出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但中国不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
原因通俗易懂：敌强我弱，所以不能速胜；“敌小我大、敌侵略我正义、敌寡助我多助”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他预见了抗战必然会经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
他还提出要保证抗战胜利，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兵民是胜利之本”
“武器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这是教员农民革命理论的成熟表达；
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远藤三郎是战犯级人物，他在阅读《论持久战》后，惊为天人，教员已经把答案说得这么明白了，日军还非要去打，军国主义思想彻底瓦解，1956年，他访华时把家传武士刀献给教员，说“日本军人从此不再和中国打仗”
阳谋无解，教员告诉你，他会怎么做，你也破解不了，这就是“人民战争”的伟大。
到了解放战争，三年扫千军，教员的诗却只写了一首。
原因无他，还是因为“人民战争”
“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这是后人对教员两场战争应对策略的概括。
抗日战争急不得，是因为敌强我弱。
解放战争拖不得，是因为美苏正在冷战，万一这两家不掐了，抽身要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很难办，所以必须在他们抽身之前完成统一。
有利条件有二：
一是我军兵力从120万涨到280万，装备依靠缴获已大幅改善；
二是土改已在解放区铺开，彻底动摇了国军士兵的意志，打仗只为吃饭，我在打解放军，解放军却给我家分了地，那我也太不是东西了，消极怠工，朝天鸣枪，阵前起义，偷偷溜号，便成了常态。
于是，原计划五年的战争，硬压缩成了三年，三大战役只花了142天。
这段时期，教员几乎没有诗作，只留下一首《五律·张冠道中》和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者还是秘书田家英从废纸篓里捡回来的。
因为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毫无悬念。既然“手拿把掐”，诗情自然就激发不起来了。
陈毅被称为“诗人元帅”，在苏南游击期间，危险万分，时刻准备牺牲，他能写出《梅岭三章》那样的千古名篇，后来，他负责政工，粟裕负责打仗，他写诗的水平便一落千丈了。
“你也有火箭，他也有火箭，我也有火箭，火箭不垄断。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大家都有弹，协议不放弹。”你能想到，这是陈老总写的吗？
不同的是，教员在有把握的时候几乎不写，陈老总则是不管什么事都要写两句，过过诗瘾。
1950年，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党内、军内多数主张“不到万不得已不打”，理由是两国钢产量是144:1，新中国百废待兴，支持出兵只有一个半人，教员是一个，周总理算半个。
教员开始了长达百天的说服工作。
为什么要打？
“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
“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晚打不如早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为什么能赢？
美军钢铁多，但战线长、运输长、战斗力不及德日；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是正义之战，我们有英勇的人民子弟兵，有着20多年作战经验，特别是山地战经验，还有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一定能战胜帝国主义。
怎么赢？
总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准备打持久战，“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彭德怀鼎力支持，一锤定音。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他没有为战争写下一首诗——因为当“为什么要打、怎么打、怎么赢”全部想透后，诗的激情便被理性压了下去。
事实如他预判的那样，后来就有了那段被军迷反复复习的名言：“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这一仗，不仅教员自信，更打出了国威、军威和全体中国人的自信。
时间进入1961年。这是教员一生中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之一：国内国外，皆是“悬崖百丈冰”。
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失误导致粮食短缺、经济濒临崩溃，老百姓过得很苦。
国际上，美国封锁；更致命的是，苏联反目——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重要设计图纸。外国评论称“中国核武器研制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被推向了空前孤立。
正是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1961年12月，教员在广州写下《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已是悬崖百丈冰”——欧美封锁是“悬崖”，苏联反目是“百丈冰”，三年困难是彻骨“严寒”。但就在这冰凝百丈的绝壁之上，梅花“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坚冰不能损其骨，飞雪不能掩其傲。
1961年12月27日，教员将这首词批给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传阅，并在陆游原词后加注：“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言下之意：陆游因孤立而苍凉，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悬崖百丈冰”的孤立中，反而更加挺拔。
同一年，1961年9月9日，他写下《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暮色苍茫”“乱云飞渡”——极端困难；“仍从容”——越是风云变幻，越是镇定自若。
1962年12月26日，69岁生日之际，他写下《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漫天雪”比“百丈冰”更铺天盖地，但梅花“欢喜”迎之——从1921年“我极赞成”的理论自信，到今日“我欢喜雪”的精神升华：不是忍受困难，而是拥抱困难；不是被迫迎战，而是主动欢喜。
然而“悬崖百丈冰”的考验并未止于1961年。
1962年至1963年间，苏联、意大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五国共产党相继发表声明攻击中共，中苏决裂，中国在国际共运中陷入空前孤立。
1963年1月9日，教员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小小寰球”——超越地球从太空俯瞰，何等气魄！
赫鲁晓夫之流不过是“几个苍蝇”“蚂蚁缘槐”“蚍蜉撼树”。在最孤立的时刻，他用最宏大的宇宙视角解构孤立：把地球缩为“小小寰球”，把反华势力缩为“苍蝇”“蚂蚁”。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降维打击。
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困难再大，只争朝夕；敌人再多，全无敌。
教员从来不是打嘴炮之人，在国内，他搞三线建设，准备打大仗；在国际上，他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被美苏欺负的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
他向全世界发出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是打，两个也是打，那不如发动全世界人民，打倒所有反动派，国际共运历史上的“毛派”应运而生。日本赤军、法国红五月、美国黑豹党都是人手一本红宝书的小迷弟。
教员写诗，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要给大家鼓劲；而一旦他确信“大家遵照执行就行了”，他就不再动笔。
他信过佛，知道宗教不能救中国；
崇拜过康梁，知道君主立宪走不通；
拥抱过辛亥革命，知道资产阶级共和国救不了中国；
信过无政府主义、尝试过新村改良，知道温和的方案都是空想。
他把所有“别人的路”都走了一遍，才敢断言：这条“自己的路”，走得通。
他不是纸上谈兵的选择者，而是躬身入局的实践者。
1925年“谁主沉浮”已有答案，1935年“从头越”是绝境中的重生，1961年“犹有花枝俏”是“悬崖百丈冰”下的傲骨，1963年“全无敌”是“小小寰球”上的终极宣示。
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几乎不写诗——因为那些仗他已经“想透了”，如同棋手在开局就已看清结局，剩下的落子只是例行公事，便再也引不起拍案而起的冲动。
诗，是他与困难搏斗时留下的伤痕与勋章；
不写诗，是他对胜利的确信所表达的终极自信。
他的自信，源于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为人民服务”便成了他做任何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