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工业克苏鲁
既要工业化，又要独立自主，这是大跃进的核心思想。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地方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可以说，大跃进就是建设时期的人民战争。
批评大跃进的人，眼里看到的是指标冒进、土法炼钢、浮夸风、公社化。
但把后面的事情摊开来看，你就会发现：
大跃进不是孤立事件，它是中国从“苏联援建型工业化”转向“自主型工业化”的一脚油门。
“两弹一星”不是23位功勋科学家就能搞定的，它是个跨学科系统工程。
它带动了全国26个部（院）、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协同攻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配套生态。
它需要：特种冶金、精密加工、机械制造、化工材料、计算机技术、精密机床、电子、通信、遥感、化学、空气动力、试车台、高能燃料、铀浓缩、核武器理论队伍、山沟里的工厂和试验场……
《邓稼先传》里就说过：大跃进精神过度膨胀带来失误，但另一方面也激发人们拼命取得超乎寻常的结果，核武器研制也受这种干劲鼓舞。
王大珩也回忆：1958年长春光机所干劲冲天、八方支援，搞出了国内领先成果。
原子弹1959年立项，1964年炸响，只用了五年时间。
“两弹一星”不是大跃进“冒进”出来的，而是大跃进把“不等、不靠、自己攻关”的工业动员能力炸出来后，才有条件在苏联撤走专家后自己啃下来。
没有大跃进，三线建设也搞不起来。
三线建设1964年启动，背景是：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美国将越南战争升级；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台湾准备反攻大陆。
但三线建设不是在白纸上画工厂。
它要把：机床、电力、钢铁、军工、电子、铁路、化工、地方干部、技术工人、县社工业经验搬进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南、鄂西、湘西、豫西。
如果没有大跃进把“县县办工业、乡乡搞农机、地方也能上项目”的经验和人才撒遍全国，1964年后你让国家去内地建设完整工业体系，根本找不到那么多会管厂、会开机器、会修设备、会搞土建设计的人。
好人好马上三线，累计有400多万技术人员进入三线地区，注意是技术人员，如今，你到三线地区旅游，还能遇到很多操着东北口音的当地人。
三线建设不是大跃进的翻版，但三线建设的人才池、机械意识、地方工业底子，是大跃进粗粝地铺出来的。
没有大跃进，我们也没有能力通过抗美援越打来轻工业。
1965年后的抗美援越，中国不是派几个高炮营那么简单，而是提供了枪、炮、汽车、坦克、飞机、舰艇、弹药、军服、油料和食品等物资，可装备200余万人的部队，还负责北越的防空作战、修建和抢修铁路、公路、机场、通信工程和设防工程。
如果没有大跃进年代逼出来的地方工业网，中国援越只能是“道义支持”，而不是“体系性支撑”。
美国后来愿意联中抗苏，是因为中国有核；有三线后方；能在越南方向体系性输血；同时还能在北方顶住苏联；不是任何人的卫星国。这种能力足以使中国成为最重要的第三方。
越战让美国深陷泥潭，打又打不赢，撤又不甘心，不得不找中国求和，解除封锁是见面礼，四三方案是投名状。
先解决有的问题，再解决好的问题，这是正常的发展思路。大跃进使中国具备了体系化的工业能力，它不完美，但我们有，这很重要。
老朋友们都知道我是做工程的，任何一个大项目开始的时候都是乱哄哄的，组织体系的不完备，资源调配的不及时，任何键盘侠看了都会说是一团乱麻，但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到标准层之后，你想乱都乱不起来了，因为组织顺畅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位置了，遇到问题也知道怎么解决了。
大跃进也是如此，你让地方搞工业，地方没有经验，那只能摸索，一开始肯定是乱哄哄的，出现问题很正常。
但因此就否定既要工业化，又要独立自主的决心，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到1958年底，全国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1369万吨，产量翻了一番，其中合格的钢产量、生铁产量有800万吨和950万吨，那也比1957年的520万吨钢多多了。
有了这一堆钢，总是要做成制成品的。
苏联坐不住了，加大力度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以前抠抠搜搜卡着不给的也卖了；
资本主义国家也眼红了，纷纷要求美国放松对华贸易管制，有钱不挣王八蛋，你美国有钱，我们可是被二战打得稀巴烂。
大跃进之前，中国的出口结构是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导的。但到了大跃进期间，工业品出口开始反超农产品。
今天的中国被称为工业克苏鲁、农业克苏鲁，源头就是大跃进，什么都要有，什么都要会，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信仰。
十二、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奖章
