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万历的账本
万历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大明话事人的位置上熬过了48年，比天天修仙妄图长生的嘉靖还要多三年。
朱翊钧六岁被立太子，他爹隆庆帝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那个裕王，算是一位不错的皇帝，但隆庆在位仅5年，35岁时便早早过世。正史从未记载他的死因，现存史料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相对可信度较高，书中说隆庆帝性生活太放纵，长期大量服用壮阳药，把身体给搞垮了，所以才突然暴毙。
沈德符不是普通人，他爷爷和老爸长期在礼部、翰林院任职，能接触内阁文书、邸报，也能打探到各种内部消息。而沈德符自己出生成长在北京，虽然40岁才中举，也没有出任大明高官，但他在北京人脉多、路子野，写史书治学态度又严谨，不搞八卦段子，史学界对比大量资料，认为他的《万历野获编》是明代最靠谱的私人笔记之一，属于第一流史料。
考虑到官方对于隆庆帝的死因遮遮掩掩，具体是啥重症一个字不记，沈德符为人又比较可靠，我个人认为，隆庆帝35岁纵欲而死的说法是相对可信的。
插一句题外话，《万历野获编》还记载了嘉靖朝首辅夏言和名将曾铣的死，是因为当时陕西登城山崩，崩字对皇帝不吉利，嘉靖咨询神棍陶仲文怎么看这事，陶仲文说这事对皇帝大凶，只能杀一将一相转移灾祸，暗示要杀首辅，嘉靖就找了个理由杀了夏言和曾铣，夏言便成为明朝唯一被公开斩首的内阁首辅。
正史都没有提迷信这件事，说的是夏言屡次顶撞小心眼的嘉靖，嘉靖一直记恨，因夏言支持曾铣收复河套地区，嘉靖以“首辅勾结边关大将”的罪名杀了他俩。
我觉得正史野史说的都是事实，正是因为夏言得罪了嘉靖，嘉靖心胸极小又十分迷信，碰上山崩去问神棍，神棍跟严嵩有利益勾搭，便一起作局暗示杀夏言。嘉靖这种睚眦必报的人，正愁一个杀人的理由说服自己，心理关一过，才找理由狠心杀了夏言。
看到《万历野获编》里的故事，忍不住多嘴了两句不相关的事，咱们继续说万历。
隆庆帝死的那年，朱翊钧年仅9岁，放现在才读小学三年级，纯纯一幼稚小男孩，所以47岁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亲自做他的老师，天下大事，实际也由张居正在管。
张居正通过“考成法”给官员们定KPI，又通过“一条鞭法”，将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合并，统一征收银两，解决了前几任皇帝留下的财政问题，政绩极为出色，必须先重点表扬。
但张居正对翊钧哥的教育，是不太成功的。
翊钧哥那时年幼，张居正对他管得过于凶狠严厉，在人格上对他屡次打压，在私德上逼迫他做清教徒，还让太监冯保常年监视翊钧哥，读书偷懒、举止不端冯保都要打小报告，使翊钧哥打小就极畏惧张居正。
1582年张居正57岁时，因痔疮手术术后大出血，叠加其它原因，死于消化系统功能衰竭，万历翊钧哥此时已19岁，便接过张居正的担子开始亲政。
张居正刚死之际，翊钧哥本来还挺伤心，后来才得知张居正私生活奢靡好色，有一妻七妾，而张居正却在翊钧哥面前一本正经，强迫他禁欲。
十年来张居正一直在狠狠敲打翊钧哥，最让翊钧哥伤透心的，是他17岁宠幸宫女，冯保便向太后和张居正告密，害得翊钧哥被罚跪6小时认错并下罪己诏，实为毕生之耻。张居正还常常为了一丁点小事就联合太后，当着众多大臣的面呵斥自己，翊钧哥常吓得瑟瑟发抖，跪地求饶，活得毫无个人隐私和皇帝尊严。
每当想起张老师无数次架空自己的权力、践踏自己的尊严、打压自己的人格，他自己私生活放纵还不断压迫别人，翊钧哥就会越想越痛苦、越想越恼怒，多年压抑反弹，愤怒猛然间爆发出来。
张居正死后半年，翊钧哥先把爱打小报告的冯保抄了家，送去南京给祖上守陵，冯保又惊又怕，当场病死在那里。第二年翊钧哥就动手收拾张居正家人，反正张居正确实也没少拿钱没少压制过别人，有的是官员不断弹劾他，翊钧哥随便从弹劾中抽出几条，“欺君蔽主、构陷辽王”啥的，削夺了张居正生前死后的官阶封号，剥夺了他儿子们的官职。
