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8日，延安的上空，国民党军的飞机像苍蝇一样嗡嗡地盘旋。
胡宗南25万大军，已经从南、北、西三面向延安压来。毛泽东身边能打仗的，只有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加上中央机关满打满算800人。敌我力量对比，300:1。
可毛泽东不慌。
王家坪的窑洞里，一颗炸弹在院外爆炸，弹片飞了一地。卫士们冲进去，看见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头都不抬。
卫士愣着：“谁来了？”
毛泽东手中的笔朝天花板一指：“飞机呀，喧宾夺主，讨人嫌。”
有人捡了一块弹片拿给他看。毛泽东接过来掂了掂，一本正经：“嗯，能打两把菜刀呢。”
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对保卫延安的干部们说了一句话：“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他还打了个比方：一个人背着金银财宝遇到强盗，舍不得扔包袱就打不赢；把包袱一扔，手脚灵活，不但能打退强盗，还能打死强盗，最后保住了财宝。
当天晚上八点，在确认延安的群众、机关、学校全部安全转移之后，毛泽东才最后撤离。临走前让人把窑洞扫干净，桌椅摆端正，茶壶茶杯放整齐。留下一句话给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撤出延安之后，摆在中共和毛泽东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往哪儿走？
大多数人主张往东走，东渡黄河，撤到晋西北解放区。理由听起来非常充分——胡宗南25万大军压境，就凭身边这800人，跟人家硬扛，疯了？
最坚持要过黄河的是任弼时，但毛泽东死活不同意，两人吵得口干舌燥，谁也说服不了谁。
任弼时想的是：有你老毛在，我们就能打胜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你老毛要顾全大局啊，不要耍性子。
毛泽东更是在顾全大局，他说：“我们现在成了一块肥肉，跑到哪，苍蝇就追到哪。让他们来吧，陕北群众好，地势也好，安全是有保证的。”
他是要把自己当作诱饵，死死拖住胡宗南。他说得很直白：“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
25万国民党精锐被钉在陕北动弹不得，华东、中原、东北各个战场上的压力就轻了。用一个800人的指挥部换25万敌军不得脱身——这笔账，毛泽东算得清清楚楚。
更关键的一点：他是旗帜。“毛泽东还在陕北”这七个字，比任何政治动员都管用。
最后还是周恩来打了圆场，提出先向北走，再向西北转移，会议最终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毛泽东的代号“李得胜”，周恩来的代号“胡必成”——两个名字连起来，就是“得胜必成”。
留在陕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1947年6月，最险的一次来了。
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发出紧急情报：胡宗南已经侦测到毛泽东就在王家湾，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共中央，活捉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原来蒋介石和胡宗南就策划了这么个阴谋！”。
6月8日，胡宗南命令董钊、刘戡率七个旅向王家湾扑来，离王家湾只有20多里。中央机关连夜冒雨向西北方向转移。
那天晚上，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穿雨衣，在狂风暴雨中手拉手连成一线，踩着泥泞往山上爬。
更吓人的还在后头。天赐湾方向，他们翻上一道山梁，傻眼了——对面山梁上火光冲天，白花花的帐篷连成一片，敌人就在火堆旁走来走去。直线距离，不到300米。
任弼时下令：不准说话，不准抽烟，牲口的嘴用绳子捆住。所有人屏住呼吸，在黑夜里跟胡宗南的几万大军擦肩而过。对面敌人抽烟的火光都看得见，这边连咳嗽都不敢出声。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还有心情开玩笑。有一回，向导迷了路，大雨倾盆，五六万敌人就在山下的沟里运动，同志们又饿又冷又紧张，紧紧围在毛泽东周围。毛泽东忽然笑了一声：“嗯，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了。”一句话，大家的心就定了。
就这种苦中作乐的本事，谁学得来？
比走路更难的，是吃饭。
陕北地瘠民贫，胡宗南25万大军一来，四处抢掠，大片土地荒芜。西北野战军加上中共中央机关、陕甘宁边区机关，一共8万多人，每月需要粮食16000多石。可陕甘宁、晋绥两区加起来才400多万人口，上哪儿筹这么多粮去？
后方的事，交给了贺龙。
毛泽东对贺龙的评价极高，说他是“守卫边区后方的‘萧何’”。贺龙的办法是：在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保证野战军打到哪里，就可在哪里得到供应，做到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弹药给弹药，要兵员给兵员”。
但光靠陕甘宁这点家底远远不够。贺龙通过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求援，刘伯承、邓小平当即调拨10万石粮食。可“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把10万石粮食从晋冀鲁豫运到陕北，难如登天。贺龙把后勤部长薛兰斌找来，敲着烟斗说：“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军队打仗，无粮自乱。你必须尽快把10万石粮食运过黄河，没有任何价钱可讲！”
薛兰斌要人、要牲口，贺龙全给。还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一千多名师生调来当运输队骨干。沿途各地男女老少齐上阵，车拉肩扛，运粮大军络绎不绝。从1947年8月到次年5月，不到一年时间，晋绥支前勤务总量超过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
弹药怎么办？毛泽东有办法：“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
