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界和战略界习惯于将目前的国际形势同一战前做对比，特别是把“中-美”和“德-英”拿来比较（《跨越百年的争霸》）。

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形象笼罩着德国的公共生活，德国人对于英国的情感十分矛盾，既有恐惧、嫉妒，也有钦佩和模仿，偶尔还会不屑一顾。

这一时期，英国既是德国雄心勃勃的榜样，也是获得同等地位的主要障碍，德国人既有对自身取得成就的强烈自豪，也表现出对未来的忧虑。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双方一步步走向战争对抗的深渊。

1914年赶往前线的德国士兵，开始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冲突。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2012年出版过一本名作——《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作者通过对历史抽丝剥茧式的重建，得出与传统历史界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战爆发是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而非德国犯下的一桩罪行，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把枪，所有当事国决策者均为战争的“共谋”。

克拉克认为，引爆战争的直接当事方奥匈帝国其实是想要一场局部战争。

奥匈战争动员采取的是针对塞尔维亚的“B方案”，而非针对沙俄的“R方案”，期间奥匈向德国寻求支持，主要是为了吓阻沙俄介入。

而德国之所以站在奥匈一方，直接原因是判断沙俄不想要战争，军事恫吓会让莫斯科屈服，因此开出了“空头支票”。

不过从深层次讲，德国同意对奥匈帝国做无限制军事担保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军事同盟组建的过程中，德国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奥匈已经是其仅剩的可靠盟友，“空头支票”不得不开。

第二、德国军方认为，德俄军力对比趋势正在发生不利于德的变化，应在优势尚存时对俄打一场预防性战争。

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是一个古往今来引发密切关注的国际政治现象，指使用武力来延缓或阻止当下已经显现、日后可能更加危险的战略未来。近现代以来，像日俄战争、一战、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阿以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均属于预防性战争范畴，而中国底线思维即防止美国发动。

在一战主要参战国中，英国属于处境十分微妙的一个，直至最后一刻才决定参战。

英国参战的理由并非是德国入侵比利时或对防卫法国西北海岸线负有义务，而是基于国内政治和对欧洲均势的考虑。

在英国战略思维中，欧洲方向的主要威胁来自德国，世界范畴内的主要对手则是沙俄。

如果德奥获胜，英国不得不独自面对主宰欧洲大陆的德国；如果法俄获胜，英国将不得在印度、伊朗和地中海东部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沙俄。

因此，控制德、安抚俄，最符合英国安全利益。

不难体会，战争决策者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哪场危机会演变为真正的大战，他们只是在某种紧张氛围下贸然启动了军事机器，然后就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前进。

某种意义上讲，悲剧的种子是提前埋藏在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中，如：普遍夸大安全威胁，从最坏处揣摩对方意图，认为“时间不在自己一边”等等。

只要时机合适，便会绽开“战争之花”。

按照“一战剧本”做映射，心思机敏的读者朋友们很容易把奥匈与今天的俄罗斯给对应起来。

二十世纪初的奥匈帝国曾是欧洲第三大国，战争爆发前，其决策者低估了塞尔维亚的作战潜力，认为可以在一个月内摆平战斗——这与“特别军事行动”之初克里姆林宫的规划颇为相似。

之所以俄乌战争的剧本没有滑向一战，里面有这样几个关键制约因素：

1、俄罗斯核威慑做得很好。

“特别军事行动”前五天的2022年2月17日，俄罗斯启动核演习；战争爆发第三天的2月27日，俄战略火箭军进入特别战备值班。

在核威慑的阴影下，西方采取了“添油战术”，一步步升级对乌军援/干涉力度，不敢一步将俄罗斯逼得太紧。

2、乌克兰没有条约军事盟友。

一战打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沙俄参战（主要玩家下场对抗），而沙俄向奥匈帝国宣战的理由为“对塞尔维亚有保护责任”。

乌克兰与西方之间没有安全防卫条约，这给了欧美国家政策缓冲的空间。

3、作为关键第三方的中国十分谨慎。

无论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危机，中国都是“不在房间里的那头大象”。

只要中国军援其中一方，军事对抗态势就会显著升高；反之，美国则会认为局面仍可控。

换句话说，中国的态度可以相当程度上定义这几场危机的性质——局部战争or大国争霸战争，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介入力度——如果中方军援俄罗斯/伊朗，美国也会相应扩大干预力度，导致代理人战争升级。

一动不如一静，中国镇静平和的立场某种意义上是在帮助俄罗斯和伊朗。

新加坡巡回大使、前驻美大使陈庆珠认为，在应对佩洛西访台这种明显的挑衅性行为时，中国不得不反击，但仍采取了一种谨慎、深思熟虑的回应方式。

那中方的谨慎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压俄罗斯、伊朗或其他反美力量，从而实现“各个击破”呢？

并不是。

实际上，中国迄今没有跟随美国“起舞”，也明确表示不会跟美国“起舞”，但中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中国之所以顶住压力坚持同俄罗斯进行军民两用产品和能源贸易，其实就是在向美国展现一种政治立场——虽不愿意升级阵营对抗，但也不会坐视俄国战败。

此处插播一句，1949年以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教训，使得中方更喜欢灵活务实的伙伴关系，而非军事同盟。

尽管战略伙伴关系限制了合作的等级，但同时它也限制了阵营对抗带来的不必要成本（如：经济伙伴的选择，俄乌战争期间中欧经贸关系整体上受影响不大），同时避免与美国进行军事结盟竞赛。

回顾历史，尽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人类在道德上却并没有进步。

一战爆发前的1880至1910年代，欧洲曾经历过一轮经济合作分工浪潮，可这种合作没有改变人们狭隘的心理。

同样的道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也并未形成与之匹配的世界观，在没有坚固观念支撑的情况下，从超级全球化到超级民族主义仅一步之遥。

有台湾学者分析了特朗普政策：提升关税、美国制造与降低通胀是矛盾的，因为“美国制造”一定贵。

地缘政治是一个非常现实而残酷的游戏，归根结底，崛起大国需要思考清楚一件事——时间是否在自己一边。

如果崛起大国坚信时间在自己一边，那就一定会国际事务中采取克制、耐心的姿态；反之，则会变得更加强硬，试图抢一个战略窗口期。

另外，当我们以宏观视角去审视时不难发现，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是由于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迅猛发展，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美国衰落的感觉。

对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并未衰落。

真实的国际格局变化更像是美国逐渐拉开与欧洲、日本等传统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美国，中美同时拉开与其他地缘政治对手的距离。

即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有所下降，对南方国家号召力不如从前，但在西方阵营内部影响力则呈上升态势——特朗普目前正在把这种影响力“变现”。

山东舰开入维多利亚港。

西方有句谚语：Rearrange the deck chairs on the Titanic，直译是说“泰坦尼克号要沉没时，重新安排甲板上的椅子是没有意义的”。

套用到国际政治中，一旦地缘政治局势和保护主义情绪升温，经济发展、国际合作等议题都要被迫让步。

站在中方角度，未来一段时间将不得不探索一条兼具“底线思维”与“发展思维”的前进道路，这是一个渐进和摸索的过程。