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世界范围针对斯大林同志的讨论、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激辩、针对《秘密报告》的反应，第一次爆发世界性影响的，就是波匈事件。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原子弹！
杜勒斯还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公布它。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能解决一切世界问题。
戴维营会谈被赫鲁晓夫视为其个人和苏联外交的巨大胜利，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一个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对美国而言，“戴维营精神”更多是缓解柏林危机的策略性举动，而非接受与苏联“平起平坐，共管世界”的战略承诺。
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这种美苏之间的公开“亲密”无异于一种“阴谋”，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赫鲁晓夫这种“G2”幻觉的顶峰，为此后中苏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问题埋下了伏笔，也预示着苏联革命事业破产的开始。
赫鲁晓夫同志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判断，张着獠牙血口的美帝国主义是不可能与苏联做朋友的，敌人想的只有一件事：灭掉你！
前期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政府与苏联的接触始终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策略考量，而非战略上的伙伴关系构建。
缓和战略是为了管控风险、避免核战、分化共产主义阵营，而不是为了与苏联分享全球霸权。
当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后，艾森豪威尔可以轻易地中断巴黎峰会；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甚至更为强硬的表示“美方是可以按下核按钮的”。
赫鲁晓夫的“G2”倾向，不仅激怒了中国，也引起了东西方阵营其他国家的警惕。
在西方，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致力于追求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人的欧洲”，坚决抵制美苏主宰的“雅尔塔体系”的延续；
在东方，中苏决裂后，阿尔巴尼亚等国公开站在中国一边，罗马尼亚等国也开始奉行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而赫鲁晓夫却依然沉醉在两极独大的旧梦里，如此落后于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思维，几乎注定了他的政治结局。
中国人强大起来了不得呀！你们还记得历史上的黄祸吗？
接着，赫鲁晓夫讲了历史上成吉思汗是怎样从中国打到欧洲东部去的……
赫鲁晓夫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
赫鲁晓夫的“欧洲第一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极为根深蒂固，这也直接反应在后续他的一系列对华控制性举措：撤走苏联专家、妄图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妄图与中国搞所谓“联合舰队”、把我台湾问题国际化……
台湾问题是一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应向世界舆论表明，中苏不会为台湾而打仗。
台湾现在不能解放，可索性，你们就像苏联内战时期(1920-1922)对“远东共和国”那处理。
赫鲁晓夫在这里实际上是要把我台湾省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台湾处于美国军事力量控制之下。
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美国应该撤军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除了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其时更为“用力”的就是加深对中国核武器研发的压制。
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他吐露了他内心的想法：
过去中国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
而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赫鲁晓夫更是搞小动作、鼓动其他兄弟国家对中国代表进行围剿，企图采取高压手段把我们压服……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1960年，为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 《列宁主义万岁》 ，随后《人民日报》也刊发了相关社论。
这些文章名义上是纪念列宁，实则是打响了公开论战的第一枪。
1960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下）》中明确提出了 “和平共处与革命的区别，各国和平共处与革命是两件事” 的观点。
这直接驳斥了赫鲁晓夫将“伪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共运“新总路线”的企图。
我党方面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也应该实行和平共处，但这绝不意味着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要放弃革命斗争。将两者混为一谈，就是阉割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
3
1964年秋天，赫鲁晓夫狼狈下台。
赫鲁晓夫急于召开国际会议就是出于一种需要，他因为对中国施加压力无效，不能把中国压服，于是就想出要采取最后一手，像过去斯大林对付南斯拉夫那样，像他对付阿尔巴尼亚那样，召开他一手操纵的国际会议，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64年11月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对前一段时间的公开论战和赫鲁晓夫下台作了回顾，阐述了他对中苏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
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同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
接着，毛主席满怀激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
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绝不屈膝称臣。
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
但是，对于已经尝到“G2”甜头的苏共而言，一个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会阻止苏共在意识形态层面加速下坠的态势。
就通过推翻赫鲁晓夫而成功上位的勃列日涅夫其执政时期，今天学术界在回顾那段“G2”历史时，常使用“超级大国共管”（superpower condominium）或更具象的“二元制”（biarchy）来形容这一构想。
这是一个由美国总统和苏共中央zong书记通过定期会晤，共同裁决国际事务的顶层设计。
如是追求的本质，是苏联在取得与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后，要求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即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的挑战者，转变为一个体系内的、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联合管理者”的心态。
与其说勃列日涅夫是对“G2”这个概念的痴迷，不如说是对“与美平权”这一地位的极度渴望和执着——这也便构成了勃时代外交政策的核心驱动力。
“有限主权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