张居正死后两年，21岁的万历气还没消，正式抄了张家在荆州的家产，又把其家属全部流放。
抄家并不是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官兵冲进屋把所有东西搬走那么简单，负责执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shùn）本就痛恨张居正，又知道小皇帝的心思，抄家的队伍还没到荆州，就先让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把张家大门封死，不准任何人出入，导致张家断水断粮。
十天后抄家队进入张家，已经有17人活活饿死渴死，尸臭几里外都闻得到，部分尸体已被家里饿狗吃了。
丘橓并没有因此放过张家人，继续拷打张居正长子、原礼部主事张敬修，张敬修被折磨得难以忍受，上吊自杀。丘橓又去折磨张居正三子状元张懋（mào）修，张懋修两次自杀没死，还被打成重伤。
张家没死的人，除老母外最后都被万历流放到了广东雷州徐闻，他们到徐闻后过得极惨，张居正次子双目失明，其妻投江自尽，三子发了疯，全家人最后基本都在徐闻穷困至死。
万历查抄冯保家，共查出黄金数万两、白银一百多万两、珠宝玉器、宅第田产无数，金银加起来，约合2026年10-20亿人民币（不精准），加上所有财产，约有大几十亿资产。
查抄张居正家前，丘橓预估张家有200万两白银的总资产，约合今天小几十亿人民币，但实际只查抄到黄金一万两、白银12万两，北京房产总值约1万两白银，珠宝玉器田产不多，所有财产约合今天6-8亿人民币（也不精准），在历朝首辅中属中游水平。以张居正当时的滔天权势，他真想搞钱，肯定比冯保有钱得多，说明张居正生活奢侈，但并不算贪财。
小皇帝把查抄来的这些财产，绝大部分都划入到内帑，即自己的私人小银行，并没有归入到太仓银。
这一年是1584年，此时距离万历驾崩，还有36年，距离大明灭亡，还有60年。
内帑与太仓银，便是我后面重点要讲的两样事物，我将由此开始，带大家一起理清明朝的财务数据，尤其是万历的财务账本。
下面将出现的明朝数据，来自《明实录》《万历会计录》《明史·食货志》，以及《明中叶后太仓岁入岁出银两的研究》（全汉昇、李龙华）、《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苏新红）、《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赖建诚）、《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李伯重）、《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万明）等权威学术成果，所有数据均经过交叉验证，可能有误但应该不会有大错，大家可放心食用。
明朝早期是没有内帑与太仓银这两个概念的，当时白银流通并不广泛，国家收税以宝钞加实物为主，包括粮食、布帛、金银等。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只能小部分统一收归中央内库，大部分实物直接存留在地方上，给当地官员用来发放地方基建支出、公务员薪水、日常开支、地方驻军费用等——大明早期的财政分配，是70%留在地方、20%归京通仓和九边仓（就是京城和九边的仓），只有10%入了中央。
而宝钞是明初发行的法定纸币，全名叫大明通行宝钞，从洪武八年（1375年）正式发行，明初强制流通，朝廷发俸发饷、百姓交税、市场交易都用宝钞。
但明朝的金融制度水平很低，朝廷滥印宝钞，不以对等的白银或实物兜底，宝钞一路贬值。洪武初期一贯宝钞抵一两白银，永乐年间就只值二三钱白银，正统前后跌到10文钱，60年时间贬值到跟废纸差不多，朝廷收税带头不收宝钞，老百姓也不敢用，市场流通回到铜钱、白银、实物交易。
