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六种方式及可能性分析
本文摘自《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问题研究》|远望报告
近日，美媒“泰勒与弗朗西斯在线”网站发布题为《人工智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6种方式及可能性分析》，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大国冲突的六种可能方式，并评估了这些情景发生的可能性。主要内容如下：
文章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技术突破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冲突的风险。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印刷术的发明加剧了欧洲的社会和宗教动荡，这些动荡后来导致了1618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相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极大地降低了大国战争的风险。由于先进的人工智能（AI）可能对社会、经济和军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可能会通过以下六种方式引发大规模战争。
一、人工智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六种假设
（一）人工智能是否会打破力量平衡并创造新的入侵机会？
如果人工智能赋能的军事能力改变了力量平衡，使决策者认为可以实现原本无法实现的目标，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引发战争。影响这一场景发生的关键条件包括：
首先，人工智能需要为入侵者提供明显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可能源于某项突破而产生“神奇武器”（例如，使对手失能的先发制人网络能力或超智能无人机蜂群），或者人工智能在多种军事任务中被广泛应用，从而形成“变革性优势”。为实现不对称优势，一国需要在人工智能创新和采用上取得先发优势，否则，竞争对手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来增强防御，以抵消其人工智能能力。或者，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改变一国的经济生产力来改变力量平衡。如果一国能够因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繁荣而大幅增加国防开支，那么它可能会通过规模而不是创新能力来获得决定性军事优势。
其次，如果军事优势是短暂的，那么发生冲突的风险最大。因为，这将使领导人感到“机会窗口”稍纵即逝，从而促使其在优势消失前采取行动。然而，非常快的技术扩散可能使领先国家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率先形成巨大的先发优势。
第三，这种优势不能过强，以至于弱国为避免代价高昂的军事失败而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并作出让步。若双方都认为人工智能已决定性地改变力量平衡，则可能降低战争风险。
最后，享有优势的国家需有值得开战的目标，各国不会仅仅因为期望获胜而互相攻击。例如，有领土主权声索的国家在相对实力增强后，可能会破坏全球稳定，而如果支持维持领土现状的国家从人工智能中获益并超过挑战者，全球稳定可能会增强。
（二）担心敌方人工智能发展是否会导致预防性战争？
前一个假设的结果是，各国可能诉诸战争以阻止对手获得先进人工智能能力。如果领导人认为人工智能将引发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和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他们可能担心对手率先取得先进人工智能有助于其未来对自己进行胁迫或攻击。面对“现在打还是以后打”的两难困境，通过预防性打击来迟滞对手人工智能发展或许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下几种情况可能会加剧这些风险，但这些情况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领导人需要预见到先进人工智能会导致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这一点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领导人可能会认同人工智能带来变革性愿景的潜力。但对于人工智能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达到何种程度才会引发重大危机，领导人仍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领导人需要预见到人工智能将提供巨大的先发优势，以至于很难追赶。但从历史上看，成为快速追随者并更有效或更高效地采用新技术，往往比率先创新更重要。
再次，领导人需要预见到预防性军事打击能显著迟滞对手的人工智能发展。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这将意味着对一个核大国本土的大量敏感民用和科学目标（如，人工智能实验室和数据中心）实施打击。从军事角度看，这将是困难的，而且领导人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领导人需要相信攻击带来的收益值得付出代价和冒险。该假设的一种变体是，一国在先进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突破后，可能使用武力来维持其垄断。这种更强烈的动机，加上人工智能赋能的军事优势，可能使领导人更倾向于使用预防性攻击来维持垄断。然而，即使对有能力对手发动有限的预防性攻击，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升级风险或其他政治代价。
（三）人工智能会降低参战的预期成本吗？
