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实在太令人无法接受，他要大踏步后退，不仅要让出刚刚占领的吉安，还要让出苏区的核心。
很多人听了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心想：你这哪是退避三舍，三十舍都有了。问题是还没打就被人夺了舍，翻遍古今中外的兵书战策，也没有这样的打法啊。
江西地方的同志（以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为代表）首先表示无法接受。这也可以理解，呕心沥血建设的苏区，以及无数战士鲜血换来的城池，怎么舍得丢给敌人。
李文林认为，红军不但不能后退，反而应该主动向北部的白区出击，以攻为守在白区打击敌人，不要将敌人引入到赣南苏区，以免打破坛坛罐罐。
红三军团的很多同志也有不同意见。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为了诱敌深入，一三军团都要向赣江东面的广大苏区转移，以吸引敌人。
红三军团很多干部不肯过赣江向东走，因为他们多来自湖南，越往东离家就越远，还可能丢掉他们创建的湘鄂赣苏区，因此他们坚持要在赣江西岸与敌人决战。
当时红三军团多少有点地方主义情绪，这也很正常，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谁希望自己一手创建的苏区沦陷呢。但其实教员以及支持教员的钦差周以栗也来自湖南。
会议的气氛很对立，尤其是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反对态度尤为坚决。最后他说干脆红一军团在赣江东面，红三军团在赣江西岸，分头对付“进剿”敌军。
教员建议往东去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赣江西岸夹在赣江和湘江之间，红军的机动范围小。而苏区腹地位于赣江东岸，不仅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也好。
他还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共才四万人，而敌人十万人，只有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才有力量打击敌人。如果分开作战，既不利于诱敌深入的落实，还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
实话实说，虽然太平圩会议教员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但并没有形成决议，甚至有点不欢而散的意思，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甚至有分裂的危险。
敌军将至，但御敌措施还没商量好，所以只能接着开会。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从清江的太平圩转移到了新余的罗坊镇陈家闹村，这次会议叫作罗坊会议。
各种意见一直僵持不下，会议一直开到了10月29日晚，仍未取得共识，深夜毛泽东只好宣布休会。第二天一大早，会议继续开。由于形势越来越危急，不能再拖了，只能进行表决。
关键时候，彭德怀站到了毛泽东朱德一边。他说：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有意见，到河东说去，但不能妨碍行动。
彭老总一开口，持反对意见的红三军团干部也闭了嘴。10月30日，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共同东渡赣江，执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同敌人展开斗争。
后来彭老总专门给红三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开了个会，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大部分干部都被说通了，但还是有人极为不满，只不过憋在心里，比如红五军红二师的师长郭炳生。
郭炳生的父亲郭得云，是彭德怀的救命恩人。1920年彭德怀（当时还叫彭得华）因怒杀恶霸为民除害被通缉，走投无路时被郭得云收留和庇护，郭得云是他第一任老班长。
后来彭得华考入陆军讲武堂后改名彭德怀，开启了新的军事生涯。1922年郭得云去世前，把14岁的儿子郭炳生托付给了彭德怀，彭德怀把他带在身边，视如己出，后来又送他读书，学成后带在身边重点培养。
罗坊会议后，郭炳生心生怨恨。为什么唯独他心生怨恨？主要是他平时恃宠而骄，在部队里一向说一不二，一旦部下有不同看法，他非打即骂，也就是有严重的军阀习气。
一个人的情绪不对，干啥都没劲儿，积极性不高。昔日骁勇善战的猛将，逐渐变得毫无斗志，甚至对革命失去了兴趣，并转而沉溺于喝酒行乐中。
一个人的情绪不对，也往往干啥都不顺。1932年初围攻赣州时，郭炳生带领部队负责在南门外挖地道搞爆破，然而挖了几次都被河水冲垮了，他在挖地道现场对部下大发雷霆。
问题是挖地道是暗中进行的，你这吵吵巴火的不引起敌人注意么，敌人的枪炮马上就对准这来了，他只能带队撤退，任务失败。
很显然，没完成任务责任在他，组织通知他进行谈话，而约谈他的，正是他的政委彭雪枫。约谈其实是最轻的处分了，目的是帮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希望他以后改正自己的坏脾气。
他本来就讨厌政委制度，这一约谈，他火气更大。他一直认为打仗有军事主官就够了，政委完全是在分自己的权力。政委每次找他谈话，他就认为政委是在刻意打压、损自己的威信。
1932年8月第四次反“围剿”中，他们师负责牵制数倍于己的敌人，异常辛苦。8月份，天气炎热，蚊虫又特别多，吃不好也睡不好，他萌生了投敌的想法。
1932年9月，他带领几个亲信准备投敌，结果路上就遇到了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带着突围的五团。他也不好说去哪儿，说是政委彭雪枫牺牲了，上级要求部队向抚州转移。
众人大惊，可那时候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没法进行求证，他是师长不信他信谁，于是大家就跟着他走。走着走着，李志民察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偷偷让几名战士往不同方向寻找其他队伍。
其中有一位战士找到了七团，刚好彭雪枫在七团，那名战士大吃一惊，因为师长刚说他牺牲了，这只能说明师长在说谎，彭雪枫根据战士提供的情况，判断形势不妙，郭炳生可能要投敌。
时间紧迫，彭雪枫顾不上许多，让那名战士带路，他只带了15人星夜赶程去追郭炳生，一追追了五天，终于在崇仁县境内追到了五团。追上后，彭雪枫立刻质问郭炳生要把队伍带到哪儿去。
郭炳生说，是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但这一说法被五团干部当场否认。于是他又狡辩说：他早就反对东渡赣江，不能离开老家打仗，这两年的事实证明，仗越打越被动，所以想把队伍带回湖南。
彭雪枫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实话，因为老家根本不在这个方向。但由于敌人也正朝他们扑来，他们只能抓紧连夜突围往回赶。突围过程中，郭炳生带着几个亲信投敌去了。
虽然郭炳生没带多少人投奔国民党，但他毕竟职务高，又跟彭老总关系特殊。蒋介石就把他当成典型来宣传，给了他一个新编37师师长职务，犒赏了一万银圆。
郭炳生很高兴，把老婆接到南昌过上了奢侈日子。他知道自己对国民党价值在哪里，为了邀功，就拼命抹黑红军。蒋介石把他的话制作成了宣传材料，用飞机空投到苏区，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这就是舆论战。别小看舆论战的威力，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舒适、军团供给部长陈宗实、参谋周月南、参谋吴实四名干部就被郭炳生忽悠瘸了，相继投敌。
彭老总听说郭炳生投敌后极其愤怒，大骂道：“叛变投敌，子不如父，甚为可耻！”随即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再见到郭炳生，一定要将其击毙。
1933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大势已去，于是让郭炳生去前线喊话蛊惑，以瓦解红军斗志。郭炳生以为自己的老部队会念及旧情，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然而彭老总一看机会来了，当即挑选了十多名枪手，在郭炳生喊得最激动最投入的时候，一起从战壕中跃出开火，郭炳生瞬间被打成了筛子。
郭炳生的人生拐点，竟然是罗坊会议。从1930年的一系列会议可以看出，伟大教员当年真是不容易，经常是会议上的少数派。
但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伟大教员展示了极强的军事才华，在军中的威信逐渐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