大明前60年，皇帝自己的私人银行、国家的户部银行是不分的，两边银两财物随便调用。明英宗朱祁镇在1436年决定分家，把每年江南、湖广、河南、山东用运河运往北京的粮食实物（漕粮），折算成100万两金花银进自己口袋，从此明朝皇帝正式有了内帑，户部不允许碰这笔钱——这个金花银，是指含银量100%的好银子，因为打磨后有细碎银花光泽，所以叫“金花银”，用来区别市面上普通成色较差的白银。
六年后户部正式建“太仓库”，收取全国各地折银、盐课、关税、实物，跟皇帝私人银行分开算账。
早期太仓库主收粮布丝钞，每年现银很少，就二三十万两白银，正统后因为宝钞疯狂贬值，官府将部分税源，比如边粮折银、盐课、钞关等改收白银。至成化中后期，太仓银每年能收100万两，弘治中后期时，太仓银每年能收120-150万两，嘉靖早期每年能收200万两，隆庆每年能收250-300万两，张居正改革后，交到万历翊钧哥手里的，是每年400-450万两收入的太仓银库。
皇帝内帑的收入，也在各位话事人手里接力攀高，最初就漕粮那100万两金花银，后来加上盐利、皇庄、罚没收入，正德时年入250万两，嘉靖早期年入400万两，至万历翊钧哥时，每年内帑年入达到了300-500万两。
前面说冯保和张居正被抄家，绝大部分财产都划入到内帑，就是皇帝把他俩财产收归个人所有，光这两笔罚没，就让万历大概赚了相当于今天七八十亿人民币的收入。
内帑收入不断走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皇帝直接到太仓银拿钱。
成化十七年，即1481年，朱见深做了个很坏的表率，从太仓银取走三分一入内帑给自己花，这是公然调走国家资金私用，也是明朝官方记载的第一次皇帝挪用公款，官员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阻止不了皇帝胡作非为。
之后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一个个都张开手找太仓库要银子，动不动划走太仓库三分之一的白银给自己用，使国家财政常年处于紧张高压状态。
明朝皇帝不断提高内帑收益、窃取国家公款，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生活享受。
细分下来，钱主要花在日常生活、大兴土木、供养宗室三大项。
明初开国时，朱元璋手下太监总共才182人，宫女加女官等不到300人，到朱元璋去世前，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为二十四衙门）也只400人封顶。到万历时，紫禁城内常住太监高达1.2万人，外派矿监、税监等3000-4000人，在册宫女则达到了6000人。
万历在位时持续增补阉人，以扩张皇权斗文官，万历元年收3250人、六年收3570人、十六年收2000人、二十九年收4500人，常年扩招太监队伍，间接扩大了内帑财政开支。
朱元璋在位时贴身侍卫2000人，万历扩张到7400人。
朱元璋宫内总人数不超3000人，每年皇庄与光禄定额物料就能搞定开支。到万历时十几倍规模，每年光太监与宫女的米粮、月俸、冬衣、赏赐至少耗银80-120万两，再加上其它开支，一年就能吃掉太仓三分之一的收入。
根据《宝日堂杂钞》记载，万历每天吃饭耗银24两，约合今天2万人民币左右（所有换算无法精准，只能估一个大概范围）；两宫太后伙食标准还高于万历，一年吃饭要花费3万两白银，约合2400万人民币；后宫嫔妃王子公主所有人加起来一年伙食6万两，约合5000万人民币；太监宫女一年吃饭12万两，约合1亿人民币；宫廷祭祀、节庆宴席一年4万两，约合3200万人民币；招待藩王勋贵一年3万两，约合2400万人民币；厨役器皿杂费一年2万两，约合1600万人民币。
光是这么多人吃饭，一年耗银总计30万两，而关系大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全部也才抠抠搜搜花了300万两。
