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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到2009年这三十年间，美国NGO对华“捐赠”累计高达约两百亿美元，其中超过八成流入高等教育、科研及政府部门。
尤其，大量资金体现在通过长期定向的资助项目深度介入中国关键学科的课程设置、研究议程、人才培养乃至学术评价标准之上。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内部刊物（2013年第4期），该组织背后由美国孔思德家族基金会注资支持
自80年代末始，尽管有诸如庞朴、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余敦康等一批学者的也在各种学术争鸣和文化思潮中坚持本土化的学术立场取向，但是在全社会所谓“反思文革”的思潮背景下，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再次被提出，并群体性的被奉为圭臬。
某名噪一时的电视纪录片便是这一时期社会集体情绪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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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黄土文明的封闭与保守，而将希望寄托于蓝色的海洋文明（即西方文明），这种政治上的直白落位到文化界其产生的巨大动能，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直到2026年的今天，国内许多顶尖大学的人文社科专业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核心课程教材仍然以翻译的西方经典和前沿著作为主。
这导致学生从入门开始，接触到的就是一套以西方社会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而对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则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工具进行解读和提炼。
而在选题上，国内学术界更是长期存在追随西方热点议题乃至政论观的倾向。
无论是福柯的权力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还是后来的后殖民主义、新文化史……西方学术界的议题转换往往能迅速在国内引发模仿性研究热潮。
这种“追随”模式，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常常处于一种“应答”而非“提问”的地位，难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重大理论议题与国际学术姿态——不论你是主动的殖民化臣服，还是被动的客观性无奈。
军工科技不见清华北大
9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引入了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科研评价体系（KPI）。
在自然科学领域SCI（科学引文索引）成为金标准，这或许尚有合理性，毕竟自然科学通常在实践落地层面存在硬性标准；但这一模式很快被移植到人文社科领域，催生了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以及本土化的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崇拜，这就属实难崩……
尽管CSSCI在国内评价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顶尖高校和冲击“双一流”的竞争中，发表SSCI/A&HCI索引的期刊论文、尤其是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还是被视为学者学术水平和机构国际影响力的最高体现。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学者为了能在SSCI/A&HCI期刊上发表文章，必须使用这些期刊所接受的理论框架（绝大多数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偏好量化和实证）和学术语言（英语），并探讨符合其审稿人口味（通常是具有国际普遍性或符合西方对中国想象）的议题。
进而，使得大量研究实质上脱离了中国复杂的现实问题和深厚的文化语境。
甚至，为了在英文期刊上发表，中国学者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更要学习一套特定的“学术八股”——他们需要用英语世界的读者和编辑能够理解的理论和逻辑来讲述中国故事。
久而久之，一些学者甚至会直接用英语进行思考和构思，其中文写作反而会带有明显的“翻译腔”，形成“土不土、洋不洋”的香蕉人作态。
学术界的事实是，拥有在顶级SSCI/A&HCI期刊发表记录的学者，在人才引进、职称晋升、项目申请、经费获取等方面往往拥有巨大的优势。
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诱惑与激励双重机制：一方面引导着最优秀的学者将精力投入到迎合西方标准的“国际发表”中，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太多“骗子教授”以虚假的国外期刊论文发表数骗得高校职位、侵占国家公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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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长期存在于社科界的评价体系是一种十足的“学术殖民化”，它意味着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西方学术体系的“数据提供者”和“理论验证场”，而失去了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主动权和自信心。
如此“土殖混杂”的学术场域培养的“高级社科人才”，研究的议题往往与所谓“国际学术前沿”、实则是西方关注的政治议题紧密接轨，如市民社会、NGO发展、选举政治、人权保护、性别平权、族群认同等。
在探讨这些议题时，西方的价值预设和评判标准被潜移默化地引入，引导中国学术讨论的方向。
那么作为导师、专家、知名学者、明星大咖，他们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自然承接其学术脉络和思想倾向，形成学术上的“师门”和“派系”，使得西方影响得以在中国学术界代际传承和扩散。
更可怖的是，其中部分顶尖学者通过担任政府智囊、参与政策研讨会、撰写内部报告等方式，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当其政策建议建立在西方理论基础上时，就可能对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产生潜在干扰。
就历史而论，欧美的文化与资本影响力渗透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福特基金会于1988年在北京正式设立办事处。
此前，该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87年7月25日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标志着西方大型基金会与中国最高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建立了官方合作渠道。
福特基金会选定社科院作为主要合作对象正是看中了其“高水平的社科人文知识分子集中”，以及对国际学术交流和取得国际资助的积极态度。
