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晚，董建华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89岁。
《船王遗恨》中曾写道：“董浩云晚年好大喜功，会祸延后代”，不想一语成谶；世人则感慨包玉刚老谋深算，在危机前夕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座香港地标、一座全球销售额稳居第一的商场，为后人铺好了路。包家拥有这块地999年的土地使用权，单是租金，一年就净赚160亿元。
终于，香港的“收税式实业”模式出现了，日后它的效仿者，将有如过江之鲫。
包玉刚于1991年去世，葬礼地点跟董浩云一样，选在了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殡仪馆。在西式铜制灵柩里，他身穿白衬衫，套燕尾西装，打灰白色领带，身上盖着一床红色的陀螺经被，上面绣着金钱经文，灵堂则摆满了无数商贾政要的花圈和挽联，生前荣华富贵，身后尽享尊崇。
两代船王前后撒手人寰，但包家和董家的故事仍未结束，他们下一场交锋，会是在1997年，那个无与伦比的1997年。
04. 暗战：那些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1993年，吴光正就开始刻意与商界保持距离，淡化他商人的形象，频频出席政界会议。
敏感者开始察觉出这背后的谋划，尤其是吴光正后来辞去九龙仓主席的职位，“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吴光正希望能腾出更多时间从事社会事务。有人统计，吴光正辞去九龙仓主席，以及后来辞去会德丰主席两个职务后，可能失去共计至少5000万股份认购权，损失不可谓不大。
1997年回归在即，第一任特首的名字，显然会被写进史册。当时的主流舆论是反对“商人治港”，李嘉诚等巨富就被排除在外，北京的老朋友霍英东也说自己年事已高，而辞职的吴光正扭头就当了香港医药管理局主席，与商人身份彻底撇清了关系，特首之路昭然若揭。
1996年9月，吴光正正式发表声明，角逐特首一职，成为第一个表态参选的候选人。而他的最大对手，则是把东方海外一步步拉出泥潭的董建华。当时，继承包玉刚衣钵的吴氏家族坐拥180多亿的身家，董家的财产刚刚跨过15亿门槛，论起宣传造势，两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选特首这件事，比拼的从来都不只是财力。
1989年，董建华为继续父亲创办海上大学的理想，将一艘邮轮改装后命名为“宇宙学府”。当年三月，“宇宙学府”首航来到上海，时任市委书记与市长亲自接待。这是董建华离开上海以后第一次回到内地，也是第一次接触高层。自此之后，东方海外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屡屡增加。
七年之后，董建华决议竞逐特首，当年接待他的上海官员，办公地点已经搬到了北京城。
1995年底，中央来人会见李嘉诚、邵逸夫等香港名流，探讨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问题。在这场深圳会晤后不到48个小时，李嘉诚便对媒体公开了自己对未来行政长官的两点建议：一是熟悉经济，了解商界运作；二是人品要好，正直不阴险。
不熟悉北京风格发言的香港媒体好一番揣测，最终还是落到了董吴两人的竞争上，把特首选举渲染成父辈们海上交锋的接力战。后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宴会上，身份特殊的霍英东面对媒体发问，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早已在心目中认为他（董）是合适地行政长官”[4]。
霍英东的话自然分量十足，毕竟同样是葬礼，郑裕彤的棺材上盖着白色素花，包玉刚的棺材上盖着陀螺经被，霍英东的棺材上盖的是五星红旗。
那年12月11日，香港各界、各阶层四百位推选委员会委员齐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即将投票选举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就连散步的老人把收音机调到最大，家里吃午饭的人都举着碗坐在电视前，商场里的电视机都统一调到了一个频道，逛街的男男女女驻足等待。
12点15分，点票工作全部结束，其中董建华获得了320票，吴光正36票。船王后人的又一次对垒，董建华赢得毫无悬念。
落败的吴光正并没有拂袖离去，而是积极参与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被委任以医院管理局主席职务，之后又成为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他和董建华的蜜月期维持了将近四年，2002年，吴光正重新回归九龙仓会德丰，拾起公司主席一职，并且表示再也不会竞选特首。