这些还只是日常支出，1591年（万历十九年）万历想把宫里换一批景德镇的瓷器，共下订单25.9万件，景德镇烧了19年才全部完工；1595年万历想把后宫的冬装添点羊绒，采买七万匹陕西羊绒，瓷器加羊绒就花费了160万两，够杜松、刘綎打半场萨尔浒战役了。
吃饭穿衣再奢侈，跟修宫殿陵寝比起来，那还是小case。
嘉靖29岁时开始沉迷道教，3年后陷入癫狂，修各种斋宫、雷坛、玄极殿、无梁殿等二三十处，常年几万名民工开工，每年固定土木开支200-300万两白银，宫观总开支（含失火重修）约1900万两，另修永陵七年，耗银600-800万两。
《大明王朝1566》一直隐含着一条财政线，就是国家花钱大头，就是嘴上常常标榜“八套常服”的嘉靖，他才是天下第一败家子，但是全剧没有一个官员敢说出这个事实，所有人都在忍受着嘉靖的自私与算计。
嘉靖要是能把这2500万两营建开支给到杜松刘綎，哥俩能把努尔哈赤打出屎来。
万历也不是啥让人省心的货，他22岁修定陵，七年工期耗银800万两，相当于大明两年田赋收入；30岁修乾清、坤宁宫，耗银72万两（主要靠贺盛瑞精打细算）；31岁修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光木料采购就耗银930万两。
嘉靖和万历这两个败家子，两朝光是买木料，再折算民间徭役花费，就一共花了3000万两白银，两朝所有营建成本全部算上，至少花费了8500万两白银。
如果这些建筑能留到现在，多少也算给后人存了点奇观，但嘉靖的道观95%都片瓦不存，仅留下大高玄殿存世，现在北海公园东面，大修至今没有结束，所以尚未开放。万历的皇宫也基本毁坏，只留了点地基让清朝给复建了。两位皇帝也就剩定陵、永陵的石头还算完整。
明朝除了皇室奢侈生活与建筑开支，还有个奇葩的宗室需要供养。
洪武年间，明朝宗室仅数十人，正德年间涨到3000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涨到1.5-2万人，万历三十三年（1607年），赶上了宗室人口大爆炸，全玉碟在册宗室人口飙到8万人。
有部分观点说明朝宗室有上百万，这个是不对的，实际上史料只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5.7万，一种是8万，15.7万这个数据出自《明神宗实录》，8万这个数据出自徐光启在万历三十二年的奏疏：玉碟上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意思是共有13万人，但活着的只有8万，8万这个数据应该相对客观。
8万比100万少多了，但养起来也相当费钱。
万历中后期，养活这8万宗室，每年固定支出是156.75万两白银（出自《万历会计录》），全部由地方财税兜底，按明文规定，地方钱粮先拨宗室禄米，再发府县官吏俸禄，再再发驿站、公费、赈济。（李自成：对对对，我排第三，我排第三，第一你给我等着）
但地方上根本养不起这些大爷。
整个山西省全年存留税粮常年150万石上下，但本省宗禄法定需求312万石；河南省全年存留粮84万石，宗禄需求192万石，全省存留全给他们还不到一半，谁爱养谁养去。
事实上也只能常年拖欠宗室禄米，实在逼急了，就向地方百姓摊派，加收耗羡、禄粮银、帮贴王府银，反正各种名目搞附加税。
地方宗室也没少盘剥各地百姓。
宗室分两种，一种是高级宗室，比如万历最爱的宝贝儿子福王朱常洵，在河南、山东、湖广有庄田2万顷，另有淮扬盐引1300引、四川盐井茶税、沿江芦洲渔税，还有每年8-12万两白银补贴。朱常洵的田庄，永久免田赋与徭役，国家不能找他家收税。朱常洵还可以在河道、渡口、山路设卡收费，能放高利贷，并且有司法豁免权，他就是上街强抢民女，按《大明会典》，地方官也不能办他。
另一种是中低级宗室，禄米常年被拖欠，平时生活费不够花，就上街强抢商铺，造成各种社会问题，同样没人敢治他们。碰到这种问题，首辅申时行也只能小心翼翼写折子跟皇帝打小报告，请皇帝出面处理。
追求奢侈生活享受、满足奇观心理需求、供养朱家宗室，使大明历代皇帝，都想尽办法到处搞钱。
必须承认的是，在搞钱这件事情上，万历是很有天分的。
