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共产党员以秘书、粮秣（mò）、军需等公开身份为掩护在骑二师进行活动，一是积极宣传抗日，二是宣传进步思想，三是发展积极分子，最后干脆建立了党组织。
由于党员的带头作用，骑二师呈现了新气象，国民党明令禁止的进步书刊、进步歌曲都能在队伍中传播，营房附近还有抗日口号，士兵委员会甚至都建立起来了。
刘澜波还借助工作的机会，争取东北军其他部队的军官士兵。比如东北军53军116师647团的团长，就被发展成了积极分子，他的名字叫吕正操。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黄显声率部迎敌。由于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他的部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让日伪军极为头疼。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黄显声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时候，他又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而且还有中央军二十五师的尾随监督，如果不撤自己人就得打起来。
所以长城抗战为什么失败，就是蒋介石搅和的。蒋介石把长城抗战搅和失败后，锅又甩给了张学良，张学良1933年3月被迫引咎辞职，并出国“治病”。
张学良离开后，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打压东北军，打击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取缔一切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数十万抗日义勇军可以说是腹背受敌，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陷入低潮。
张学良不在，东北军成了没娘的孩子，蒋介石试图趁机下黑手，方法就是让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把东北军各部调到南方去“剿共”，跟红军彼此消耗。
刘澜波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并分析给黄显声。黄显声断然拒绝了何应钦的命令，说要想调动东北军，除非张学良回国。由他来调，我们服从，否则谁也别想调。
虽然蒋介石改组和破坏东北军的阴谋破产，但骑二师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何应钦又以骑二师“窝藏有大批共产党”为借口，频繁来找茬，甚至动用特务大肆抓捕。
1934年2月，刘澜波因掩护同志逃跑被捕入狱，受尽酷刑。黄显声闻讯后，立刻到北平军分会找何应钦要人，何应钦当然不肯放人，于是黄显声直接警告说要带兵抢人。
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可以释放刘澜波，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名单上这些人（包括刘澜波）必须离开骑二师。骑二师的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一些工作转入地下。
张学良不在，蒋介石根本奈何不了东北军。可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了。他回国之后，东北军的厄运反而开始了，因为他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
重新被启用，张学良很高兴也很卖力。1934年3月，他指挥东北军九个师进攻鄂豫皖苏区，扬言三个月内“完全扑灭，永绝后患”。
结果张学良还是上了蒋介石的当，折去了数万人马，东北军的三个师直接被取消了番号，这三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和129师。后来蒋介石把这三个师的番号给了八路军，用心很险恶。
1935年夏，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继续让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相互消耗。张学良调黄显声到西安，任骑兵军副军长并开赴“剿匪”前线。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建立军官训练团，以培养抗日骨干，黄显声被任命为教育长。不久之后，黄显声又被派到河北任53军副军长兼119师的师长。这一年，黄显声秘密入了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在河北工作期间，他大力扶持116师，让116师吸收了一大批流亡的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使116师成为该军的抗日中坚。116师691团的团长叫吕正操。
1936年底，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为了逼蒋抗日，扣押了蒋介石。张学良还秘密致电东北军53军的军长万福麟，让他率部迅速南下郑州，卡住陇海路，防止中央军西进。
然而万福麟接到密电后竟然按兵不动，副军长黄显声力劝南下，竟遭万福麟软禁。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蒋介石却出尔反尔，把张学良扣押在南京。随后东北军也惨遭改编，规定每个军压缩为两个师，每个师只设两个旅，每个旅只设两个团，然后被调派至不同战区。
黄显声因为支持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而惨遭排挤，被迫离开了53军。离开之前，他私藏了一批武器，后来几经辗转送到了延安。
黄显声离开53军之后，曾为营救张学良而积极奔走，甚至跟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找到了宋美龄，并提出以他们二人作为人质，换取张学良的自由，然而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
1937年底，黄显声接到周恩来和“东北抗日总会”的通知，奔赴武汉，商量积极策划营救张学良，希望张学良能够重振东北军，继续领导东北军打回东北去。
在武汉期间，他参加了一次东北军老乡聚会，席间他痛骂蒋介石，还提出要营救张学良。这一情况被人告密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抓捕黄显声。
周恩来也迅速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通知黄显声停止公开活动，并且告知他已经安排好让他去延安。可他满不在乎，认为自己光明磊落，蒋介石不会把他怎样，没有立刻转移，结果他不幸被军统逮捕。
被逮捕后，他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武汉稽查处、湖南益阳和贵州息烽集中营，最后又辗转到了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监禁，身心都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他一直坚贞不屈，经常以“虎入笼中威不倒”自励。
黄显声被逮捕后，党组织和张学良旧部曾多次设法营救，但都未成功救出。戴笠曾提出有条件释放（悔罪），却遭他拒绝，他说：“我无罪，是被秘密抓来的，要出去就要光明正大。”
坐牢期间，他在狱中结识了一位小狱友宋振中（振兴中华的意思），爸妈都是共产党员。爸爸西安事变前曾受组织委派到杨虎城军部工作，名义上是杨虎城的秘书。一家人1941年被诱捕，宋振中入狱时仅有几个月大。
孩子一天天长大，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不给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于是监狱的地下支部就组织起来，给孩子找老师。
监狱里面的同志们，很多都是名校毕业，给一个孩子做启蒙教育自然是不在话下，罗世文负责教语文，车耀先负责教算术，而黄显声负责的比较多比较杂，包括地理历史政治武术和俄语，相当于班主任。
老师有了，笔墨纸砚又成了问题。狱友们把省下草纸装订成册，当作练习本，黄显声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半截铅笔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宋振中，宋振中十分爱惜这礼物，轻易不舍得用。
就这样，小宋振中每天穿梭于各个牢房上课。起初特务还会紧盯着，结果往往听着听着就犯困，后来干脆不盯了，毕竟是个几岁的孩子。
后来宋振中便承担起相互传递情报的重任，这是我党年龄最小的交通员。他传递的重大消息，被称为《狱中挺进报》。每次地下党开会的时候，宋振中还负责站岗放哨。
1949年9月，全国即将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蒋介石下令，将爱国将领杨虎城一家、宋振中一家、黄显声将军残忍杀害。宋振中牺牲时年仅8岁，距离新中国只有24天。
重庆解放后，宋振中的遗骸被发现了，他的手里还攥着他心爱的小铅笔头。不久之后，宋振中被追认为烈士，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萝卜头。
而送他铅笔头的黄伯伯，也在11月27日被害。就这样，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第一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者惨死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 同一天被害的革命同志，多达300多人。
反动派就是反动派，独夫民贼就是独夫民贼。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他们永远欠人民一笔血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