打一仗，缴获一批，补充一批。蟠龙战役就是冲着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去的。打下蟠龙，西北野战兵团不仅歼敌6700余人，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胡宗南的兵饿得“狼哭鬼叫”，解放军反而吃饱了。
兵员怎么办？毛泽东的办法更绝：即俘即补。
西北野战军七个月作战，没补过一个解放区的新兵，全是俘虏兵，即俘即补，经过几天“诉苦教育”，调转枪口就变成解放战士。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可在陕北这个穷地方，毛泽东硬是用“取之于敌”四个字，把后勤的难题变成了歼灭敌人的机会。
但毛泽东留在陕北，绝不只是为了“吃苦”。
他留在这里，是为了把25万胡宗南大军死死钉在陕北，让其他战场轻装上阵。
1947年，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区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西北战场胡宗南25万余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战略预备队”；山东战场顾祝同约45万人；东北战场杜聿明48万至58万人；
毛泽东用2万余人，牵制了国民党34个旅25万大军。这支“唯一的战略预备队”被钉在陕北动弹不得，其他战场上的压力就轻了。
中原战场因抽调兵力支援山东进攻而兵力空虚；华北战场因兵力被抽调而防御薄弱。鄂豫皖空了，这是刘邓能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前提条件。
更关键的是，他在这里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
蒋介石以为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可事实恰恰相反——中共中央在退出延安后，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成功地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毛泽东后来自己评价：“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就是那几部电台，几张地图，几百个人，他一边在山沟里跟胡宗南兜圈子，一边向全国各大战区发出了一封又一封决定战争走向的电报。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以大量歼灭敌人，夺取可以夺取的中小城市，以打通南满与北满的联系为目的；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
毛泽东明确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决策。
原先的计划是调陈赓的太岳纵队西渡黄河，增援陕北战场。但毛泽东在会上分析：“刘邓大军率领主力跃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陷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陈谢兵团一旦突入豫西，截断陇海铁路，东可威胁洛阳，支援刘邓大军南下；西可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胡宗南非分兵回援不可。这比单纯回防陕北，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陈赓后来回忆，毛泽东跟他说了“破釜沉舟”的故事。毛泽东说：项羽跟秦兵打仗，过河以后就把锅砸了，把船沉了，激励士卒不打胜仗绝不生还。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你们将要渡河的地方。
陈赓说：“主席，那我更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到豫西去！”
毛泽东笑了：“只要锅别砸了，船也别沉了。”
在场的人全笑了。
陈赓又问弹药和伤员怎么办。毛泽东轻描淡写：“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伤员安顿，靠群众嘛！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
陈赓兵团走了。毛泽东继续带着4个警卫连留在陕北。
这就是“以身为饵”的全部含义——我在这儿，敌人就在这儿；敌人在这儿，别处的压力就小；别处的压力小了，全国就能反攻。
小河会议最终确定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部署：“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
具体来说：
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这是“中央突破”的主力，任务是像一把尖刀，捅进敌人的胸膛。
陈谢兵团——由西进陕北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这是“右翼”，东逼洛阳，西叩潼关。
陈粟大军——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指挥，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后，挺进豫皖苏。这是“左翼”，与刘邓、陈谢形成呼应。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最妙的是“两翼牵制”——毛泽东在陕北拖着胡宗南，山东战场拖着国民党另外几十万大军，中间的门就敞开了。
8月中旬，刘邓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8月中下旬，陈谢兵团强渡黄河。9月下旬，陈粟大军分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苏边。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了外线，形成了“品”字形进攻阵势。三路大军互为犄角，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吸引和调动敌军九十个旅于自己周围，“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毛泽东在小河村那个草棚下谋划的一切，全部变成了现实。
