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23年曹丕三路伐吴失利，至280年西晋灭吴，这57年是三国时代的后半场。这一阶段，三方朝堂各自经历了深刻的权力消长：曹魏皇权逐步旁落于司马氏，蜀汉执政者在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之间次第更迭，东吴则长期陷入君臣猜忌和权臣内耗。三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调整：以258年淮南第三叛被平定为界，此前三十余年吴蜀与曹魏攻伐不断、互有胜负，鼎立格局能大体维持；此后北方完成内部整合，无论是曹魏还是继之而起的西晋，灭蜀、灭吴都只是时间问题。
一、三国内部的朝堂变化
1. 曹魏——政归司马氏（249—265年）
曹魏是三国中实力最强的一方，却最先从内部被权臣取代。曹操近三十年征战——收青州兵、迎献帝都许、官渡破袁、北定乌桓，打下北方基业（详见前半场表3、表4）；而司马氏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三代四人，从249年高平陵之变到265年受禅立晋，仅用十六年就完成了魏晋禅代。
这场权力转移，究其根源，离不开曹丕立国时的制度安排。为吸取东汉宦官、外戚乱政的教训，又因亲历与曹植的夺嫡之争而猜忌宗室，曹丕称帝后同时打压这三股力量：一是宦官官位不得过诸署令，二是外戚不得辅政，三是宗室诸王封土狭小、设监国谒者严密监视，“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在科举制诞生之前，深居宫中的皇帝所能依靠的正是宦官、外戚、宗室这三类亲随，而曹丕三管齐下等于自废皇权臂膀。加之九品中正制使选官权落入世家出身的中正官之手，门阀互相援引、世代公卿，皇权孤立而门阀坐大，为权臣崛起留出了制度缝隙。
司马懿正是从这一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司马懿于208年被曹操强征入仕，凭曹丕“四友”之一的身份在曹魏代汉后迅速上升、两度受命留守后方；曹叡时代独掌方面大军，227年快速平定孟达之乱，231年曹真病重后接掌西线雍凉、与诸葛亮对峙五年，238年千里奔袭、攻灭辽东公孙渊。到了239年，司马懿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与曹爽同受顾命。此后十年，随着曹爽专权，尽夺司马氏兵权。司马懿与曹爽这两位顾命大臣的矛盾逐渐走向摊牌。249年正月，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谒高平陵，以郭太后名义控制洛阳，夷灭曹爽三族，曹魏军政大权自此归于司马氏。顾命大臣反目火并，在汉朝已有先例，霍光与上官桀便曾兵戎相见，但汉朝宗室、外戚、宦官诸力量犹存，火并之后皇权仍能存续。而曹魏由于之前的制度安排，三柱尽废，导致权臣胜出者再无制衡。
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夺取了曹魏中枢，但来自地方和朝堂的反抗远未平息。司马懿251年平定王凌的淮南第一叛，同年病逝。司马师执政后，粉碎李丰、张缉、夏侯玄的朝堂密谋，废曹芳、立曹髦，255年平定毌丘俭、文钦的淮南第二叛，不久眼疾而亡。司马昭接任后，258年攻灭诸葛诞、平定淮南第三叛，260年当街弑曹髦、另立曹奂。为洗刷弑君恶名，于263年发兵灭蜀，次年扑灭钟会成都之乱、进位晋王；265年司马炎嗣位，十二月受禅称帝、代魏建晋。至此，司马氏历经三代四人十六年的时间完成了魏晋禅代。
2. 蜀汉——四任执政者的平稳过渡（223—263年）
蜀汉是三国中权力交接最平稳的一方——既无曹魏的政变弑君，也无东吴的权臣废立，四任执政者基本按诸葛亮生前安排次第登场。但平稳的表象下，国策在“主战”与“主守”之间反复摇摆，国力在连年北伐中持续消耗，后期又被宦官黄皓侵蚀，终至民困兵疲。
