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这百年间，前后共有四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模型诞生：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以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理论（后冷战时代）。结合这些模型回顾一战、二战、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这四个阶段的走向，会发现无论你如何厌恶地缘政治与生俱来的竞争性，自现代地缘政治概念诞生起，国际政治博弈就再也离不开这些模型的影响了。

这当中关注陆权争夺的“世界岛理论”，是一战及二战欧洲战场指导理论；“海权论”则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以及美国战后控制全球海洋的基础理论；“边缘地带理论”则在冷战时期，解释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为什么会成为美苏争夺的主战场；大棋局理论则是后冷战时代，一超独大的美国如何领导世界的指导理论。

了解这四大地缘政治模型，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地缘政治变迁也就理解了。只不过必须清楚的是，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模型，这四大模型都已不足以解读当下的多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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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

大变局时代，能够感觉到新方法论即将诞生的绝不会只是一个人。一如达尔文痴迷于通过研究自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推导出进化论时，斯宾塞也正在着眼于人类社会，并同样推导出适者生存法则一样。而当大家从不同路径推导出趋同结论后，这些不同的思考路径，会共同为一门新的学问筑基。

作为一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前美国海军少将，战略理论家、历史学家马汉（1840年-1914年），就是军事角度切入研究地缘政治的第一人。1890年，马汉通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推出了地缘政治史上的第一个模型“海权论”。此后又通过复盘历史，写就了《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1892）、《海权与1812 年战争的联系》（1905）两本书，进一步完善了海权论。

被称之为“海权三部曲”的这三本著作，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使命。第一部着眼于欧洲各国的海上争霸。通过对英西、英荷、英法战争的梳理，解读英国崛起；第二部着眼于陆（法）、海（英）争霸，以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为背景，解读海权是如此击败陆权的；第三部着眼于新、老海权国家的博弈。通过对美国在美英战争（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的复盘，得出海权决定了新兴国家（美国）生存空间的结论。

海权认为，海权是决定全球权力归属的主战场，谁能够控制海洋谁就能够控制世界。马汉的逻辑线是：1、全球化的世界，贸易主要是通过海上实现的；2、谁能够控制海洋，谁就能掌控全球经济命脉，进而成为全球权力中心；3、一支掌控海洋的海军，能够封锁敌国所有港口、切断其对外贸易、将其与世界隔绝。任何陆军都无法实现这种全域控制。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开篇总论中，马汉总结出了影响一个国家海权发展的六个静态条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总结下来就是：1、地理上拥有便于出海且无需维持庞大陆军的位置，可将全部国力投入海洋事业；2、自然结构上拥有优良的海岸地貌、天然港口、可通航内河，搭配适宜的气候与本土物产，构成海洋商贸与航运发展的天然基础；3、适配海权的国土规模。规模不取决于国土总面积，而取决于可通航海岸线长度与沿海区域支撑海洋事业的能力；4、庞大的人口基数；5、崇尚商业开拓、勇于远洋冒险的民族，天然会寻求海洋扩张，为长久海权奠定精神根基；6、政府针对海洋贸易、造船产业与海军建设的政策智慧与延续性，决定着国家海权的稳步发展。

更重要的是，马汉推导出了争夺海权的五个动态要素（可称之为“海权五要素”）

1、本土生产能力——“一切海权最终根植于生产，如果没有生产便无商贸往来，也就没有了海洋事业的发展”；

2、海上航运能力——“航运船只为本国产业产品跨洋交换的必要载体”；

3、海外贸易对象——“殖民地为本国过剩产品提供全新输出渠道与海外市场，若无海外市场，海洋贸易便无法扩张发展”；

4、强大海军力量——“唯有强大的海军能够保护海上交通线、捍卫海外领地，保障国家的海洋行动自由”；

5、远海军事支点——一支没有远海防御据点支撑的舰队，无法在海外开展长期作战，如同飞鸟无法远离本土海岸长久翱翔。海外港口与殖民地支点，是海军远洋持续部署、作战的必要条件。

通过对历史的复盘来发现规律，然后再用总结出的定律推导未来，是社科层面创造新方法论的重要方法。通过对西方各强权一个半世纪争霸史的总结，马汉的海权三部曲完整揭示了大英帝国是如何通过控制海洋，做到制霸全球的。1922年，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美、英、法、日、意五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吨位的标准比例为5∶5∶3∶1.75∶1.75，以此来确认五国在这个世界的权力份额；二战中日本向英美宣战，开启太平洋战场都是深受海权论的影响。

