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国首相艾登来说，这是一次“战场上取得胜利，政治上惨败”的战争，他不久便因羞愧辞职下台。
军事行动发起前，艾登定下了四个目标：第一，确保苏伊士运河主导权；第二，确保西欧石油供应的连续性；第三，罢免纳赛尔；第四，阻止苏联势力进入中东。
然而结果是四个目标全部落空：苏伊士运河被封锁，石油供应中断，纳赛尔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的地位得到加强，苏联力量进入中东的渠道被打开。
2004年，有研究机构邀请139位学者对二十世纪的英国首相进行评分，结果艾登得分倒数第一。
这场大战对各个当事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一一展开。
美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苏伊士运河纷争，认为英法两国作为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坚定盟友，会了解华盛顿的基本战略诉求，怎料完全遭到无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支持英法对埃及进行军事入侵，不仅面临与苏联直接对抗的风险，亦可能危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既有利益。
更重要的是，美国从战略高度不希望西方阵营内还有另外一“极”（英法同盟），乐于看到英国国势随着殖民地纷纷独立而江河日下。
从这个角度讲，美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一次“身份再定位”，美国通过强烈施压让英国“摆正位置”。
而英法两国低估了华盛顿的反应，他们认为当时美国国内忙于总统大选，在偕同以色列成功入侵埃及后，美国将被迫默认既成事实，属于明显的战略误判。
莫斯科面对的其实是一个两难困境，必须在放弃埃及纳赛尔政权与直接对抗西方之间进行抉择。
如果袖手旁观，任由纳赛尔被英法推翻，将对苏联的国际威望造成重创；出兵抗衡英法联军则困难重重，既难以操作，风险又高。
实际上，当以色列军队对埃及发起攻击时，苏联立即将其驻埃顾问与最新交付的战机撤走，展现出谨慎迹象。
至于用战略导弹攻击英法的核威慑，则更多是一种虚张声势——北约情报显示，当时苏联还没有能够从本土直接攻击法国巴黎与英国伦敦的导弹（理论上可以从东德发射）。
苏联的激烈外交回应部分也是为了淡化国际社会对其入侵匈牙利的关注，当时匈牙利内部出现了动乱，苏联派遣军队入侵该国，正当遭受舆论指责之际，英法联军为莫斯科解了套……
对英国而言，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是重大国家利益挑战，跟1982年的马岛情况类似，不得不处理。
在这场危机中，艾登首相决定甩开美国单干，结果遭到华盛顿严厉制裁，包括大举抛售英镑，导致英镑币值剧烈贬值，同时否决了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纾困申请。
雪上加霜的是，英国国内对于军事入侵埃及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反对声浪不断。
内外因素交互影响下，艾登只能放弃已有的军事成果，停火撤军。
这次战役证明了英国已经无力单独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后历次海外用兵要么是追随美国，要么事先取得华盛顿许可和支持。
作为苏伊士运河公司大股东，法国参战的初衷跟英国类似，认为纳赛尔严重损害了其利益。
除此之外，法国跟纳赛尔还有另外一笔账要算——纳赛尔支持反法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而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最看重的一块海外属地。
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法国深刻感受到了“美国优先”政治现实，因美国压力被迫撤出苏伊士运河区后，法国颜面尽失，间接导致了丧失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权。
之后法国国内出现强大的反美声浪，美法关系渐行渐远，法国政府决心自主研发核武器并退出北约。
法国对英国同样高度不满，心怀怨恨，因为是英国率先服软才使得法国不得不屈服，巴黎意识到英国这个猪队友根本就是美国安排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关键时刻总会倒向美国而非欧洲。
在后来成立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时，法国是坚决反对英国加入的。
埃及长期以来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受到英国控制，纳赛尔取得政权后，削弱英国在埃影响力是第一要务。
最初埃及也曾试图靠近美国，但由于以色列反对，美国拒绝了埃及购买武器的请求；于是纳赛尔又找到苏联，全面引入苏式装备。
这种墙头草做法令华盛顿感到不快，遂以中止对埃及提供修建阿斯旺水坝的贷款援助来表达不满——美埃关系恶化实际上是引发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催化剂。
战争期间，埃军的表现一言难尽，但纳赛尔却在政治上意外获得了丰硕成果，战后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
很少有一场战争的结局像本次危机这样复杂，交战四方里，英法是输家，以、埃成了赢家。
战前因埃及关闭运河、禁止以色列船舶通航，以政府事实上已陷入困境，由于英法两国军事入侵埃及所需的兵力严重不足，遂同意以色列加入行动。
以色列本来自己就想打，只是势单力孤不敢动手，既然有了英法助战，自然喜出望外，许诺全力配合。
在入侵埃及的军事行动中，以军充当了先锋角色，展现出精湛的技战术水平。
危机结束后，苏伊士运河与蒂朗海峡（埃及西奈半岛与沙特之间的狭窄水道）重新开放，以色列船舶得以在这两个水域自由通航。
不过埃及与以色列的敌意并未得到缓和，之后又爆发了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