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满足”，瞬而俘获。
如果我把话再说的再通透些，一次又一次爆出的针对服务行业从业者的飞扬跋扈、得理不饶人、刻意为难……其深层次心理驱使，实为封建文教千百年来规训之下，某种全民“权压抑”的爆发结果。
近年来“性压抑”一词走红，但就人性深处之本能，“权压抑”即对权力近乎于发自骨髓的渴望却又“望而不得”之隐忍冲动，其一旦得到输出口从而产生的势能，较之“性压抑”，破坏力度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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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所谓“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为难他人”这一屡见不鲜的社会奇景，频繁出现的群体性深因。
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曾给“权威主义性格”进行过特征侧写：
对权威持臣服态度，同时又倾向于支配地位低于自己的人。
他们对权力的渴求并非植根于力量，而是植根于软弱。这是个体自我无法独立生存的表现，是缺乏真正力量时，为获取额外力量而做的垂死挣扎。
从动辄傲慢给外卖员电动车上锁的保安，到疫情期间颐指气使的基层“志愿者网格员”，再到那句“他的软肋是他的孩子”，直至本次惊动舆论的迫使空姐下跪致歉，包括那位发动近万名网友网暴蒂芙尼员工的富婆……莫不如是。
还记得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吗？
这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实验之一，菲利普·津巴多将二十四名心理健康、没有犯罪记录的大学生随机分为“看守”和“囚犯”两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模拟监狱环境。
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但在第六天就被迫终止。
因为，“看守”们迅速在规则之下变得残忍和虐待成性，而“囚犯”们则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崩溃症状。
津巴多的核心结论是：
普通人一旦被赋予权威角色，即便原本没有虐待倾向，也会在缺乏制衡和监督的情境下，迅速转变为残忍的压迫者。
情境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个人品格的力量——“好人”在“坏情境”中也会做出“坏事”。
如此机制在职场、官场、宗族甚至家庭单元内部的权力压迫中同样普遍存在。
结构性的权力体系通常会呈现出一种莫名喜感的图景：一个人总是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疯狂压迫TA可以压迫的一切人员——同时，跳出这个舒适圈外，亦受到可以压迫TA的更高层级的权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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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前文提及的阿多诺等人出版了《权威人格》一书，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揭示倾慕强权而不得的心理结构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对上绝对服从，对下冷酷压迫”的双重面相。
所谓“一物降一物”的等级构成，或许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个人掌握了一定权力时，TA必然会疯狂输出、欲爽之而后快。
从心理学角度，“欺软怕硬”向来是一种“补偿性”权力欲。
当一个人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感受到“绝对控制”的愉悦时，其愉悦往往是对TA在更高权力面前感受到的“无力感”和“屈从感”的心理补偿——TA无法反抗自己的上级，但TA可以在自己的下级身上找回掌控感和支配感。
那么，如果被放置于资本压迫与极端商品经济伦理的铁律之下，即：支付了金钱的一方，其“掌控感和支配感”在将服务人员「物化」的前提下，自然是被允许的、被同意的、被认可的……
故而，毋庸讳言，凌辱与打压，不过是必然，甚至是常态。
也恰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曾描述的“异化”概念：
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却越畸形。
哈里·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中的分析则更直白：
资本主义管理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将劳动过程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的、标准化的动作，剥夺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实现劳动的去技能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我曾经在埃及开罗的“垃圾城”亲眼目睹见识过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也促使我曾进一步思索：为什么中国的服务行业似乎总是“比不过日韩等国”……
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片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是经历过彻彻底底的反封建运动的。
我们是一个经受过1915与1966两场文化革命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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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1964年12月毛主席在审改周恩来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时加注所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在那七年之前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主席更有雷霆发言：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
在封建残余浓厚的社会中，服务商品的边界极易被资本系统性的突破，等级身份亦是极易被作为附加值嵌入服务商品之中。
消费者支付的费用，往往不仅购买了功能型服务，还购买了“被服侍”的优越感，购买了对服务者发号施令的权力，购买了高人一等的身份体验。
至于服务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不仅是劳动的报酬，还是“人格谦卑”的补偿费，是放弃尊严的“精神损失费”……
附加了等级内容的服务商品，究其内含，不过是封建主仆关系的商业版、临时版——却也是加强版、合理版、不可置喙版、难以反抗版。
跋
1956年5月，毛主席首次乘坐专机（里-2型）。
那也是专机程序员郭桂卿同志人生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毛主席。
在当时的氛围里，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中有极高的威望，郭桂卿作为年轻的空军战士，接到为毛主席服务的任务后，心情除了激动，更多是近乎神圣的敬畏。
用她自己的话说：
那是一种不敢沐浴‘圣光’的心理。
根据郭桂卿本人于2007年发表的回忆文章《“红色空姐”眼中的毛泽东》，她远远望见毛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心脏狂跳。
待到主席走到飞机舱门口，她更是紧张到完全不敢直面，直接一个箭步躲进了机舱尾部放工具的小舱里，死死关着门，全程不敢出来。
整个航程中，郭桂卿一直在狭小的工具舱里反复纠结，始终没勇气踏出舱门履行职责。
原本该由她完成的端茶、倒水、照料餐食的工作，全程由陪同乘机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代劳了。
何廷一知道她紧张，也没有责怪她。
直到主席走下飞机，郭桂卿才敢从小舱里跑出来，站在机舱门口，远远目送主席离开。
就在主席即将登上汽车的瞬间，他突然回过头，正好对上了郭桂卿张望的目光。
主席停下脚步，转头问身边的何廷一：
她是谁呀？
何廷一顺着目光看过去，回答：
哦，是服务人员，空中服务员。
主席听罢，立刻纠正道：
服务员？红色空中小姐！
主席所言非虚。
那一时期，乘务员全部从空军女战士、卫生兵、文工团员、地方机要单位选调。
受我军管理体系影响，乘务员的服务姿态以干练、庄重、得体为核心，动作利落、态度和蔼但保持公务距离，既不冷漠也不刻意亲昵。没有标准化的微笑要求，更没有“露几颗牙”“持续保持笑容”的情绪劳动规定，表情自然得体即可。
早期制服为藏蓝色列宁装、配船形帽，完全参照军队文职人员风格设计，没有时装化的剪裁设计；妆容要求干净整洁，整体形象偏向飒爽、可靠，而非温柔、貌美、凸姿。
说回乘务员郭桂卿。
见小郭同志含蓄，主席招了招手，示意她走过来。
由于主席身材高大，郭桂卿年纪小、个子不高，他便特意微微弯着腰和她说话：
叫什么名字啊？
郭桂卿紧张地小声回答：
郭桂卿。
主席听完开了句玩笑，瞬间化解了她所有的紧张：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呐！
那一刻，郭桂卿后来自述的感受是：
眼前的毛主席完全不是想象中严肃威严、高高在上的领袖，就是一位普普通通、随随便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一位“胖老头”……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