可以说，美国的崛起就是在海权论的指导下完成的。今天美军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拥有374个永久基地。海军拥有11支航母舰队，陆军没有存在感，无不映射出对海权论的重视。反过来也可以对照马汉的“海权五要素”，检讨一下如今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是否是因为某些要素衰弱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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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岛理论

1907年，英国学者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正式提出枢纽理论，1919 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完善为世界岛 + 心脏地带的经典三段论模型。

世界岛理论认为欧亚北非组成的旧大陆最重要，“全世界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绝大多数矿产资源与原生古文明，全部聚集在这块连片大陆之上。除此之外，剩余陆地全是分散在大洋中的岛屿与次大陆。”。包括东欧平原、西伯利亚、中亚、蒙古高原等位于欧亚大陆心脏（枢纽）地带的土地。由于远离海洋的土地，是天然的陆权堡垒。

历史上，心脏地带虽然点缀有一些农业绿洲，但整体地貌呈现为“点缀着一块块沙漠”的，“广阔的即使通常并不丰美”的草原地带。这就使得在历史上，游牧民族得以成为心脏地带的主导者。尤其“在公元 5 至 16 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来自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前仆后继地进入东欧草原地带，并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冲击大陆边缘的文明区。

这些位于心脏地带与海洋之间，常年承受来自枢纽草原游牧者侵袭的陆海复合带，被麦金德称作“内新月形地带”。包括：枢纽以西的欧洲大陆、西南的中东地区、以南的印度半岛，以及中国东部的中国地区。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乃至非洲南部，则构成一圈临海的外围海岛型海权与商贸据点，属于欧亚大陆的陆上强权无法染指的“外新月形地带”。

在麦金德看来，心脏地带的东欧部分（也就是沙俄控制的部分），已然开发为“全球连片面积最大的粮仓”，并且整个心脏地带又是矿产富集区。这意味着不受海上力量袭扰的心脏地带，只需依托铁路整合资源，便完全能够实现自给。最终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被总结为了一句话：“谁控制了东欧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全世界。”从这个角度说，世界岛理论也可以被称之为“陆权论”。

作为一名英国人，麦金德本应是海权论的拥趸。之所以认定陆权可以主导世界，是因为看到沙皇俄国正在用铁路改变游戏规则。189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特别选在太平洋不冻港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奠基仪式，以彰显俄国打通横跨欧亚、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铁路线的雄心。

原本凭借对海洋的控制，大英帝国可以阻断欧洲列强与殖民地的联系，进而称霸全球。如今沙俄用洲际铁路，在一国本土内就能绕过海洋封锁、连通两大洋的做法，在麦金德看来“正在改写陆权规则”。尤其在1915年-1916年（一战时期），沙俄为对应德国、奥斯曼土耳其对波罗的海及黑海的封锁，紧急修通了连通北冰洋的“摩尔曼斯克铁路”，以承接来自英美等协约国盟友的物资援助。更是进一步印证了麦金德的判断——“铁路跳过修路阶段直接取代骆驼与战马”的技术大升级，将使得世界岛心脏地带可以凭借陆权，整合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换而言之，如果说马汉的海权论，是通过复盘大英帝国历史，为美国设计一条海上崛起之路，那么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就是为沙皇俄国量身定制的。在后来的历史中，尽管沙皇俄国作为一个政权在一战末期崩溃了，但取而代之的苏联则的确完成了麦金德的构想。不仅击败了同样遵循世界岛理论，试图向东扩张的纳粹德国，更成长为冷战时期与美国并立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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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地带理论

将地缘政治博弈视为一场零和博弈，那这个世界就只能有一个胜利者。然而回顾人类历史，代表不同地缘背景的两强并立才是常态。就像两千多年前代表陆权的波斯帝国。始终无法消灭代表海权的古希腊城邦联盟；以农耕立国的中原王朝即便修筑了伟大的长城，北方草原依然会周期性崛起游牧帝国一样。

1944年，二战已经进入尾声。所有人都清楚一点，德国和日本已不再是威胁，美国和苏联才是战后的超级大国，且都无法对彼此的本土构成威胁。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模型，来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陆权、海权国家，指明争夺的方向。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出版了《和平地理学》一书，推出了地缘政治史上第三大模型——边缘地带理论。

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带，构成了心脏地带与外部海洋世界之间至关重要的缓冲与过渡枢纽。该地带集聚了欧亚大陆最核心的人口、工业财富与军事潜力。”斯皮克曼划定的边缘地带包括五大板块，包括：欧洲沿海地区、地中海与中东地区、印度半岛、中南半岛与东南亚群岛，以及东亚沿海地区。

