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美国防/战争部长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先后签署并发布两份关键政策备忘录，分别聚焦人工智能AI战略与国防创新生态重组。这两份文件并非孤立出台，而是构成一套相互支撑的制度组合，其根本意图在于以“战时节奏”重塑美战争部在技术生成、能力转化与作战概念创新方面的整体运作方式。
五角大楼的判断十分明确，在由商业技术创新主导节奏的时代，如果仍沿用线性、分段、以流程合规为中心的传统模式，美军将难以维持技术与作战优势。人工智能不再只是“新技术门类”，而是决定未来作战体系效率与杀伤力的基础性能力。
一、“AI优先”的实质，以AI重构流程、条令与作战概念
在《人工智能战略备忘录》中，海格塞斯明确提出将战争部打造为“AI优先”AI-First的作战体系。这一表述并非强调技术叠加，而是要求从根本上反思并重塑现有作战和管理模式。
备忘录直言，美军必须重新设想，如果当前的AI能力在最初设计指挥控制流程、作战计划工作机制以及战术、技术与程序TTP时就已存在，那么这些体系本应如何构建。由此，AI被定位为贯穿计划、决策、执行与评估全过程的“基础作战能力”，而非附属工具。
围绕这一目标，战争部确立了四条清晰的实施路径：
一是全面释放对领先AI模型和工具的实验空间，鼓励对传统方法进行“AI原生式”重构；
二是以战时思维清除数据共享、系统认证、测试评估和合同流程中的制度障碍；
三是集中资源放大美在算力、模型创新、资本市场与长期实战数据方面的结构性优势；
四是通过一组“节奏设定项目”Pace-Setting Projects PSP，以实绩牵引基础能力建设。
二、“节奏设定项目”，以结果牵引AI能力生成
七项首批PSP被设计为“新执行范式”的样板，其共同特征是单一责任人、激进时间表、可量化成果和快速迭代容错机制。
在作战层面，“蜂群锻造”通过竞争机制探索AI赋能的新型作战样式；“代理网络”推动AI代理进入战役管理与杀伤链决策；“恩德的铸造厂”则强化AI驱动的仿真、推演与实兵反馈闭环。在情报领域，“开放军火库”试图将技术情报转化为作战能力的周期压缩至“小时级”；“格兰特项目”则探索AI支撑下的动态、可解释威慑。在企业与管理层面，“GenAI.mil”和“企业代理”旨在将AI能力直接交到约300万名军人和文职人员手中，重塑内部流程效率。
这些项目统一由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提供算力、数据和政策保障，并以月度节奏向高层展示进展。
三、三大基础使能器，算力、数据与人才
两份备忘录在基础能力建设上形成高度呼应。
算力方面，战争部将通过与头部科技企业的合作，扩展从后方数据中心到前沿边缘节点的AI计算能力，并推动新一代安全数据中心标准建设。
数据方面，CDAO被明确授权强制执行“数据法令”，要求各军种和机构建立跨密级的数据目录和接口暴露机制。备忘录强调，数据优势若无法被开发者和作战人员实际利用，便毫无作战价值。
人才层面，战争部被要求全面启用特殊招聘和薪酬授权，引入更多来自商业领域和作战部队的高端AI与软件人才，并通过任期制和轮换机制保持组织活力。
四、创新生态重组，从“分散突围”到统一治理
如果说AI战略回答的是“要用什么方式打仗”，那么《创新生态重组备忘录》解决的则是“由谁、以何种机制来交付这些能力”。
文件明确终结此前“多头并行、权责模糊”的创新治理模式，确立研究与工程副部长为全军唯一首席技术官CTO，统一制定技术方向、协调资源配置，并对创新体系整体成效负责。
在组织架构上，战争部将创新活动明确划分为三类成果导向：
技术创新，以DARPA为核心，聚焦防务独有、可保密的突破性能力；
产品创新，以DIU为核心，加速商业和双用途技术规模化引入；
作战能力创新，以战略能力办公室SCO为核心，将技术、武器与战术概念融合为新作战方式。
DIU和SCO被正式确立为战争部野战执行机构Field Activities，在保持“小、快、专”特性的同时，纳入CTO统一领导。CDAO、试验资源管理中心TRMC和战略资本办公室OSC作为横向支撑力量，共同构成CTO主导的创新生态。
五、军种责任与“最后一公里”
备忘录明确强调，创新不能被完全集中化，“最后一公里”仍由军种项目办公室负责。各军种须在90天内向CTO提交创新计划，说明如何围绕三类创新成果重组自身实验室、软件工厂和快速能力机构。
自2028财年起，各组合采购执行官PAE还必须在预算中设立“创新插入增量”Innovation Insertion Increment，专门用于快速引入新能力、软件迭代和模块化升级，确保创新成果能够真正进入现役体系。
总之，国防/战争部新发布的两份备忘录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蓝图，以AI为核心重构作战体系，以统一而去中心化并存的治理模式重塑创新生态。其成败不取决于政策宣示本身，而取决于执行层面能否持续保持速度、纪律与风险承受力。正如文件所强调的那样，2026年被视为美军事AI主导地位“显著抬升门槛”的关键一年，其实际效果值得持续审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