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1日，“列昂西奥·维达尔”兵营最后一批守军缴械投降。同一天，卡斯特罗兄弟指挥的起义军占领了东部省会圣地亚哥。
而在这前一天，独裁者巴蒂斯塔已经慌忙逃往国外，地方反动势力和美国大使馆甚至企图将革命引向歧途，扶植新的代理人取代巴蒂斯塔。
但是，起义军指挥部和人民社会党号召总罢工，挫败了这一阴谋。1月2日，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指挥的起义军开进首都哈瓦那，政府军投降！
今天的人们在回忆格瓦拉参与的古巴革命历程中，会很自然地忽视一些细节。
比如：在革命的一开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许多古巴本土士兵并不信任这位“阿根廷佬”，觉得他舞文弄墨、规矩太多、治军太过严苛、特别是惩罚叛徒过于果决。
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同样面临着军队旧制风气蔓延、宗族习气荼毒、乡党拉帮结伙、毫无政治意识等严重影响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问题。
最后，通过八七会议、古田会议等翻覆军队面貌和重塑军队信仰的政治洗礼，中国的革命队伍在毛泽东麾下焕然一新。
同样，古巴的起义军也是在格瓦拉不厌其烦地教育下逐步摆脱了草莽混战的风貌，并吸纳了大量农民参军且对农民进行深刻的政治教育，使之成为古巴民主革命的有益一员。
在根据地，格瓦拉还坚持领导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与反动派大打舆论战）、建设医院（吸引不受保障的贫民进入根据地）、推行土地革命（改变生产关系、解放农民）。
这些，都为格瓦拉日后在革命胜利后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实行企业国有化、去美资化）和工业部部长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成为古巴公民并担任一系列公职后，他把自己的家人从阿根廷接到了古巴，但都要求：
他住在哈瓦那米拉玛区，革命之前这里是古巴政客和买办商人们的豪华住所，革命之后格瓦拉对其进行了改造，会客室、厨房加起来也不过40平方米，还一同住着妻子、1岁多的女儿和临时来古巴探望他的母亲塞利娅。
同时他还会在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基础上，每周去古巴各地的农场参加劳动，这不仅是为了“革命初心”，也是为了要时刻了解古巴农业的真实情况。
在古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
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苏联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
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要为社会劳动，不要为利润劳动……别想着成为风光的美国人，那只是奴隶的外皮而已，应该要做一个朴素的古巴人！
1960年11月19日，作为古巴工业部部长的格瓦拉，终于实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梦想：来到中国，来到北京，面见他魂牵梦萦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
在先受到恩来同志接见的情况下，格瓦拉按耐不住情绪：
这一趟，请务必让我一定见到毛泽东主席！
恩来同志欣然答应，安排了毛主席在中南海与格瓦拉一行人的会面。
见到了毛主席这位慈祥而高大的伟人后，格瓦拉的神情显得紧张异常，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切，哎呦，你好年轻哩！
听到毛主席温馨的问候，格瓦拉舒缓下来，打开了话匣子，先是赞赏中国的绿茶：
到了中国品到这么清香的茶，就像是喝到了马黛茶啊！这茶真像是我们阿根廷的马黛茶！
你喝到家乡的茶叶味了，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
毛主席，您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后来我们读到了许多您的文章，受到了深刻的启发，是您的游击战思想指导我们取得了古巴的胜利！
后来，毛主席又单独宴请了格瓦拉，格瓦拉还把自己写的游击战的书亲手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也送了他一本签了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
在上世纪60、70年代，左翼思潮在拉美风起云涌，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章作为国际共运的指导性图腾和革命性纲领，被介绍到拉美，并影响了整整一代拉美左翼青年，直到今天都依旧声势不减。
比如保罗·布莱特纳，前联邦德国著名球星，上世纪70年代德国足球黄金时期的主力右后卫，他就是一位著名的毛泽东主义者与格瓦拉崇拜者。
格瓦拉之所以会成为格瓦拉，就是因为他永远心怀一个执念：革命。
所谓革命者，就是永远在战斗，永远在追求推翻暴政，永远在拥抱着那个不变的信条：
解放全人类！
所以，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会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与“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同等地位的历史壮举；
同理，作为革命者的格瓦拉也会在厌烦了工业部长这个官僚席位之后，向他的革命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做出告别：1965年，格瓦拉宣布离开古巴，他要到这个世界上太多需要他的地方去，播撒革命火种，拯救被压迫的底层人民。
需要多言几句的是，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分手的原因，大致有二。
卡斯特罗立足古巴建设，但格瓦拉胸怀世界解放事业。卡斯特罗对援助第三世界国家较为保守，但格瓦拉则对第三世界普遍报以同情和支持。
二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一代苏共领导集体发生蜕变、且其蜕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显露无余，这让格瓦拉开始对以苏修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中苏发生分歧，社营内部大多数还是迫于压力站在苏联一边）产生失望情绪，也开始与坚持亲近苏联的卡斯特罗兄弟产生了间隙。
就古苏关系来说，格瓦拉原本算是个“总设计师”，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随即对古巴进行制裁——这时候，格瓦拉借鉴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边倒”的政策，投靠了苏联阵营。