参考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斯皮克曼也用了三段句式来表述边缘地带理论模型——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主宰欧亚大陆；谁主宰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世界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边缘地带理论并非认为边缘地带有机会成就超级强权。而是认为美国光有制海权还不够，还得用各种办法控制上述边缘地带。此消彼长，美国控制越多边缘地带，苏联的势力就越衰弱，反之亦然。二战后，美苏在欧洲建立北约、华约，对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的争夺，都是基于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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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理论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个重大胜利，美国需要新的地缘政治模型来管理世界。1997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出版了地缘政治著作《大棋局》，“大棋局理论”亦成后冷战时代，美国维持一超独霸事业基础模型。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对美国而言最核心的地缘政治目标是欧亚大陆。当前，一个非欧亚大陆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占据优势地位，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直接取决于其在欧亚大陆的优势能够维持多久、发挥多大效能。”为此，布热津斯基在欧亚大陆找出了五大“地缘战略棋手国家”，以及五大“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作为这盘大棋局上的棋子。

地缘战略棋手是指有能力、有意愿推行跨境综合战略、能够改变欧亚大陆现有地缘政治均势的主权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印度。鉴于美国被定位为全球棋手，这些只能影响欧亚大陆均势的棋手，实则只是美国眼中的棋子。

俄罗斯：作为苏联心脏地带强权的继承者，俄罗斯保留了庞大的欧亚纵深与军事力量，仍是欧亚大陆核心的陆权强国。一个被削弱、权力分散、地缘受限的俄罗斯，是欧亚秩序稳定的基础；而一个重新统一、帝国化的俄罗斯，将彻底否定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霸权）。

中国：东亚核心的边缘地带强权，主导整个亚太地缘秩序。“若无法培育中美政治战略共识，美国就不存在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出于历史与地缘政治原因，中国应当将美国视为天然盟友。”

印度：主导南亚次大陆，掌控北印度洋海上航道，是欧亚南部边缘地带唯一的区域大国。“是制衡中国在南亚、东南亚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天然力量，为美国平衡东亚边缘地带格局提供了有用的战略资产。”

法国：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的政治核心，可以制衡德国在西欧的主导地位。“法国追求真正战略自主的欧洲，摆脱美国的战略主导，其地缘构想常与美国优先目标相悖，试图依托欧洲一体化恢复传统大国地位。”

德国：占据欧洲枢纽区位，凭借经济优势与中心地理位置，具备整合东西欧的地缘能力。“德国是欧洲稳定的支柱，同时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德国依靠欧洲一体化完成历史救赎，同时将紧密的对美同盟视为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基石。”

除此之外还有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韩国。如果将五大地缘旗手国家，比作中国象棋中的车、马、炮、象、士（至于如何两两对应，可自行思考），那么五个支轴国家则相当于象棋中的兵卒。虽然自身力量弱小，但在合适的位置上却能影响整个棋局。（这类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

乌克兰（东欧支轴，欧洲插入东欧平原的矛头）——“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主要是一个亚洲帝国…… 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 5200 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

阿塞拜疆（高加索支轴，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链接点）——“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果丧失独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

土耳其（地中海支轴，黑海、地中海、高加索三地区的连接点）——“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去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仍起着削弱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且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高加索地区，同时也可能破坏阿拉伯世界的稳定。”

伊朗（中东支轴，中亚与西亚的链接点）——“伊朗的独立能阻碍俄罗斯在波斯湾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任何长期的威胁。伊朗的地缘位置使它成为连接中亚与西亚的关键枢纽，其脆弱性或倒向将直接影响俄罗斯、土耳其、阿拉伯国家及美国的战略布局。”

韩国（远东支轴，东亚海洋与大陆的链接点）——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论是因内部政治失败还是被外部势力控制，都将立即改变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直接影响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力量平衡。

鉴于防止俄罗斯重新复活为一个可以和美国对抗的陆权帝国，布热津斯基在书中更是指出支轴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支轴国家，是阻止俄罗斯做“帝国式扩张的关键地缘屏障”。考虑到中国最重要棋手国家、伊朗最重要支轴国家的定位，大棋局模型认为“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

回顾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执意推进北约东扩、试图吸收乌克兰；强化美韩同盟；对伊朗的持续制裁；一度试图与中国组成互补式的G2联盟等等做法，无一不是遵循大棋局所规划的战略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