该假设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人工智能可以显著减轻或消除许多导致战争代价高昂且难度加大的传统因素，包括人员伤亡、战争成本及政治阻力。如果没有这些障碍，那么拥有先进人工智能赋能军队的国家或许会更愿意使用武力来追求政治目标。该假设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人工智能赋能的无人机和机器人需大量取代人类士兵遂行危险任务，从而大幅降低战争预期伤亡。正如俄乌冲突所示，在可预见的未来，无人机和机器人似乎更有可能在战斗中补充而非取代人类。如果军队将无人机作为其力量架构的更重要组成，人员伤亡可能会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员将会被淘汰，或者伤亡降到很低水平，以至于领导人会轻率发动战争。
其次，人工智能赋能系统本身需要比依赖人类更便宜。人工智能要具备物理能力，就需要与机器人技术相结合。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无人机和机器人较比有人系统更具成本优势，但绝对成本并不便宜。如果人工智能赋能的军事能力能缩短战争时间而非导致持久冲突，则可能降低人力和物力成本。但利用人工智能增强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制造更多、更廉价的机器人系统，可以增强各国持续部署新兵以维持长期战争的能力。而随着战争延宕，累积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该假设的一个突出案例是先进的人工智能破坏了核威慑。虽然核威慑并非万能药，也并非总能阻止有限的侵略，但它确实充当着国际体系的稳定力量，而人工智能不太可能消除这种力量。人工智能可能增强针对敌方核武库的进攻能力，但也能提高防御方的生存能力。同样，人工智能虽能提升防空与反导系统的效能，但不太可能让国家完全免受大国的核报复。最后，虽然有人可能担心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网络攻击瘫痪敌方指控系统来瓦解敌人的核武库，但鉴于核大国对这些系统安全性的高度重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低。
（四）人工智能会引发社会混乱并导致战争吗？
一条潜在的冲突路径可能源于国内动荡。有人担心，先进人工智能融入国家经济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从而破坏社会稳定。理论上，领导人或许会通过攻击外国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鼓励民众同仇敌忾。尽管人工智能似乎很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混乱，但这种“转移视线”的战争引发冲突的可能性比较低。尽管领导人可能会试图将公众的愤怒转向内部或外部的敌人，而不是本国政府，但几乎没有历史证据表明他们倾向于通过挑起对外战争来应对国内骚乱。
发动全面战争可能加剧而非缓解国内政治问题，尤其是当这场危机是人为制造而非真实威胁时。相反，国内动荡通常促使领导人转向国内改革或政治镇压。
该假设的一种变体是，人工智能可能使社会变得更具侵略性和帝国主义倾向。与其说是政府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不如说是民众呼吁政府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如果人工智能导致爆炸性经济增长，公众可能要求利用这些收益获取地缘政治优势或领土扩张。然而，军事侵略并非宣示更高地位的唯一途径，这些经济优势是否会创造新的入侵机会窗口，取决于人工智能是否打破力量平衡。此外，人工智能赋能的经济增长可能更倾向于稳定而非破坏稳定。如果一个社会对资源短缺性的担忧减少，并且经济自给能力增强，那么它对国际竞争和冲突的兴趣可能降低。
或者，人工智能可能通过加剧公共话语中的病态，而非通过经济效应，使社会更具侵略性。这包括增强网络回音室效应、煽动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传播虚假信息以及鼓励寻找替罪羊。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担忧。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潜在影响最终取决于许多关于该技术、其应用方式以及政府如何管理转型的假设。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社会偏好仍然特别不确定，因此该假设的变体成立与否也同样不确定。
（五）人工智能会自行采取行动引发战争吗？
在《终结者》等电影中，人工智能常因领导人将军事控制权委托给机器而引发战争。一个不那么反乌托邦但更合理的假设是，人工智能可能通过意外或未经授权的行动引发战争。人工智能体可能对自主军事系统等拥有足够控制权，以至于危机期间的失控事件可能导致局势升级。例如，自主无人机可能会误入对手领空，或者自主潜航器可能会攻击敌方潜艇。此类失控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因为对手操纵了人工智能系统，也可能是因为其固有的技术复杂性使其难以预测人工智能在新的或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行为。但支持这一假设的条件不太可能出现。
首先，较比没有人工智能的传统技术，人工智能需要提高事故发生率。这一点是可能的，因为人工智能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而复杂程度越高，事故风险就越大。另一方面，足够先进的人工智能或许能够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使其优于人类操作或目前的自动化水平。
其次，由此产生的事故类型必须足以引发战争。历史上大多数军事事故的损失都是友军承担的，大多数针对对手的意外攻击都是局部事件，引发局势升级的潜力有限。
最后，领导人必须在发生严重损害其他国家的意外事件后，无法找到缓解紧张局势的方法。历史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领导人会意外卷入战争，部分原因在于，当战争不符合自身利益时，他们通常能够有效缓和危机。迹象表明，各国政府有意在最有可能升级的领域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的保障措施，以管控人工智能事故的风险。
