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朝时代，让老百姓叫苦不迭的往往是徭役，因为国家统一的徭役是有限的，国家型的大工程为数不多，但是到了地方上，做多少基建，搞多少建设，都是地方官说了算。
当腐败与贪污已经成为惯例的时候，徭役成为了地方官剥削百姓最有力的工具，本来正常状态下是一年老百姓服一个月的徭役。
现在可好，反正让老百姓服役不需要自己花钱，那就可劲的用。
三月修桥，四月修衙门；
六月修河堤，八月盖驿站；
你说要耕田没时间服役，那就交钱，交了钱就可以不用来了。
徭役，成为了官府发家致富最有利的工具。
而人丁税，更是成为了官员的明面收入。
人丁税从汉代开始，是各朝代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人丁税直接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瞒报人口，并造成大量的流民和仆役。
因为地是死的，是瞒不过去的，上级官员过来就能看到，但是人是活的，是可以流动的，所以人丁税的征收难度远远高于田赋。
朝廷也是搞人口普查的，具体的搞法，由州、县政府牵头，乡村的里正、保长等基层官吏拿着朝廷的户籍档案，一家家调研访谈，摸清楚家庭的人口数量、男女数量、年龄、身体状况，没记录在册的人口，官府需要重新录入，已经死亡的人口，官府帮你移除户籍信息。
1381年朱元璋在位时，洪武14年，明代第一次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全国1065千万户，5987万人。
可是，随后明代276年，人口最高峰仅仅达到了7000万，以后再没有增长。到了明末的天启年间，人口居然只有5165万人，还不如明初。
这里面一看就知道猫腻太大了，大清仅从雍正到乾隆的几十年间，人口就达到了3亿以上。
要知道，除了明朝后期的战争，大明相对来说是比较太平的，而且相对前期各朝代，农耕技术在不断发展，耕地面积在增加，统计的850万顷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1.8亿甚至更多的人口。
大明的人口，是一个谜。而根据后世各种历史学家的调查，大明各州县至少瞒报了8000万到1亿的人口数量。
因为大明各州县的官员非常清楚，朝廷之所以要统计人口，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征收丁税，如果一个县有人口四十万，只给朝廷报二十万，相当于官员直接拿走了一半的丁税。
于是，大明的丁税，朝廷拿走一小半，官员贪了一大半；
而另外一个方面，徭役制度呢，更是已经瘫痪了，因为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即士绅集团。
读书人寒窗苦读10年，就为了当个县令那每年1万的年薪吗，当然不是。秀才是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和门票，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槛。即使从底层的秀才开始，就拥有了特权。
随便例举几个基本权力。
第一、见官不拜：在公堂之上不用下跪磕头，见到县官，作揖就可以了，并且，秀才可以随时到衙门递名帖见县令，这也是普通人办不到的；
秀才不用拜官，官老爷也对秀才多一层照顾，因为秀才再往上走，到举人，就是朝廷的候补官员，以后有很大的概率同朝为官，当然要相互照应。
而且，在那个时代，能够读书的，九成以上家里都是不愁温饱的读书人。
第二、免除徭役：再不用给公家干活了，当官府去征收壮丁的时候，秀才可以悠闲的看书喝茶，修堤坝补路这些以后根本不关他的事。
第三、免交粮免除人丁税：家里有田，好啦！都是自个的，不用给国家交赋税了。
第四、免刑：如果作奸犯科了，站在县太爷面前，大老爷可不能一怒之下打读书人的板子，如果要打板子首先县太爷得去省里找学政，把你的功名革去。
根据大明的状态，考取功名的难度，举人相当于副教授，秀才相当于重点大学的学生。
而在朝廷的制度漏洞下，终于形成了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巨大利益集团，即士绅集团。
要知道，根据朝廷的法令，享受特权的不是秀才举人他们个人，而是他们一家子。
如果某个村子里出了一个秀才，会出现什么？
能在一个村子里考取秀才的，本身就是家境比较富裕的一群人，田产和人口在村子里是最多的，而在得到功名后，更是要利用制度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于是：
村子里有几户人家，都将自己的田产挂到了秀才的名下，这样大家都不用交田赋了，当然，秀才不会这样白帮忙，国家的赋税是10两银子，秀才就收3两；
于是，秀才名下的耕地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