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于当地时间11月22日至23日在南非举行，作为汇聚世界前19大经济体与欧盟、非盟的顶级组织，G20一度被视为年度最重要的国际峰会。
然而今年的G20却少了许多关注，起因还是美国——特朗普将南非称为“二十国集团的非法成员国”，拒绝派出任何官员出席该峰会。
今年以来，美国已经缺席了G20外长会议和财长会议，白宫甚至敦促成员国不要在峰会结束时通过“领导人宣言”。
国务卿鲁比奥更是将南非G20峰会定性为一场“反美主义”峰会。
南非设置的会议主题为“团结、平等、永续”，重点是透过债务减免、融资措施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因应气候变迁所引发的灾害，这与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南辕北辙，无论气候变化还是国际援助，早就被“美国优先”所取代。
拜登四年，美国外交团队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开会、开会、开会，不断拓展各种议题的会议。
传统一点的北约峰会、G7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新升格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日韩三边峰会、美日菲三边峰会，新组建的美英澳AUKUS联盟、I2U2集团联盟（美、印、以色列、阿联酋）……
除此之外还有声势浩大的民主峰会、美洲峰会、美国-东南亚峰会、美国-非洲峰会等等。
由于拜登年事已高且经常发言出错，使得布林肯成了“史上最忙国务卿”，存在感远胜于今天的鲁比奥。
与拜登政府“为了开会而开会”“为了壮声势而开会”相比，特朗普认为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解决不了问题的会他根本懒得参加。
6月加拿大G7峰会原定会期为三天，特朗普只参加了一天就以“处理中东问题”为由提前打道回府。
同月，北约峰会在荷兰举行，特朗普出席仅不到24小时。
作为比较，拜登任内首次赴欧洲出席G7和北约峰会待了整整八天——4天给东道主英国和G7峰会，3天给北约峰会并访问欧盟总部，1天去瑞士见了普京。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拜登和特朗普关注的问题不一样，解决方案也不一样。
2022年8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参加了一场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款举办的招待会，其间就国际国内形势发表看法。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每隔五代人或七代人发生一次。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一定都朝坏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变化特征是它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并非胸有成竹，而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那么多确定性（The Chinese are very, very uncertain about their future）。”
我们细细品味拜登的话，似乎很有嚼头——“中国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并非胸有成竹”，潜台词显然是“美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我们胸有成竹”。
简单来说，冷战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是华盛顿老牌战略家们最熟悉的国际政治框架，它可以让美国尽可能发挥其军事、地缘层面的优势，在西方阵营内部树立起绝对权威，通过掌控整个西方阵营来掌控世界。
而特朗普认为拜登开错了药方，盟友们正在跟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一样“赚美国便宜”，所以特朗普的思路是“一对一谈判”“各个击破”。
因为要塑造冷战阵营对抗叙事、尽可能拉拢成员加入，所以拜登时期美国不停地开会。
因为要“一对一谈判”谋求最大利益，所以特朗普拒绝多边场合，他认为多边场合实际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多对一”压制美国声音的机会。
于是我们看到，即便已经到了APEC峰会主办国，特朗普也没有出席峰会，而是以“美韩峰会”“美中峰会”代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中美釜山峰会在一座很简陋的老式候机厅举行。
更进一步思考，同样是重要的多边峰会场合，为什么韩国可以在场边举行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南非就比较困难呢？
除了时间点卡得比较准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身处东亚经济圈，域内中、日、韩、东南亚都是经济十分活跃的区域，特朗普亚洲行其实是一场以签署贸易协定为核心目标的外交之旅。
