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据王朝的标准模型，开国皇帝的想法，是一个让大家都HAPPY的治国模式。
假设有一个大的土豆村，村有200户人家，1000个村民，假定每个人5亩地，一共5000亩地，每亩地产粮折算10两银子，
每个村民的年收入是50两银子。
那么根据国家的税法，理想状态下是：
1、十税一，土豆村5000亩地每年上缴5000两银子的田赋；
2、每个人每年上缴2两银子的人丁税，一共2000两；
3、每个人每年有30天的时间被县衙征调服劳役；
最终，国家在这个村子里每年收税7000两银子；
而每个村民每年收入43两银子，每年抽一个月给朝廷打工，这样的生活状态，不说富贵，糊口至少没问题，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无事。
可这是理想状态，事实却是，王朝经过100年，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千疮百孔了，民间往往是大量的人口食不果腹，饥寒交迫；而另一方面，帝国人口越来越多，征收的税却越来越少，到100年-150年左右如果不改革，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在孤独的皇帝中说过，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民间经济必然是马太效应，土地不断以加速度进行兼并，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如在张居正改革时，根据数据统计，已经是5%的人占据了全国90%以上的耕地。
在理论上，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古今，都必须要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与两级分化，否则，经济必然发生崩溃，一方面有钱的人不仅消费能力有限，而且甚至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让国家更加收不上来税，如美国，伴随资本对政权的控制，出现了倒挂，穷人多缴税，富人少缴税，加速马太效应的发生，而且美国政府年年入不敷出；
另外一个方面穷人想消费没有钱，富人消费能力有限却集中了绝大多数的财富，最终经济出现停滞。
可恰恰相反，古代王朝的各项制度不是不干预贫富分化，是客观上促进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权贵集团的不断膨胀。
雍正1722年登基，此时大清不过建朝86年，且经历了康熙盛世，但已经将各朝代的毛病全部体现了出来，国库存银不过800万两，已不够支付国家的开销，中央和地方长期亏空，贪污成风，大清感觉很繁荣，却收不上来税，而且老百姓都已经劳苦不堪。问题出在哪里？
大清已经是中国大一统王朝发展了近2000年的最后一个朝代，各种制度的漏洞被所有的官员摸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制度在颁布后都开始围绕权贵集团进行旋转，而且大清将大明的很多弊端几乎完整的继承了下来。
朱元璋是大明开国平民皇帝，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各项制度对官员苛刻，对百姓宽容，对各级官吏的要求之严格，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但遗憾的说，正是因为朱元璋，让大明的贪腐达到了古代王朝的巅峰。
大明之前的历朝历代，有贪官，但也有清官，而整个终大明一朝，几乎就只有一个清官，就是海瑞。
因为在大明，要做清官，就需要做圣人，做苦行僧。
大明的县一级县太爷，年薪是各种银两、布帛、粮食折算为90石大米，到了后期张居正改革，折算成白银是年薪45两，折算下来，相当于2021年的生活标准是年薪150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每个月挣1200块钱左右；
注意，那个时候没有医保、没有社保、各种福利补贴通通没有，县太爷夫人又没工作，他一个人要养一大家子，怎么才能活下来？
所以海瑞只有在他母亲60岁生日的时候才能够买两斤肉，平时根本不进荤腥。
按照大明的税率和徭役，理论上，如果不被贪官剥削，普通农民的收入比县太爷高多了；
然而培养一个县太爷，成本要比农民高多了，10到30年寒窗苦读，是不产生任何经济收益的，就为了当官。
结果现在可好，吃那么多苦，而且智商超群，在至少10万人里面脱颖而出，几十年亏本读书，就找个连最普通百姓工资都不如的工作，这如果不贪污，谁当官谁不傻逼吗？
朱元璋的恶政让贪腐成为了大明官员的日常工作。
所以，在唐代，在宋代，要整顿吏治，是可行的，毕竟，王朝再怎么腐朽，读书人毕竟读圣贤书长大，十个里面总有两三个信奉孔孟之道，有理想有追求的，尤其是宋代，官员俸禄足够高，地方州县官员，县令每月二十千钱，禄粟月五至三石，这还是基本工资。
而基本工资就已经是明代县令的5到10倍以上，不仅如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均由政府埋单，数量也相当可观。
结果到了明代，这下可好，制度就是告诉所有的官员：你们要奉公守法做青天大老爷，就要吃一辈子苦。
等于是牧羊人养了一只牧羊犬，连伙食都不给它吃，让它自己想办法，牧羊犬没吃的，根本打不过狼，这就是逼着牧羊犬去吃羊。
所以，从明代开始，官员的贪腐成为了正常，不贪腐才不正常，只要出一个清官，全天下都当他是怪物一样看。
大清的初期，全面沿用了明代的俸禄制度，事实上就是鼓励官员贪污：没钱给你们发工资，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养活自己。
而从大明张居正开始的一条鞭法，有很多积极意义，但也产生了一个额外效应，就是将贪污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
在一条鞭法之前，农民的上缴税收是各种杂七杂八的各种实物，有大米的缴大米，有布帛的缴布帛。
当法令没有标准和规则的时候，是最容易有空子钻的，官员借此大发其财，各种手段捞钱，比如说农民缴纳的布帛和粮食质量有问题，需要多缴纳，比如农民不给官员好处，官员就各种挑刺。
从张居正改革开始，所有的纳税大多直接折算成了白银，别的东西不要了，农民也需要到市场上把米卖了换成白银缴税，这样一来，就把漏洞给堵死了，因为白银的成色是标准品，地方官没法挑毛病。
但是，很快的，大明的官员们就发现了新的漏洞。
因为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交的是碎银，各个地方总不能把全国的碎银都交到朝廷去，否则朝廷又得晕了，各级州县需要将碎银子熔炼后再铸成标准的银锭即官银，统一运往京城。
这样张居正是省事了，但是官员们也找到新的发财门道了，由于老百姓的的碎银子纯度质量不一，加上熔炼铸锭的过程中一定出现损耗，
某个县收了1000两的碎银，但是熔炼成大块银锭，就只剩下960两了，而剩下的40两，当然地方官不会自己出钱去补贴。
所以，地方官可以多征收一定比例的白银作为熔炼时候的损耗。
按照正常科学的角度来说，最多不应该超过2%-5%，但是朝廷并没有给出标准。
没有标准，就必然发生贪腐，如同徭役，县太爷可以让百姓干一个月的活，也可以让他们干五个月的活，这都是县太爷说了算。
很快，在整个官员贪腐的基础上，谁的火耗收的少，谁就是傻逼，大明的官员开始变着法的多收火耗。
朝廷的税收本来是三十税一，但是短短几年的时间，火耗的收取已经超过了朝廷需要的田赋，根据记录，正常一点的州县，火耗是每两银子收4钱到5钱，即多收40%-50%，但是到了后期，更多县城的火耗已经超过了朝廷要求的田赋，收到没边了。
十税一直接变成了十税二或者更高。
大明的后期，对火耗根本没人管，大清的初期，康熙做过多次要求，但收效甚微，而康熙朝，南征北战，从三番、台湾省到额尔丹，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康熙最后也不管了。
于是，火耗，成为了地方官名正言顺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收入。
这样，百姓的负担直线上升，但田赋造成的损失还是有限的，真正影响大的，是人丁税和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