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重新审视美国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美国近期开展的“史诗狂怒”（Operation Epic Fury）、“午夜铁锤”（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以及“绝对决心”（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等空中行动，使其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这些作战行动不仅展示了美国空军和联合力量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快速兵力投送和复杂空中作战的能力，也正在挑战长期以来关于美国空中力量建设、运用方式以及持续保障模式的传统认识。
与此同时，低成本无人机、单向攻击无人系统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的大规模扩散，正在改变空中作战的成本交换关系。过去依靠少量高价值航空平台和昂贵拦截武器建立空中优势的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未来空中力量不仅需要解决如何突破敌方防空体系、实施远程打击的问题，也必须回答如何在持续消耗、高强度对抗环境下维持作战的问题。
围绕近期空中战役显现出的新趋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航空航天安全项目组织专题讨论，邀请美国空军退役上将詹姆斯·“吉姆”·斯莱夫（James “Jim” Slife）和美国空军退役中将S·克林顿·“Q”·希诺特（S. Clinton “Q” Hinote）进行研讨分析。两人分别曾担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以及负责战略、整合与需求副参谋长，长期参与美国空军战略规划和作战体系建设。
此次讨论重点聚焦几个关键问题：近期空中行动呈现出哪些新的作战规律？持续行动如何影响美国航空兵力战备、弹药库存和国防工业基础？未来联合部队如何在高端精致平台与可承受损失型系统之间进行兵力设计？在单向攻击无人机和人工智能蜂群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空中优势概念是否需要重新定义？
两位专家认为，近期空中行动表明，美国空中力量正在经历一次重要转型：未来空中战役的竞争，不再只是飞机性能和武器射程的竞争，而是围绕战略设计、体系融合、工业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展开的新竞争。
一、从反恐战争到大国竞争：美国空中战役重新回归战略核心
过去20多年，美国空中力量的发展主要为适应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需求。在这一时期，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面对的主要威胁不是先进防空体系和同等水平航空力量，而是分散的小规模武装力量。因此，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务逐渐转向支援地面行动，包括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情报监视侦察、快速机动和精确打击。空军的价值更多体现为帮助地面部队控制战场，而不是直接通过空中力量决定战争走向。
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美国再次面对可能拥有现代防空体系、远程导弹、无人系统和工业基础的大国或地区性强国竞争者。在这种背景下，空中力量开始重新回到战略层面。近期“午夜铁锤”“绝对决心”和“史诗狂怒”等行动，体现出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场航空支援，而是通过空中力量直接影响敌方国家战略能力。
“午夜铁锤”行动是这一趋势的典型案例。美军利用B-2隐身轰炸机实施跨洲际远程飞行，对伊朗关键核设施实施打击。这一行动的核心价值并不仅在于摧毁若干固定目标，而在于展示美国能够依靠隐身、远程投送、精确制导和情报支援能力，在高度复杂环境下直接攻击敌方战略资产。
“史诗狂怒”行动则更加体现现代空中战役特点。行动中，美国联合空中力量持续攻击伊朗军事体系，包括海军力量、防空体系、无人机生产能力、导弹相关设施以及指挥控制节点。相比过去以支援地面部队为中心的航空行动，此类行动更接近传统空中战略打击理论，即通过破坏敌方战争体系中的关键环节，降低其持续作战能力。
美国空军退役希诺特中将指出，未来空中战役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空中力量不再只是地面战争的辅助工具，而是需要通过空中作战中心（Air Operations Center，AOC）进行系统设计，将情报、太空、网络、电子战、远程打击和航空力量结合起来，创造符合战略目的的作战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正在重新回归一个长期存在于空军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空中力量如何直接塑造战争结果。
现代空中战役的设计逻辑，并不是简单计算出动多少飞机、投放多少弹药，而是首先确定希望达到的战略效果，再寻找能够产生这些效果的关键节点。海湾战争证明，空中力量的核心价值不是摧毁多少目标，而是通过攻击关键节点，使敌方体系产生连锁失效。这也是后来“基于效果作战”（Effects-Based Operations）理念的重要基础。
