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末，中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25亿人。其中，灵活就业人员达2.8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8.6%。预测显示，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将突破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
这意味着，每10个打工人中，就有4个人没有固定雇主、没有固定场所、没有朝九晚五、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
同时，我们的经济总量仍在快速增长，让大家普遍感觉国家蒸蒸日上，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捉襟见肘。
根本原因在于，智能化的普及正在一、二、三产业中系统性地排斥就业，使大量人员无法正规就业，无法参与分配，沦为边缘人，“按劳分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企业角度来说，机器人不会累，不会渴，不会生病，不用发工资，不用交社保，他们有无限的动力实施“去人化”操作，灵活就业人员数量还会快速增加。
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这种生产关系，优化和丰富三级分配体系，就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智能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0%。
其中，服务机器人产量1858.1万套，比上年增长16.1%；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536.4万射频模块，增长13.5%；服务器产量597.0万台，增长12.6%。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9.3%，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7.9%，远远高于GDP的增长。
这些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智能化不是未来的趋势，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它正在以两位数的增速重构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增长动力，物质生产领域对人的直接依赖正在系统性降低。
但是，生产力的飞跃并不会自动带来生产关系的进步。恰恰相反，生产力的飞跃往往会首先加剧生产关系的滞后性——这正是当前所有矛盾的根源。
生产力的飞跃本应造福所有人，但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下，它首先表现为对就业的系统性“排斥”。
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消灭工作”，而是替代、创造和就业结构巨变同时并存。在当前阶段，替代效应远远压倒创造效应，这是就业萎缩的直接原因。
在第一产业，智能化正在用数据替代经验、用机器替代体力。无人拖拉机、自动驾驶插秧机、无人机植保等技术逐步普及，大幅减少了对传统播种、施肥、喷洒农药、收割等体力劳动的需求。自动化农业设备的应用倒逼农业劳动者通过学习、培训等方式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但那些无法完成技能升级的劳动者则被直接挤出。
年轻人学习能力强，能不能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让年轻人回乡创业呢？很难。
年轻人面临着三大难题。
一是农业正在工业化，你要买齐智能化的农业设备，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一些种粮大户的装备以千万甚至以亿计，这不是一个可以普遍复制的路径；
二是农业附加值低，年轻人面临买房、结婚、生子的压力，一年挣一万块钱，他们永远也结不了婚，不如出去打工，甚至不如送外卖；
三是富裕地区人多地少，很难规模化，欠发达地区条件恶劣，有规模但产出低，都很难吸引年轻人。
在第二产业，这是智能化排斥就业最剧烈、最典型的领域。装配线重复作业员的替代率超过65%；标准化质检员的岗位被AI视觉检测（准确率达99.9%）所取代；仓库分拣员的工作被AGV机器人（效率提升400%）所替代。
更令人警醒的是长远趋势。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所需就业岗位达到1.5亿个，但其中35%的就业岗位由机器完成，劳动力较2019年反而减少了20%。
这意味着，制造业岗位的绝对数量在增长，但人的岗位却在减少——机器正在“吃掉”人的就业机会。
在第三产业，智能化影响更为复杂，也更为深远，从一、二产业被挤出的人员大量进入第三产业，即灵活就业，而他们又面临着智能替代和平台化的双重挤压。
智能替代在第三产业中正在大量消灭电话销售、客服代表、文书助理、初级会计等岗位，总需求在减少。
平台凭借其规模化和信息优势，对传统线下模式形成冲击，挤压了传统中小商家和线下个体户的生存空间。其创造的岗位多为灵活就业形态，平台通过“众包协议”、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切割法律关系，使得平台从业者不被认定为传统“劳动者”。
从业者没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法定权益，“四季无休、三餐不定、两腿不停”是常态。在遭遇工伤、疾病时，他们获得的社会保障严重不足。
2025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率不足40%，养老保险参保率仅约两成，大量新业态劳动者游离于保障体系之外。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进一步冲击稳定的劳动关系，他们处于“有劳动无保障、有收入无权利”的状态——这正是“排斥”的最终形态。
我国实行三次分配制度，一次分配遵循市场原则，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是工资性收入；二次分配是转移支付，就是国家为了帮助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运转和民生保障，通过税收和对口帮扶，实现地区发展的相对平衡；三次分配是道德分配，就是希望有钱人能够帮助穷人。
但在智能化时代，三次分配明显失灵。
在一次分配中，高技能劳动者工资增幅远远高于低技能群体，智能化还系统性地将财富从劳动者手中转移到资本所有者手中，更不要说被挤出分配系统的人群，根本没有参与分配的资格。
二次分配本质上是劫富济贫，更是雪中送炭，是防止欠发达地区被富裕地区落得太远的重要举措。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0万亿元，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合计10.3万亿元，转移支付已占一半，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但“富”的创造能力也决定了“劫”的上限。如果过度征税导致东部经济失速，整个转移支付体系都将失去水源。
第三次分配——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在智能化时代更是杯水车薪。
2025年，中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首次突破 2000 亿元，不到转移支付的2%。
指望亿万富翁的善心来解决分配不平衡，既不现实也不可靠。
三次分配理论预设了一个前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能够在相对公平的框架内运作，三次分配只是“有益补充”。但在智能化时代，这个前提已经崩塌。
初次分配本身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智能化的效率红利向资本端的集中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再分配受制于全球竞争和国家能力的边界，近半的公共预算转移已达极限；三次分配则受制于自愿性和规模的天花板。
三者叠加的结果是，传统的“三次分配”框架缺乏应对这一系统性挑战的理论工具和制度资源。
四、内外增长的约束
那我们把内需的蛋糕做大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产业竞争正在进入技术密集化、资本密集化、资源密集化的时代，产业只会越来越集中，地区发展不平衡只会加大，不会缩小。
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天然倾向于集聚在人才储备充足、基础设施完善、资本市场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意味着，智能化创造的高技能、高收入岗位，主要集中在东部。
