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89年6月，江泽民从上海到了北京。
他接手的就是这么一副盘面，1990年GDP增速3.8%，改革开放以来最低，三角债越滚越大，1991年朱镕基刚从上海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头一件事就是清三角债，结果“前清后欠、边清边欠、越欠越多”，这说明什么？问题根本不是“欠钱”本身，是整个经济循环的齿轮卡死了。
这就像一个人刚做完一场大手术，伤口还在流血，医生又告诉他：你得自己站起来走。
一个 "没钱的中央"
如果你只能记住这篇文章里的一个数字，我建议你记住这个：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22%。
这是什么概念？
世界主要国家，这个比重一般在60%以上，美国联邦政府拿走全国财政收入的60%左右，日本中央政府拿60%以上，而1993年的中国，中央只拿 22%，剩下78%的钱，全在地方手里。
钱在哪？
在广东，在江苏，在浙江。
我给你一个对比，1993年前后，广东地方财政收入一年增长32%，但中央在广东的财政收入反而下降11%，这不是广东“欺负”中央，这是1980年代“财政包干制”的制度性结果，简单说，就是中央和地方像农民包产到户一样，每年谈一个上缴定额，多出来的全归地方，广东经济越活，地方留得越多，中央反而越穷。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后来回忆：“当时全国四千多亿元的预算收入，中央集中不到一千亿元，这一千亿要维持国家政府运转，还要建设国防，维持社会发展。”
一个中央没钱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历史早就演过无数次，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截留赋税，中央只能靠卖官鬻爵过日子；民国初年，袁世凯一死，各省督军各自收税，北洋政府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最后只能靠借外债。
财政的碎片化，最终一定导向政治的碎片化，这不是什么阴谋论，这是国家能力的硬约束。
更要命的是，1989年之后中央要花钱的地方，像雪片一样飞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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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抚因为治理整顿而疲软的市场，得放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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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因为价格闯关受损的城市居民发补贴，得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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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对苏东剧变的意识形态冲击，得搞“反和平演变”，得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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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国际制裁下重新打开外交局面，得搞周边外交、得援助、得谈判，更得花钱。
这就是为什么1993年秋天，朱镕基做了一件中国财政史上的“平津战役”，他带着一个班子，用70多天时间跑了17个省，一个省一个省地谈。
谈什么？
谈分税制，核心方案很简单：把税收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最大的税种增值税，中央拿75%，地方留25%；消费税100%归中央。
谈得怎么样？
每一个省都跟中央讨价还价，都想降低自己的上缴比例！
广东的态度最硬，你要分税制，我就少报基数；上海老资格，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朱镕基后来在内部讲话里撂过一句狠话：如果不同的省有不同的分成比例，那就是“诸侯经济”，国家就不是一个国家了。
最后达成的妥协是著名的“基数年化”：以1993年为基数，保证地方1993 年的既得财力不下降，然后从1994年起增量大头归中央。
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设计，它没有动地方的“存量”，但它切走了“增量”的大头，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一年之内从22%跳到55%以上，中央财政从此有了钱。
这件事的深远影响，今天回头看，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没有1994年的分税制，就没有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就没有2000年代的新农村建设；就没有转移支付；就没有2003年以后的社保扩面；更没有2010年代的脱贫攻坚。
一个中央能调动全国财政资源的国家，和一个地方各自为政的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很多人把 1990 年代的改革归功于“邓小平南巡”，但我必须说一句可能得罪人的话：南巡只解决了“要不要继续改”的方向问题，真正决定“这个国家还能不能重新把钱收上来、把权收上来”的，是1993-1994年的财税金融改革。
这才是硬骨头，方向谁都能喊，收钱没人愿意！
他站在一口正在沸腾的锅里
我们今天回看历史，总觉得“苏东剧变”是一个名词，但对当时坐在中南海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以肉眼可见速度坍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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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波兰大选，统一工人党惨败，团结工会组阁 —— 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第一个政权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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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己分裂，自动放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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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柏林墙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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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东德并入西德，两德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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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莫斯科“八一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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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锤子旗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升起，苏联，这个存在了69年、曾经让整个西方发抖的超级大国，在没有外敌入侵、没有内战的情况下，自己解体了。
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别人家的事，这是一面镜子，苏联共产党，一个有 2000万党员、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核武库的政党，说没就没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