这一理念强调，目标选择必须服务于预期效果，而不是简单追求目标数量。例如，攻击防空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摧毁雷达本身，而是为了获得空中行动自由；攻击能源设施的目的不是破坏基础设施本身，而是削弱敌方战争持续能力；攻击指挥节点的目的不是制造混乱，而是降低敌方决策速度和组织能力。
因此，现代空中战役的本质，是通过精确打击改变敌方战争体系运行方式。
二、战略打击理论再兴：从摧毁目标到瘫痪敌方战争体系
现代空中战役的核心逻辑，并不是单纯扩大打击规模，而是在敌方战争体系中寻找能够产生最大战略影响的关键节点，通过持续施压使敌方无法维持战争能力。这一思想正在近期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对未来战争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美国空军退役上将斯莱夫指出，战略打击理论的核心并没有随着技术变化而过时。无论使用的是隐身轰炸机、巡航导弹，还是今天大量出现的远程无人攻击系统，其根本目标都是相同的：攻击支撑敌方战争机器运转的系统，使对手无法以原有方式继续实施军事行动。
乌克兰正在展示这种理论在现代战争环境中的新表现形式。乌克兰没有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拥有的绝对制空权，也没有大规模先进航空兵力，无法像美国空军那样使用大量有人战斗机深入敌方纵深实施持续攻击。但乌克兰通过远程无人机、海上无人系统、特种作战力量、网络情报能力以及快速适应性的目标识别与确定体系，对俄罗斯战争体系实施了持续性战略打击。
这种方式体现出一种重要变化：战略打击能力不再完全依赖少数高价值航空平台，而开始向分布式、低成本、规模化方向发展。
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能源出口设施、军工企业、机场、防空系统、导弹生产设施和指挥保障节点实施的远程攻击，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制造破坏，而是削弱俄罗斯维持战争的基础条件。例如，攻击炼油设施会影响燃料供应和出口收入；攻击军工企业会影响武器补充能力；攻击机场会迫使俄罗斯分散航空兵部署；攻击防空体系则会降低其保护纵深目标的能力。这种作战方式实际上继承了经典战略打击思想：识别敌方战争体系中的关键支撑节点，通过有限成本的攻击产生远超武器自身价值的战略效果。
与传统空袭相比，现代战略打击越来越强调“系统效应”。一枚低成本远程无人机可能无法摧毁大型军事设施，但如果大量无人系统持续攻击能源、物流、生产和维修网络，就可能迫使敌方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防御、维修和调整，从而降低其整体战争效率。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攻击目标正在从传统军事目标向“战争支撑体系”扩展。未来空中战役的竞争，不只是飞机之间的较量，而是两个国家战争体系之间的较量。
然而，战略打击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长期演变。二战时期，战略轰炸理论提出攻击敌方工业体系能够削弱战争能力，但实际效果受到技术限制。当时轰炸机虽然能够进入敌方纵深，但缺乏精确打击能力，往往需要大规模兵力投入才能取得有限效果。海湾战争改变了这一局面。隐身技术、精确制导武器、卫星导航、空中加油、电子战和先进指挥控制系统的结合，使美国第一次能够以较小规模航空力量对敌方体系实施高精度攻击。“沙漠风暴”行动证明，现代空中力量的真正优势并不是简单的毁伤能力，而是能够将传感器、决策体系和打击平台连接起来，实现快速发现、快速判断和快速打击。
这一模式随后影响了美国空军几十年的发展方向。美国投资发展F-22、F-35、B-2、B-21、远程巡航导弹以及先进情报体系，其核心目的都是保持对敌方关键节点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但今天的战争环境正在迫使美国重新调整这一模式。
过去，美国主要依靠少量高性能平台突破敌方防御；未来，美国可能需要依靠大量有人和无人系统共同完成任务。原因在于，对手同样正在利用技术扩散降低高端能力门槛。廉价无人机、远程导弹和人工智能技术，使更多国家能够威胁美国传统空中优势。
因此，战略打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的模式是，少量高价值平台 → 突破防御 → 精确摧毁关键目标；未来的模式可能是，大量分布式平台 → 持续制造压力 → 逐步削弱敌方战争体系。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航空力量失去价值，而意味着空中力量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三、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空中优势
未来空中优势的概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传统意义上的空中优势，主要指一方航空力量能够自由行动，同时限制敌方航空力量行动。这种概念诞生于有人驾驶飞机主导的时代，其核心竞争因素包括飞机性能、飞行员训练、雷达能力、导弹射程以及电子战能力。但随着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和廉价精确打击武器快速发展，空中优势正在从“控制天空”转变为“控制空中作战体系”。
