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人已经悟到了“祸福相倚”的道理，也就是好事和坏事总是在不停地相互转化，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也是这样。
比如立三路线虽然离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但是没有立三路线，也就没有彭总率领红三军团拿下长沙。拿下长沙，红三军团解救出大批同志，自己也“发了笔大财”。
据裴周玉少将回忆，打长沙前，他只分到了一支破枪。枪破也就算了，还只分给他三发子弹。就这还不能提意见，因为还有很多战士分到的是梭镖。
但是打完这一仗，部队全员换了新枪，全部配上了新军装、新被子，每个人还配了150发子弹。所缴获的物资用火车往城外拉了整整三天。
此外，红三军团在岳州和长沙分别缴获了不少炮和炮弹，于是就在较为方便携带的山炮和迫击炮基础上，组建了山炮连和迫击炮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炮兵。
但坏事也有。一方面，攻占长沙，大大刺激了敌人，引起了敌人的反扑。红三军团撤离后，何键疯狂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在苏区实行“清乡”和“剿共”，疯狂烧杀淫掠。
蒋介石也受到了刺激，他万万没想到，三年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杀得血流成河、毫无还手之力的共产党，借着新军阀混战之际，已经悄然发展出十万红军了，“围剿”提上日程。
还有一件坏事，那就是刺激了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攻占长沙李立三倍受鼓舞，更加坚信“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全国暴动计划指日可待，头脑更加发热。
1930年8月3日，李立三召集政治局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总暴动，也就是不仅在武汉暴动，还要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暴动。
除了这些城市的暴动，红军两个军团六个军会师武汉后要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和开封的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
与此同时，他认为必须推动满洲暴动，因为满洲的暴动是国际战争的序幕。他认为，满洲暴动会引发日本帝国主义向苏联宣战，进而引发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虽然立三路线严重脱离实际，但立三同志的出发点还是挺好的，本人也很有种，他敢公然致电批评共产国际，甚至还向苏联发号施令，告诫莫斯科应该怎么做（如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宣战）。
8月14日，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明令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
这有多离谱？有同志提醒他，说武汉的党组织充其量只有四十来人，不足以发动一场暴动，但李立三不以为然，说可以从上海抽调大批骨干支援武汉。
后来惨痛的事实证明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刚有起色的中国革命遭到了重大挫折。我们先不说别的，重点说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二攻长沙。
上回写到，1930年6月底，红一军团也接到了中央的指示。李立三要求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攻占南昌和九江，进而夺取江西全省。这也是个极为离谱的任务，如果贸然机械执行，红一军团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问题是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得不执行，率领红一军团向南昌挺进，一直挺进到了南昌西郊的新建，但并没有贸然发起进攻，正如林彪所言：我们这点人，都不够填护城河的。
虽然没有攻打长沙，但毛泽东和朱德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占了南昌城外的牛行车站，隔江进行了鸣枪示威，然后向西转战湘赣苏区。
这时，恰逢红三军团被何键部追击，形势比较危急。于是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向红三军团靠近，分担他们压力。结果恰逢敌人的戴斗垣旅孤军深入到了文家市。
毛泽东对文家市非常熟悉，他立刻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文家市把戴斗垣旅包了饺子。于是红一军团兵分四路、星夜赶程，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把这饺子全盘吞下。
这就是1930年8月20日的文家市大捷，这也给红三军团解了围。文家市大捷后，湖南的反动军阀、镇压中国革命的刽子手何键，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神秘力量，所以迅速回撤长沙。
三天后，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胜利会师。为什么在永和会师呢？简单来说这里依山傍水、进退有据。进，可攻浏阳长沙；退，可撤入深山苏区。
而且浏阳本身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清末开始就一直在革命，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这里群众基础很好，且有浏阳河作为天然的防线，可阻挡白军的突然袭击。
为啥说彭总是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呢，考虑问题总是从中国革命的角度出发，总是从全党全军利益角度出发，没有任何私心。
会师当天晚上的一三军团联席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建议。那就是红三军团放弃红三方面军的建制，直接并入红一军团升级而来的红一方面军。
他的理由很直接，有两条：一是三军团人太少了；二是分开建制不方便统一指挥，不利于中国革命。其实第一条理由是不成立的，真实原因是后者。
其实红军队伍的人数是一直在变化的，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少人愿意参加红军队伍。而且红三军团当时已经有一万七八千人了，刚刚才在长沙缴获大批给养。