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双重挤压。中西部地区长期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但这些产业正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智能化使这些产业本身加速“去人化”；另一方面，全球产业格局变化使低端制造正在加速向外转移。
做大内需不行，扩大外贸行不行呢？也很难。
中国已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5年，中国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了增长。
中国外贸的体量和广度意味着，任何国内政策——无论是提高工资标准、加征资本税还是强化社保——都会通过“价格－成本”传导机制影响国际竞争力。在一个中国是150多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世界里，国内生产关系的调整不可能关起门来搞。
如果中国单方面提高企业社保负担或开征机器人税，而竞争对手（如越南、印度）没有同等措施，资本和订单就会流向后者。这正是“全球化悖论”：经济越开放，国家调节分配的能力反而越受约束。
有人说，那就产业升级，提高竞争力，也不行，产业越高级，容纳的就业人口越少。
当智能化排斥就业、地区发展不平衡扩大和外贸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这三重力量叠加在一起时，形成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困境：
智能化排斥就业，但被排斥的劳动力无法在同一地区找到替代岗位。
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东部，被替代的低技能工人面临的是“岗位升级”的挑战——新岗位需要的是算法工程师而非流水线工人，技能鸿沟难以跨越。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西部，被替代的工人面临的则是“岗位消失”的困境——产业本身在萎缩，而不是转型。
地区发展不平衡使转移支付成为必要，但转移支付的规模受制于经济增长。2025年超过10万亿元的转移支付本身就是地区差距的缩影。但转移支付的钱从哪里来？主要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税收贡献。而东部发达地区的税收又高度依赖其国际竞争力——如果因过度加税导致产业外流，转移支付的“水源”就会枯竭。
智能化产生的分配问题，无法通过传统的转移支付和再分配机制完全解决；而全球化的竞争格局又限制了国家干预的空间。这正是智能化时代生产关系调整面临的真正困境。
五、制度能力与现实挑战
202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评估，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减少对就业的冲击”。文件强调“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这一表述本身，就是对智能化时代生产关系必须调整的明确确认。
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家正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府层面正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全民社保体系，探索建立平台就业专项保障基金。这些措施虽然尚未完全覆盖2.8亿灵活就业人员，但制度方向已经明确。
在财政再分配方面，2025年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弥补中西部等财力薄弱地区的财政缺口，保障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这些政策表明，国家已经意识到智能化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并开始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承认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挑战。
全球竞争的压力依然存在。中国是15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任何单方面的政策调整都必须考虑国际反应。资本可以流动，订单可以转移，但劳动者不能。如何在全球化与自主性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制度变革的速度仍滞后于技术迭代的速度。当算法以周为单位迭代时，社保制度的调整却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推进。这种“制度时差”可能导致问题在解决之前就已恶化。
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遭遇阻力。任何分配制度的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驯服资本、扩大公有制、强化再分配——这些措施必然遭遇资本的反弹和抵制。
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一条铁律。
当智能化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社会大协作”的规模时，生产关系的调整就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资本如果不能通过服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获得合法存在的基础，就会在制度硬约束下被边缘化。
这不是资本愿不愿意的事情，而是逻辑使然。资本通过智能化“消灭”了“剥削对象”，劳动者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资本生产的商品卖给谁呢？智能化“消灭”劳动者，其实也在消灭市场，也在消灭自己。
智能化正在为人类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如何在物质生产几乎不再需要人的时代，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自由地、创造性地生活。
驯服资本、扩大公有制、强化再分配，几乎是必由之路。
刘强东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指出：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所有公司全部国有化了，中国只需要一家电商公司、销售公司就可以实现了。没人再为物质去工作，大部分为精神、为感情去奋斗。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
一堆人出来指责，目的各有不同。
有人认为刘强东说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共产主义；
有人认为刘强东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物质丰富+按需分配”，忽略了生产关系变革等更核心的维度；
有人认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这一代实现共产主义在政治上显得太过轻率；
有人认为仅靠“公司全部国有化”并不能自动适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现实情况是：智能化排斥就业、地区发展不平衡扩大、收益天然流向资本端、行业收入差距巨大、内需外需双重见顶，按劳分配体系正在解体，必然要求改变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然，社会就会失去稳定，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
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它是一个持续斗争的过程。
技术提供了可能性，但能否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制度设计将智能技术从资本增殖的工具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基础设施，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再分配机制将技术红利转化为社会福祉，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全球竞争中坚持“以人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的发展方向。
共产主义不是等来的，智能化给了我们物质前提，但能不能战胜资本的贪婪、地区的不平衡和全球的竞争对手，取决于人民和制度的意志。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正在加速到来，物质生产不再依赖人的劳动。而能否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取决于我们的集体选择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