美国空军专家认为，未来空战的关键问题不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战斗机”，而是谁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完成发现目标、理解战场、生成决策、分配任务、实施打击、评估效果这样的循环，而人工智能将在这一循环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未来无人作战系统并不是简单替代有人飞机，而是改变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传统航空作战模式中，飞行员直接控制飞机完成任务；未来模式中，人类可能更多负责任务目标设定、作战规则制定和关键决策，而人工智能负责大量实时计算、路径规划、威胁规避和任务调整。
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CCA）项目中。CCA的设计理念不是制造简单的无人战斗机，而是创造能够与有人战斗机协同工作的自主作战节点。它们可以承担侦察、电子战、诱骗、武器携带和前沿风险任务，使有人飞机减少暴露风险，同时扩大整个航空兵体系的作战范围。这一模式实际上改变了空军力量结构。
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发展，也正在改变空中作战中的成本交换关系。过去，美国空中优势建立在高技术优势基础上。例如，一架F-35虽然成本高昂，但能够依靠隐身、传感器融合和网络能力击败大量传统飞机。然而，面对大量低成本无人攻击系统，这种模式面临新的挑战。
如果攻击方使用价值几万美元甚至更低的无人机，而防御方必须使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进行拦截，那么长期消耗关系可能对防御方不利。俄乌战争已经充分展示这一趋势。无人机大量进入战场后，传统防空体系面临新的压力。即使拥有先进防空系统，也难以无限制拦截持续涌入的低成本目标。因此，未来空中优势不仅要求拥有先进攻击能力，也要求拥有经济可持续的防御能力。
美国正在探索低成本拦截系统、定向能武器、人工智能辅助防空、无人防御平台和分布式基地防护体系。未来空中优势将越来越体现为一种体系能力，而不是单个平台能力。
四、高端平台与规模化力量并存：美国空军正在重新设计未来空中力量
近期空中战役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美国必须重新思考未来空中力量的结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空军依靠少量高性能平台维持全球空中优势，而这一模式建立在美国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和工业保障能力的基础之上。从F-22、F-35隐身战斗机，到B-2隐身轰炸机，再到未来B-21战略轰炸机，美国航空力量建设始终强调“质量优势”，即通过制造性能远超对手的先进平台，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获得决定性作战能力。
这种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依靠隐身技术、精确制导武器、先进传感器和全球基地体系，在面对缺乏先进防空能力的对手时，可以用较小规模航空力量实现快速压制。然而，未来大国竞争环境正在改变这一逻辑。面对拥有远程防空体系、大量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快速发展的无人系统的对手，仅依靠少量昂贵平台可能难以满足长期高强度战争需求。
斯莱夫上将在讨论中指出，未来美国空军必须重新审视“精致型”（exquisite）装备和“可承受损失型”（attritable）装备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关键并不是二者谁取代谁，而是如何形成互补。高端平台仍然不可替代，因为它们能够执行最复杂、风险最高的任务。例如，隐身战斗机能够突破先进防空体系，战略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先进指挥控制平台能够协调整个作战体系。但如果未来战争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美国不能仅依靠少量高价值平台承担所有任务。
因此，未来空军力量设计需要形成更加复杂的体系结构：由少量高性能有人平台承担关键节点突破任务，同时由大量低成本无人系统承担侦察、诱骗、电子战、火力投送以及消耗性任务。这样的组合能够提高作战体系的规模和韧性，使对手无法通过攻击少数关键平台就削弱整个空中力量。
这一趋势已经体现在美国空军正在推进的协同作战飞机（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CCA）项目中。CCA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人战斗机，而是未来空军体系中的“规模化作战节点”。它们可以与有人战斗机协同执行任务，承担高风险任务。CCA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飞机数量，更重要的是改变空中力量的生成方式。过去，一架先进战斗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自身性能；未来，一架有人战斗机的价值可能体现在它能够控制和协调多少无人系统。空中力量将从“平台对平台”的竞争，转变为“体系对体系”的竞争。
然而，美国空军推进这一转型，也面临现实挑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基础和持续生产能力。高端航空装备通常需要多年研发和复杂供应链支持，而未来战争可能要求快速补充大量无人平台和精确武器。如果工业体系仍然按照过去几十年的低速、小批量生产模式运行，就难以满足大国冲突中的消耗需求。