翊钧哥的主要收入，巅峰时期是每年皇庄5万两、云南贡金5万两、捐纳（卖功名）20-40万两、抄家平均每年10-20万两、赃罚5-10万两、贡品折银15-25万两、挪用工部费用5-10万两、盐税截留30-45万两、钞关商税45-60万两、以及最重要的矿税60-100万两，还有掠夺太仓银公款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一年总收入在300万两白银上下，约合人民币24-30亿左右（不精准）。
一个敛财这么凶狠的皇帝，面对那么关键的萨尔浒帝国保卫战，他才出银10万两，不骂他骂谁？
朱翊钧的得意之作，是他33岁时，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因乾清、坤宁宫失火重修缺经费，派宦官到各省开矿征税，开启了矿税这一重要私人税源。
我们以为的矿税，是某地开了个煤矿或铁矿，然后万历派太监过去，每年从矿场利润里面按百分比抽走一部分钱供万历花。
大家还是太善良了。
万历所征的矿税，是太监突然跑到民间某个富户或中产家里，说你家地下有矿、你家祖坟地下也有矿，这个矿你必须交税，不交就把你抓走，或者掘你家祖坟，你自己每年交银子保平安吧。如果当地太穷中产都没，那就指定一个矿税额度，再把税摊派到全县老百姓头上。
我们以真实记载的史料举例。
1599年矿监高淮来到辽东征矿税，因当地本来就没啥矿，他就直接说本地所有富户家宅地底下都是矿，必须一个一个交税。冬天下大雪时，高淮会带着几百名家丁到辽阳、金州（今大连金州）、盖州（今营口）等地逐一搜刮，致辽阳城内原有家产几千两以上的富户47家，被抢劫后全部破产。
万历每年从矿税拿到60-100万两银子，但实际办事的太监们会吞下60-70%，给万历留下30-40%，实际对民间掠夺十分残忍，像高淮十年总共掠夺了几十万两银子，但上交的银子不过5万两。
山东矿监陈增、湖广矿监陈奉、天津矿监马堂，都是带着几百名亡命之徒，冲进富人家里直接给富人全家上铁链，再把富人严刑拷打，或者逼家中奴仆出卖富人，诬陷富人偷税或私藏违禁品，致当地中产以上阶层纷纷逃亡破产。
残酷的掠夺引发民间多次暴动，各地百姓有的当场打死收税的太监，万历不敢引起民变，只把原来凶恶的太监抓起来问罪，再派温和些的太监下去收税。
万历这个颇为自得的矿税，其实就是对民间财富赤裸裸的抢劫。
万历矿税从二十四年开始，到三十三年改革为一半留内帑一半留工部与户部，再到四十八年七月万历临终前良心发现废止，共计24年。这24年内帑一共收到了矿税2400万两白银，如果算上太监们的隐秘收入，可见明朝皇帝为了一己私欲，对民间掠夺有多残酷。
嘉靖与万历心中清楚，他们每一间华丽的殿堂之下，都是民间血泪的累累白骨。
万历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又掠夺民间百姓与太仓公款，那国家如果遇到重大战争，财政问题就会瞬间爆发。
在努尔哈赤翻脸前，万历已经历花费200万两的宁夏之役、花费700多万两的朝鲜之役、花费200多万两的播州之役，三大征紧密相连，集中发生在1592-1600年，总开支1160万两白银。到努尔哈赤杀来前，太仓库当时可动用的现银，只剩可怜的13万两。
户部尚书李汝华实在无计可施，从各部东挪西凑了90万两，万历小气巴巴地从内帑捐出10万两，这时也仅有100万两。万历舍不得再动自己的钱，便开始第一次征辽饷，全国每亩加征银3厘5毫，补齐200万两白银，赶着杜松、刘綎上了辽东前线。
矿税掠夺的是大明的中产与富户，而辽饷，掠夺的则是大明的平民百姓。
民间对朝廷与皇家的仇恨，由此熊熊而起。
萨尔浒战役发生这一年，万历已经56岁了，此时老头子百病缠身，已到阳寿将尽的时候。
1958年考古学家打开定陵，找到了棺椁中万历与两位皇后的完整遗骨。按现场遗骨考证，万历身高1.64米，身体肥胖，脊柱严重侧弯，右腿比左腿短约3-7厘米，股骨头塌陷、关节炎晚期，走路时会一瘸一拐并伴随着一阵阵剧痛。
万历还有非常严重的牙疼，32颗牙只剩22颗，多颗残根，患有长期牙髓炎。