反观非洲，2024年美国同整个非洲的贸易额不到700亿美元，比美国跟越南1200亿美元的贸易额差了小一半。
近期有个新闻是特朗普政府已决定不再延长《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2000年由克林顿签署成为法律，2015年奥巴马任内续期10年，为非洲32个发展中国家的若干类商品提供了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
凭借该法案，非洲国家才跟美国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经贸联系——否则非洲产品竞争力偏低，根本进入不了美国市场。
在免税条款终止并叠加新关税之后，美非贸易将遭到毁灭性打击，有学者认为这说明美国在战略层面已经放弃了非洲。
韩国拥有三星、现代等顶级企业，在特朗普关心的半导体、造船等领域技术出色，而非洲完全入不了特朗普法眼，对非外交在他看来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在首尔三成洞一家炸鸡店，英伟达CEO黄仁勋、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喝交杯酒。
文章后半段，让我们以一个宏观视角来审视一下全球经济力量格局。
目前世界上有三个中心区域，分别是北美、东亚（中日韩+东盟）和欧洲，以全球眼光看，有点国内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感觉。
在2021前后，东亚的GDP已经追平了北美，拉开欧洲接近7万亿美元，但过去三年由于美国名义GDP飙升，使得北美再度占据优势地位。
2024年美国与中国的GDP分别达到29.18万亿美元和18.75万亿美元，远高于其他所有国家。
两强之外是德国（4.66万亿美元）和日本（4.03万亿美元），然后是潜力股印度（3.91万亿美元）。
再往后是英国（3.64万亿美元）、法国（3.16万亿美元）、意大利（2.37万亿美元）和加拿大（2.24万亿美元），至此G7成员也就齐了。
如果以班级排名来算，G7的名次相当于1、3、4、6、7、8、9，还是很可观的。
再往后是俩金砖国家——巴西（2.17万亿美元）、俄罗斯（2.16万亿美元），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朋友会把金砖组织当成G7的替代品。
再往后是韩国（1.87万亿美元）、墨西哥（1.87万亿美元）、澳大利亚（1.8万亿美元）、西班牙（1.72万亿美元）、印尼（1.4万亿美元）、土耳其（1.32万亿美元）、荷兰（1.23万亿美元）和沙特（1.09万亿美元）。
有智库机构做过统计分析，2020年以来的五年时间里，美国相较非美经济体的美元计价GDP优势迅速上升——前41大经济体中只有9个经济体占美国GDP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余全部下滑。
日本GDP占美国比例由2020年的23.76%降至13.8%、中国由67.65%降至64.24%（最高峰达到美国77%）、德国由18.37%降至15.96%、法国由12.64%降至10.83%、韩国由8.13%降至6.41%、巴西由8.7%降至7.44%……
只有印度、墨西哥、土耳其、波兰、阿根廷、爱尔兰、新加坡、越南和伊朗的GDP增速超越了美国。
到这里读者朋友就会有疑问了，印度、墨西哥、新加坡、越南的经济最近几年或许是不错，土耳其、阿根廷、伊朗也在“冉冉升起”吗？
这就不得不提名义GDP计算时的bug，它跟当前国家的物价水平息息相关，通胀越严重的国家名义GDP越高（暂不考虑真实汇率和官方汇率的差距）。
名义GDP本质上无法描绘实际的生活水平差异，因为相对于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较低，尤其是那些不能进行国际贸易的本地化服务，如餐饮、交通、家政、基础医疗等。
一般来说，较高的汇率有利于资本流动、金融投资和进口，但不利于维持出口优势；而扶持出口的政策则倾向于让汇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与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不同，美国的经济动力主要依靠自身消费力来推动，而非生产和出口货品。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少生产多消费”呢？这其中就有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因素在——金融霸权是霸权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回顾历史，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往往伴随着地缘政治剧变，正如英镑和美元分别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那样。
一战前，美国的GDP总量、人均GDP和工业产值均已超过英国，但英国仍然是金融霸权国，依靠国际金融垄断地位谋取超额利益。
特朗普意识到曾经的“英国困境”正在美国身上重演，试图改变美国人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挥霍懒散的习惯，同时竭力避免可能重伤美国金融霸权的大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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