近期战争已经证明，现代战争消耗的不仅是装备，更是工业能力。俄乌冲突中，大量无人机、炮弹和导弹的消耗速度远超和平时期规划。任何希望维持长期空中作战能力的国家，都必须同时解决技术优势和规模生产两个问题。
这也是美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可承受损失型”装备的重要原因。可承受损失并不意味着简单制造廉价、低性能装备，而是在成本、性能和数量之间寻找新的平衡。未来无人系统需要具备足够先进的自主能力、传感能力和任务适应能力，同时能够以较低成本快速生产和补充。从战略角度看，这代表美国空军正在从过去的“少量超级平台模式”，转向“高端平台+规模化智能系统模式”。这一变化并不是降低技术标准，而是在新的战争环境下重新定义优势来源。
五、未来空中战争的关键：不仅是赢得空战，更是维持长期空中作战能力
近期空中行动暴露出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现代空战已经不再只是飞机之间的较量，而是国家综合能力之间的竞争。未来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谁拥有更先进的航空平台，也取决于谁能够在长期高强度对抗中持续生成空中作战能力。
美国空军过去几十年的优势，很大程度来源于其完整的体系能力，包括先进飞机、训练体系、全球基地网络、空中加油能力、情报体系以及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但在未来大国冲突环境中，这些优势都可能受到挑战。
首先是弹药保障问题。近期行动再次证明，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消耗可能迅速超过和平时期库存规划。过去，美国更多关注单件武器性能，例如导弹射程、制导精度和突防能力；但未来战争还必须关注生产速度、库存规模以及快速补充能力。一种性能极高但数量有限的武器，在长期消耗战中可能无法满足需求。
其次是航空保障体系问题。未来敌方不会只攻击前线航空平台，也会攻击机场、维修设施、燃料供应体系和后勤节点。美国空军过去依赖大型基地集中保障模式，这种模式在低强度冲突中效率很高，但在面对远程导弹和无人攻击威胁时可能更加脆弱。因此，未来空中力量必须提高分布式作战能力，包括分散部署飞机、增强快速维修能力、利用无人系统补充保障任务，以及通过人工智能优化后勤管理。
乌克兰战争已经提供了重要经验：现代战争中，能够保持作战节奏的一方，往往不是拥有最先进单个平台的一方，而是能够快速修复损失、调整战术并持续生成战斗力的一方。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空军越来越关注“韧性”（resilience）概念。未来空中力量不仅需要具备攻击能力，还必须具备在受到持续攻击情况下恢复和继续作战的能力。
从更广泛意义上看，近期空中行动正在推动美国重新认识空中优势的含义。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空中优势更多意味着能够自由进入敌方空域，并以先进航空平台压制对手。但未来，空中优势将更加复杂，它不仅意味着控制天空，也意味着控制生成空中作战效果的整个体系。未来空中优势可能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能否快速获取和处理战场信息。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将海量传感器数据转化为有效决策优势。
第二，能否以合理成本持续发动攻击。在无人系统大量出现后，数量和成本交换关系将成为决定因素。
第三，能否保护自身作战体系。在敌方无人机、导弹和网络攻击持续威胁下，保持基地、通信和后勤体系运行。
第四，能否依靠工业基础支持长期战争。技术领先如果无法转化为持续生产能力，就难以形成战略优势。
因此，未来空中力量建设的重点已经从单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飞机性能，转向建设能够长期运行的智能化作战体系。
结语：空中力量理论没有消失，而是在智能化战争中重新演化
从“午夜铁锤”到“史诗狂怒”，近期美国空中行动再次证明，空中力量仍然是现代战争中塑造战略结果的重要工具。但这些行动同时也说明，未来空中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传统空中力量理论认为，控制空域、攻击敌方关键目标和削弱战争体系，是空中力量创造战略效果的核心方式。这一逻辑并没有改变。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未来空中战役不会简单重复海湾战争模式，也不会完全回归二战时期的大规模战略轰炸，而将呈现一种新的形态：有人平台提供高端突破能力，无人系统提供规模和持续性，人工智能提高决策速度，分布式体系提高战场韧性，工业能力保证长期消耗条件下的持续作战。
乌克兰战争、近期美国空中行动以及无人系统快速发展共同表明，未来战争中的优势不再只属于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平台，而属于能够将技术、组织、工业和战略思想融合为整体作战体系的一方。
空中力量的核心理论并未改变：通过攻击敌方战争体系，创造战略效果。但未来决定胜负的问题将变成：谁能够更快发现目标；谁能够更快形成决策；谁能够以更低成本持续行动；谁能够在长期竞争中保持空中力量的生成能力。
这正是“空中战役回归”真正代表的含义：空中力量正在从单纯的平台竞争，进入体系、规模和战略设计竞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