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苏联边防军3次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机、炮火支援下再度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用多种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激战近9小时，利用迂回穿插，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挫败了进攻。
当时“九大”即将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国开展了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参加者有1.5亿人以上。
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全部进入战争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态对抗苏修的钢铁洪流。
1969年8月后，我军开始在珍宝岛长设营房，主权至此之后再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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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对中国施加极端的军事压力，本质是因为其无法容忍在苏方的所谓“管辖范围”内出现一个“不听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共产党国家。
他本人曾明确表示：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在没有苏联参与或不考虑我们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这句话频繁出现在勃涅日列夫的各类讲话中，是苏联追求“共管”地位最直白的宣言。
他计划将苏联的军事力量作为外交杠杆，以换取与美国平等的谈判地位和政治利益，实现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领域的霸权主义“G2共治”。
勃列日涅夫及其核心决策圈，如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他们的世界观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格局形成过程的影响。
在他们看来，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即“雅尔塔体系”——正是由美、苏、英等大国协商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
这种“大国协商决定世界命运”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
他们倾向于认为，国际关系最稳定的状态就是几个主要大国（在70年代的现实中就是美苏两国）达成默契，共同管理全球事务，约束各自的盟友和小国。
这种模式被苏修统治集团认为是务实、高效且能避免灾难性战争的最佳途径。
当东欧盟友对这种“超级大国以我们为代价进行共管”表示担忧时，莫斯科往往不以为然。
在这帮人看来，这正是维护体系稳定的必要代价。
因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外交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并固化一个“雅尔塔2.0”版本——一个由华盛顿和莫斯科两家说了算的世界。
勃列日涅夫时期，美苏首脑会晤的频率、深度和制度化程度达到了冷战时期的顶峰。
从1972年尼克松访苏，到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再到1974年的莫斯科峰会，以及后续与福特、卡特的会晤，这些不仅仅是礼节性的访问，更是美苏霸权“共管”的核心机制。
在这些峰会中，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议题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涵盖了欧洲安全、中东问题、越南战争、核扩散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
双方交换情报、协调立场、划定红线——这种做法本身，就在向全世界宣告：美苏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两国的共同决定将影响全球走向。
最能体现“共管”精神的纲领性文件，是1972年5月29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美关系基本原则》。
这份文件堪称“美苏共管”的“大宪章”。
其核心条款包括：
双方将“基于和平共处原则”行事。
双方承认“任何一方试图获得单方面优势，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都与这些目标不相容”。
双方将“尽最大努力避免军事对抗，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双方承诺“在出现导致国际紧张局势危险地加剧的风险时，将立即进行紧急磋商”。
这些条款，尤其是“避免获得单方面优势”和“紧急磋商”的承诺，实际上为“G2共治”提供了一个行为准则。
它暗示着一种共识：双方不仅要自我约束，还有责任共同约束可能破坏全球稳定的第三方，并对危机进行“联合管理”。
尽管这份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其政治象征意义是巨大的。
它在文本上确认了苏联所追求的为大国沙文主义服务的“平等地位”和“共同责任”。
在欧洲，共管模式体现得最为“成功”。
尽管有戴高乐这样的坚决反对美苏统治欧洲的人物，但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可以被看作是“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的最终确认，文件承认了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满足了苏联的核心安全关切），同时包含了“人权”条款（满足了西方的要求）。
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这一多边框架，美苏实际上主导了欧洲“游戏规则”的制定，将东西欧的现状予以“合法化”和“稳定化”。
这符合苏联将欧洲作为其“势力范围”并获得美国默认的长期目标。
但是在第三世界，“美苏共管”的理念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不断粉碎着了美苏之间那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治默契。
当苏联在安哥拉（1975年）、埃塞俄比亚（1977年）等地通过代理人（古巴军队）或直接军事介入来支持亲苏政权时，在美国看来，这是对“缓和”精神的公然背叛。
美国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鹰派，认为苏联在利用“缓和”作为掩护，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咄咄逼逼人的扩张。
这种“霸权集团内讧”，事实上反映了这世间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
如果因为利益而走到一起，终有一日也会因为利益而分道扬镳。
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战交锋，毛主席不仅批评苏联，更以此为鉴，反复强调中国自己要“夹起尾巴”，永远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他在八大的讲话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这种“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态度，为我党在六七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中始终占据着道义制高点。
1968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 中，我党首次正式将“苏修叛徒集团”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
如果说之前的论战还带有“同志加兄弟”关系破裂后的“清算”性质，那么“社会帝国主义”的定性则意味着中苏之间已经是敌我矛盾——苏联不再是“走上邪路的兄弟”，而是与美帝国主义一样，甚至“更危险”的敌人。
其“更危险”在于，它提供了某种样板，亦或可称为某种“教训”。
毛主席曾明确提出：
大国与小国应平等相待。
这是对苏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做法的直接反驳，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应用的强调。
包括珍宝岛战争在内的对苏战斗历史意义重大，是继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又一次正面击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且是又一次粉碎核讹诈的威胁，为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树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拔升作用。