赫鲁晓夫是个人物，但他既无赫赫战功，又非理论权威，更无个人威望，不是天然的领袖，他能当上苏联一把手，靠的是权谋。
他先联合马林科夫、朱可夫等军方人物干掉掌管内务部的贝利亚，然后推动“集体领导”，逼马林科夫辞去中央书记职务，接着提高粮食收购价、鼓励自留地、搞垦荒运动（哈萨克、西伯利亚）、平反部分冤案、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把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责任推给斯大林，老干部们也乐意摆脱历史包袱，赫鲁晓夫变成了“改革者”“反个人崇拜”的旗手，在二十大上威望大涨。1957年，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定为“反党集团”，老近卫军彻底出局，赫鲁晓夫大权独揽。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套权谋是成功的，但凡事都是有代价的。
在内部，他清算了斯大林派，就像斯大林清算列宁派一样，这没问题，属于苏联的传统艺能，但他1956年提出“三和主义”，严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你让苏共党员怎么想？到1961年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把马恩列斯四大导师的理论全都推翻了，你的立党之本就不存在了，世人常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掘墓人，事实上不是，赫鲁晓夫才是。
在外部，他闯了大祸，他全面否定斯大林，却又在对待兄弟党的问题上，采取了斯大林的方式，坦克开进波兰、匈牙利，这是逼着社会主义国家倒向美国，还怎么当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他又提出“三和主义”，教员对此评价说：“列宁、斯大林是苏联用来捍卫社会主义、批判敌人、说明自身合法性的‘刀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等于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给了敌人；又用‘议会道路’淡化十月革命，等于把‘列宁这把刀子’也丢了一大半”
对内，党员动摇了；对外，社会主义阵营动摇了。这个代价太大了。
我们本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原则，1956年，连续写了两篇评论文章，帮他稳住了理论阵脚，1957年教员亲自带队给他站台，帮他维护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的地位，结果他1956年就开始咬我们，1958年甚至要控制我们的主权和安全，那就叔可忍，婶子不可忍了。
教员是战略家，对于赫鲁晓夫的小心思早有警惕。他在1956年1月1日就提出要多快好省，争取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目标，目的是在中苏关系还没有破裂的时候，争取更多项目，尽早完成工业布局，所以大跃进起始点不是1958年，而是1956年。
1957年我们给他站台，他给的回报是愿意帮我们搞原子弹；
结果1958年又出幺蛾子，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那我们肯定不干，赫鲁晓夫只能紧急访华，甩锅驻华大使尤金。
1959年，赫鲁晓夫向中国推销他与艾森豪威尔搞的戴维营会议精神，批评我们的对印政策，对台湾政策，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已经到了拍桌子打板凳的程度，赫鲁晓夫撕毁了原子弹援助协议。
1960年，赫鲁晓夫撤走了苏联专家，撕毁了合同。
1961年，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我们发现他已经无可救药了。
1962年，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认怂的表现，让他的声誉跌入谷底。
1963年他对美国认怂，却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颐指气使，围攻中国，我们不得不连续发表九评，严肃批评他的修正主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同一天赫鲁晓夫下台。
教员笑着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当然，这是反讽，也是辩证法。
教员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以那一吨重的奖章，不是谢他帮忙，而是谢他“拆台”：
谢他撕协议，让中国早一天明白：核按钮不能握在别人手里；
谢他撤专家，让中国科技人员从“抄作业”变成“写教材”；
谢他卡脖子，让中国把“自力更生”从口号炼成体系；
谢他当反面教员，让全党全国都记住：大国重器，买不来；工业主权，靠不住别人。
“靠山会倒，靠人会跑，靠自己，才能站起来。”
大跃进是团火，前面是以苏为师，后面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