诸葛亮时代（223—234年），以攻代守、法治立国。刘备夷陵败后于223年病逝白帝城，诸葛亮受遗诏全权摄政，先派邓芝修复吴蜀联盟，225年南征平定南中、稳固后方，随后上《出师表》、出屯汉中，先后五次北伐。蜀汉以一州之地对抗北方曹魏，“以攻代守”是弱国求存的必然选择；战术上不乏亮点，231年卤城之战大破司马懿，退兵时又于木门道射杀张郃，但蜀道艰险、粮运不继，司马懿又坚壁不战，北伐始终无法突破秦岭防线，不能从根本上抹平体量鸿沟。内政上诸葛亮以法治蜀、用人唯贤，临终安排蒋琬、费祎相继接班，留下了稳定的权力交接秩序。
蒋琬、费祎时代（234—253年），守成收缩、隐患暗生。二人相继执政，对内与民休息，对外大幅收缩：蒋琬曾谋划顺沔水东下取魏兴、上庸，因朝臣反对且自身多病而作罢；费祎对姜维的北伐请求多加裁制，“与其兵不过万人”。两人近二十年守成使蜀汉从连年征战中缓过气来，但也埋下两大隐患：一是军队长期缺乏大规模实战，战斗力悄然下降；二是246年侍中董允去世，陈祗接任后与宦官黄皓互相表里，黄皓开始干预朝政，这股势力在姜维上台后迅速膨胀。
姜维时代（253—263年），北伐失控、宦官乱政。253年费祎遇刺，姜维执掌兵权，压抑多年的北伐全面放开：255年洮西大破雍州刺史王经、歼敌数万，是蜀汉北伐最大的野战胜利；但次年段谷之战因镇西大将军胡济失期，被邓艾击溃，“星散流离，死者甚众”，蜀汉国力大损，反战声浪高涨，此后多次北伐胜少败多。内政上，258年陈祗病死后黄皓专擅机柄，与右大将军阎宇合谋废姜维，姜维畏祸不敢回成都，长期屯驻沓中避祸，汉中防御体系因此空虚。外战虚耗国力于前，宦官掏空朝堂于后，蜀汉在姜维时代已呈败亡之相，263年魏军长驱入蜀，不过是这一进程的终局。
3. 东吴——内耗自溃（224—280年）
东吴据有长江天险，对外奉行“限江自保”，曾在石亭、东兴两役重创魏军，外部压力相对可控；但它的致命伤从来不是北方强敌，而是贯穿始终的朝堂内耗。与蜀汉权力平稳交接不同，东吴皇权与江东士族长期对抗，又接连经历权臣循环与暴君统治，一步步把自己掏空。
孙权晚年（242—252年），二宫之争、由盛转衰。孙权与江东士族的矛盾由来已久：224年暨艳案、235至238年吕壹校事案，已开皇权猜忌、打压群臣之端。242年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储，朝中大臣分裂两派、互相攻讦——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拥太子，骠骑将军步骘等附鲁王。250年孙权做出裁决：废太子、赐死鲁王，两派重臣或诛或流，陆逊此前已屡遭责让、忧愤而死。二宫之争历时八年，使东吴折损了一整代文武人才，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孙亮时期（252—258年），权臣相继、废立由人。252年孙权去世，诸葛恪辅政，他虽在东兴之战中大破魏军，却因此轻敌，253年倾国北伐合肥新城，疫死惨重、威望尽失，被武卫将军孙峻诛杀。此后孙峻、孙綝兄弟相继专权，屠戮宗室、废黜孙亮，气焰更盛；直到258年景帝孙休联合老将丁奉诛灭孙綝，这一轮权臣循环才告终结，但六年之间三起政变、四易权臣，朝堂根基已被严重掏空。
孙休、孙皓时期（258—280年），短暂喘息与暴君亡国。孙休亲政后一度拨乱反正，然264年即病逝，群臣迎立孙皓。孙皓即位初尚有开仓振贫、裁减宫女之举，很快转为暴虐：宠幸岑昏，大臣稍有忤意便遭剥面、凿眼、族诛，陆凯、万彧等老臣斥杀殆尽，朝堂上下人心惶惶。虽有陆抗272年西陵之战击退晋军、平定步阐，成为东吴最后一抹亮色，但274年陆抗死后再无良将，边备废弛。经二宫之争、权臣循环、暴君屠戮三轮内耗，东吴早已从内部崩溃，280年晋军顺江而下，几乎未遇像样的抵抗。
二、三国之间的攻伐变化
三国后半场57年的对外战事，以258年淮南第三叛平定为界，呈现前后两段：此前35年为鼎足相峙，吴蜀频频主动北伐却无力灭魏，北方也未能南渡；此后22年为三分归一，完成内部整合的北方曹魏/西晋，灭蜀、灭吴势如破竹。
