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陪孩子学英语，刚好学到了自然灾害这一单元。一开头，我就叹了口气，因为英语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屎堆代码，语言的音形意严重割裂。相反，我们的汉字实在是太形象了。
我跟孩子们说，你看我们汉字的“灾”多形象，房子着火了就是“灾”。孩子们立刻举一反三，问“灭”字是“火”上面加一横，是不是因为用什么东西把火盖住，火就灭了？
我说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甲骨文最初使用类似武器的东西（戉）去扑火，“戉”（yuè）字后来又被写成了“戌”（xū）字，篆文又在甲骨文基础上，增加了“水”，简化字直接用了一横把火“盖灭”。
在这一单元我还跟孩子们讲到，由于文明类型不一样，世界各个民族面对自然灾害选择的应对办法也不一样。我说全世界就数中华民族最重视抗灾救灾。
这是因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主脉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一定得定居生活，你的主要财产都是不动产，你必须得守护好家园，房子你搬不走，土地和庄稼也带不走。
不像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这地方旱了淹了都无所谓，大不了换个地方放羊。也不像西方海盗文明，水来了就找艘船出去躲躲（诺亚方舟），反正海里的鱼虾有的是，大不了再去抢别人点儿。
给孩子们上课，咱们不能讲太深了。就从“灾”和“灭”两个字的演化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薪火不绝，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地创新、完善、发展和升级。
这个过程，既十分漫长也十分艰辛。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关键节点，每一个节点，都让中华文明跨上一个大台阶，最终让中华文明成为独一档的人类文明。
按时间顺序说，首先是黄帝统一华夏，第二是周公创建周礼，第三是孔子创立儒学，第四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第五是汉武帝的大一统，第六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第七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黄帝的伟大之处，不仅终结了各部落相互厮杀的历史，还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让各部落人民告别了茹毛饮血，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最终各部落相互融合，形成了华夏族。
周公创立周礼，也是划时代的创举。我觉得原因有三：第一，终结了相对野蛮的商朝统治，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和天下秩序；第二，以人为本，奠定了无神论文化基因；第三，对后世影响极大。
周朝之前的商朝，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已经是世界第一，不然也造不出来那么多、那么大、那么精美复杂的海量青铜器，并且很多青铜器上还有铭文。
商朝的文化也很发达，比如光殷墟就出土了16万片的甲骨文。需要注意，甲骨文并不是汉字最早的形态，只是刻在甲骨上汉字被保存了下来而已。
我们商朝及以前的先人，正常书写应该是在竹简和布帛上，不信你看甲骨文的“册”字，就是用绳子把竹简编在了一起，甲骨文的“典”就是手捧竹简，而不是手捧甲骨或青铜鼎。甲骨文的笔，就是手拿毛笔。
只不过竹简太难以保存了，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竹简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竹简，书写年代约为公元前433 年，距今约2400 多年，跟商朝还隔着一千年。
但商朝也有愚昧和野蛮的一面。去过殷墟的朋友估计都会被震撼到，因为商朝的人祭和人殉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其中人祭更为残忍，人要被砍成几段、焚烧、蒸煮等。
殷墟有200多个祭祀坑，仅1976年发掘的191座祭祀坑中，就发现1178具人骨架。据不完全统计，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人祭的甲骨有1350片，卜辞1992条，共用人牲1.4万人。
1984年在殷墟王陵区的西北冈祭祀坑里，挖出了一件已经压变形的青铜甗（yǎn）。锅里卡着一颗人头骨，牙齿清晰可见。
1999年再次出土了一个完整的青铜甗（yǎn），击碎了人们的三观。甗中的头骨属于女性，死亡时大约只有15岁。这位少女出身于贵族家庭，具有更高的祭祀价值。
商朝人殉和人祭，跟他们信仰有关，商朝非常相信神权，也非常崇拜自己的祖先，所以事情无论大小，都要进行占卜，也就是问鬼神和祖先，见面礼就是人祭。
然而周朝建立后，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制订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树立了以德为核心的世俗道德体系，把中国人的信仰从鬼神扭转到了敬天法祖上，确立了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
周礼的伟大之处，直接把神从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这点太伟大了，比号称“以人为本”的欧洲文艺复兴早了2500年。欧洲走出黑暗愚昧、阴森恐怖的中世纪才五百多年。
在《周礼》中，祭祀对象被严格划分为天神、地祇（qí）、人鬼三类，祭品明确规定为牲畜（如牛、羊、猪），严禁使用活人。祭祀仪式转变为表达敬意和祈求国泰民安的礼仪，而非血腥的献祭。
周礼影响多大？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与礼仪制度基础，也奠定了中国的精神底色，是华夏文明新生的里程碑，现在传统的婚丧嫁娶仪式，基本上还是按照周礼来进行的。
周礼不仅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确立了天下秩序体系。周礼体系下的华夷区分，核心依据是是否遵行华夏礼乐，而非血统出身，这就是华夷之辨。
蛮夷如果主动学习、尊奉周礼，认同华夏文化，就可以逐步被纳入华夏序列，成为诸夏的一员。原本属于华夏的诸侯国，如果抛弃中原礼仪、改用蛮夷习俗，也会被周礼体系视作蛮夷。
比如夏朝后裔的杞国，因改用夷礼就被《左传》降格称为“子”，不再被视作正统华夏。这种“用夏变夷”的开放逻辑，让周礼的天下秩序具备了文化包容性，而非绝对的种族隔绝。
从这个角度，我们顺带批驳一下这几年甚嚣尘上的“元清非中国论”。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周礼中所说的华夷体系中的一员，蒙古人的祖先还曾向周王室纳贡。
贞观初年，蒙古人的祖先——室韦各部归附唐朝，贞观年间已“朝贡不绝”。公元668年，唐朝在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管理东北地区事务（后移治所于辽宁省境内）。
期间，唐朝又设立了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和室韦都督府。唐朝任命当地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大都督，同时派官员监督军政事务。他们都归安东都护府统辖，受平卢军节度使节制。
唐朝末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只不过后来北宋只统一了中原地区，没能统一少数民族地区的割据政权而已。
1271年，忽必烈颁布了著名的《建国号诏》，并在汉人儒臣刘秉忠的建议下，正式立国号为“元”（源自《易经》大哉乾元）。诏书里说得很明白：自己是继承尧舜禹汤、周秦汉唐的道统，要“绍百王而纪统”。
忽必烈非常积极地推动汉化，积极学习儒家思想，沿用中原官制，为宋辽金修史，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对外自称“中国”，元朝还在1314年恢复了科举考试。
元朝有很多缺点，存在民族压迫，但更多的阶级压迫，蒙古族的底层过得更是猪狗不如，所以元朝国祚不到100年就结束了，但是民族融合却大踏步向前，很多蒙古人改汉姓、说汉话，过上了汉人的生活。
虽然朱元璋提出了驱逐鞑虏的口号，但需要注意的是，他驱逐的是蒙古族的统治者，并不是所有蒙古族人。
部分蒙古人获准在长城以北的漠南地区定居，与汉族居民和睦共处，这就是后来的内蒙古，内蒙古汉化程度很高。
满清入关，也属于地方政权造反，随后趁机取得了全国政权；而日本侵华，则是要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比如说努尔哈赤家族，世世代代都是明朝干部，也都颇有战功。需要注意，这种干部身份并不是世袭的，也要看表现，而且每次都需要经过中央任命。
努尔哈赤年轻时是个小商贩，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售卖。后来努尔哈赤投奔了明朝守将李成梁，并因屡立战功受到器重。1583年，努尔哈赤被朝廷任命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1589年，明朝敕（chì）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qiān）事、左都督。又因为抗击倭寇有功，晋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并御赐他一把龙虎宝剑。龙虎将军，已经是明朝武官正二品了。
努尔哈赤本人，非常感佩万历皇帝的知遇之恩，对这柄剑呵护有加，也是他留给后世的唯一遗物。他对抗倭大业也非常上心，缴获的倭刀倭碗等战利品，专门弄了个陈列室。
这一切都说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属于地方政府造反，跟李自成、张献忠造反性质接近，属于中国内战。李自成杀入了北京，然后清军又打败了李自成，进而入主中原。
所以清朝入关，跟日本侵略性质完全不同。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且实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根上挖断中华文化血脉。
从国内看，受西方民族理论话语影响，仍有人只讲民族之分，不讲民族之融；只讲各少数民族，不讲中华民族；只研究民族特殊性，不重视各民族共性，否认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主脉。