万历与皇后的遗骨，在1966年时被红卫兵抬到定陵广场前批斗。他们用石头砸碎骨架，浇油焚烧。万历与皇后的骨灰被雨水冲散，已灰飞烟灭，还好留下了当年的测量数据与照片，我们才能隔着400多年，推测万历当时的健康状况。
万历身上不仅仅有这些病痛，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这一年他“时常动火，目眩头晕，精神恍惚；夏季中暑湿，肚腹不调，哎吐、泻痢不止”，另还有“下部肿痛难坐，湿痰流注，右脚疼痛不已，动履不利，身体极为虚弱，终日卧床”。
翻译过来就是，他常常头晕咳嗽、腹泻、有痔疮、精神恍惚、右脚剧痛，整天只能躺在床上。
没有现代医学的加持，再位高权重，连痔疮这类小毛病都搞不定，张居正不能，万历也不能。
1619年，生理与心理上的痛苦，一齐袭向万历。
这年三月初四，名将刘綎东路军被努尔哈赤全歼，三月初六败报传入紫禁城，万历“览奏大恸，痛哭失声，二十年未有此惊”，第二天便下旨逮捕杨镐下诏狱。杨镐坐了十年牢，81岁满头白发还被明臣反复鞭尸萨尔浒战役，说他“轻率寡谋、贻祸至今”，最终在1629年九月，被崇祯拉去北京西市砍头，刽子手第一刀没能完全砍断他脖子，又补了一刀，杨镐才人头落地。
万历应该在自责与悔恨中徘徊了好些天，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兵败后“即请万历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令各披所见，备陈御虏方略”，后又连上五份奏疏，请求万历下罪己诏、发内帑银，吏部尚书赵焕领百官跪在文华门前请愿，从早上跪到傍晚，万历也没有出来，只让太监传话，说自己偶感暴寒、御殿不便，让百官都退下。
直到五天后，万历心绪稍平，通知兵部辽东战事须“即议速奏”，到三月中下旬，万历开始频繁批复辽事奏疏，所有辽东的事情都亲自过问，快读快批。
这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赶紧挑一名高水平领导，去辽东接杨镐的烂摊子。
明廷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话事人紧急召开军政扩大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当前能出任这个岗位的，是1608年曾巡按辽东三年的熊廷弼，目前只有他曾走遍辽阳、沈阳、抚顺、开原、铁岭，熟悉当地军备、人情、地形、部落关系，且他在当时就上疏提醒，说东虏（努尔哈赤）志在我辽，并弹劾过李成梁，说他弃地通虏、养寇自重。
熊廷弼的工作能力确实没有问题，很早就能看破问题并指出问题，虽然他是楚党出身，但不依附于任何人，也不喜欢搞小圈子，他是当时万历唯一可信任的有能力、又没啥政治问题的人。
三月二十三日，万历下旨召熊廷弼入京，授大理寺左丞、宣慰辽东。
熊廷弼1611年从辽东回来后，任南直隶督学御史，管江南学校和科考，约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上海三地的教育厅厅长。他脾气刚正火爆，在审理一起案子时把人给打死了（案子太复杂咱们略过），政敌应天御史荆养乔抓住这个机会弹劾他，说他为讨好宣党领袖汤宾尹而草菅人命，朝廷因此革了他的职，在武昌江夏赋闲，等待被定罪或重新被起用。
此时熊廷弼已50岁，在武昌已经七年没事干了，估计也对未来前程不抱啥希望，结果四月十二日圣旨送到，叫他快去北京见万历，熊廷弼赶紧拔腿就跑，五月十六日抵达北京城。
万历紫禁城平台召见熊廷弼的地方
熊廷弼提出集兵十八万，分布云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主张“以守为战、先固辽沈、再图恢复”的大方略，并提出“不限制经费、不延误期限、不中途阻挠、不干扰掣肘、不让我一人承担危局”的五大请求，万历全部点头答应，说“辽事一以付卿，朕不遥制”。
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熊廷弼和孙承宗这套实用防守主义，就是压制努尔哈赤的最好办法，但是命运弄人，两人都没有机会将自己的战略执行到底。