（一）鼎足相峙（223—258 年）：吴蜀主动，均势难破
这一阶段战略主动权一度在吴蜀手中，但东西两线北伐都无法转化为灭国战果：蜀汉以攻代守，却始终困于秦岭天险与粮运难题；东吴限江自保，防御反击屡胜而主动北伐屡败，始终越不过合肥—淮河防线（战役详见表4、表5）。吴蜀虽以两弱抗一强，却无法形成真正合力。
吴蜀双方受山川阻隔、荆州旧怨以及利益分歧制约，仅在234、253、257年三次约期联动：234年诸葛亮屯五丈原、孙权攻合肥，配合最紧密，却以诸葛亮病逝、孙权闻魏明帝亲征撤退告终。253年诸葛恪围新城、姜维出南安，千里之外各自受挫。257年诸葛诞叛于寿春，吴蜀同时出兵，孙綝援军溃败、诞败亡，姜维亦退。三次联动从未形成真正合力，反被北方各个击破。258年淮南三叛被平定之后，吴蜀再无协同北伐之力。
（二）三分归一（258—280年）：北方整合，摧枯拉朽
258年淮南三叛平定后，北方内部再无掣肘，得以集中全国资源发动灭国战争。此后二十二年，鼎立格局沿“灭蜀、代魏、灭吴”三步层层瓦解，终归一统。
第一步是263年魏灭蜀，鼎立格局被打开第一道缺口。此时蜀汉外有姜维段谷之败、内有黄皓专权，姜维远屯沓中，汉中防御空虚。司马昭命钟会率主力直取汉中，被姜维回师挡在剑阁；邓艾另率奇兵偷渡阴平七百余里，凿山开路、直下江油，在绵竹击杀诸葛瞻，兵临成都。刘禅开城出降，蜀汉亡，自魏军入汉中至蜀亡仅三个月。三国鼎立就此变为南北对峙，灭吴所恃的长江上游也落入北方之手。
第二步是魏晋禅代，北方完成政权整合。灭蜀之功使司马氏再无可阻挡，264年司马昭进位晋王，265年八月病逝，长子司马炎于十二月受禅称帝、建立西晋。延续十余年的权臣政治，至此转为新的王朝。北方得以倾全力经营南线。
第三步是280年晋灭吴，天下重归一统。蜀汉亡后东吴独抗强晋，虽有陆抗272年西陵之胜，却难挽孙皓暴政掏空朝堂、边备废弛之局。西晋则用十余年等待与经营：其间先平定凉州秃发树机能之乱、解除后顾之忧，又以王濬在益州大造楼船、训练水军，把长江上游建成顺流而下的水师基地。279年十一月，晋军六路齐发，王濬楼船顺江而下，280年三月兵临建业，孙皓面缚出降，东吴亡，前后仅四个月。
纵观三国时代北方曹魏、西晋对南方吴、蜀主动发起的历次南征（详见表7），其战绩以258年淮南三叛平定为界，前后可谓迥异：此前，曹操两征濡须、曹丕三次伐吴，皆望江兴叹、无功而返。到了曹叡、司马师时期，局面更是由“无功”沦为“惨败”：石亭曹休溃于陆逊，兴势曹爽丧师于费祎，东兴司马昭又败于丁奉，或因任将非人，或因朝堂内争，主动出击反遭吴蜀防御反击重创。直至淮南三叛平定、内部整合完成，北方才得以倾国南下，263年灭蜀、280年灭吴，两战皆一举而定。
归根结底，决定统一走向的从来不是单纯的军力强弱，而是内部的整合度。北方虽据九州之众，却因皇权孤立、权臣与宗室相轧、淮南三叛迭起，主动出击屡屡折戟；一旦司马氏把权力与军资强行收束于一处，吴蜀便摧枯拉朽。蜀汉亡于北伐虚耗与宦官乱政，东吴亡于权臣循环与暴君屠戮，皆是先自溃于内、而后亡于外。能否结束内耗、把举国之力拧成一股，决定了谁能完成统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晋代表了更优的秩序。司马氏的整合，靠的是高平陵的夷族、当街弑君的赤裸与一次次血腥清洗，又借九品中正制向门阀让渡选官之权，本质是皇权与世族的妥协共治，汉末以来的沉疴并未真正消解。一统之后，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裁撤州郡武备，朝堂奢靡成风。这套靠权谋与高压维系的整合很快露出底色：280年平吴，十余年后，爆发八王之乱，继之以永嘉之祸，中原再度崩裂，残破更甚于三国。可见整合度只决定能否统一、何时统一；而整合的方式与质量，才决定统一能否长久。西晋赢得了一统，却没能守住它。
三国博弈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