（六）人工智能是否会影响领导人决策，从而增加冲突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行动不仅不会直接引发战争，反而可能以间接导致冲突的方式影响领导人的战略决策。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获取情报信息和决策的领导人，可能会为人工智能加剧误解、助长不稳定创造条件。要让这一影响路径最终引发战争，最关键的前提是：人工智能提供的战略评估或建议更有可能引发入侵或误判。没有理由相信先进人工智能体比人类更具冲突偏好。但这些支持工具仍然可能无意中造成误解，产生“幻觉”——大语言模型感知到并不存在的模式时，会产生无意义或虚构的输出。或者，这些支持工具可能只是对某种情况或竞争对手的行为做出错误的推断，从而造成误解。领导人可能会表现出“自动化偏见”，即过度信任人工智能的输出，并假设其本身具有客观性或准确性，而对提供相同信息的人类顾问持怀疑态度。人类或许不会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偏见和谬误可能会在无意中促使他们采取更强硬的政策或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一系列与威慑核心因素有关的重要假设产生不必要的信心，例如竞争对手的计划和意图、竞争对手对某些行动进行报复或升级的可能性，以及战争成功的可能性威慑因素产生不必要的信心。
此外，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定制，以强化领导人既有偏见。除了偏见问题，如果领导人担心对手会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更快速地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他们可能会感到更大的决策时间压力。信息内容和决策时间线是相互关联的：领导人越感到需要快速决策，就越不可能批判性地审视人工智能系统提供的信息。
另一方面，人类具有众所周知的心理偏见，这些偏见会扭曲其决策，往往导致事态升级和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在设计和训练数据中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人工智能或许有助于改善偏见，而不是加剧偏见。足够先进的人工智能可通过更准确、快速地整合信息帮助领导人理解快速变化的危机。在信息模糊时，更好地传达关键的不确定性和多种解读；以及找出无需使用武力即可实现目标的方法。
人工智能决策支持工具会产生总体稳定还是破坏性的影响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该技术在不同时期的成熟度和可靠性、政府在其人工智能顾问中构建的安全措施的差异，以及领导人对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信任程度。但这一假设提出了一条可信且令人担忧的途径，表明人工智能可能会增加战争风险，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很容易想象某些政府可能会在实施这项技术方面做得不好。如果人类以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训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他们或许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但如果系统设计和使用不当，他们可能会做出更糟糕的决策。
二、几点提醒与启示
综合评估这六种假设可以看出，这些假设夸大了人工智能引发新一轮国际冲突的风险。发动战争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关乎政治，而非技术。先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以通过军事、经济和社会途径发挥政治影响；但它们的影响力与一系列其他激励因素相冲突，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这些激励因素通常会鼓励克制，但有时也会导致国家走向战争。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有火上浇油的潜在风险，这就是各国政府采取预防性政策，规范人工智能使用的时机与方式的原因。
由于人工智能仍是新兴技术，上述结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预测遥远的未来虽然本身就很困难，但鉴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及其对全球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潜在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预测未来尤其困难。尽管本文侧重于分析重大国家间冲突，但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国力弱小的国家引发社会和经济动荡，从而带来更明显的内战风险。这些内部冲突甚至可能比国家间冲突更致命，并有可能超越国家边界。
此外，虽然人工智能可能破坏稳定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影响可能倾向于加强而非削弱国际稳定。研究人员可以将同样的框架应用于更积极的方面：关于人工智能如何促进稳定与和平的假设有哪些？实现这一更积极的愿景需要哪些条件？
各国政府可通过审慎的政策管控多数人工智能风险。具体而言，研究人员应特别关注构成最大挑战的两大假设：一是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力量平衡发生不稳定转变的传统风险；二是人工智能可能扭曲人类战略判断这一新风险。
为防范军事平衡变化使决策者对自身获胜能力产生新的或被夸大的信心，各国政府首先应力避技术上的意外，同时还应考虑可抵消对手人工智能赋能能力的反制措施。决策者还应制定政策，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增加误解和加剧升级的风险。此外，强化沟通措施，例如在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政府之间建立热线电话，有助于在21世纪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变得更加不确定时提供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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