三路大军南下的时候，毛泽东还在陕北的山沟里转。
但他没有闲着——他在指挥东北战场。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发出指示，要求林彪“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夏季攻势历时50天，歼灭国民党军82000余人，攻克城市四十二42座。
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历时50天，歼敌近7万人。
12月，发起冬季攻势，至1948年3月结束，歼灭国民党军15万6000余人，收复城市18座。
到1947年底，东北国民党军已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东北野战军总兵力已达73万余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对手。
而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完成的。他在给林彪的电报中，不仅指挥具体的战役行动，还从全局高度规划东北的未来：“你们在东北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
一个在陕北山沟里被敌人追着跑的人，居然在给远在东北的指挥官做“全国排名”——这就是毛泽东。
1947年8月20日，沙家店战役打响，这是西北战场的转折点。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全歼胡宗南整编第36师主力6000余人。毛泽东当时就在离战场10公里的梁家岔。彭德怀在电话里问：“你是李得胜吗？”毛泽东直接报了自己的真名——毛泽东。这是转战以来，他第一次在电话里亮明身份。
意思很明白：这一仗，志在必得。
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对赶来开会的旅以上干部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过坳”是湖南土话，意思是翻过了最难爬的那个坡。
胡宗南说他有“四大金刚”。沙家店打完，毛泽东扳着手指数：“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我们吃掉它六七个旅。”顿了顿，摇摇头：“我看他的‘金缸’不如老百姓的腌菜缸。”
同志们哄堂大笑。
毛泽东又说：“他们四口缸被我们搬来三口：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
后面有人喊：“叫李日基！”
毛泽东吮吮下唇：“对了，叫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也许还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这就是毛泽东——在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候，他总能让人笑出来。而笑过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恐惧和疲惫，都不见了。
沙家店大捷仅仅11天之后，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从撤离延安到发出这个指示，不到半年。
这半年里，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拖住了胡宗南25万大军；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南下豫西；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东北民主联军连发三大攻势。毛泽东在陕北的山沟里，用八百人和几部电台，左右着全国的战局。
10月10日，在佳县神泉堡，毛泽东起草并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份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国内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十个字，石破天惊。
从这一天起，全国人民都知道，战争的目标不再是“自卫”，不再是“反攻”，而是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住过38个村庄。
1948年3月23日，解放军早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
他兑现了离开延安时的那句话：“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事实上，自他1947年3月离开延安后仅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解放军就收复了延安。
他一个人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位置上，让敌人不得不追着他跑；
他的“不肯过黄河”，换来的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是陈谢兵团“东逼洛阳、西叩潼关”的奇袭，是陈粟大军“纵横豫皖苏”的展开，是东北野战军从北满打到南满的凌厉攻势。
一个人的“留”，撬动了全中国的“进”。
这就是“弥天大勇”——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害怕之后依然选择留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明知危险却算准了这笔账：我一人之险，换全国解放，值。
1945年，重庆谈判，柳亚子盛赞毛泽东“奋弥天大勇”——明知是鸿门宴，坚持要去。
1947年，转战陕北，是另一种“弥天大勇”——明明可以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偏偏不走。
前者是主动赴险，后者是主动留险。一个为和平，一个为胜利。
形式不同，精神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