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信任已经碎了。
教员后来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想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赫鲁晓夫走后20天，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没有提前通知苏联，赫鲁晓夫为此事气了好几年，他认为中国不尊重他，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内政，为什么要告诉你？
所以1958年中苏翻脸，不是脾气问题，是主权逻辑对冲：
苏联认为：阵营安全大于一国主权；
中国认为：一国主权等于阵营正义的前提。
1958年的中国，工业基础还在建设中，156项工程还在陆续落地，原子弹还没影子。在这样的条件下对苏联说“不”，需要极大的战略勇气。
而大跃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它不只是经济活动，更是一场政治表态：我不进你的经互会，不进你的联合舰队，不进你的“三和主义”叙事，不受你的控制，我要走出自己的工业化之路，依靠人民群众发展工业。
十、为什么要搞大跃进？
教员是战略家，思想家，他总能透过迷雾看到未来，那为什么还要搞大跃进呢？他不知道革命有革命的逻辑、建设要有建设的逻辑吗？他自己种过地、锄过草、帮父亲管过账、搞过土地革命，执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他不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吗？
他当然知道，建国初期，中国一穷二白时，他就告诫全党，中国是大国，理应为人类作出贡献，工业化是国策，我们是要搞的，但如果是依附型工业化，还怎么为人类作贡献？
亩产万斤肯定不是他提的，他还在内部多次批判过，但为了不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也就不公开纠正了。
而大跃进的直接原因是苏联人的不靠谱和背后的连续捅刀，这首先要从斯大林说起，教员总结了他在中国革命时的四次捅刀。
一是第一次王明路线，其实就是斯大林路线，他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
二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又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
四是说教员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直到抗美援朝，教员才摘掉了铁托的帽子。
中国革命时捅刀，中国建设时算计，对斯大林，教员是没有任何好感的，他更喜欢列宁，因为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第一次访苏时，教员在公开场合的脸色很不好看，可见二人吵得有多凶。
中国革命是自己干出来的，苏联只起到了负面作用，一切都靠自己。
到了建设时期，自然就会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当成指导方针。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我们帮他擦屁股，却又被他捅了刀。
主要是195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一是“三和主义”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二是不允许中国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而要中国加入经互会成为苏联的附庸。
前文已经说过我们是怎么给他擦屁股的，这里主要说说他是怎么逼我们成为他的小弟的。
1956年是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工业项目开工最多的年份，有40项，那是“一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6年6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带领5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苏联，目的是就“二五”计划去征求苏方意见、争取援建项目。
经过两个多月的多轮谈判，苏联人的意见是：你们的指标太高了，你们的钢材水泥产量不足以支撑你们的计划，你们的胃口太大了我们无法满足，你们“二五”计划需要的设备要从1961年才能供货等等。
好好做生意不行吗？我们又不是不给钱，你一竿子把我支到1961年，明显是想卡死我们，真正的原因是苏联怕中国发展太快，脱离它的控制。
听了苏联人的回复，任何一个中国人听了都会愤怒：离了你苏屠夫，中国人还吃带毛猪了？
1957年，教员给赫鲁晓夫站台，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去的，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15年超美，教员顺势提出15年超英，这就是“超英赶美”的源头，教员要表达的是，苏联有苏联的规划，中国有中国的规划，我不会听从你的号令。
但赫鲁晓夫心里在嘲笑中国人的不自量力，我不给你提供设备，特别是重型机床工业母机，我看你怎么超，你不加入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不行，不听话不行。
经互会是一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分工体系，以农业为例，保加利亚负责生产水果蔬菜，外蒙古负责牧马放羊，古巴负责生产蔗糖，越南负责生产橡胶，阿尔巴尼亚风景优美负责度假产业，而动力机械的75%、轧钢设备的85%、轴承生产的90%由苏联控制，他国不得染指，他要控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是大国，当时的人口是苏联的三倍多，想让我们成为它的附庸，赫鲁晓夫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1958年，苏联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教员震怒：你不仅要控制我们的发展，还要控制我们的主权和安全？
这才有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这是一次不争馒头争口气的斗争。
其实，在李富春去苏联之前的1956年4月20日下午，他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就批评了“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的说法，今天有大量崇美派，当年也有海量崇苏派。他说：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列宁反抗了第二国际，才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抵抗了第三国际的错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58年6月17日，教员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一切靠自己，外援是靠不住的，哪怕道路曲折，哪怕跌倒摔伤，哪怕代价巨大，中国人总要学会自己走路，走出中国人自己的建设路。
教员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赫鲁晓夫想拿捏教员，真是找错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