面对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崔可夫等修正主义份子的原子弹叫嚣，毛主席当时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
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继续在东南亚袭扰中国（然而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而如今回看1969年，不禁感叹，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保卫战可谓直接推高了国际共运的声势——我军看似是与苏联军队交战，但实质不仅是在保卫我国领土主权，也是在捍卫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成果、拯救蒙头狂奔的修正主义苏共。
从1968布拉格之春，到1979年阿富汗危机，再到1989年独立分离风潮………一步步迈向深渊的苏联修正主义，不断给予着中国最强音的警钟钟声。
即毛主席所言：
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苏联人已经丢了。
而依然坚持列宁和斯大林导师地位的中国，通过珍宝岛、铁列克提等对苏反击战的坚决斗争，鼓舞了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进行反击。
核弹头数量不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个零头的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证明我们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横行的“有限主权论”阴谋概念一败涂地。
抗美援朝时毛主席就做出过论断：
美军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
真正的大国，其国之“大”，不仅在器，更在于“气”。
1952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什么？
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中苏之间小规模战争的时代意义不亚于1950年的抗美援朝，都是震动世界格局、彰显我国国格的大事，绝不可在后世遭到任何泼污与曲解——尤其是其目的是宣扬修正主义与沙文主义时。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抗美援朝战争近年来热度颇高，可以说回到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上（对比十几年前国内因媚美氛围浓郁而被淡化）——但是，珍宝岛战役等对苏修的作战一直处于舆论的边缘地带。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珍宝岛、铁列克提等对苏联修正主义保卫战的声浪，对于后世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实际上在捍卫政治纯洁性的层面高度更巨：它在时刻提醒着建国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新生共和国，绝不可受到帝国主义思潮的诱惑和修正主义演变的侵蚀，人民政权绝不可变色！
当抗美援朝战争随着近年来中美局势变化而被重新请上舞台、并被赋予了浓烈的反美民族主义色彩时，除了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阶级高度，也更加使得早已销声匿迹的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战役、中苏大论战、九评苏共等史迹，显得无比落寞。
同样的待遇，我想亦是在文艺战线上被冷落许久的解放战争，在眼望着层出不穷的抗日题材作品连年出炉、甚至是倒人胃口的抗日神剧都屡禁不止时，是一样的感同身受。
包括对苏斗争在内的共和国阶级斗争史，困囿于某些现实，讲的太少了。
关于苏联的修正主义沦落史，关于中苏的社会主义理论大论战，关于新中国以阶级本位为指导思想的外交方针，我们还要多讲、大讲、深讲。
当西方帝国主义无法在硬碰硬的军事对抗层面与你较量时，往往就会转变“思路”，从伸出拳头，改为递来橄榄枝，甚至以“共治”为诱饵，谋求利益共享，以图徐徐犯之、侵之、吞之……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举行过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西方-81军演”。
当时苏军出动了十个以上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近卫坦克军，在前线航空兵 远程航空兵以及国土防空军的伴随下，进行了大纵深装甲合成突击战术的演练。
那场军演，苏军出动的总兵力超过五十万人，可谓铁流滚滚，声势骇人。
当时的西欧诸雄在颤抖，美国媒体也在隐忧，可是真正聪明的、藏在深宫处的那一小撮美国大佬却在暗笑。
从“81军演”，几乎就已经能够预见苏联的悲剧和美国的胜利了。
因为这支看似庞大且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军队——已经完全没有一丁点苏维埃人民军队的模样。
美国人从来不畏惧你的钢铁洪流，美国人真正畏惧的是你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你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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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美共治”或建立“G2”机制的提法由来已久。
最早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2008年提出的“两国集团”（G2）概念，包括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等也都曾认为：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和中国应尽快宣布建立“两国集团”架构。
2009年前后奥巴马上台，更是试图将“两国集团”的概念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加以推动，并正式向中方提出双方要致力于在世界上打造“两国集团”，即双方在涉及全球发展战略的问题上要形成高度共识，以此带动世界发展。
是年11月18日，中国领导人在会见访华的奥巴马总统时，对美方提出的“两国集团”作出了如下正式回应：
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一个稳定、合作、向上的中美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
我们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提法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去年特朗普二次执政后，我国国内某些“帝国主义言论”更是甚嚣尘上、与特朗普政权某些幕僚遥相呼应，认为“今后的国际关系主体就是中美‘两极格局’，而其他都是‘广大的中间地带’”……
在去年1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执行董事保罗·努格拉·巴蒂斯塔发言时，即对不断出现的所谓“G2”世界——也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及未来可成为结伴主导世界事务的两个最重要大国的言论——表示了极度担忧，他认为：
这对未来国际局势的走向不利，希望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一贯立场。
对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公开直陈：
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做超级大国，不凌驾于他国之上，而是做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负责任的一员，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历来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主张。
逾半个世纪之前的1970年7月13日，毛主席在会见法国代表团时早已有过深刻指明：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事情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G2”不是新中国的兴趣，也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进步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趣。
因为，它实在不符合新中国之“新”。
务必要记住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的那句精辟点明：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以及《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中那段令人深省的话：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