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后来的文章里写得很直白：江泽民深刻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得出两条结论， 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翻译成大白话：不改，死；乱改，也死，必须在“不改” 和 “苏共式乱改”之间，走出第三条路。
但，这第三条路在当时的党内，并不容易走。
1990年前后，国内思想市场上出现了一股很猛的“左”的思潮，北京的《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等杂志连续发文，说“私营经济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说“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说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甚至有人公开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在1990-1991年那种气氛下，继续搞市场经济、继续搞改革开放，在某些理论家嘴里，已经被等同于“卖国”。
1991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文章里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是：“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结果呢？
文章一出来，立刻被围攻，北京的几家杂志组织批判，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最后是怎么破局的？
1992年初，88岁的邓小平坐火车南下，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一路讲话，那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才把整个思想僵局撬开。
但我必须强调一点：南巡讲话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对1989-1991年那个窒息气氛的一次总反弹。
江泽民这一代领导人，在1989-1992年那三年里，实际上是在一种“左右都可能把你掀翻”的夹缝里走路：往左，就是回到计划经济、闭关锁国；往右，就是走苏共那种“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的老路，而那条路，他眼睁睁看着它把苏联送走了。
他选的是中间那条最难的路：经济上坚决市场化，政治上保持稳定。
这个选择在当时被两边骂，左派骂他“走资”，自由派骂他“保守”，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个看起来“两边不讨好”的选择，让中国没有步苏联的后尘。
1993 年那把火
南巡之后，中国经济像被点燃一样爆发，1992年GDP增速14.2%，1993 年上半年继续狂飙，但这次狂飙，烧出了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
1992-1993年的海南，一个只有 600 多万人口的小岛，突然冒出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什么概念？平均每300个海南人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海口的房价，一年翻了三倍，有人一天能涨5000块钱，钱从哪来？
从银行！
银行怎么把钱弄出来？
“乱拆借”！
银行把本该放给工业企业的贷款，通过各种渠道拆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再流入房地产和股市。
1993年夏天，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在发高烧。6 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3.9%，到12月冲到 17.3%，1994年10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爬到 25.2%，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官方统计的最高通胀。
这时候，江泽民做了一个关键决策：把朱镕基推到前台。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一共16条。
这16条里有13条是经济手段，这是中国第一次主要不靠行政命令、而是靠利率、税率、准备金率来调控经济，但执行手段一点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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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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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存贷款利率和国债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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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基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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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所有在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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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房地产公司上市。
朱镕基干脆在1993年7月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央行行长的人。
他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把话撂得很绝：“各银行行长在规定时间内收回计划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严惩不贷。”
海南的泡沫，一夜之间被戳破。
结果是什么？
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烂尾楼遍地，这个占全国0.6%人口的小岛，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海南用了整整8年，才把这些烂尾楼消化完，今天海口那些看似普通的街道，地下都埋着1993年那批金融泡沫的化石。
但你必须看到这件事的另一面：如果1993年不戳破这个泡沫，中国就是1997年的泰国、就是2008年的美国，当时的金融混乱程度，已经到了系统性风险的边缘。
分税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怎么分钱” 的问题，金融十六条解决了银行和投机者“怎么管钱”的问题。这两剂药，一副比一副猛，一副比一副难下。
然后是1994年一连串的改革打包出台：
1月1日，分税制；同日，汇率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从5.8一次性贬到 8.7，官价和市场黑市价合二为一；
同月，推出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新税制；
同年，启动外贸、外汇、投资体制改革。
一年之内，一个计划经济的财政金融骨架，被换上了市场经济的骨架，这种改革的密度，在整个中国改革史上是空前的。
金融危机、大洪水、大使馆被炸
如果你以为1994年那一波改革之后就一帆风顺，那你就太小看历史了！
1997年7月，泰铢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像野火一样烧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
泰国关了56家银行，印尼总理苏哈托下台，韩国被迫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求救，国家差点破产，东南亚的货币平均贬值40%-70%，印尼盾最惨时贬了80%。
这时候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尤其是盯着人民币。
按常理，周边国家货币都贬了40%以上，中国的出口就贵得卖不动了，中国要保住出口，最容易的办法是跟着贬，但中国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人民币不贬值。
1998年3月，朱镕基刚当选总理，在第一次记者会上就当众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这句话的代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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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出口增速从1997年的20%暴跌到1998年的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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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资跌到20年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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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企业大面积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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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冲，只能靠国家举债搞基建，这就是后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起点，也是中国“土地财政 + 基建投资”模式的起点。
中国等于自己一个人吞下了通缩的苦果，换来了整个亚洲不发生竞争性贬值、香港联系汇率不被冲垮。
朱镕基当时解释得很直白：人民币贬值，出口会增加一点，但老百姓最怕货币贬值，一贬就等于告诉全世界“中国经济不行了”；而且会引起东南亚货币再贬一轮，香港联系汇率一垮，就是金融灾难。
但命运似乎觉得这还不够难。
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同时发特大洪水，2.23亿人次受灾，415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倒塌房屋685万间，长江干堤出现 9000多处险情，最高峰时670万人上堤。解放军投入36万人，100多位将军带队，这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
一边是金融危机下“确保8%增长”的硬指标（最后实际完成 7.8%），一边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边是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1998 年的中国，是真的在三头作战。
国企改革这块，我必须单独说一句。
1990年代中期，国企大面积亏损，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剩下的三分之一勉强活着。中央的决策是“抓大放小”，大型国企保留，中小国企民营化或破产。