越是接近伟大复兴，越是需要建设更加团结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是一项彪炳史册举措，将成为中华文明迈向更高阶文明的历史节点。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欢迎阅读潘岳部长发表在《求是》杂志的文章：全文如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潘 岳
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有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力量。
一
早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就呈现出满天星斗“六大区系”格局，在距今6000年前后，形成了以彩陶文化与玉石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夏商周时期，中华大地逐步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了融合夏人、商人、周人与“蛮夷戎狄”的华夏共同体。秦汉时期，华夏共同体进一步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周边族群交融，并因秦汉大一统政制塑造，形成了超越单纯血缘关系且具有共同政治文化认同的“汉人”群体；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古代人群更加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此后千余年间，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持续发展，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内聚性逐步增强，至元明清时期，在疆域空前一统基础上底定了多元一体基本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蕴含着各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体现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层面共同性不断增长的客观事实，彰显出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共同体内涵。
在政治上，中华民族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信念，把大一统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政治制度上，大一统王朝施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在边疆治理上，历代王朝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如汉朝的属国、都护府体制，唐朝的羁縻府州体制，宋朝的土官制，元朝的土司制，以及清朝的军府制、盟旗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等。大一统决非汉人的单独发明，而是各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如北魏推行均田制、元朝创建行省制与宣政院、清朝开创理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等，都在不断巩固和壮大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体系。
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秉持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这是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需要。历史上，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瓷器、铁器、茶叶与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等畜牧产品，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与贸易通道，各区域各族群交往联系日趋紧密。不同朝代不同政权在追求与捍卫大一统的过程中，积极施行统一度量衡与税收、修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畛域，持续推进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图①为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红山龙纹玉器的图腾意象，成为后世华夏龙文化的重要源头。图②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它进一步印证了二里头的王权高度。图③为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何尊。其铭文中“宅兹中国”是迄今为止“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图④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图①②④为新华社供图（庞雷、徐宏岩/摄），图③为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供图。
在文化上，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以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我们有着“混一天下”的文化交融理念，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文化生成模式，如汉代文化是战国多国文化的混合，唐代文化是南朝与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辽宋夏金与欧亚大陆多种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汉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中华民族善于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辩证统一、和谐共生，即使是排他性的宗教与文化也能通过浸润中华文化而得到会通与转化。通过汉文字的使用和推广，不同族群互通声息，共融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共同接受中华文明特性和中华传统伦理的滋养，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各民族由此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从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在社会层面，中华民族通过通婚、经贸、战争、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隋唐有突厥、回鹘、粟特、沙陀、契丹、靺鞨等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士戍边、移民实边、流官寓边，规模达到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各族人民在多向迁徙流动过程中生活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人口流动背后还有着深层次的“天下一家”社会伦理作用。中华民族习惯以血缘亲情来类比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关系，将其视为兄弟手足与同袍同泽。如西汉与匈奴通过和亲“约为昆弟”；唐朝与回鹘和亲保持“甥舅”关系；辽宋夏金时期，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喀喇汗王朝仍与宋朝以“甥舅”相称。这种超越个体主义的共同体观念，迥异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意识与非此即彼的敌我观念。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兵戎相见，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和族群都共生共存于“天下”，都被视为“一家”，即使冲突竞争也都是“兄弟阋于墙”的内部纷争。
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统一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不断深化；在分裂时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范围更加广阔，每一次分裂后的重新统一，总能在更广的基础上进行更深的融合，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就是在更深与更广的交替中持续增进，不断印证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二
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矢志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表现出独特的国家民族现代化特征。
实现非西方化的现代国家转型。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和国际法的基本单位，是主权、领土和公民集于一体的现代国家形态。西方民族国家大多是帝国瓦解后一分再分的产物，也是“一族一国”建构论的现实投射。现代中国从大一统王朝脱胎而来，如果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国家框架，势必会导致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1902年梁启超首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阐明中华民族就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912年孙中山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7年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首先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率先提出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复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觉醒，现代中国转型没有走西方“一族一国”建构之路，而是植根于大一统传统，以“合多为一”超越“分族立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根本上重塑了现代中国的整体面貌，系统重构了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以日新月异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彻底实现“旧邦新造”和文明重光。