从表面上看，董家扳回一局，但从更大的范围看，包玉刚和吴光正创造的“降维式接班”，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成为香港财阀们的主流操作。
05. 降维：怎样才能富过三代，五代，十代？
所谓降维接班，用大白话说就是：主动调整自己的商业帝国经营方向，降低经营难度，把企业变成“傻子都能经营好”，再交给第二代。
包玉刚的“弃船登陆”，本质上就是将商业帝国从经营难度极高的船运业摆脱出来，转型经营难度大幅降低的地产，之后更是进入经营简单的“收租型物业”。这种转型，既避免了肱骨老臣对接班人的腹诽和阻碍，又能让二代获得稳健的收益。此举获得香港富豪的纷纷效仿。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香港的电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诚的，煤气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诚和怡和集团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郑裕彤的，本质上，这都是“收税制商业”。
上世纪50年代起，四大家族通过房地产积累巨大财富，并逐步控制了香港的物流、金融、电力、码头、电信等所有具备垄断特性的产业，进而“坐地收租”。包玉刚当初的精明也体现在这里，除了九龙仓，吴光正还陆续控制了香港的有限宽带、天星小轮、九龙仓电讯、海港企业等一系列公司。
1997年，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计划（每年要兴建8.5万套住宅，10年内香港有7成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房子），触动了已经根植香港半世纪的“收税模式”的利益。加之“八万五”撞在了金融危机的前夜，就连香港居民也对董建华嗤之以鼻，把他当作房价暴跌的幕后元凶。
董建华任特首时期，1998
1999年，董建华推出他另外一个创举政策：数码港计划，旨在绕开本地的富商，发展互联网科技。数码港计划的支持者是李嘉诚小儿子李泽楷，他带着十五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的进驻意向书，找到董建华。政府对李泽楷的盈科信任有加，数码港计划决定不招标，直接采用。
可命运再次跟香港开了个玩笑，数码港计划颁布的第二年，互联网泡沫在美国破裂，尽管园区勉强落成，但只有两家科技公司进驻，且多为销售、市场等部门，所谓的研发中心，丝毫不见踪影。数码港回到了香港的老路：圈地皮卖豪宅，自然又是赚得盆满钵满。
此后，董建华又提出“硅港”计划，意图打造工业基地。结果香港人以炒地皮为由，赶走了竞标建厂的张汝京。后来张汝京到上海张江创办了中芯国际。后来的“中药港”计划，董建华希望利用完善的科研体系，以及香港高素质科研人才，搞出香港新机遇，但最后又是一场竹篮打水。
在董建华在位的97到05年，这三次机会摆在香港面前，它却未能好好珍惜。“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惯坏了香港。资本的短视和逐利，让香港错过了最好的10年。”[8]
家族们的事业却蒸蒸日上，郑裕彤家族在广州建起530米第一高楼、武汉和天津的周大福中心也指日可待；新鸿基的郭家兄弟，除了每年150多亿的广场租金，还有九龙巴士和富联国际。李嘉诚技高一筹，直接跑去英国收租：电信、港口、管道、天然气，甚至连供水都没有放过。
若是要让家族永远衣食无忧，显然没有比“收税”更好的方法。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宣布提前两年离任，跟他一起离开的，是那个未曾实现的香港。海港城依然风光，太平山依然快活，城还是李家的城，港还是包家的港。
06. 尾声：从如日中天，到走向悲伤
2015年，69岁的吴光正宣布正式退休，36岁的儿子吴宗权接过数千亿家产，开始躺着收钱。仅两大广场每年收租就可达160亿利润，更不需要提九龙仓还持有的其他四大物业广场。两年后，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作价338亿出售，船王的传奇就此谢幕，而这338亿的钱，也不过是海港城两年的租金。
这并不仅仅是两个家族的分野，是香港两条路径也就此分岔：那个未曾实现的香港，已经被人遗忘；那个如日中天的香港，慢慢走向了悲伤。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曾在施政报告里面曾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
“不少人的目标就是尽量赚钱买楼供楼，青年人选科和择业都要向钱看。住的问题也是香港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家庭走投无路，甚至要住在工厂大厦内的劏房。”
一切仿佛突如其来，一切又早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