在中国，福特基金会精准地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这类顶尖机构作为合作伙伴，资助了大量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性别研究项目，如“中国城市/农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研究”、“当代中国边缘群体研究”、“教育公平监测”、“刑事简易程序实证研究”、“法律与性别研究”等 。
其资助不仅产出研究报告，更直接用于课程开发（比如其与武汉大学联合开发的“性别与法律”课程）和教材编写，直接影响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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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亦曾被曝长期接受某日本基金会资助，其关于“731部队侵华实验”的研究观点（被指相对淡化历史罪责）曾引发强烈质疑。
当然，拿日本钱的多了去了，远不止曹树基一人。
这种模式下生产出的研究结果，是毫无疑义的“金主定制观点”，更是“学术国际化”异化的典型案例。
再如，某些西方顶尖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和顶级高校（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等）同样通过设立中国研究中心、提供访问学者职位、联合举办学术会议、合作研究课题等方式，深度介入中国问题研究。
一来，它们吸收中国顶尖学者参与其项目，按照西方设定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进行研究；二来，它们培养了大批理解西方话语、熟悉西方学术规则的中国“知华派”或“亲西派”学者。
这些学者回国后，往往在各自领域占据要津，成为西方思想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关键节点。
哈佛燕京学社便是历史上执行此类功能的典型。
包括大名鼎鼎的富布赖特项目，美国政府最具标志性的全球性教育交流计划，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管理，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仅2001年一年的对华经费就高达千万美元之巨，是影响我国人文社科学者的重要平台。
仿效福特基金会的模式，首都北京逐渐形成了与外国机构进行项目合作的做法。
根据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的估计，在中国的国际NGO（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大概在1000~2000个。
199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的项目中，涉及资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共有2.466亿美元，其中用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有0.748亿美元，经济增长的有0.983亿万美元，人类发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亿万美元。
而涉及和平和社会共同公正的则有1.892亿美元，其中用于人权和国际合作的有1.074亿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的有0.0818亿美元;涉及教育、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1.139亿美元，用于教育、知识和宗教的有0.696亿美元，用于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0.443亿美元。
1955年，福特基金会就开始了对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资助，后来将资助的范围扩大到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另外十二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中国学研究。
其目的就是吸纳中国社会中遍布在媒体（舆论系统）、高校（教育系统）的反共精英、自由派知识分子，策动颜色革命和政治颠覆。
2002年，福特基金会正式将触手伸进中国教育体制内部：PHE（Pathways to Higher Education）项目启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三十九所高校参与其中。
近十年后，2011年，来自六个国家的教育界代表在中国的西部重镇——成都，召开“探讨提高贫困生发展能力”的会议，会议由福特基金会直接策划和组织。
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我科普过很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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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福特基金会又宣布设立一项面向非洲、中东、亚洲、拉美和俄罗斯籍研究生的“国际奖学金计划”：十年出资三亿美元，执行该基金会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全球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其中两亿八千万美元用于资助3500名学生完成三年的硕士或博士阶段学习。
这3500名资助对象不论在哪国留学，都必须是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被认为在美国高校学生中人数比率偏低。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在中国工作九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曾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
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有科研、教育、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二十年花费了大概 四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四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
十年后的2018年，还是在福特基金会的策划下，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樊姓人、贺姓人、张姓人、萧姓人等齐聚一堂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
同年，或者说，“直到2018年”，在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与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在京联合召开的“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的教育部才对外宣布建立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审批机制，并与全国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第一次针对性的座谈，此后我们才陆续出台了《高校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具体规定》。
当然，之所以能在彼时终由公安部牵头，也是因为那年4月潜伏公安部多年的“涉外虎”（姓孟）宣告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