然而区别在于，40年代末与毛主席当时肩并肩的是“社会主义钢铁”斯大林同志，而50年代末与格瓦拉肩并肩的则是“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
不论是赴莫斯科谈判对古援助，还是敲定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格瓦拉都全程主导参与，他也曾对赫鲁晓夫抱以期待。
可是，当1962年外交危机爆发时，赫鲁晓夫在美国人面前的怯懦直接暴露了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虚伪和政治幼稚。
结合三年前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所谓“戴维营精神”的暧昧谄媚，这令格瓦拉彻底抛弃了自己一度对苏联燃起的信心。
正如毛主席就赫鲁晓夫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所做出的精准评价：“前期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同样对赫鲁晓夫持这种看法的格瓦拉，就此离开了古巴，也离开了自己一手缔造的古苏关系格局。
只有革命，才能让格瓦拉成为那个“人民的格瓦拉”、“战斗的格瓦拉”、“让美国总统憎恨又恐惧的格瓦拉”。
只有穿回绿色的军装，格瓦拉才能感觉到他做回了自己！
在临行前，他留给了卡斯特罗一封信，信中这样书写道：
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我认为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职责，在古巴领土上进行了革命，在此我向你告别，也向同志们、向你的和我的人民说一声再见。
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需要我的帮助，我能做的，是你作为古巴领导人所不能做的。
如果我最后的生命是在别处的天空下度过的，我最后牵挂的，会是我们的人民，特别是你。
离开古巴之后，格瓦拉前往了刚果（金），试图再次点燃革命火种。
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他的游击战术，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
刚果的起义军中弥漫着反智的巫术、排外主义情绪和难以清除的对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幻想。
竭尽全力的格瓦拉以及他带来的古巴游击队员根本无力扭转刚果的局势，他们只能选择放弃。
格瓦拉甚至一度考虑将受伤的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独自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这又一次应证了他“死亡浪漫主义”的高亢革命情绪。
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了令人唏嘘的刚果。
一年后，他带领着精心挑选的17名古巴战士，再一次乔装成商人出境，再一次为了理想出发。
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将南美大陆培育成一个左翼的大熔炉，才能够借助这片硕大的战场将战火燃烧到其他大洲的森林、河海、城市、种族之中去。
玻利维亚的丛林，成了格瓦拉的下一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玻利维亚反动独裁总统勒内·巴里恩托斯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
同时，美国政府在得知格瓦拉新的革命活动地点后，也派出了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镇压。
因为美国的援助，玻利维亚政府军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还包括了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特别行动队。
同时，格瓦拉自身也缺乏盟友（玻利维亚共产党拒绝提供帮助，玻共主张列宁的城市暴动，反对丛林游击战），这就令格瓦拉游击队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还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设立了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
为搜寻格瓦拉及其支持者，整个拉丁美洲约有30万人受到CIA的政治迫害。
在缺乏支援和外部信息且美国动用了遥感技术侦查丛林的情况下，死亡一步步地逼近格瓦拉。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拉伊格拉，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政府军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的营地。
10月8日，当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带领巡逻，特种部队包围了营地，终于是捉住身负腿伤的格瓦拉、捉住了这个让美国政府担惊受怕了十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唐吉可德”。
格瓦拉被俘后，CIA派来专员罗德里格斯前去玻利维亚，负责押送他去到巴拿马法庭“接受审判”。
然而惊恐万分的玻利维亚反动政府却要求美国人就地处决格瓦拉。
因为他们认为，倔强且心理强大的格瓦拉一定会在法庭上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大肆宣扬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思想………
当自己将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格瓦拉的耳朵里时，这位永远保持着笑容和坚毅眼神的游击队长，对着看管他的美国人、玻利维亚人放声大笑：
这样更好！我本来就不应该被你们活捉！
10月9日，格瓦拉被枪杀，结束了他英雄的一生，享年39岁。
据在场的人回忆，枪手要求格瓦拉转过身去，但他拒绝，他始终死死盯着枪手的眼睛，直到三声枪响后彻底闭上了双眼。
格瓦拉死后，美国人将他的遗体送到了玻利维亚小城瓦列格兰德的一所乡村医院，梳洗干净之后，邀请了全世界部分媒体的记者前来对遗体拍摄。
除了炫耀，也有一丝的恐吓的意味：所有和美帝国主义对抗的共产主义分子，都是这个下场！
然而，这最终却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政治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