事实也证明，万历骨子里还是太贪财，国事糜烂至此，萨尔浒兵败后，死期将近的万历，也只是向前线紧急划拨了10万两内帑白银救急，气得性格“柔懦”的方从哲都上疏骂娘：皇上仅发内帑十万，视国难如儿戏。
后来熊廷弼赴辽，万历又只出了20万两白银犒军，而此时万历的私人银行里，应该还有700-800多万两白银（这个数据相对客观），万历抠门抠得史书都懒得替他辩解。
熊廷弼与万历召对之后，本该放一段雄壮的BGM带兵出征了，结果熊廷弼申请要调宣、大、山西、蓟镇精兵和钱粮，各部都不理会，朝廷高层还在为最后拍板用不用他扯皮——当时明廷内部党争已如沸水，浙党和部分言官怕他去了辽东专权，因此强烈反对，各方足足吵了一个多月也没结果。
万历也跟着重启磨叽模式，熊廷弼连续上《请经略疏》《请兵饷疏》，万历只是回了句“该部知道”，并不直接批复具体方案，也不发圣旨回复。到六月，熊廷弼再催，万历直接闭麦，全部留中不发，都不搭理他了。
直到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又攻陷了开原。
努尔哈赤在取得萨尔浒战役胜利后，全军休养了三个月，决心反攻大明，先选择吃掉开原。
从军事角度看，开原城横亘在后金与叶赫部之间，是努尔哈赤完成后金统一的重要关卡，还是通往辽沈的北大门，拿下开原能击碎明朝与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叶赫部的联盟链。从经济角度看，开原防守相对虚弱，能获取大量牲畜、粮饷、金银，拿下后还能破坏明朝与蒙古、女真的马市贸易，打击明朝边贸经济。
努尔哈赤对开原十分熟悉，曾多次去过开原城内，进攻前他先派大量间谍混入城内，收买蒙古与明军军官，明军千总金玉和、王一屏成为内应，答应到时开门纵火。正式进攻前六月初十，另派皇太极领兵去攻沈阳东部村庄，使沈阳总兵贺世贤不敢来救开原。
负责驻守开原的，是萨尔浒败将马林，部下都是被后金杀到胆怯的败兵，或者士气低落、装备不齐、常年被克扣粮饷的老弱困卒，一共三万人左右。
六月十五日，努尔哈赤率四万八旗精锐突然杀到开原城下，集中火力攻金玉和所在的东门，汉奸金玉和砍杀守城士兵，打开东门迎后金军进入开原，后金军冲入城内乱砍乱杀，马林率残军与后金巷战，与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等战死。
战斗从凌晨打到中午，四万人对三万人，六个小时就杀得明军与蒙古协防军全军覆没，后金战死仅200多人，伤千余人。
没办法，还是那句话，战斗力水平差太远了。
努尔哈赤攻下开原后，下令屠城三日，城内10万人被杀，仅不到一千人逃出升天。
后金从开原掳掠工匠、农民、妇人万余人，缴获白银数百万两，粮食数十万石，草料、军械、甲仗、火器2万余件，牛马牧畜数万头，黄金珠宝绸缎无数，将开原百年财富积累，一朝洗劫干净。
开原城破、马林战死、辽北防线崩溃的消息传回北京城，军情十万火急，万历与朝廷高层都知道不能再磨矶了。六月二十二日万历正式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辽东。二十四日万历再赐熊廷弼尚方宝剑与敕书，明确他可以便宜行事、将帅以下先斩后奏，不再跟群臣相互扯皮。
七月初六，熊廷弼进宫向万历辞行，万历没有设宴饯行，也没有让百官相送，只叫他快走，“卿速行，朕一切便宜听卿，兵马钱粮着各该衙门火速料理。”熊廷弼仅带着随从七人（也有史料说28人），轻装快马向辽东而去。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前面等待自己的，将会是斩首弃尸、传首九边的悲惨结局。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初六，此时距离万历去世，还有整整一年，距离大明灭亡，不到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