真实的原因就是后者，彭老总就是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需要统一指挥。对他来说，革命队伍里的事，怎么有利怎么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个人头上顶着什么名号根本不重要。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张国焘为什么敢分裂红军甚至另立中央，就是仗着四方面军的人数较多。张国焘就是把四方面军当作了自己谋取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资本了。
当然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也是高风亮节、大将风度。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统一指挥西北战场，贺龙主动将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
就这样，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正式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委、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
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后，面临着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中央让第二次攻打长沙。关于这件事，大家在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朱德和毛泽东是反对打的，但大部分同志是支持打的。
尤其是红一军团的同志，看到红三军团的战士个个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崭新的汉阳造，挎着鼓囊囊的子弹带，背着崭新的被子，有点羡慕嫉妒恨，还有点不服气。
更深层的原因，当时党内军内总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要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攻打长沙的主张便占了上风。归根结底，大家都急切盼望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但毛泽东和朱德很冷静，毛泽东一向的原则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现在的长沙已经今非昔比了，敌军猛增到了三十多个团（十万人），且都是何键的精锐。如果这时候强攻，只能是灭顶之灾。
朱老总的看法跟伟大教员完全相同，他指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适合打阵地战。光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设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此外还有很多外国军舰随时支援。
最后伟大教员本着既要顾全中央权威，也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意了二打长沙，不过也给出了红线，咱们试一试，不好打就撤。
8月24日晚上十一时，朱德和毛泽东在永和镇签发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于是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向长沙挺进。8月28日晚，三路人马都已就位。
打之前，必须摸清敌人的情况。于是侦察兵借着夜幕的掩护摸到了敌人前沿阵地跟前，发现形势不容乐观，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弄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
阵地的最前沿是竹钉阵，也就是削尖的竹钉密密麻麻埋在土里，上面盖上浮土。红军战士，包括咱们的伟大教员穿的都是草鞋啊，脚踩上去，脚板都能戳穿。
再往前是鹿砦（zhài），上面缠着铁丝。鹿砦是战场上用砍倒的树做的障碍物，把树放倒、树枝朝外，用来阻挡敌人冲锋。这玩意古代就有了，一直到近现代战争都还在用。
鹿砦后边是电网，用木桩架起来，通着高压电，夜里电网上的电火花一闪一闪的。电网的后边，是蜂窝一样的碉堡，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两个碉堡之间用交叉火力这么一卡万马千军也过不去。
侦察兵回来一报告，大家都沉默了，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但沉默不是办法，这仗还是要打。毛泽东的方案是，不能强攻，必须把敌人引诱出来。
这个方案获得一致通过，问题是何键不配合，祭出了龟缩大法。他的判断是：红军缺乏攻坚武器，只要他不出去，红军拿城墙没办法。
诱敌战术不成功，只能换思路。第二个思路是偷袭。9月1日晚偷袭开始，负责从南边偷袭的是红三军团的，负责从东面偷袭的是红一军团的。
黑灯瞎火，两支队伍遭遇了。由于红三军团的战士穿的是不久前刚缴获的国军军装，红一军团的战士以为遇到了敌人，于是两边人打了起来。
结果双方越打越纳闷儿，因为从未见过如此顽强、如此不怕死的国军军队。打了十几分钟，有人喊“别打了，是自己人”。虽然不大了，但是惊动了敌人，偷袭计划泡汤了。
偷袭不成，只能试试强攻了。第二天红军尝试了一下强攻，结果损失惨重。后来因为这事儿，彭老总还处决了八军参谋长兼四师师长卢匿才，认为他执行不力、违反军纪。他一直反对二打长沙（后来被平反了）。
不过坏事又变成了好事。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挫，胆子又肥了起来，不知道为何在第二天脑子短路，派两个旅出城反扑红军，结果遭到了红军的伏击。
最后红军打了个大胜仗，歼敌八百余人，俘虏两千余人，缴获大批物资。坏处是何键成了惊弓之鸟，再也不敢轻易出城了。
战局又僵持了几天。到了9月10日，方面军总部再次下达总攻命令。彭德怀不顾大雨倾盆，亲自压到了前线坐镇指挥，可由于缺乏重炮支援，长沙城久攻不下。
彭老总眼看战局胶着、伤亡不断增加，他焦急万分，在狭小空间里来回踱步。雨幕之中，一副担架从他身旁经过，他看到伤员双手焦黑，便急忙询问：“这是怎么弄的？”战士回答：电网烧的。
一筹莫展之际，有人献计使用火牛阵，冲破敌人电网。红军向当地群众征集了上百头水牛，然后将牛尾巴蘸油挂鞭炮后点燃，让牛冲击电网。
结果不是很理想，因为敌人一开枪，水牛受到惊吓后立刻掉头往回跑，不但未能冲破电网，反而给自己的阵地带来很大麻烦。
然而这还是小麻烦，大麻烦是蒋介石的援军正在源源不断开来。9月12日，毛泽东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红军撤离了长沙，向萍乡、株洲方向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