代价是惊人的：1998到2001 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550万人。
朱镕基2003年卸任时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写的是“2700多万人”。这些人里，90%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1800多万人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再就业。
今天我们说“改革有阵痛”，这五个字背后是上千万个家庭的命运，我不想美化这件事，对那些40多岁、突然从“国企主人”变成“下岗工人”的人来说，这是真实的苦难。
但我也必须说：如果1998年不做这件事，到2020年中国就不会有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
历史从来不是温柔的。
然后是1999年。
5月7日午夜（北京时间5月8日清晨），美国B-2隐形轰炸机投下五枚精确制导导弹，从不同角度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记者当场牺牲。北京爆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激烈的反美示威，学生包围美国大使馆，老百姓往墙上扔石头。
这件事对那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理冲击非常大。
你回头看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的炸馆、2001年的南海撞机。
这十年，中国是在被美国连续“羞辱”中走过来的。
银河号是公海上被强行登船检查；台海危机是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开进台湾海峡明目张胆的挑衅；炸馆是主权领土上的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是王伟烈士血洒南海上空。
江泽民怎么处理炸馆？
他做了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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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允许民众愤怒，把抗议的能量引导为民族主义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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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果断中止了和美国的WTO双边谈判，克林顿多次打电话想重启，江泽民几次回绝，“炸馆事件没妥善解决之前，谈入世不合时宜”。
这句话的潜台词很硬：你炸了我的大使馆，我不跟你谈生意；你要谈生意，先把这件事了了。
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很多人不知道，整个解决过程拖了整整七个月，分了四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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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逼美国公开道歉。5月9日，克林顿致函江泽民，用了“道歉和诚挚哀悼”的字眼；5月10日，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提出四项严正要求：公开道歉、全面调查、公布结果、严惩肇事者；5月11 日，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被迫公开道歉；5月13日，克林顿在白宫亲自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在吊唁簿上写下道歉的话并签下名字，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为针对中国的暴力行为正式签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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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拒绝接受“误炸”说辞。6月16日，美国副国务卿皮克林作为总统特使飞抵北京，带来了美方的“正式调查结果”，说是中情局用了一张过时的地图，把中国大使馆误认为南联盟军需供应站，纯属“误炸”。中方当场驳回，唐家璇明确表示这个解释“不能令人信服”，从头到尾，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过 “误炸”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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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分两笔拿到赔偿。7月30日，中美就人员伤亡赔偿达成协议：美国向三位烈士家属和受伤人员支付450万美元，12月16日，双方又就使馆财产损失达成协议：美国赔偿2800万美元。两笔合计3250万美元。注意这个时间差，人员赔偿7月就到位了，财产赔偿拖到12月，因为美国国会要走拨款程序，一直到2000年12月才正式把钱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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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用 APEC 峰会给关系“解冻”。9月11日，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奥克兰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这是炸馆后两国元首第一次见面，克林顿当面再次道歉，这次会晤之后，中美关系才真正从冰点往回走。
9月解冻，又磨了两个月，11月，中美WTO谈判在北京重启，11月15日下午，协议签了，这场从1986年就开始的复关/入世谈判，谈了15年，换了四任首席代表。
讲完这些数字和事件，我想给你一个可能不太主流的判断。
今天的舆论场上，对江主席时代的评价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官方叙事里的 “承前启后”，四平八稳，听起来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另一种是网络上的戏谑化记忆 ，唱一首歌、跳一段舞、谈一次笑，好像那十三年就是“轻松过关”。
这两种都不对。
我想把话说重一点：1989年6月他接手的那个中国，是1949年以后继“文革结束”之后，国家面临的最大一次生存危机，而且比1976年更凶险，1976年的危机是内部的，外面至少有毛主席留下的战略格局；1989年的危机是内外叠加的：经济硬着陆、财政碎片化、思想僵局、外交孤立、苏东解体、国企烂尾、金融泡沫……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雷，同时在响。
我最近读那些解密的党史材料，最大的感受不是“他们有多英明”，而是“他们当时有多难”。
一个58岁从上海调来的地方官，没有自己的中央班底，没有军队根基，没有地方诸侯的拥戴，靠的是邓小平一句话定下来的“核心”，他要在老帅们还健在、党内左右两派都盯着他、国际上20多个国家制裁他的情况下，用13年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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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濒临失控的财政金融重新收回来（分税制、金融十六条、汇率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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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句口号变成一整套制度（十四大、十五大、国企改革、社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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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孤立的外交局面重新打开（破制裁、人民币不贬值、入世、港澳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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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东全部倒下的情况下，让中国共产党自己不倒下。
这四件事，任何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够一个国家的领导班子忙一届任期，他是四件事同时做，而且前两件是要得罪所有人的事，分税制得罪地方，国企改革得罪几千万工人，金融改革得罪所有投机者。
为什么我反复说这十三年被低估？
因为后来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经济像开了挂一样狂奔，2003-2010年 GDP翻了四倍，外汇储备从2864亿涨到3.2万亿，人们把后来的腾飞当成了理所当然，忘了那个腾飞的跑道，是老一辈改革者在1994-2001年顶着雷一块一块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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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1994年的分税制，就没有中央今天的转移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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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1994年的汇率并轨，就没有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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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1998年的国企改革，就没有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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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1999年坚持下来的入世谈判，就没有2001年之后那十年的外资涌入和技术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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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亚洲的话语权。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真正难的仗，打完之后看起来都不像仗，因为打赢了，所以你看不到战壕；因为走出来了，所以你以为本来就该是这条路。
1989年，他接手的中国，是一艘漏水、偏航、还被四周炮火围着的大船，13 年后他交出去的，是一艘已经调头、加满煤、重新驶入主航道的航母。
你很难理解他接班时中国有多难，是因为你只看到了他交出去的那个中国，没有看到对后来中国的影响！！！
曾经的他，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