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Lorin Selby，美国海军退役少将。曾作为潜艇作战军官在美国海军服役近37年，并担任第26任海军研究署署长。现任Mare Liberum Capital Partners普通合伙人，该机构专注于投资技术与海洋领域交叉方向。
每一个军事总部中的每一份作战计划，如今都已经过时。那些长期进行前瞻研判的战略思想家早就警告过，这一天终将到来。如今，它已经来了。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需要改变”，而是：这个体制能否快到仍然来得及改变结果。
在最近一次讲话中，硅谷企业家兼创业教育者Steve Blank警告初创公司创始人：如果一家公司的商业计划仍建立在两年前的假设之上，那么它很可能已经“死亡”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军事作战计划。
只需把“初创公司”替换成“战区司令部”，这句警告就会立刻具有一种关乎生死的意味。
如今，存放在某处机密保险库中的每一份作战计划（OPLAN）、构想计划（CONPLAN）以及战役筹划−−无论是欧洲司令部还是印太司令部，无论依据是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制定的应急计划，还是南海拒止作战想定−−都建立在已经不再成立的假设基础之上。目标体系变了，杀伤链变了，甚至战场的“物理规律”本身都变了。而掌握这些计划的机构和机制，大体上却仍低着头忙于旧事务：继续为原来的队伍招募人员，继续打造原来的产品，继续为既定发展路线辩护。问题已经不再是军队是否必须改变，而是：问题在于，这个体制能否足够快地完成转变，快到仍然来得及发挥作用。
我并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写下这些话。我在美国海军服役37年，曾任潜艇舰长、核工程师、海军历史上第一位非工程值勤军官出身的海军总工程师，最后担任第26任海军研究署署长，负责管理海军与海军陆战队总额40亿美元的科技研发投资。我曾在体制内部推动自主化、人工智能以及先进技术的发展，因此我非常清楚：当有人告诉一个庞大机构“你们原有的假设错了”时，这种机构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抵抗。我亲眼见过太多极具前景的构想，被困死在官僚体系凝固的琥珀之中。
问题从来不在科学本身，也不在技术本身。真正的问题，是紧迫感−−或者说，对紧迫感的缺失。问题在于：那些为一个“慢速时代”设计出来的计划流程、采购周期，以及制度中根深蒂固的风险厌恶文化。而正是这些问题，正在让如今所有机密服务器中的作战计划全面失效。
一、那些长期进行前瞻布局的战略思想家是正确的
多年来，一小批具有前瞻性的国防思想家一直在主张：未来战争将更加快速、更加廉价、更加分布式，并将由自主系统与人工智能主导，而不再依赖有人平台和大规模兵力。他们长期被主流体系忽视，被认为“太商业化”“太理论化”“太硅谷化”。建制派的态度始终是：这些概念或许有趣，但距离真正的战场还太遥远。因此，体制的典型反应，就是在边缘领域象征性资助一些新概念，同时继续保护那些传统的大型既有项目。
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未来已经到来。
现在，桌子上已经摆着一头“死驼鹿”−−一种你拖得越久、就会腐烂得越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谁都无法回避、却又没人愿意正视的大问题
乌克兰战争把“杀伤链”从以“天”为单位压缩到了以“分钟”为单位。廉价FPV无人机摧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平台。电子战变成了按小时变化的动态对抗。近期针对暴露机场与后勤节点的袭击，也在其他地区证明了同样的规律：固定资产、可预测部署模式，以及建立在旧时代基础上的防护假设，如今都已成为负担。在太平洋方向，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TW海峡两岸。水面舰艇、港口、机场、加油机以及后勤枢纽，如今都已经成为可以被大规模打击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那些曾被视为“边缘角色”的公司，例如Anduril、Palantir、Shield AI以及数十家类似企业，如今已经不再只是“未来能力”，而是正在投入实战的现实力量。人工智能驱动的后勤体系、自主ISR（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软件定义武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战场，而这种速度远远超过任何既有作战计划的修订周期。
但绝大多数作战计划，并不是围绕这些能力构建的。
这才是桌上那头真正的“死驼鹿”：大部分现有作战计划，反映的仍然是五到十年前的世界。它们建立在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兵力运用模式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如今几乎任何人都能“现货购买”的能力之上。它们默认某种特定的时间尺度、后勤链条与指挥结构，但自主系统已经开始瓦解这些基础条件。