所谓“有限主权论”，是60年代末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军事集团提出的一个说法，是有关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主张——本质是一种霸权主义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已经过时，主张用“联合主权代替单一的国家主权”。
这一政治主张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用，后被同为帝国主义的苏修当局衍生进化。
1968年8月，苏联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也震动了中国共产党方面。
苏修领导集体认为，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高于一切；因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兄弟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
由此，人们把这一论点称为“有限主权论”。
毫无疑问，苏修的“大家庭利益”是彻头彻尾的骗术，不过是为了服务于自己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罢了。
此等霸权外交也一度被苏修用以染指我国香港和澳门。
早在1960年12月24日，联合国通过苏修带领四十余个亚洲国家提出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草案——将香港和澳门纳入名单之中时，毛主席就察觉到苏修的霸权主义。
正是那份《宣言》，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自决权”，使其可以“自由决定其前途，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
从历史纵向维度而言，那份《宣言》成了此后苏修进一步炮制所谓“有限主权论”、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预演。
其时，正是毛主席敏锐觉察到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可能通过该法案干香港、澳门等地区形成事实“独立”。
为了将中国的主权领土——香港与澳门从法案名单中永久删除，在联合国席位彼时仍被蒋介石政权非法把持的情况下，毛主席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毛主席立刻指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尽早行动：
港澳问题完全是为中国主权范围内议题，不可以“殖民地”性质而论，应将港澳两地剔除出名单。
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对港澳问题进行表决：支持删除99票，反对5票，其余弃权。
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底色，被毛主席以不容撼动的政治决心成功维护，也奠定了此后回归祖国的水到渠成。
而1969年珍宝岛战役的胜利和铁列克提保卫战的不屈，更是直接宣告了“唯武器论”“原子弹崇拜”的失败，是毛主席人民战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令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苏修法西斯分子的沙文主义阴谋破产。
其中铁列克提的所谓主权争议本就不存在，是苏修基于沙皇时期的侵略版图而炮制的阴谋，后来也在苏联解体后经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友好协商后正式宣布完整属于中国领土。
1969年6月，苏修曾发表声明称：
沙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
当时苏修声称“柳条边”和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
苏修口中所谓的“柳条边”，是清朝地方政府在辽河流域修的一条柳条篱笆，以禁止一般居民越界打猎、放牧、采人参——苏修随意举出此例来说明中国的近代历史边界，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足见其领土划分的阴谋和野心。
并且，早在1964年，本着残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未完全破碎的中苏友好关系（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对美投降主义即“戴维营精神”宣告失败，以及苏修亲近帮扶印度但遭到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暴打，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对美退让，苏联重新需要团结中国），苏方已经决定化解珍宝岛争议、不再延续此前对蒋记国民政府的领土侵占（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派兵占领黑瞎子岛等远东地区中国领土）。
但是从1967年开始，随着国力、特别是武装力量进一步复苏上升，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再度对侵占珍宝岛产生幻想，领土争议被不断放大。
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先后16次侵入该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
最严重的当属1968年1月5日，苏联边防部队大批武装人员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野蛮干涉中国渔民正常的捕鱼生产活动，用装甲车轧死和撞死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渔民9人。
我国政府多次严正要求苏修方面停止武装入侵活动，苏修却置若罔闻。
早在1966年1月，苏修当局就和蒙古国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要知道，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
尤其是当时苏联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而自中蒙边界到我首都北京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便利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苏军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更是可以攻击中国全境。
同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的百万量级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了我党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
1966年3月时，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上就明确表示：
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
毛主席则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
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1968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立刻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并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转变对苏边防策略，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进行反击。
最终，酿成了1969年的中苏军事冲突。
1969年1月4日，我军战士照常登岛巡逻时，遭到30名苏军的拦阻和推打，中国军队人员被迫撤回；1月6日苏军再次入侵珍宝岛，抓走我渔民2名。
1月23日，苏军76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军队边防人员，围攻、毒打中国军人，打伤我军20余人，其中重伤9人。
2月6日至25日，苏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中国军队边防巡逻人员
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打死打伤6人。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在围点作战、奇袭爆破的方阵下，我军将入侵的法西斯苏军一点一点的逐出珍宝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