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可靠主心骨。近代以后，各种政治力量和救国建国实践都归于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能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核心政治力量。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指出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身份，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这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共产党以“组织起来”终结一盘散沙状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近代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救亡图存走向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推进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切断民族压迫的经济根源，全面清除历史上民族关系中包含的等级性、歧视性和压迫性成分，激发各族群众的“人民”意识，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民族工作领域确立起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框架。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遵循各民族向内凝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规律，坚持统一与自治的结合，突出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制度创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党和国家深入实施一系列国家战略举措，将发展支持项目转变为“扶贫开发”、“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促进人员、资源、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东西部之间大规模流动，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济社会基础。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精准可持续的对口援助与区域合作，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绝对贫困，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兑现了党和国家关于“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从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共同实现小康再到共同迈进现代化，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层面持续强化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不断增强凝聚力向心力。
三
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然而，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更加激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从外部看，境外敌对势力把民族议题武器化，将中西民族治理差异视为中西文明竞争，将周边泛民族主义思潮倒灌我国边境民族地区，抹黑攻击中国民族政策，宣扬解构中华民族的一系列错误史观。从国内看，受西方民族理论话语影响，仍有人只讲民族之分，不讲民族之融；只讲各少数民族，不讲中华民族；只研究民族特殊性，不重视各民族共性，否认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主脉。越是接近伟大复兴，越是需要建设更加团结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全面凝聚升华为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一体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主体力量和共同思想文化基础。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确立党的民族工作新遵循。新时代，我们党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十二个必须”为核心要义指引党的民族工作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述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度结合，阐释了“五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前提。把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论述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相结合，提出“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交”路径。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团结融合的重要观点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相结合，提出了“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的。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相结合，提出要把握好“四对重大关系”，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法。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揭示出中华民族是各族融聚而成的国家民族，是拥有几千年深厚历史根基的民族实体，澄清了把中华民族看成是“想象共同体”政治虚名的谬误，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026年5月12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启动仪式在河南省安阳市举行。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民族画报社记者 滕俊/摄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发展。我们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现代化、提升民族事务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共同体建设路径。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推动各民族地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家发展大格局，通过经济深度互嵌织密织紧利益共同体。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以中华文化认同增进政治认同。在社会层面更加互嵌共融，促进各民族全方位融合发展，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生态文明建设上，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立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新制度。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不断完善，“中华民族”载入宪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入党章、党内法规、重大法律法规，不断强化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2026年3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正式实施，在全国范围内调整民族关系，把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考量，把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标志着法治化治理民族事务进入新阶段。党和国家还对一系列涉及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举措进行调整和完善，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人民拥有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当前，我们正阔步行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