没有人愿意公开说出这一点，因为制度激励机制完全朝着相反方向运转。你不会因为宣布某份作战计划已经过时而获得晋升。你也不会因为主张“现有项目体系已经不再适合部署新能力”而赢得大型军备项目。各军种花费数十年时间和数千亿美元，建立起如今这些计划所依赖的力量体系。若从第一性原理重新编写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必须质疑整个上游体系。
但现在，恰恰必须这么做。
二、一种无人愿意庆祝的“被证明正确”
这一时刻，对那些曾经发出警告的“远见者”而言，同样令人不适。因为当现实终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时候，那种感觉并不是庆祝，而是一种沉重，尤其当这种“验证”是以乌克兰东部燃烧的装甲车、中央司令部基地上被摧毁的加油机、以及TW海峡上空被争夺的空域形式出现时，更是如此。那些主张自主化战争的人、主张“人工智能介入决策回路”的理论家、以及在军方体系边缘构建新生态的商业防务投资者，并不希望通过战争来证明自己。他们原本希望，在战争真正来临之前，这场转型就已经完成。
但未来已经狠狠给现实甩了一记耳光。
因此，紧迫感不是减弱了，而是更加强烈了。
现在真正应该提出的问题−−每一位战区司令、每一位J5部门从事计划工作的军官、每一位军种首长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实正是Steve Blank对初创公司创始人提出的问题：
“如果让你今天重新开始设计这套作战计划，在今天的作战环境中，使用今天已经存在的工具，你会构建什么？”
答案，并不存在于任何现存的作战计划之中。
而那些无法正视这一现实、仍执着于沉没成本、执着于旧式计划体系、执着于有人平台作战模式以及72小时目标循环周期的机构，最终将遭遇与那些失败创业者同样的命运：他们会带着一份已经过时的计划、一支为错误问题配置的团队，以及一种战场根本不会“买账”的作战体系，进入下一场战争。
三、真正有意义的变革究竟应是什么样子
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本身并不是战略。真正的问题是：究竟该改变什么？又由谁来改变？
首先，必须从第一性原理重写作战计划。如果仍由同一批参谋、基于同样的旧假设，只是在原有体系上“外挂”无人机、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那并不是真正的转型。真正的改变，意味着整个战役筹划从一开始就围绕现实中已经存在的能力展开：把AI驱动ISR、自主后勤以及人机协同，作为核心设计约束条件，而不是作为某种边缘化的新奇能力。这意味着，计划流程的输入条件必须改变，而不仅仅是输出结果改变。
其次，资金流向必须发生真正可见的大规模转移。各军种已经不需要更多“边缘化创新基金”了。他们需要把真正的大笔资金，从那些作战逻辑正在失效的传统项目中转移出来，投入自主系统、软件定义能力，以及那些已经具备“战场速度”的商业防务企业。这并不是反对大型平台，而是说：现在的平台与自主体系之间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衡，而五角大楼里每个人其实都知道这一点。
第三，必须重写条令。美国空军的“敏捷作战运用”（ACE）概念曾假设：分散部署加上制空权，就足以替代加固掩体。但乌克兰与中央司令部战区的现实，已经以极其惨重的代价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美国陆军的条令至今仍把阵地挖掘视为“挖掘机和铁锹”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快速部署、标准化、工业化的战场生存体系。面对一个被无人机彻底饱和的战场，无论空军还是陆军，其实都尚未建立真正有效的防护与生存基础设施，即作战条令。重写条令并不光鲜，但它是一切其他改革的基础。
第四点，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必须换人。现有部分参谋体系或许还能转型，但很多已经无法适应。太多高级计划流程，仍由那些在“自主化时代之前”接受训练并获得晋升的军官主导。他们之所以被选拔出来，正是因为他们擅长那些如今已经过时的计划框架。那些曾经警告过“战场正在变得更加廉价、更快、更分布式、更自动化”的人，如今不应该只拥有顾问身份，他们必须真正拥有权力。那些曾经被边缘化的远见者，不应该只是被请回来做一次简报，他们应该亲自参与编写新的作战计划。
由旧思维写出的“新作战计划”，并不是真正的转型。那只是翻修。
而战场真正要求的，并不是一次“装修”。
这也是为什么，我如今开始与那些正在研发自主系统、AI辅助决策工具以及软件定义能力的公司合作。对我而言，这并不是对海军生涯的背离，而恰恰是其延续。使命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我对于“真正杠杆点在哪里”的判断。
Steve Blank要求创业者设想：如果今天重新开始创业，面对今天的市场和工具，你会如何设计公司？
而我，则向我曾服务过的军事体系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你今天从零开始设计军队与作战计划，并且已经知道乌克兰战争告诉了我们什么，知道无人机战争对固定目标意味着什么，知道自主化系统正在如何改变决策速度，那么，你究竟会构建什么？
如果你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道路其实已经非常清晰：新的作战计划、新的作战条令、新的资金流向，以及拥有真正权力的新一代人。
那些远见者早已警告：这一天终将到来。他们是对的。
如今唯一剩下的问题，只是这个制度体系究竟会主动跟上现实，还是等到下一场战争替它完成“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